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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台商揭露真相】蔡高德,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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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高德60年的生意經歷,他笑稱能寫上20本書。已經80歲的他,老當益壯不受中共坑騙而受挫。回到台灣依舊經營他的跨國企業,他說沒有第一就不要做,生意要做就得做到最好!他也從不向銀行貸款,資金雄厚可見一斑。
蔡高德把中共欺騙台商的面具給揭穿出來,希望讓更多對中共還存有幻想及期待的台商,能早日覺醒,不要重蹈覆轍。因有很多台商一但失敗,是傾家蕩產一振不起的。
蔡高德表示,中共欺善怕惡,受害的台商就要站出來控訴,別以為中共很強大就怕它,這將被中共吞食踐踏。蔡還說,台灣政府除了兩蔣真正反共外,後面三位總統對中共都不夠強硬,有的不了解中共,提不出好的應對之策,有的甚至以為它很強大,想靠它,這是很嚴重的迷失。
蔡高德說,中共耍流氓,對任何控訴不僅裝看不到,還裝聾作啞,換句話說,它都不痛不癢,對付這種政權,最好的辦法就是「拿石頭砸它」,它就有感了。
蔡高德還說,中國只要共產黨還存在,就千萬不可到中國去投資。因共產制度不講法、不講道理,簡直是強盜。他說,有一次匯款到中國某家銀行去,結果該銀行竟然不讓他領錢,他質問為什麼?對方竟然說:我們是共產國家,錢是國家的,你匯進來就是國家的,所以不能私人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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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更多貴人的最好方法,就是當更多人的貴人 ❞
在中國大陸,由於沒有民主與法治的基礎,權力與地位是決定事情成敗的關鍵。許多人想,既然是個十足的人治社會,只要打通最高層級官員的人脈,事業就能萬無一失了。但真是如此嗎?
台商蔡高德的故事告訴我們,當中共高官也吃定你的時候,更讓人措手不及。
蔡高德是一位成功的商人,90年代事業遍及台灣、香港、東南亞、日本及美國,產業價值達億元美金。蔡高德透露,目前光在台灣的事業,每年所得稅就高達2千萬台幣。
這樣一位成功的商人,十幾年前在中國卻有著慘痛的失敗經驗,以至於他十幾年來都不敢再踏上中國的土地。而這失敗的經驗,竟是在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和6個部長的背書下造成的!
成功的企業家 「國光獎章」得獎者
一般到中國投資的台商,通常是對台灣投資環境失望或已無生存之道,才萌發西進的念頭。但蔡高德董事長卻有別於其他台商,他是叱吒企業界,做了60年生意的企業家,也是國光獎章的發明得獎者。
蔡高德先生,今年80歲,高雄市三民區人,父親是傳統接骨師,從小家境優裕,生活環境很好,20歲即開始學習經商。
蔡高德的專業技術在電機方面,包括電子、自控、馬達等方面,近20年更投入LED照明設備研究,在LED照明散熱設計展現創意,讓LED燈自然空氣對流散熱專利技術解構產品散熱瓶頸。
LED燈散熱領域的突破,是推動節能趨勢的一大助力。其優異的技術更榮獲台灣發明協會頒發國光獎肯定。
擁有60年創業資歷的蔡高德,是上櫃公司力致原始股東,也是國內DRAM散熱模組廠亞毅精密公司重要創始股東,並是包括PCB大廠展通電子公司等多家國際公司創辦人,目前是建和豐科技公司董事長,年輕時在世界各地曾同時經營管理10家公司,是產業界大老。
年輕時,蔡高德的母親告訴過他:沒錢可清閒點,錢多了就會忙死人,等你將來有錢,你就會知道。現在蔡高德終於體會出他母親當年那句話的真義了。蔡高德投入商旅60年的歲月,確實讓他感受到忙碌不僅是經營事業本身,還有許多社會責任問題,必須去付出、協調處理。
中共六個部長陪吃飯 面子夠大
具國際市場觀的蔡高德,1955年,二十幾歲的他,就到香港做生意,並在泰國投資設廠,1962年又在美國投資設廠。很快的,他的事業版圖橫跨東南亞、美國、日本等國家。蔡高德也因此學會了廣東話、英語、日語等多種語言。
