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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移民嗎？」——真正的答案，在這裏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有非常複雜的答案。在過去十年，每次都想長篇大論的答，總是被斷章取義。也難怪，本來在太平盛世，稍具思考型答案已經顯得很離地，但在此情此景的新香港，朋輩間，坦白說，沒有人不在想這問題。但與此同時，也沒有人不在尋找「是」與「非」之外的答案。
因為，大家經過過去一年，都成長了。都知道香港的出路，只有在重重矛盾、悖論、衝突中，跌跌撞撞地尋找。
我真心的答案是：this is not a question。非黑即白的「移民」概念，早已在冷戰結束時，已一併終結，正如中美就算出現新冷戰，也不會有一道圍牆，而是全新型態、互為表裏的衝突。不少人提起「移民」，往往有出於情緒的反應，就是因為假定了一種either / or 的對立。
從前，或許是的。但現在，還是嗎？
我們不妨先梳理提起「移民」，往往出現的對立式dichotomized情緒：
1A. 假如移居別處，就等於放棄我城，促進換血，這是不負責任。
1B. 假如留守我城，但君子不立危牆，連累人犧牲得毫無價值，同樣不負責任。
2A. 假如移到他方，天天圍爐取暖，只會成為蝗蟲，成為別人的排外對象。
2B. 假如移到他方，成了由內至外的美國人、英國人，豈非數典忘祖。
3A. 假如離開香港，沒有了熟悉的土地承載，再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3B. 假如留在香港，換血急速進行，社會大手術，同樣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4A. 假如到了海外，找不到和現有待遇同級的工作，就是二等公民，代表無能。
4B. 假如到了海外，只靠私人儲蓄過世，那是階級特權，是為自私……
「移民」的偽對立：住這裏Vs住那裏，融合Vs排外，上流Vs下流
凡此種種，一堆負能量。但這些對立，從來都是偽對立來的。
1. 在過去一年運動，明顯有大量工作，都是海外香港人積極參與的：捐款，文宣，後勤，乃至專門回來，反映他們始終心繫香港，港人對他們，不應有事鍾無艷；某程度上，國安法甚至也是要專門打擊他們，從現在通緝美籍港人Samuel Chu，即可見一斑。同理，生活在香港的不少人，其實早已「精神移民」，只在乎物質層，卻也不見得可以有何貢獻，則大可無事夏迎春。在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有不少工作，即使不談政治，也100%肯定海外比香港適合，例如教育、文化、藝術、創作、創科等，都必須無邊界的創作力，才能成功；而通過互聯網和社區網絡，即使身處海外，影響也依然能輻射本地，甚至更能輻射本地。
就像疫情期間的教學，甚至香港、紐約還是剛果，又有何分別？而且對成長中的孩子而言，不少家長都覺得此刻的香港，不可能是理想地方：只要問有多少表面上支持政府的「藍絲」，讓孩子在非海外學校、非國際學校、非直資、非IB的本地學校接受教育，就是最好的指標。但另一類工作，卻是必須在地才能見效，例如社工、醫護、工程、本土經濟等，他們令香港人活得體面、尊嚴，同樣有時代選中的機遇。台灣民進黨創黨時的金主們，大都在戒嚴時代白手起家，對台灣自然有貢獻；猶太人保存血脈的大腦，二戰時都在美國，自然也對手足有貢獻。貢獻不在身在何方，而在心在何方。
2. 假如「移民」的定義，就是昔日的唐人街，時光停滯，與外界隔絕，連當地語言文化也不懂，自然非常糟糕，也值得被排斥；等而下之的酷愛炫富，乃至反客為主影響當地核心價值，更是大忌。至於昔日不少二、三代移民，以和母體割裂為榮，滿口比本地人更造作的口音，同樣叫人吃不消。但香港人難道沒有其他選擇？全球化時代出現後，不少到了海外的香港人，都奉行「engagement」策略，一方面積極融入當地圈子，另一方面在當地建立的社會資本，能對香港有幫助，例如進入當地經濟高端層，或把香港文化融入當地、自成fusion，都是功德無量，兩者兼顧得如魚得水，因為認同從來不是排他性的。這完全不涉及政治，但也是「國際線」的真諦。同一道理，留在香港的，同樣可以建構本地國際網絡，單是一間重慶大廈，就是由下而上國際線的寶庫。
3. 甚麼是「香港身份認同」，自然每人都有不同定義。林鄭月娥、李柱銘、梁天琦的定義，就全不一樣，但都會存在，就算是2020年的林鄭月娥，也不會說自己不是香港人吧。所以無論怎樣定義，香港身份認同從來都是外向型的，是很有效的大熔爐，信奉的是公平競爭、相信法治但靈活變通、專業精神而超然政治、東西文化共融、不依靠被規劃而相信由下而上，屬於典型的港口身份：例如梁天琦、羅冠聰也是新移民港人，南亞裔Jeffrey Andrews是土生土長港人，猶太人盛智文也是歸化港人。假如說離開了香港，就再也沒有身份認同，那怎解釋在過去一年，不少海外港人二代、甚至不懂地道廣東話，就像剛談及的美籍港人Samuel Chu，也完全被connected？特別是互聯網時代，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昔日理論，顛覆了上世紀對地緣政治的想像，本身就是一種加速劑。且看今天香港青年認為與英國同齡港人屬同一社群，還是感覺隔壁藍絲長老更似同一屋簷下？
4. 說到海外的生活、工作，這從來不應使用香港的同一基準：人不應該為了生存，而是為了生活。在這層面，處於不同崗位的香港人，完全可以發揮2+2=5的作用。香港人的資產相當豐厚，能力也高，人均GDP接近五萬美元，甚至高於不少人的移民目標德國、加拿大、日本；總GDP的規模，也可比愛爾蘭、馬來西亞、以色列，而且還未計算海外港人在內。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人毋需大規模聚居在某一地方，也可以結成互助經濟體：英國港人可以支持住在台灣的黃秋生拍電影；台灣港人可以建立網上教室教美國港人中文；美國港人可以請被打壓失去工作的本地港人當freelance designers、editors；本地港人則可以從英國網購當地港人製作的日用品……李嘉誠在英國建「香港城」，固然是由上而下的例子；無數可以出現的虛擬香港村，則是由下而上的例子。香港百年前起家之時，華商全球網絡的匯款，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讓香港成為一體兩面、內外合一的概念，日本濱下武志教授對此有詳細研究。百年前，未有現代科技，尚且如此，何況2020年後的世界？
