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
昨天下午4時,所有通往機場的交通停頓。我從東涌站開始徒步往機場,有熱心人士指點:「走路大概一小時」。起步時有點迷失找不到路,很快就看到人潮就跟着走,最有趣的是,人潮是向我相反方向走的。而且越走越多人,最初估計是幾百,後來變逾千。跟隨他們的記者們跟我解釋:「他們是潮水式的走,走近機場,聽聞警察清場,又走回來路,來來回回的,堵塞交通」。
想起圍城那句話:「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我作為一個記者,拼命想到達機場,然而真正的現場,原來在通往機場的公路上。
示威者築起路障,放在5公里的機場路上,也可以看到大量私家車塞在中間,司機都是嚮應運動,慢駛堵塞交通。
老東涌人發短訊過來:「東涌其實是最危險的地方」,走在路上,就會明白。通往機場只一條路,離開也只這條路。和市區其他衝突現場比較,這裡開揚得像一片沙漠,沒有小巷橫街商場提供逃路。這群人,走進來,明知有可能被一網成擒。
越走,人潮越擠,男女老幼,有帶着小摺椅坐在馬路邊的婆婆、有穿着絲質長裙的女子、有中年夫妻來。走過天橋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震天。這裡是不毛之地,喊起來,只有自己聽到,自我壯膽。是甚麼,讓這班人出來?肯定831太子站警察進入車廂揮棍事件有影響。不少人告訴我,徹夜難眠。心中的怒氣,讓他們沒再想太多,又再走出來。
混在其中,有拖着巨型行李的澳洲旅客,有從歐洲飛了十幾小時回港的香港教授,有拖着大包小包的外傭,有在機場下班的食店員工,有穿高跟鞋的空中小姐,也有制服筆挺的飛機師,人人都拖着行李艱苦前行。有人讚揚示威者有禮貎,即使自己受苦也體諒,但也有人臉色很難看,對示威者行動不表示認同,只肯吐出「唔想講,唉」的回應。
那幅畫面超現實,氣氛奇異,空曠的公路上,在三號風球下刮起了陣陣怪風,層次分明的雨雲壓頂,千人步行,各有籌謀。越走近機場,可聽到隆隆的飛機聲傳來,舉頭可見雪白的機肚,飛機依然在升降。我經常出外旅行公幹,從沒從這個角度,看過熟悉的機場。
下午5時許,黑衣人遊走的公路旁,一個鐵絲網之隔,清楚見到20輛警車移動,百計防暴警下車列陣。黑衣人看着警察,也沒有說甚麼。有人安撫:「他們在裡面,幹不了甚麼。」
然而十分鐘之後,第一批防暴警察就出現在公路,向前推進,他們先行清掃路障。黑衣人群聞風已經後退,然而兩個戴口罩的少年,依依不捨,上前拍攝,擔當哨兵的角色。一對中年男女勸喻他們:「快點走吧,別被警察看到。」
後退的少年,告訴我:「東涌在抓人」。這消息後來證實是誤傳,但當我徒步回到東涌,百計人龍已經在東涌碼頭排隊。同一時間手機傳來消息。「因為東涌港鐵站的設施被破壞,東涌鐵路站封站」。雖然封港鐵站不是未發生過,但這消息,這天影響異常巨大,如同噩耗。
東涌位處偏遠離島,距離市區廿多公里,鐵路停駛,意味千計示威者,滯留孤島。我記得是晚上6時,天開始黑,頭上看到一架盤旋的直升機。直升機是令人感到心寒的事情。就是一天之前,港島才第一次出現在示威區不斷盤旋的直升機,警方在金鐘清場行動前,一直有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很可能是高空觀察示威者移動路線,部署下一波行動。警方有大量資源,示威者只有路面的哨兵,人傳人告訴他們的「手足」如何撤退。
直升機出現,預言着警方正收集情報,部署行動。千計示威者,無處可逃。有人說,不如爬山,大東山,是香港其中一座最高的山。有人說,走往水鄉大澳,也有人上了大澳的巴士,發現大澳已沒船離開,有人轉巴士往梅窩。
15歲的AMY,終於登上了通往中環的快速船上,以為鬆了一氣,距離泊岸20分鐘。船上有人大嗌:「中環碼頭有防暴警察呀!」小女孩回憶到,當時她害怕得渾身打冷顫。