1990年,就在蔡高德的事業在世界各國穩定發展時,中國大陸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派人到美國邀請他到大陸投資。
1991年,蔡高德率領一個由台灣政府與民間組成的航空工業考察團,赴美考察,旅美華僑楊小燕從紐約、王石勇從台北,同時飛到波士頓與他會面,一同說服他去中國投資。
王石勇是蔣介石母親王太夫人的親戚,楊小燕是王石勇的舅媽,而王石勇與蔡高德當時是朋友,後來變成投資中國的事業夥伴。楊小燕與她的丈夫都是喜歡打橋牌的高手,因打橋牌的關係而成了鄧小平的朋友,因此認識了很多中國高層領導。
不久,蔡高德在楊小燕的陪同下去了北京,認識了很多高官,也備受禮遇。例如,當時經貿部副部長李嵐清,後來當到國務院副總理,還宴請了蔡高德三次,當時是希望與蔡高德合作做煤礦和鋼鐵的生意,但因價錢的關係沒有談成。
在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丁關根書記也請了蔡高德與楊小燕吃飯,當時還找了一些官員作陪。丁關根當時還兼了很多職務,權力當然在李嵐清之上,中央政治局是中國權力最高機構,武力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中央政治局做的決定,連總書記趙紫陽都阻止不了,可見他的權力之大了。
在丁關根宴會中,蔡高德提出生產25cc小引擎的動力自行車,他當時想,如果能做成這個產品,那真會大發利市!因為中國有13億人啊,說市場有多大就有多大!
這個意見立刻引起丁委員的興趣,他說:「對!對!對!騎自行車常會出一身汗,尤其是冬天,容易感冒。」
蔡高德當時馬上接著問:「你說的話算不算數?你們准許我生產助力自行車?」丁委員笑著說:「當然算數!這裡有6個部長陪你吃飯耶,怎麼能說話不算數呢!何況這還是我們國家『八五計畫』(8項5年計畫)的其中一個項目。」
批准生產銷售自行車 卻不准上路
「八五計畫」!如果屬實,那是國家經濟建設發展重點,中共當局必然會全力支持。蔡高德心裡這麼想,但還是不放心。為此,蔡高德特別去見了電子機械工業部部長何光遠,何部長證實這個項目就是國家建設「八五計劃」中的一個項目,他也說一個開發中的國家,要邁向已開發國家,交通工具是一個重要配備。
當時何光遠要他把工廠設在北京,因為已經有很多生產事業設在上海。1992年,北京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正式批准蔡高德成立北京詮通機械有限公司,成為生產與銷售助力自行車的台商獨資企業。
排氣量低於25cc,汙染小的助力自行車,經過2年的研發終於製造出來,不僅通過國家環保標準,也拿到中國的專利權。
1993年一個展覽會中,當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還特別鼓勵蔡高德說:「中國真的非常需要低汙染、高效率的產品,好好的幹,如果遇到任何困難,告訴我,我一定會幫你解決。」蔡高德心想有這麼多靠山,都這麼支持他,不會有問題的。尤其有中國最高領導江澤民的特別關照,應該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自信滿滿的蔡高德,至1993年已經投資1千萬美金,相當於新台幣4億元,蓋了2千多坪的廠房,安裝了大大小小近5百套設備,重金聘請十幾位高級工程師,一切準備就緒,眼看就要大展鴻圖時,問題來了,生產出來的助力自行車卻拿不到牌照,無法上路。你說離譜不離譜,批准生產,批准銷售,卻不准在路上行駛。
不准在路上行駛!那表示根本就不會有人買,這太荒謬了吧!蔡高德趕快去找那些承諾幫忙的高官及政府單位解決問題。
可是,不是手機不通,就是領導都在開會,總之誰也見不著。總書記江澤民曾經說過,有困難可以直接找他,因此,蔡高德前後寫了3封信給江澤民總書記,卻都石沉大海,毫無音訊。
只有給北京賈慶林市長的陳情信有一點回應,賈慶林現在已升官為全國政協主席,他在蔡高德的陳情書上親筆批示:「請台辦向蔡先生做些解釋,北京市並不宜推廣電動助力車。」
也就是說,要北京市台辦的人出面解釋,至於北京市為何不適合發展助力自行車,卻沒有交代;是一開始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就沒有搞清楚自己的政策?還是後來政策有所改變?而因此造成台商的損失,政府是否應該補償?通通沒有交代。
投資鋼鐵與遊樂場 同樣悲劇收場
1千萬美金的投資,台幣4億元耶!現在才說不適合,一個解釋就算了嗎?國家應該要負責賠償才對呀!竟然有關單位,全部不吭不響!真的讓人想不通!中國政府高層不是保證沒問題嗎?
