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補充一下關於1989年《悲情城市》這個故事。文長慎入。
當年侯導演拍完,可是冒著可能會被關的風險。因為當時剛解嚴沒多久,大家都不知道政府會對這樣討論到禁忌題目的電影會發生啥事情。當年如何前往威尼斯參加威尼斯影展,都是可以媲美《亞果出任務》。(註)
所幸,這片當年在威尼斯影展拿了大獎,團隊士氣大振,這不但是台灣電影史上頭一回在國際三大影展拿最大獎,這部片背後象徵的討論國民政府當年如何懲罰異己,以及本省人又如何迫害外省人都有描述。
這片來得太巧妙,當年票房很轟動,雖然很多人還是會說,看不懂,看到睡著,但大家都買了一張票,進去看我們不願面對的歷史。
過了30年,我們才等到另一部電影《返校》。這或許是一種巧合,居然剛好隔了30年。但人事物都變化太大。黨國中心準則轉了180度,當年信奉乖乖不出聲,人家政府就不會來找你碴的人,目前多半處於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會說那句:「過去就忘了不是很好嗎?」如今聽起來格外刺耳反諷。
青年世代則看清了世代間的不正義與剝奪,他們才是真正看清此刻政局的雪亮明眼者。全世界各國都一樣,從太陽花、茉莉花、雨傘運動等。傾左者與右派民粹路線是這10年來交戰最激烈的一回,明年還會有驗收業障的議題。
文中提到,「2016年之後,出現像轉型正義委員會和人權博物館,他們投入了許多力氣不只做基礎調查,也以藝術和文化來與公眾溝通,上述的劇場《明白歌》就是由「促轉會」推動的計劃。轉型正義絕對不是清算或是迫害政治異己者。
不去徹底面對歷史的錯誤,發掘真相,保存記憶,不僅是沒有還給那些暗夜中受難者該有的正義,也代表我們沒有真正面對隱藏在島嶼深處的創傷,以及這個新興的民主社群對於什麼是人權與自由缺乏共識,因此難以真正社會和解與一起前行。」
如果你有遇到當年被黨國迫害的人,你就會知道促轉會對他們來說,根本是人生過去四五十年來的仇恨可以被放下,甚至可能錯怪家族一輩子的恨,都會被得到和解的可能性。那些被迫害被殺掉的人,在人生大好光陰底下都在蹲冤獄苦牢,不是當事者的家屬親友絕對很難想像。
我想要說一下,拼經濟絕對很重要沒有錯,但當這個小島上對過去建構的史觀沒有一致時,執政黨有義務要讓道歉不只是流於平面化的公關工具,更要修補過去因為對立撕裂的傷痛。
這就是為何很多人看《返校》看到最後都會哭的關係,因為,有些人,等待一個「被原諒」的機會,有些人,等待一個「被放下」的可能。
「我不會忘記的,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這是一句當年活下來的人,心中永遠不會消失的中心信仰。
很抱歉你看到這裡花了大家很多時間,希望能夠鼓勵身邊親友去看看這部片,理解一下,這片不是鬼片也不是恐怖片。這部片是某個時代的斷片,我們只是接起來了而已。
註記:當年出資拍攝的影視圈大佬邱復生在受訪的時候有提到當年拷貝運送出國的事情。他表示,《悲情》成為第一部入圍威尼斯影展的電影時,就有人檢舉說我們「偷運」拷貝出國,就算台灣禁演《悲情》,也依舊可以在威尼斯公映,太猖狂了,要法辦我。
沒想到,我依法申請海外沖印,依法出境,拿我沒轍,否則只要有一點杷柄被人捉住,一定就被放大,一定就被關了。
電檢委員第一次看片時,也都說電影很好,只要求我剪掉象徵行刑槍斃的那幾聲槍響?我立刻就拒絕了。
這時候,正在威尼斯採訪的記者傳回訊息,說《悲情》有機會得大獎,於是新聞局開始緊張了,副局長廖正豪為此召見了我,還是要說服我剪掉槍聲,因為侯孝賢已經動身前往威尼斯,於是我就拉了侯孝賢的「經紀人」詹宏志前往。
我從年輕時候個性有點像現在的「憤青」,其實也就是「野人」,我強調自己沒有立場要求導演剪掉那幾聲槍響,台灣都已經解嚴了,這應該是創作自由。當時,我想你要禁就禁啦,但總要留下紀錄,至少海外還有「完整版」,以後總有一天可以上映的。
問:就為了要不要禁演《悲情城市》,差點讓新聞局長邵玉銘丟官?
答:那時候,新聞局遇到敏感議題時,都會尋找社會人士參與審片,用共識來背書,當時新聞局長邵玉銘還慎重其事地找了卅個人來審查,結果一致通過。但他後來告訴我,差點為了這件事丟官。
因為,當時李煥內閣的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就責難邵玉銘,認為他也可以另外找到其他卅名民間人士,得到一致「禁演」的結果,意思就是指責邵玉銘「放水」。後來,一直到威尼斯得獎了,准演執照才正式批了下來,唯一的條件是要我趕快上映,不能拖。
問:為什麼?