「我一直在運動中站得很後,這一次我才知道,原來我也有機會被捕。」船上的人不斷商討如何應對,在手機刪掉通訊軟件程式,構思如何向查問警員解釋到梅窩的原因,到洗手間換掉衣服,連一件她和一位好同學一起購買的心愛「情侶款式」黑衣服也逼不得已放棄,其他人又把口罩等防護裝備丟掉在船上。(後來警方也把垃圾袋拿走)。
船泊岸後,AMY被警察放行,她說,警察只是檢查年輕男子的行李,被抄下身份證也被拍攝樣子,但過程對她來說,頗驚嚇。
陸路呢,又是另一個驚心動魄的過程。風球下,大風夾雜大雨,有人竟決定徒步走上高速公路,行路回市區。這不僅是體能上的挑戰,更嚴峻的問題是,公路只有一條,進出均此一途,警察可以在公路上大舉拘捕。早陣子,我就曾在觀塘和黃大仙目睹過防暴警進入公路,穿插奔走於移動的汽車之間,並在車隙之間追捕示威者,司機們也看傻了眼。
如今大批人士如此走上公路,只要警方決定如此法拘捕,示威者也沒有躲避之處。然而不知道是否因為公路異常擠塞,還是有其他原因,讓警察打消這個念頭。(警車也要考慮到場和離開的情況?)
晚上8時,我決定離開東涌,剛下起大雨,我聽聞還有極少量巴士復開,但我先嘗試找義載車子。我找了一會,終於在一個迴旋處看到幾架車子,第一架車是男司機,我再看看第二架車,看到司機是個女的。今天早上,特意從台灣來港採訪運動的記者很好奇的問我:「你怎樣找到義載?」我答:「眼神」。
那位女司機的眼神,在大雨中與我遇上。我當時穿着記者的反光衣,她搖下車窗問,要車嗎?我答,要,只要把我送到市區就可以。我坐在司機位旁。談兩句,十分投契,沒想過,這個偶遇如此美好,原來女司機就住在我的隔壁。
女司機說,這個晚上她塞了一個小時的車,出來「接仔放學」(義載),等了好久,也沒人上車。始終掌握不到把車駛到那裡才找到需要的人。後來我和她在大雨中的巴士站,再接了另一個記者,和幾個陌生人,就這樣,離開東涌。
沒想過,本來短短二十分鐘的車程,一塞就塞了三小時。整個北大嶼山公路,因為有人徒步行走,因為有巴士要調動,因為港鐵關站,塞得水洩不動,車龍像螞蟻一像慢慢蠕動。我看到旁邊的巴士塞滿人,站或坐在玻璃門上打瞌睡;有塞滿行李箱的機場巴士,可憐的旅客們,有些是老年人,也塞在這條公路上。
有一些奇異的畫面,公路上有像牌坊的指示路牌,距離地面非常之高。竟然也有人爬上去留下塗鴉。有人在港珠澳大橋的指示牌的「珠海、澳門」的前後塗上了「光復、革命」的字眼。
時間一分一秒過,幻想中的警察大抓捕沒有發生,反而是一幕一幕感人畫面。義載車隊前仆後繼來接人離開東涌,有人笑說是港版「Dunkirk鄧寇克大撤退」。當時我立即告訴身旁的義載女司機,她不明白,原來她沒有看過這套電影,也不熟歐洲二戰歷史。
女司機原來已經是兩子的媽媽,子女仍然年幼,未夠十歲。是甚麼讓這個媽媽於晚上丟下子女,一個人開車出來接陌生人回家。她淡淡然說,子女由丈夫看顧,而且星期一要上學,已經睡覺了。她有點自信地說:「我開車技巧不錯嘛」。她解釋到,整場運動,她自己沒膽子上前線,開車接送年輕人安全回家是她可以做到的事。「我一生人也沒有做過類似的事,這陣子全做了。」
有美國記者千辛萬苦找到另一部的士從機場回市區,最後埋單計數800元,天價的士交易,昨天在北大嶼山出現了一宗又一宗。我坐了這程車,安全、舒服、而且完全免費。然而這不是錢可是買得到。下車的時候,女司機溫馨地問大家,塞了三小時,要不要去洗手間?要不要吃一點東西?車內各人都感激不盡,表示沒有需要。
整程車,我很不好意思,採訪了整天,我嗅到自己身上發出的酸臭汗味。而女司機的車子,簇新的皮沙化,讓我們這群陌生人登上她的車,護送我們足足三個小時,一點怨氣也沒有。香港人,在這個夏天展現出來的面貎,一次又一次讓人刮目相看。
警察查身份證原因 在 譚蕙芸 Facebook 八卦
[當光亮成為一種罪名]
30歲的許先生,是一名打扮入時的青年人,髮型修剪得起伏有致,左耳綴了幾只耳環,這天他穿了簇新的白恤衫,結上幼身黑色領呔。