到處碰壁後,蔡高德無計可施,為了養活員工,當時中國缺鋼鐵,就聽了一些人的建議,進了一批廢鋼來賣,結果政府只准在北京賣,不准銷北京以外地方,而北京根本沒有市場,不用說當然是賠慘了。
後來又投資遊樂場,也賠了2百萬美金,最後痛定思痛決定退出中國市場,因此辭退員工,將廠房交給他的司機看管;沒想到司機高慶華騙了保管公司印鑑的香港經理,取走印鑑,霸占蔡高德北京全部產業,香港經理對自己的疏忽造成公司的嚴重損失愧疚不已,最後想不開自殺了。
但蔡高德並沒有提出告訴,因為他諮詢了北京大學法律系的6位教授,這6位法律專家都勸蔡高德不要提出告訴。蔡高德回憶一位中國法律系教授跟他說:「你告沒有用,中國的法沒有人管的!」
蔡高德回到台灣十幾年,至今,一步也不敢再踏上中國土地。
蔡高德說,中國各級官員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招商引資,先打包票的承諾,騙來投 資再說。1978年鄧小平實施經濟開放政策以來,招商引資,成了各級官員最主要的任務。招商引資的績效便成了論功行賞的依據;為了吸引外資,各種手段技倆 都可以使出來,即使做不到的事都敢答應,把你騙來再說,因此造成投資失敗,他們卻完全不負責任!
蔡高德無奈地說,在大陸靠什麼關係都沒用的,當時最高領導江澤民的特別關照,還有6個部長的承諾,到鄧小平家可以自由進出,辦公室還設在釣魚台賓館。此外,當時的中共黨報,更是吹捧讚揚蔡高德的 技術如何先進,對祖國有多大的貢獻,如此不一般的規格,到最後通通沒用。這就是中共的本質!
中共有三個主義 想獨吞就現原形
蔡高德說,中共有3個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輪番上演。招商時運用民族主義喊話;發生問題時動用社會主義處罰;想獨吞你的資產時,就現原形用暴力搶奪的共產主義,沒有人搞得過中共。蔡高德憤慨且無奈地說。
不 過蔡高德也說,只要認清中共邪惡的本質,它沒什麼了不起的,它一貫的技倆就是借刀殺人,中共借美國人殺歐洲人、借歐洲人殺美國人、借日本人殺台灣人;台灣 不該被中共利用,中共的野心是占領全世界。中共不怕其他各國,就只怕台灣,因為台灣人最了解中共。它怕台灣,但又要害台灣,因只要把台灣害破產了,中共就有利可圖。
2012年2月16日,在中國大陸嚴重迫害人權的北京市長郭金龍以「北京文化週」之名率團500人抵台進行文化統戰工作。
台灣團結聯盟立委黃文玲、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陪同在北京市受害的蔡高德召開記者會,蔡控訴北京市政府騙他投資1千萬美金血本無歸,他在北京市四環的140市畝(約2萬8千坪)土地也被侵占。
蔡高德呼籲北京政府不要再誘害優秀的台商去中國投資了,他說,中共只想要騙台商的技術和錢而已,手段殘忍,有求於台商的時候就把台商當皇帝一樣看待,目的達到了就把台商害到甚至家破人亡的地步,蔡高德要中國政府拿出良心來!