答:因為那一年十二月有增額立委補選,怕《悲情》選前上映會影響國民黨選情,我還記得有參選人就在競選總部不停地放著《悲情》的原聲帶,用力造勢。
全文請看: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19163
詹宏志悲情城市 在 孟買春秋 Facebook 八卦
我的年少沒有參與過任何轟轟烈烈的抗爭活動,都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觀的小記者。真是冷眼旁觀從未有任何情緒,就是工作罷了。離開台灣後,才驚覺自己竟然曾經是那段歷史的一部份。
搬到新加坡時行李裡有朋友送我的陳明章,租來的HDB(國宅)住處,鄰居很多馬來裔印度裔他們的幫傭多是菲律賓裔印尼裔,回家經過鄰居不關窗的公共長廊,空氣中總是飄著撲鼻的南洋料理味道,他們說著我不懂得語言。我一進屋就放這首歌,要不就是伍佰,一天到晚聽覺得非常想念故鄉。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的台灣意識怎麼出來的我不知道,有人完全沒有想把台灣送人我也不覺意外,就是這塊土地才能允許這千百種人同時存在並且互相爭執,而還在繼續養著這群人,養著我認為的檳榔草包敗類,或是他們認為像我一樣的偏激份子。
千萬不要有一天,這塊土地不准金曲獎了,要我們只能練唱國歌或是愛國歌曲,用夜襲來洗腦,然後黑名單真的上了黑名單。
我在台灣史上社會運動最活躍的時候上了大學,五二〇農民運動掀開了長久鎮壓的真相,知識份子不若今日分化精細,侯孝賢正在拍《悲情城市》,詹宏志還是趨勢專家;不顧觀眾購票的熱情,我竟然跑去李永萍的環墟劇場客串《伍貳零》演出,討論是否要鎖上耕莘文教院大門,強迫觀眾參與,當時便是這樣一個神既不在、萬事皆可為的年代。
世界變化太快,緊接著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東歐共產國家紛紛變天,《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萬年國代的貪婪激起全民公憤,社團的學弟和大新社的三五個同學一怒之下跑去中正紀念堂靜坐,竟演變為史上著名的「野百合運動」,《抓狂歌》專輯接著問世,霎時林暐哲、葉樹茵與陳明章在台大學生中名聲鵲起。
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妄想著建立台灣青年文化,和幾位同學開創了台灣社會運動的小劇場傳統,從是台大活動中心的蔣介石銅像到大學法修正再到無殼蝸牛的夜宿忠孝東路,雖然原始粗糙到令人尷尬,我們卻在迷亂的幼稚激情中驕傲前行。
經常在夏日午後,我將破舊的裕隆停在台大校園前,接上喇叭從卡帶中放出陳明章的《下午的一齣戲》,就地演講起來,後來甚至厚顏地邀請陳明章一起參與,渾然不知版權為何物。
陳明章為人親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無論是目前擔任上市公司CEO的學弟在陽明山上辦社團活動,或是在後來創辦《報導者》的學長租屋處,幾手啤酒、一些小菜,就邀請陳明章來開講。陳明章是性情中人,總是帶來厚厚的創作詞曲和一把吉他,上一分鐘還在講蘭花為人所竊,下一分鐘就拿起吉他吟唱起來,還有一次講到陳達泣不成聲,我們不知如何安慰,只是相對無言。
而今身在異國,當初的同學紛紛在不同領域成為耀眼的存在,想起那個鄭南榕自焚後狂暴又沈靜的午後,有著我依舊懷念陳明章的歌聲。
恭喜黑名單工作室獲得金曲特別貢獻獎。
詹宏志悲情城市 在 BIOS monthly Facebook 八卦
【電影史上得記住的名字:首屆 #楊士琪卓越貢獻獎 得主——#詹宏志】
▏誰是楊士琪?
楊德昌《青梅竹馬》片頭,以黑底白字寫著「獻給楊士琪,感激她生前給我們的鼓勵。製作全體同仁敬致」,同時還加附英文字幕,全長六秒鐘。
楊士琪究竟是誰?回到台灣電剪依然嚴格的 1983 年,萬仁導演、吳念真編劇的《蘋果的滋味》遭黨工黑函攻擊,中影在未經萬仁同意下決議擅自刪減片段,稱為「削蘋果事件」。時任《聯合報》記者的楊士琪得知消息,便不顧後果,為文揭露了政治干預電影的荒謬,並以一連串報導支持當時剛發跡的新浪潮導演們,在當時大大鼓舞了已經灰心喪志的電影工作者。楊士琪在 1984 年因病辭世,隔年,小野、柯一正、萬仁等 25 位電影與新聞界人士組成楊士琪紀念獎工作委員會,彰顯楊士琪生前熱愛電影,堅持新聞正義,勇於突破體制的精神。
▏首屆楊士琪卓越貢獻獎得主:詹宏志
今年起,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和楊士琪紀念獎合併為「楊士琪卓越貢獻獎」。首屆獲獎者,正是當年起草「台灣電影宣言」的詹宏志。他為電影創作者們奔走、籌措資源,將可能結束在「台灣電影宣言」發表那年的「台灣新電影浪潮」延續了下去,跨越了九十年代。從最關鍵的《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後來的《戲夢人生》、《好男好女》、《獨立時代》、《南國再見,南國》、《多桑》等等,他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身為觀眾,這是我們必須記住這些名字。
▏詹宏志談台灣新浪潮:
http://www.biosmonthly.com/issue_topic/6323
詹宏志悲情城市 在 電影《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 30秒預告 - YouTube 的八卦
台灣人一生必看的電影—— 《 悲情城市 》A City of ... 吳念真、朱天文監製|楊登魁製片|張華坤策劃| 詹宏志 攝影|陳懷恩剪接|廖慶松錄音|杜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