這些，自然都是理念層面的討論。重點，還是如何執行。
真正的「移民」，其實是減少任何單一依賴的一個「Package」
十年前，我就真心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無論今天廣義的黃、藍，都應該有一個足以在全球生活的package。無論是最本土、還是最建制的人，萬一到了萬不得已之時想離開，都不應該受限。建制派有一個觀察是對的：不少vocal的本土派輿論領袖，都不在香港。不願離開時，也應該擁有實力。這對人對己、大局小局，都有好處。這個package，不是由純粹物質的check list組成的，而是由能力主導的check list 組成的：
1. 我們需要有被其他地方接受的能力。這不一定等同外國護照，可以是一種後備身份（例如擴權後的BNO），可以是一種聯繫身份（持外國護照的家人讓你離開），可以是一種能力身份（擁有其他地方高認受的專業資格），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身份（外地朋友願意和有能力在必要時協助離開）。對香港人而言，這是不少人想到「移民」時真正所指的：對現狀感到不安，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希望馬上走，這在黃、藍營當中，都非常普遍。
2.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開工的能力。這不等於高薪厚職，甚至恰恰相反：在未來slashers世代，任何工作反正都保障不了終生收入、也再沒有到死的長糧這回事，真正能保障生活的，再不是擔驚受怕地保住一份工，但到了退休還是繼續擔驚受怕，而是要有到死也能開源的能力。很多人不敢發聲、犧牲一生的自由，不外出於這種恐懼，因為很擔心沒有走出comfort zone的能力。
至於這能力是甚麼，總會與時並進，更重要的，還是「學習的能力」。我們常對新一代說：能夠好好與人溝通（須知陪月、幼稚園老師才是最難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與持不同語言者溝通（例如瑞士人那樣有四種語言），與電腦溝通（例如掌握編程語言、能隨手寫網頁和app等），基本上，就可以保障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無論現在是否依靠單一僱主，我們都必須有第二、第三收入，可以是某種嗜好，可以是某種投資，而且應該是geographically friendly。到了要走要留，地域就不是限制。
3.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適應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在過去十年，常推廣的「文化智商」（CQ），一方面了解國際關係宏觀的基本倫理，另一方面要在最「落地」的日常生活，培養多元品味，例如兼容咖啡與烏龍茶、印度電影與台灣文藝片、Rap與古典樂等，那樣到了任何地方，都不會成為異鄉人。而這能力和我們珍愛本土文化和生活，從來不是對立的。即使足不出戶在香港，只要有能力，也足以建立personalized的獨家國際網絡，這可以圍繞你的興趣（例如電競）、技能（例如投資）、研究（例如找到愛好哥德式建築的全球同路人）、工作產生，到頭來，才容易在不同地方都有接頭人，讓網絡和現實世界虛實相間。至於出國留學、working holiday，除了增值，也是獲取上述網絡和能力的理想中介。
海內外香港人，不分黃藍，也是命運共同體
只要香港人、特別是中生代和新生代，能做到上述各點，兄弟爬山，各自選擇，自然不應再有「移不移民」這疑問。目前有大約150-200萬港人和後代散居海外和中國內地，單是主張加拿大的60多萬香港人、已比在沙田的香港人多，香港人已經是一個散居全球的命運共同體。今天藍黃高度對立，其實除了20%酷愛天天鬥爭的深藍無可救藥，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思維都是很一致的，在共同體內部，到了海外，反而大可以拋開政治分歧，就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反而變成buddy，因為他們有共生能力。例如不少（表面上的）藍營商人，捐了很多資源支持香港（大多是黃營的）新一代創業、學習，這種資源流動，屬自然發生的默契，這就是真正的香港；現在很多僱主也在讓資金、公司先移到海外，也製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予香港下一代。我們面對大時代，應該改變停留在數十年前「是否移民」的過時思維，內外合一，這才是香港人生存下去的最大憑藉。
在過去十多年，每次被訪問，都有記者問我「是否移民」。其實，我心裡明白，他們只期望最簡單的答案。而作為國際關係學者和近年的創業者，我大多時間，都不在香港。於是，有人以為我在新加坡，有人以為我在台灣，有人以為我在葡萄牙，有人以為我在英國，有人以為我在美國。其實，我全都在，one way or another，因為我成長以來，就是如此追求，也許是預視了全球大趨勢如此，也許是預視了狹義香港的出路如此，也許是futures studies和國際關係令我不能自拔。
至於未來，作為父母，讓下一代在這樣的香港接受教育，無疑是不負責任的，因此一定會讓她們到海外讀書，也會花多些時間和她們一起，但除非有不能入境的一天，否則斷不會改變保留香港為根據地之一，而且無論在香港、還是海外，適逢亂世，都應該開拓更多業務。朋友們，即使以往不理解，難道到了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還不理解嗎？身體力行讓香港人有落地的國際視野，無論身在何方，一直都是我的崗位，過往如是，未來也如是。
但願我們不會成為最後一代香港人。
經濟一週，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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