蔡高德也警告馬政府,現在中國大陸人都笑台灣人要靠中國,台灣人失去尊嚴,在中國成為三等公民,希望政府要多用點心照顧台商,因台商到中國投資都是拋家棄子。
黃文玲說,從蔡高德的案例看來,北京市政府是典型的「騙術集團」,先是以市政府的名義發執照給台商生產製造小馬達兩用腳踏車,等蔡高德投資1千萬美金生產出來腳踏車,北京市政府竟然不准發執照,等於腳踏車完全不能在北京使用,導致蔡高德血本無歸。另外,蔡高德在北京市近3萬坪的土地被霸占10餘年,損失慘重。
投資中國受迫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表示,北京市長來到台灣,就要給一個解釋。為何北京市招商,招商完了不負責任,害台商所有的生產設備全部變成廢鐵?
中共欺善怕惡 台灣政府不夠強硬
高為邦強調,中共掠奪台商就是國家政策,現在中國大陸又在台灣進行招商,祭出各種優惠條件,不怕你占盡便宜,只要你進去,最後就是死路一條,現在看似成功的案例沒有到最後誰也不知道,因為「中共真正下手的時候,台商是毫無抵抗力的」。
蔡高德60年的生意經歷,他笑稱能寫上20本書。已經80歲的他,老當益壯不受中共坑騙而受挫。回到台灣依舊經營他的跨國企業,他說沒有第一就不要做,生意要做就得做到最好!他也從不向銀行貸款,資金雄厚可見一斑。
蔡高德把中共欺騙台商的面具給揭穿出來,希望讓更多對中共還存有幻想及期待的台商,能早日覺醒,不要重蹈覆轍。因有很多台商一但失敗,是傾家蕩產一振不起的。
蔡高德表示,中共欺善怕惡,受害的台商就要站出來控訴,別以為中共很強大就怕它,這將被中共吞食踐踏。蔡還說,台灣政府除了兩蔣真正反共外,後面三位總統對中共都不夠強硬,有的不了解中共,提不出好的應對之策,有的甚至以為它很強大,想靠它,這是很嚴重的迷失。
蔡高德說,中共耍流氓,對任何控訴不僅裝看不到,還裝聾作啞,換句話說,它都不痛不癢,對付這種政權,最好的辦法就是「拿石頭砸它」,它就有感了。
蔡高德還說,中國只要共產黨還存在,就千萬不可到中國去投資。因共產制度不講法、不講道理,簡直是強盜。他說,有一次匯款到中國某家銀行去,結果該銀行竟然不讓他領錢,他質問為什麼?對方竟然說:我們是共產國家,錢是國家的,你匯進來就是國家的,所以不能私人拿走。
這是什麼國家?蔡高德說,許多台灣人對中共認識不清,中共可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他說,他在香港經商時,那時還是毛澤東時代,曾有一次親眼見到從大陸運來一櫃一櫃的冰庫,打開來全是屍體,他嚇得問旁邊的人:這麼多屍體是做啥用的?人家告訴他:那是要轉賣給外國做解剖實驗用的。
中國人不是很重視往生者的屍體要入土為安嗎?哪來這麼多屍體?原來毛澤東時代,歷經大饑荒及各種大屠殺,有幾千萬人死於無藏身之地。
蔡高德,人如其名,雖然擁有龐大的企業,雄厚的財富,但是行善始終不落人後。據他說,每年要花幾百萬元做公益事業,幫助貧困孩童就學或協助收埋貧窮的往生者等等。也許蔡高德投資不用貸款,在大陸虧損了4億(現在價值超過台幣30億),產業仍能屹立不搖,是蔡高德一家長期積德行善的結果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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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興廢鐵價 在 Facebook 八卦
戴資穎在東京住小飯店的照片被媒體拿出來說事(那個房間拿著一枚銅板對空氣刮一刮似乎都可以刮出尼古丁來),朝鮮經貿文化情報 網站PO出平壤西山飯店的照片,稱國際選手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競賽,一律都住在西山飯店。『西山飯店鄰近青春大街與各體育場館,近年才重新翻修,設備一流舒適,是朝鮮目前三間特一級酒店的其中一間。任何一位為國爭光的體育選手,都該受到國家最好的照顧與對待。』
此時PO出這樣的照片,不免有補刀的意味,但那飯店看著看著很眼熟,然後突然在心裡啊了一聲,那個飯店我住過,還寫過飯店開箱文!!!
