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週刊前幾年收了紙本，二月底連網路也要關閉，全員遣散，香港人來台灣因為要隔離，所以他是利用影像跟員工道別。(如果可以跟不可能的任務那樣，講完就爆炸就更完美了。)
其實在周刊中後期，每隔一段時間都說要賣要收，賣給蔡旺旺，還有賣給一個香港人，聽到耳朵長繭，但這次是真的了。
前年，黎智英出新書《人生不是名利場》，新書座談會我跑去聽，會後舉手發問:「你都停了壹週刊，不相信紙本，你幹嘛坐在這裡拋頭露面呢？」但他四兩撥千金，指著台下出版社發行人說：「我在這裡拋頭露面是因為我朋友叫我來，我就來了。」但隨即又補充，他停了壹週刊紙本，但留著網路，因為覺得手機媒體還有無限可能。
但連這個也沒有了。
那個新書座談會是他和詹宏志的座談，某種程度，這兩個人是我的鄰居。鄰居，當然不是自己住陽明山或大安林森林公園旁邊，門牌跟大老闆比鄰，而是在雜誌寫天地任我行，他們的專欄在隔壁。想想當時左鄰右舍有駱以軍，袁瓊瓊，江春男…..更早一些有劉大任、董橋、張惠菁，All Stars一字排開真豪華 當時雜誌的鋪排是這樣，封面故事屍體加裸體，往來皆白丁，封底專欄書香茶香，談笑有鴻儒，文字的光芒萬丈裡藏著一整座西夏旅館或綠光往事。然而市儈與風雅並不牴觸，雜誌風格的矛盾和衝突即經營者性格裡的矛盾和衝突。
差不多壹週刊第一次轉賣給蔡衍明的時候，紙本變得越來越輕薄，專欄一個一個被腰斬，彷彿克莉絲蒂阿嘉莎的推理小說，鄰居們一個一個掛了，也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社方推出一波波優離方案，那個夏天，社長裴偉離開，大批大批的人馬離開，單薄的雜誌從後面翻來，老黎的事實與偏見，下來就是天地任我行。想想自己因為沒甚麼非走不可的理由，就留下來。
那個夏天，辦公室空蕩蕩得像暑休的教室。開檢討會的時候才三個人。一個人可以用三張桌子，一個放安全帽，一個放書包，一個寫稿。自己稿子寫完了，沒有人幫著看，就自己上傳按出版。那個夏天，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黃昏的時候，都會泡在頂樓游泳，游仰式，看內湖天際線一架架的飛機起落松山機場，看天色，由橘黃轉寶藍，轉墨黑。那個夏天，風雲飄搖之際，老黎在專欄寫一些人生要感恩，神愛世人的文章，想想主事者這樣消極，待著也沒什麼意思，夏天即將結束，自己逆著湄公河，從龍波邦到清孔當畢業旅行，回台北之後，也就掰掰了。
老黎的專欄我是拿來揣摩上意用的，再度集結成冊，本來以為還像前面幾本，都是茶水間公告的合訂本，無非馬雲一類勝者為王的經營幹話大全，可新書大抵是合著近年香港時局，和自己媒體帝國的烏雲罩頂，機關算計的生意人發現人生不若前半段的鴻運，多了更深刻的反思和沉澱。故而說人生不是名利場。
新書分兩個段落，往事追憶和針貶時事，文章從他文革時期偷渡九龍寫起，「幾十人蹲坐着擠在滲滿海水和嘔吐物的艙底十多小時，暈船的混亂中我連鞋都丟了。嚮往的這個地方我赤足踏在燙熱的沙地上，感覺多真實，真實多漂亮。我是從一個沒有真實的地方來的，那地方把仇恨當成是愛。在上岸的海灘我拾起一枚貝殼，彷彿拾起了自己的命運。」
他寫文革童年作黑市買賣，寫自己讀英文，紐約賣成衣，寫自己起高樓，宴賓客，清晰的時間軸線一路讀來，要當大亨小傳來看也不是不可以（或者周潤發大陸偷渡香港被梅艷芳改造成富豪的《公子多情》更為適切），後來發達了，寫一碗京都的鰻魚飯，寫自己買古董，講字畫的段落，恍惚的剎那我以為讀的是董橋的散文。
原來他文字這樣好，文字樸素有味道，擺在薄薄的雜誌還看不大出來，非得要變成了書冊，重新編輯了，賦予新的創意，才有了重量。但他都停了雜誌，出書幹嘛呢，故而會場上，我舉手問：「你都停了壹週刊，不相信紙本，你幹嘛坐在這裡拋頭露面呢？」
他四兩撥千金，指著台下出版社發行人說：「我在這裡拋頭露面是因為我朋友叫我來，我就來了。」但隨即又補充，他停了壹週刊紙本，但留著網路，因為覺得手機媒體還有無限可能。
但不管他心目中的的可能性為何，手機上用聲光娛樂演義新聞的大未來大概也沒有文字的發展空間了。他的文字很好，座談也很精彩，詹宏志與他對談，有點煮酒論英雄的味道，然而那書和活動在蘋果日報只是一則只有6571點閱率的網路新聞，注定淹沒在一堆有孔無榫的即時新聞裡。
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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