晚上8時開始,他在銅鑼灣商業區向義工領了一支長條型的白蠟燭,連着黑色的阻風紙杯,點起了的蠟燭慢慢燃燒,他緩緩走近維多利亞公園方向,就在對面馬路給警察截停。此時,蠟燭燒了一半,紙杯內盛滿了燭淚。
圍在他身邊的警察,最高峰時有十來個,他背靠商店外牆,前面全是警察的身軀。警察跟他說,必須要吹熄蠟燭,他問為何?警察指,點起的蠟燭就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
他用手扇蠟燭,蠟燭沒有熄滅。警察說,現在批准你脫下口罩吹熄蠟燭,糾纏了一會,他無奈依從。許先生被搜身及查身份證,「我又沒有任何犯罪紀錄,第一次被截查就給了六四。我甘心情願,為了前人的付出。」
這位追上潮流的青年坦言,以往很少參加六四集會,但這一次讓他心情激動,因為一年多沒有機會參加任何集會或遊行了。剛被警察釋放的他,接受記者訪問時,拿着白蠟燭的左手腕不住顫抖,左手手腕皮膚上可見紋身,這名強壯的男子,額頭的冷汗不住流下來,滴到地上。
許先生坦言,被截查時感到難受,「你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瀰漫着恐懼和焦慮,他們要打壓我們,這個社會肯定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所有事都往錯的方向走。」一個大男孩,一身結實肌肉,難掩被警察截查的驚恐:「我沒想過,點一支蠟燭也要那麼多的勇氣。」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恫嚇行動。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30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去年被政府反對,仍有大量市民成功進場,警方後來拘捕了具知名度的社運領袖亦已把他們收監。今年六四,港府再以「疫情」為由限制市民集會,但由於公共衛生相關罰則主要為罰款,故此警方亦在橫額及廣播中提及,違反者還會被拘以公安條例相關的非法集結罪名,違者可以判處監禁。
32周年的六四集會,第一年迎來空蕩蕩的球場,康文署開了大光燈,把場內照得燈火通明,海量的軍裝警察,駐守園內每個角落,園外的銅鑼灣,甚至全香港,總共派出共7千警力。銅鑼灣可謂每十步就會遇到警察。有到來的市民,在關起了的鐵閘外,拍攝空洞洞的球場。
三十二年,維園球場第一次空空如也。以往燭海佔據了多少個球場的畫面不復再。球場內,除了警察,還是只有警察。
官方事先放消息,指今晚若有人黑色衣服到維園燃起蠟燭可能被拘捕。那個法網拉得有多大得多大。今天大家起牀,支聯會副主席,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因為曾公開表示今晚會以個人名義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已經被捕。幾天前,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亦被政府指控沒有申請展覽相關的娛樂牌照而宣佈閉館。
兩個穿黑裙拿着蠟燭的三十歲女孩,一直圍着維園外步行,其中一人說:「就是要看看他們(政府)的恐懼去到那裡。」
整個晚上,大家都用不同方法表達抗爭或悼念的情緒。高調的人穿了一身黑衣,拿了白花來;到了晚上,燃點了實體蠟燭的人,頂多可以在維園以外蹓躂。有人在地上以蠟燭砌成六四字樣,砌好後,趕緊離開,此地不宜久留。
維園內,大面積地被警方以鐵欄柵和膠帶封鎖着。維園裡的遊人仍在進行各種康樂活動,網球場、草地滾球場、游泳池內仍有人在做運動,兒童遊樂場也有孩子在攀爬嘻笑。只是當有跑步的人亮着手機燈,或拿着微型的電子蠟燭在跑,你會知道,誰是同路人。