《樂園》
飯店是荒山裡唯一的建築。入夜後,三十層樓高的氣派大樓於暗地裡綻放金色光輝,鬼魅得如一則《聊齋》。而飯店也真的叫做西山,《西山一窟鬼》的西山,當然,那與馮夢龍的鬼故事無關,純粹只是它坐落西山山頭,因而得名。西山飯店建於1989年,當年乃為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參與者提供食宿而建,五百個房間的建築乍看方正,然而內部動線曲折而蜿蜒,2010、2011、2013、2014,沿途數來連號房間,拐彎,又跳回2001。走廊不開燈,得摸黑找到牆上面板,打開照明,一盞燈點亮一盞燈,找到回房間的路。
要說西山飯店不文明也太武斷,房間裡除朝鮮電視台,也可收看央視和鳳凰台,打開電視,溫瑞凡雨中抱著小姨子,通姦者喃喃自語,像咒語又像催眠:「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今時今日電視可以看《犀利人妻》,攜帶手機和筆電入境也可以,唯獨裡頭不能裝載南韓影視節目。手機上網,可以,但行前說明會聽聞領隊說五天1G流量需三百塊美金,只得嚥下口水,心想五天不上網,當網路勒戒算了。然而洗澡時動念尋思:「手機沒有訊號如廢鐵,加上護照、台胞證都扣在導遊手上,萬一出了事,我在這個城市不就徹底消失了?」正這樣想,頭上日光燈光閃了一下,刷一聲停電,黑暗追上來了。
我在平壤的第三夜。
事情是這樣的:年假期間,參加六天五夜的北朝鮮旅行團,團員加領隊僅僅十一個人的迷你旅行團,卻配置了兩個導遊,普通話說得極好的金小姐和申先生。男女搭配,當然不可能是為了幹活不累,而是相互監督,嚴防對方說出不利於國家的言論。兩人連日帶我們參觀凱旋門、萬壽台銅像、南浦水壩、人民大學習堂、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國際友誼展覽館、妙香山等景點,一棟又一棟花崗岩建築,全是彎彎曲曲的動線,到後來看了什麼都搞混在一塊了。
參觀少年宮是下午發生的事,趁著記憶還新鮮,在手機上寫下種種見聞:源自蘇聯,共產國家兒童課後才藝中心,號稱三萬坪空間,一千個房間,至多可以容納五千名孩子在這裡跳舞唱歌和畫畫。自妙香山回到平壤,抵達少年宮已是傍晚,金小姐催促著得抓緊時間參觀,天黑了,外面這麼冷,該讓小朋友回家啦。簡直是房仲帶著看屋似的,這個房間打開,一群打著紅領巾的小朋友圍著石膏像素描;下一個房間打開,兒童交響樂團大鳴大放演奏著華格納《女武神》;再一個房間打開,如同打開音樂盒,十來名芭蕾舞者歡快地跳起舞,小舞者甩頭踢腿,咧嘴笑容,動作複製著動作,笑容複製著笑容,舞者也複製著舞者。沒有個別的我,只有我們。
房間,房間,始終是房間。這個房間打開,有孩子唱歌跳舞,那個房間打開,是萬邦朝貢的禮物,中國國家領導人送來象牙、俄羅斯總統送來黑熊標本,非洲某小國國王送來的刺繡……國際上被孤立的國家需要這樣一棟友誼展覽館證明他們有多受歡迎。房間複製著房間,導覽複製著導覽,解說像咒語又像催眠:「這個少年宮(圖書館、禮品館),原定三年(五年、十年)完成,但軍民感念金日成主席(金正日將軍,金正恩元帥),軍民上下一心,不眠不休地趕工,不到一年時間就完成了。建築裡有一千個房間(三千、五千),可以展示三千萬本書(十萬種武器、一百萬種禮物),全部看完要十天(一個月,一年)」,括弧可以填上任何的景點,觀光客只需要走進房間,把自己放進括弧裡,拍照,填空,然後離開。括弧的房間是花崗岩打造,冰寒如冰箱,打開是明亮豐饒的幸福生活,關起門則是永恆的黑暗。
