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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後一個投降的軍人，小野田寬郎，投降時間1974年3月9日
(以下是維基百科資料)
1944年11月被派遣至菲律賓盧邦島擔任守備任務。美軍攻佔盧邦島後，與三名同僚躲入叢林中進行游擊戰，直到1974年3月10日才向菲律賓警方投降
1944年11月，小野田被派至菲律賓的盧邦島，此時日軍在太平洋的局勢已經岌岌可危。12月17日，第8師團的師團長橫山靜雄中將命令小野田率領部屬在島上展開游擊作戰，並對小野田說：
“玉碎（自殺）是什麼也幹不成的，我們現在暫時撤退，你們到山林裡進行游擊戰，三年或者五年之後，我們將會回來，你一定要堅持到我們回來。在這期間還剩下一個人的話，哪怕吃椰子果也要抵抗，絕對不能玉碎，明白了嗎 ”
1945年2月28日，美軍在盧邦島登陸，日軍大部分不是戰死便是投降。小野田與伍長島田莊一、上等兵小塚金七、一等兵赤津勇一三人一起逃入叢林，繼續頑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軍派遣日本降軍赴太平洋各島勸降，並空投大量的傳單。小野田認定這是美軍的計謀，絲毫不為所動。每天清晨，小野田都會帶著三名同胞爬上山崗，對著東昇的旭日敬禮。他們不斷地移動自己的位置，並偷竊當地居民的菜果、獵捕居民的家禽來充飢，喝河水、雨水解渴。他們甚至將保存曬乾的香蕉充當乾糧，以便維持一定的熱量。但是他們無法獵取太多的食物，因為槍聲會暴露他的戰鬥位置。大雨傾盆之時，他們用自己的身體護住步槍、地雷及炸藥，但他們得彼此警惕，儘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覺時因體溫過低而死亡。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小野田依然沒有忘記長官交付他的任務─「游擊戰」。每個月，他們都會襲擊軍車，槍殺司機，奪取物資；有時，他們也會出現在村落，射殺當地農民。
1949年，赤津受不了惡劣的環境與身心的煎熬脫隊，隔年6月向菲律賓警察「投降」，菲律賓與美軍因此掌握了潛伏中三人的身分。赤津在投降之後，也參與了勸降的行列；小野田等人依舊不為所動，每天早上依然爬上山頭，向旭日敬禮，等待援軍的到來。
1952年，菲律賓政府不斷地將小野田親人的家書以及日本當時的報紙散播在叢林之中，希望他們三人能夠早日投降。然而小野田始終認為這是美軍的計謀，因為他認為，如果日本真的投降，那他的長官谷口一定會告訴他「任務取消」。
1953年6月, 島田在一次行動中被當地漁民射傷大腿。雖然後來復原，但在隔年5月7日，島田在一次與菲律賓警方的衝突中被打死。
雖然小野田確實閱讀了勸降用的傳單、報紙與家書，但他自行編造出世界觀加以解釋，他認為「日本本土雖遭美軍佔領，但日軍仍在滿洲進行抗戰」，並相信援軍終將來到。他將韓戰解讀為滿洲日軍開始反擊，活動地附近美軍空軍基地越戰期間的頻繁飛機起降則是日軍重返南太平洋之故；勸降用的報紙上日本現代化的現況，更讓他相信變得富強的日本不可能戰敗。潛伏晚期小野田還會利用偷來的收音機收聽日本的賽馬比賽，與最後的戰友小塚猜測勝負以為消遣，並不如一般想像中的與世隔絕。
1972年10月，小野田在附近的村莊埋設了剩下的最後一枚地雷；因爲生銹，地雷沒有爆炸。
1972年10月9日，菲律賓警察部隊得到當地農民的報告，在盧邦島發現了兩個舊日本軍人在山崗上燒稻草。菲律賓警察部隊索特上士等三人連忙趕到現場，兩方爆發槍戰；結果小塚身中兩槍，其中一槍穿越心臟導致其當場斃命、身邊扔著保養良好的38式步槍，而小野田則逃入叢林。日本投降27年後，日本士兵的死亡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視。日本馬上派人到緬甸、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尋找藏在森林中的日軍士兵。並留下報紙、雜誌，還有小塚在日本的喪禮等消息給小野田。孤身一人的小野田仍決心繼續游擊九年。他甚至計劃以死突擊雷達基地。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叢林中遇到專程前來尋找他的日籍自由探險家鈴木紀夫。鈴木告訴小野田，戰爭真的已經結束了；但小野田堅持必須有谷口義美少佐的命令才願意投降，同時要親自將20餘年來保存良好的軍刀交給天皇。鈴木回國後，幾經波折，找到了谷口少佐，原來谷口已經改名並成了書商。並請谷口書寫一份要求小野田投降的命令。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接到了來到當地的谷口親自宣布的投降命令；隔天，已經52歲的小野田身著已經破爛的日本軍服，翻過整個山頭，來到了警察局，放下肩上的38式步槍，說：「我是陸軍少尉小野田寬郎，我奉上級的命令向你們投降。」
小野田在29年的戰鬥當中，一共造成了130名以上的菲律賓人死傷，除了少數軍人、警察外，還有大量平民，許多菲律賓人主張把小野田關進監獄，並繩之以法。但是，由於日本政府的斡旋，後來獲得了菲律賓獨裁者費迪南德·馬科斯的赦免，並允許已經52歲的小野田返回日本。
1974年3月12日，他與鈴木紀夫和谷口義美一起回到日本。
晚年
小野田回國後，拒絕接受日本政府給予他的100萬日圓補償金，後來他將這筆款項捐給了靖國神社。之後，他也婉拒了天皇召見，理由是「天皇陛下說不定會低著頭跟我說『對不起，辛苦你了』吧？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
在他生活幾十年來，他就一直活在1944年。縱使世界已經不斷的改變，他始終活在二次大戰的年代裡不能自拔。當他回到了現代世界的日本，面對社會的變遷時，他完全無法理解，特別對於日本新憲法中對於軍事行動的限制相當不滿，並且對戰後的日本社會相當不能適應；半年後，他移民至巴西定居，並經營農場有成。之後，他有感於時下日本年輕人好勇鬥狠，便以「為了祖國而希望培養出健全的日本國民」為號召，創立了「小野田自然塾」，於假期指導青少年野外求生技巧，經常往返日巴兩國。
小野田是個典型的受軍國主義教育的日本軍人，晚年他經常參與許多右翼組織舉辦的愛國主義活動。每每聽見日本軍歌時，他總是會激動地直流眼淚。當他接受無數次媒體的訪問，當他被問到如何看待上百名傷亡的無辜農民與破碎的家庭時，他堅決地認為，他身處於作戰之中，不必為這些平民的死亡負責。他一貫的口吻是，「軍人就是服從命令，在不違反國際法的狀況下，我沒有責任」。但是他在1996年捐出了1萬美金給曾經游擊29年的盧邦島的學校當獎學金。
菲律賓前第一夫人艾美黛·馬可斯回憶說：「我在小野田投降後不久同他談了話。他好長時間沒有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當我們告訴他戰爭早在1945年已經結束時，他都驚呆了。他問：『日本怎麼會敗？我幹嘛要像愛護嬰兒一樣愛護槍？』他坐在那裡，失聲痛哭。」
2014年1月16日，小野田於91歲時因肺炎引起心臟衰竭並發症於東京聖路加國際醫院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