在偏僻的角落,一個公廁旁邊,一位58歲的婦人「小雲」,穿了帶花紋的黑衣,拿着一本漫畫書在閱讀。晚上七時許,天漸黑,她把一支小型電子蠟燭放在椅子上,本來,她用雜物遮掩着蠟燭,夜一點,她見經過的警察人數減少,才敢把蠟燭放在較當眼處。
小雲向我解釋,她整天的「詳盡計劃」:住在九龍的她,下午2時許便坐巴士過海。「幸好我出門夠早,後來警察把多條過海隧道也設立檢查站,大塞車呀。」她先到中央圖書館借了一本和中醫有關的漫畫書,再到維園繞了幾圈。「我要看廁所,出入口在那裡,有甚麼事也可以逃走。」
她還特別挑了一個公園座椅,上面有篷頂,以免下大雨她仍可以堅持留守。「我好想個天下大雨,下大雨警察人數應該會減少。」只是來維園點支蠟燭都要做那麼多思前想後的計劃?「借本書是要裝作在這裡坐是看書,我打開手機燈,也是因為看書照明作用。唉,現在連穿黑色衣服都心驚膽顫。」
小雲說,對於她這種年紀的人,六四正值她的年青歲月,印像深刻,八號風球集會她至今仍記得,當年六四的新聞報導都保留了,成為家中珍藏的錄影帶。「佢今年話唔比,更加要出來,支聯會那麼多領袖也被捕,好傷,好傷我們這批中年人的心。」
小雲頸上掛着一枚純銀十字架,她是虔誠基督教徒,曾回中國內地探訪,知道內地教友只能低調運作,說句話都要小心,否則有後果。小雲不禁慨嘆:「現在香港感覺好似身在內地咁。樣樣嘢要靜雞雞做,低調啲一個人咁做。」她說,預先告訴親友她來維園,並定時報平安。「嘩,維園啲出口,『成隊兵』擺哂係度。」
支聯會以往被諷刺為奉行「大中華情意結」,亦即是視中國與香港為「同胞」,香港人會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小雲坦言,欣賞已故領袖司徒華的愛國情操,亦自然地形容自己始終心繫「祖國」:「我係中國人,都想國家富強,唔只係經濟富強,都想人民有分辯是非之心,有良心。」
小雲知道,每一次出來可能都是最後一次:「我以為等到今日才去參觀六四紀念館,怎知道太遲,已經被政府以奇怪的原因關掉了。唉,原來行動遲一兩日就太遲。所以今日一定要出來,怎知道明年是否連坐在這張椅都不可能?」
另一個伯伯,76歲的黃先生,在維園外合十,向着球場方向鞠躬致以悼念,他也懷有這種「大中華情意結」。
黃伯視中港人民「同為中國人」,他說,以為這麼多年,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到香港人有需要時,期望中國內地的人民會發聲。但2019年他接觸一些內地人,對方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不支持,令他十分難受。
黃伯嘆道:「我來了維園近30次,除了3年有事沒有來,通通都有來。最記得2013年下傾盤大雨,有個八十幾歲的阿婆說要打傘遮着我,我說不用了。」但黃伯仍時堅持六四要悼念,他說,每年參加集會時,心情都沈重,「好似想喊但又喊唔出。 」
對於今天警察於清晨拘捕鄒幸彤,黃伯義憤填膺:「佢好高學歷,好可惜」。鄒幸彤現為大律師,曾在劍橋大學修讀理科。對於港府以疫情原因不准集會,黃伯說:「我好少講粗口,但都忍不住要說,這個政府是無恥的,甚麼防疫通通是借口。我不樂觀,支聯會早晚會被取締,香港玩完了,以後只能在心裡悼念。」我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我個仔叫我唔好去銅鑼灣,但我堅持要出來。」
究竟這天晚上的紅線是甚麼?點蠟燭、開着手機燈、還是拿着電子蠟燭?依我觀察,在維園以外的街道,規管沒那麼緊。有人穿黑衣點爉蠟遊街,不喊口號不停留聚眾還可以遊走;但若你在晚上八時或以後進入維園,在維園的主幹道上,受到的規範又更嚴苛。
小雲一個中年女士在維園暗角點着電子蠟燭,巡經的警員都沒特別干擾。但一名穿運動裝的男士,手持電子蠟燭跑步,就被警察要求要關掉電子蠟燭。警員亦沒禮貌,語帶輕佻,嘲諷市民借故跑步實際參加悼念集會:「你跑了很多次了,繼續跑吖?」