我們在彎曲的走廊裡兜兜轉轉,迎面走來一個小小芭蕾舞者,往洗手間的方向走去。小女孩臉上沒有剛剛在房間裡看到的快樂笑容,只是低著頭,快步通過。陸續參觀了幾個房間,然而更多沒有打開的房間裡是什麼?可會是《平壤水族館》、《我們最幸福》裡脫北者對大饑荒不堪回首的回憶?北朝鮮1948年建國後,仰賴蘇聯援助的特惠糧食度日,91年蘇聯解體,老大哥自顧不暇,又逢1995年水患,天災加上人禍,等於四年饑荒。饑荒是無法直呼其名的佛地魔,官方報紙不肯面對現實,略略提到國家有狀況,號召民眾像金日成當年率領抗日遊擊隊在滿洲同日本軍隊鬥爭一樣,進行一次「苦難的行軍」。此後,「苦難的行軍」變成饑荒代名詞。由於鎖國,學者們從不同的文獻交叉比對,死亡人數從二十四萬至三百萬眾說紛紜。
彼時,百姓以松樹樹皮磨成細粉取代麵粉,從農村動物的排泄物中挑出未被消化的玉米粒果腹。當年任教於幼稚園的脫北者美蘭說,孩子沒法帶午餐上課,上課時總趴在桌上睡覺,臉頰貼緊木桌,她扶起孩子的臉,孩子腫脹的眼皮緊閉著,頭髮散落在她手上,摸起來粗糙而脆弱。孩子隔天就沒來上課,永遠地消失,也沒人有力氣問為什麼,「1990年代的北韓,為了生存下去,人們必須狠下心不跟別人分享食物。為了不讓自己發瘋,必須假裝漠不關心。」饑荒開始的時候,美蘭班上有五十個學生,三年後,只剩下十五個。
脫北者宋太太說,兒子因營養不良住院,醫生寫了一張盤尼西林處方箋,當她到市場時才發現藥價高達五十圓朝鮮幣,相當於一公斤的玉米的價格,在盤尼西林和玉米之間,宋太太選擇了玉米,她活下來了,餘生活在內疚中。災難結束了嗎?網路上讀到2013年北韓有男人殺子果腹的消息,內容農場新聞真假難辨,桌上熱騰騰的飯菜堵住了我們要說出口的疑惑。餐桌上,有人蔘雞,有平壤冷麵,有玉米煎餅,一桌人吃得眉開眼笑,說此處口味清淡,不油不辣,適合台灣人。席間有少女歌舞表演助興,唱〈阿里郎〉,牆上懸掛著金日成和金正日肖像,微笑看著這一切。
金氏父子的笑容無所不在,笑容在餐廳、地鐵、少年宮高高懸掛的肖像上,笑容在萬壽台廣場銅像臉上,銅像建於1972年,金日成主席六十大壽之際。抵達平壤第一件事即是到萬壽台獻花和鞠躬,金小姐說:「金日成主席是國家的父親,黨是媽媽,我們都是北朝鮮的孩子,遠行的男女出門或歸來都要來此秉告爸爸。曾經有一名外國記者在這裡看到一個小男孩鞠躬,就問男孩這銅像多重啊?欸,也沒人教這個小男孩,但他就說,北朝鮮全體上下把熱愛主席的心臟挖出來的總和就是銅像的重量。」金小姐說到激動處,嗓子都啞了,簡直都快哭出來了。