有一隊中年夫婦,也開啟着手機燈圍着維園外競步走。太太忍不住邊走邊呢喃:「哎,冇自由、失自由⋯⋯參加咗三十幾年的集會,點解搞成咁?香港點解搞成咁?連開個燈都唔得?」他曾經禮貌地跟警員理論,她引述有警員勸喻,悼念在別處可以,但維園開了個小燈,就引其他人來,又成為集會,「我地就要做嘢」。
晚上9時半,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附近的入口,有一名白恤衫警員清楚指出界線在那裡,他拿着擴音器大聲跟路過市民說:「現在是警方的警告,如果你的手機燈開啟了,或者手持電子蠟燭,請你立即關掉,因為以上動作已經干犯了『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警方會將你地拘捕。」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都從來沒有出現過,開啟了的手機燈,會成為一項罪名。
大量市民從遠處行過,警員大聲吼叫:「你呀你呀!白衫果位男士!你開着手機燈,即刻熄咗佢!你呀你呀!十個人一齊開手機燈,睇到你啦!」連外籍人士開手機燈都不能被倖免。不少市民嘗試理論,就被拉到一邊進行截查,查袋查身份証。
那粒比手指甲更細小的手機燈光,在黑夜的銅鑼灣像星星一閃一閃,不需多言,就有相知的共鳴。2021年6月4日,那一點手機燈泡發出的星光,承載着香港人對32年前遠在北京的亡魂的一點悼念。今時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勇氣,就是穿黑衣,走上街,點亮手機的小燈,燃亮一顆堅持良知的心。
警察查身份證原因 在 蔡依橙的閱讀筆記 Facebook 八卦
「女司機原來已經是兩子的媽媽,子女仍然年幼,未夠十歲。是甚麼讓這個媽媽於晚上丟下子女,一個人開車出來接陌生人回家。
她淡淡然說,子女由丈夫看顧,而且星期一要上學,已經睡覺了。她有點自信地說:「我開車技巧不錯嘛」。
她解釋到,整場運動,她自己沒膽子上前線,開車接送年輕人安全回家是她可以做到的事。「我一生人也沒有做過類似的事,這陣子全做了。」
有美國記者千辛萬苦找到另一部的士從機場回市區,最後埋單計數800元,天價的士交易,昨天在北大嶼山出現了一宗又一宗。
我坐了這程車,安全、舒服、而且完全免費。然而這不是錢可是買得到。下車的時候,女司機溫馨地問大家,塞了三小時,要不要去洗手間?要不要吃一點東西?車內各人都感激不盡,表示沒有需要。
整程車,我很不好意思,採訪了整天,我嗅到自己身上發出的酸臭汗味。而女司機的車子,簇新的皮沙化,讓我們這群陌生人登上她的車,護送我們足足三個小時,一點怨氣也沒有。香港人,在這個夏天展現出來的面貎,一次又一次讓人刮目相看。」
[圍城]
昨天下午4時,所有通往機場的交通停頓。我從東涌站開始徒步往機場,有熱心人士指點:「走路大概一小時」。起步時有點迷失找不到路,很快就看到人潮就跟着走,最有趣的是,人潮是向我相反方向走的。而且越走越多人,最初估計是幾百,後來變逾千。跟隨他們的記者們跟我解釋:「他們是潮水式的走,走近機場,聽聞警察清場,又走回來路,來來回回的,堵塞交通」。
想起圍城那句話:「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裡的人想逃出來。」我作為一個記者,拼命想到達機場,然而真正的現場,原來在通往機場的公路上。
示威者築起路障,放在5公里的機場路上,也可以看到大量私家車塞在中間,司機都是嚮應運動,慢駛堵塞交通。
老東涌人發短訊過來:「東涌其實是最危險的地方」,走在路上,就會明白。通往機場只一條路,離開也只這條路。和市區其他衝突現場比較,這裡開揚得像一片沙漠,沒有小巷橫街商場提供逃路。這群人,走進來,明知有可能被一網成擒。
越走,人潮越擠,男女老幼,有帶着小摺椅坐在馬路邊的婆婆、有穿着絲質長裙的女子、有中年夫妻來。走過天橋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震天。這裡是不毛之地,喊起來,只有自己聽到,自我壯膽。是甚麼,讓這班人出來?肯定831太子站警察進入車廂揮棍事件有影響。不少人告訴我,徹夜難眠。心中的怒氣,讓他們沒再想太多,又再走出來。
混在其中,有拖着巨型行李的澳洲旅客,有從歐洲飛了十幾小時回港的香港教授,有拖着大包小包的外傭,有在機場下班的食店員工,有穿高跟鞋的空中小姐,也有制服筆挺的飛機師,人人都拖着行李艱苦前行。有人讚揚示威者有禮貎,即使自己受苦也體諒,但也有人臉色很難看,對示威者行動不表示認同,只肯吐出「唔想講,唉」的回應。
那幅畫面超現實,氣氛奇異,空曠的公路上,在三號風球下刮起了陣陣怪風,層次分明的雨雲壓頂,千人步行,各有籌謀。越走近機場,可聽到隆隆的飛機聲傳來,舉頭可見雪白的機肚,飛機依然在升降。我經常出外旅行公幹,從沒從這個角度,看過熟悉的機場。
下午5時許,黑衣人遊走的公路旁,一個鐵絲網之隔,清楚見到20輛警車移動,百計防暴警下車列陣。黑衣人看着警察,也沒有說甚麼。有人安撫:「他們在裡面,幹不了甚麼。」
然而十分鐘之後,第一批防暴警察就出現在公路,向前推進,他們先行清掃路障。黑衣人群聞風已經後退,然而兩個戴口罩的少年,依依不捨,上前拍攝,擔當哨兵的角色。一對中年男女勸喻他們:「快點走吧,別被警察看到。」
後退的少年,告訴我:「東涌在抓人」。這消息後來證實是誤傳,但當我徒步回到東涌,百計人龍已經在東涌碼頭排隊。同一時間手機傳來消息。「因為東涌港鐵站的設施被破壞,東涌鐵路站封站」。雖然封港鐵站不是未發生過,但這消息,這天影響異常巨大,如同噩耗。
東涌位處偏遠離島,距離市區廿多公里,鐵路停駛,意味千計示威者,滯留孤島。我記得是晚上6時,天開始黑,頭上看到一架盤旋的直升機。直升機是令人感到心寒的事情。就是一天之前,港島才第一次出現在示威區不斷盤旋的直升機,警方在金鐘清場行動前,一直有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很可能是高空觀察示威者移動路線,部署下一波行動。警方有大量資源,示威者只有路面的哨兵,人傳人告訴他們的「手足」如何撤退。
直升機出現,預言着警方正收集情報,部署行動。千計示威者,無處可逃。有人說,不如爬山,大東山,是香港其中一座最高的山。有人說,走往水鄉大澳,也有人上了大澳的巴士,發現大澳已沒船離開,有人轉巴士往梅窩。
15歲的AMY,終於登上了通往中環的快速船上,以為鬆了一氣,距離泊岸20分鐘。船上有人大嗌:「中環碼頭有防暴警察呀!」小女孩回憶到,當時她害怕得渾身打冷顫。
「我一直在運動中站得很後,這一次我才知道,原來我也有機會被捕。」船上的人不斷商討如何應對,在手機刪掉通訊軟件程式,構思如何向查問警員解釋到梅窩的原因,到洗手間換掉衣服,連一件她和一位好同學一起購買的心愛「情侶款式」黑衣服也逼不得已放棄,其他人又把口罩等防護裝備丟掉在船上。(後來警方也把垃圾袋拿走)。
船泊岸後,AMY被警察放行,她說,警察只是檢查年輕男子的行李,被抄下身份證也被拍攝樣子,但過程對她來說,頗驚嚇。
陸路呢,又是另一個驚心動魄的過程。風球下,大風夾雜大雨,有人竟決定徒步走上高速公路,行路回市區。這不僅是體能上的挑戰,更嚴峻的問題是,公路只有一條,進出均此一途,警察可以在公路上大舉拘捕。早陣子,我就曾在觀塘和黃大仙目睹過防暴警進入公路,穿插奔走於移動的汽車之間,並在車隙之間追捕示威者,司機們也看傻了眼。
如今大批人士如此走上公路,只要警方決定如此法拘捕,示威者也沒有躲避之處。然而不知道是否因為公路異常擠塞,還是有其他原因,讓警察打消這個念頭。(警車也要考慮到場和離開的情況?)