景點複製著景點,導覽複製著導覽,這一天,遊覽車繞過了萬壽台(每天早上都會繞到這裡來,無一天例外!!!),然後開往板門店。我們被帶去參觀共同警備區、參觀韓戰停戰談判簽字的地方,也去看了絕筆紀念碑。金小姐這次真的是哭出來了:「1994年7月8日凌晨兩點,金日成主席在毫無病徵之下突然辭世,當夜,他還在挑燈批改一份與南朝鮮進行統一會談的文件,閱畢後還在文件後簽上自己的文字和日期,真正是你們普通話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為了感念主席的偉大,國家特別在這裡立碑,紀念碑上的阿拉伯數字1994.7.7,就是我們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的親筆簽名,也是千古絕筆。」
行程第一天參觀了萬景台金日成誕生的農舍,最後一天參觀絕筆紀念碑,1912.4.15~1994.7.8,六天五夜走完金日成八十二年的人生,也算有始有終。然而在君父的城邦,時間並非自耶穌誕生那年算起,北朝鮮在金日成那年創世紀,雖然農舍整治得也挺像耶穌誕生的伯利恆馬槽。西元1912年等於主體1年,主體106年2月3日,我們從板門店回到平壤,行程即將結束,金小姐在遊覽車上嚷著好可惜:「這次沒有玩到牡丹峰的凱旋青年公園,那裡面有海盜船、雲霄飛車、還可以看猴子騎單車,那個公園號稱是北朝鮮迪士尼,可好玩了,但天意要各位嘉賓下次再來玩。」
遊覽車窗望出去,層層疊疊的大樓,乾淨的街道,交通女警美貌得可以去參加少女時代……眼睛看的是風景,耳朵聽的是金小姐的解說:孩子課後學芭蕾學小提琴都不用錢,國家栽培到大學畢業。這棟大樓是給藝術家住的,那棟大樓是給退休老師住的,那一整棟大樓是等南北韓統一,給南朝鮮同胞住的。沒玩到北朝鮮迪士尼其實也沒什麼好可惜的,這個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巨型遊樂場,共產主義的主題樂園。
數天前,鑽進了平壤地鐵站,我的確在心裡哇了一聲。世界陡然一亮,巴洛克挑高穹頂,七彩雕花玻璃吊燈,牆上巨型金日成主席接受萬民擁戴的巨型壁畫似乎要用光了這個國家所有的水彩顏料,壁畫上每個人的笑容那樣鮮豔,那樣快樂。從「復興站」坐往「榮光站」,又是另外田園牧歌的風景,小小的電車來來去去,簡直是迪士尼小小世界。榮光站下一站是什麼?因為禁止前往,我們並不知道。
何嘗不想趁夜溜出去一探究竟?然飯店是荒山裡唯一的建築,最後一夜,綻放著金色光輝的三十層樓高跟前夜一樣刷一聲斷了電,黑暗外面還是更大的黑暗,什麼也看不到,也沒什麼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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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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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怨氣散怖 人人裯悵
交不出的租金 長年留守於暗角 為了那幾百呎來打仗
Repeat C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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