晚上8時,我決定離開東涌,剛下起大雨,我聽聞還有極少量巴士復開,但我先嘗試找義載車子。我找了一會,終於在一個迴旋處看到幾架車子,第一架車是男司機,我再看看第二架車,看到司機是個女的。今天早上,特意從台灣來港採訪運動的記者很好奇的問我:「你怎樣找到義載?」我答:「眼神」。
那位女司機的眼神,在大雨中與我遇上。我當時穿着記者的反光衣,她搖下車窗問,要車嗎?我答,要,只要把我送到市區就可以。我坐在司機位旁。談兩句,十分投契,沒想過,這個偶遇如此美好,原來女司機就住在我的隔壁。
女司機說,這個晚上她塞了一個小時的車,出來「接仔放學」(義載),等了好久,也沒人上車。始終掌握不到把車駛到那裡才找到需要的人。後來我和她在大雨中的巴士站,再接了另一個記者,和幾個陌生人,就這樣,離開東涌。
沒想過,本來短短二十分鐘的車程,一塞就塞了三小時。整個北大嶼山公路,因為有人徒步行走,因為有巴士要調動,因為港鐵關站,塞得水洩不動,車龍像螞蟻一像慢慢蠕動。我看到旁邊的巴士塞滿人,站或坐在玻璃門上打瞌睡;有塞滿行李箱的機場巴士,可憐的旅客們,有些是老年人,也塞在這條公路上。
有一些奇異的畫面,公路上有像牌坊的指示路牌,距離地面非常之高。竟然也有人爬上去留下塗鴉。有人在港珠澳大橋的指示牌的「珠海、澳門」的前後塗上了「光復、革命」的字眼。
時間一分一秒過,幻想中的警察大抓捕沒有發生,反而是一幕一幕感人畫面。義載車隊前仆後繼來接人離開東涌,有人笑說是港版「Dunkirk鄧寇克大撤退」。當時我立即告訴身旁的義載女司機,她不明白,原來她沒有看過這套電影,也不熟歐洲二戰歷史。
女司機原來已經是兩子的媽媽,子女仍然年幼,未夠十歲。是甚麼讓這個媽媽於晚上丟下子女,一個人開車出來接陌生人回家。她淡淡然說,子女由丈夫看顧,而且星期一要上學,已經睡覺了。她有點自信地說:「我開車技巧不錯嘛」。她解釋到,整場運動,她自己沒膽子上前線,開車接送年輕人安全回家是她可以做到的事。「我一生人也沒有做過類似的事,這陣子全做了。」
有美國記者千辛萬苦找到另一部的士從機場回市區,最後埋單計數800元,天價的士交易,昨天在北大嶼山出現了一宗又一宗。我坐了這程車,安全、舒服、而且完全免費。然而這不是錢可是買得到。下車的時候,女司機溫馨地問大家,塞了三小時,要不要去洗手間?要不要吃一點東西?車內各人都感激不盡,表示沒有需要。
整程車,我很不好意思,採訪了整天,我嗅到自己身上發出的酸臭汗味。而女司機的車子,簇新的皮沙化,讓我們這群陌生人登上她的車,護送我們足足三個小時,一點怨氣也沒有。香港人,在這個夏天展現出來的面貎,一次又一次讓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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