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車棚的思考方式
文:薯伯伯
英國作家 Northcote Parkinson 曾經提過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故事可能是虛構寓言,但卻有著諷世的智慧。話說有一個委員會要討論新核電廠的建造細節,當時有三個議程:
一,批准核電廠的興建計劃。
二,修建核電廠旁邊的單車棚。
三,福利委員會的茶點費用。
按複雜程度,第一項目肯定要較多時間通過,眾人花了兩分半鐘時間去討論核電廠的興建計劃,卻用了四十五分鐘去討論單車棚的修建方案。至於茶點這點芝蔴綠豆之事,則足足用了一個多小時激烈討論,更未能在一次會議裡表決,只好推遲再議。我們做個簡單的撮要:
一,批准核電廠的興建計劃:事情極為複雜,只討論兩分半鐘。
二,修建核電廠旁邊的單車棚:事情相對簡單,討論四十五分鐘。
三,福利委員會的茶點費用:雞毛蒜皮之事,討論一個多小時,未完,待議。
為甚麼會出現這麼有趣的現象呢?Parkinson 解釋道,對核電站有專業知識的人很少,所以無甚可議。單車棚嘛,起碼每個人都可以參與一點意見,例如車棚的顏色、形狀等。至於茶點,每人也懂,更關乎個人的福利,所以雖然只是相對次要的事情,但要花上最長時間去討論。Parkinson 稱這個略帶諷刺意味的現象為「單車棚效應」(bicycle shed effect)。也就是說,人們往往把複雜難懂的事情視而不見,卻把專注力都投放在最瑣碎的事情上,舍本求末,輕重倒置。
* * *
香港正處多事之秋,但在討論政事之時,卻是到處可見「單車棚效應」的影子。當一班建制的支持者走出來,聲淚俱下地指責示威者打爆玻璃,卻無視強權施行的制度暴力。我本來還以為他們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但細想一下,也不盡然。他們不是故意忽略州官在放火,而是根本看不到州官在放火。
打爆玻璃的暴力,有聲音,有畫面,非常震撼,觀看這種暴力,是完全不需思考,路人皆能明白,由於建制的支持者只能感受這種暴力,所以就用上最大的篇幅去報道,好像沒有其他事情比這個更重要。
而在另一邊廂,則是截然不同的制度暴力,制度暴力沒有爆玻璃的驚濤駭浪,卻是較深層次的強暴行為,要明白當中的運作,就要對體制有更為深度的了解,這就跟討論興建核電廠的情況相若,既然更為複雜,說了也不甚了了,如果真的要討論,只會輕輕帶過便算。
制度暴力往往都有個冠冕堂皇的包裝,他表面上無色無味無流血,看起來風平浪靜,細思極恐。好像有人經常說,九七年民主派佔立法局大多數,九七後則變成立法會的弱勢,一些建制支持者便以此聲稱「泛民不得人心」。你大可以跟他們討論一下,在九七後的立法會選舉使用比例代表制,如果有政黨出術,利用民調,又或是背後有社區組織的動員,確實可以讓候選人在取得足夠票數當選後,不會吸取過多票數,並把多出的票源轉給同一陣營的候選人,從而以較少的選票,爭取到較多的議席。具體如何運作,可以用文字,可以畫圖表,但無論是甚麼方法,你必須要在他們有限的「注意時長」(attention span)之內去解釋清楚,否則他們就無法明白。而這個注意時長,跟金魚相近,按坊間說法,即只有 9 秒鐘。
你要怎樣在 9 秒內,向不明白深層暴力的群眾,去解釋拉布作為抗爭的手段能夠有限度地制衡政府的提案呢?如果他們不明白這種手段的制衡作用,又怎能明白在 2012 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不理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研究進度,動用《議事規則》第 92 條來「剪布」,是嚴重破壞制度,開極壞先例。
你又要怎樣在 9 秒內,向不明白政權如何強暴民意的群眾,去解釋隨意取消民選議員的議席,是極權社會才能出現的現象。如果無法簡單解釋,他們又怎能明白在 2016 年有兩位及四位非建制派議員被無理取消其議席,本來坐擁 56% 民意的泛民代表,居然連分組點票否決權也守不住,政權硬生生把十八多萬選民的神聖選票棄之不理,是香港史上其中一宗最野蠻的制度暴力事件?
你又要怎樣在 9 秒內,向搞不清依法治國與法治之別的群眾,去解釋隨意的人大釋法,是嚴重損害法治的基礎?當政權趁著泛民無理被弱勢,強行修改《議事規則》,下調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法定人數,擴大主席權,自閹立法會的監察功能,把本來已經微乎其微的泛民制衡也付諸東流。新界東北計劃政府偷步向財委會申請撥款,嚴重違反程序,也削弱了原來應有的監察及制衡。還有,一地兩檢、反送中等,當中引起的憲制及法治危機,又怎能簡單解釋?
打一個比喻,表面的暴力就像是大台的膠劇,有聲有畫,路人皆懂,所以就不用再作討論。深層次的制度暴力,則像是深度的電影或小說,可能要翻看幾次,才能明白箇中含意。這些人,對於任何不能簡單明白的概念,就會覺得根本不存在,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接受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
如果你太花功夫去做解釋,對方就會反諷道:「你只是想炫耀,想告訴別人你看了很多資料。」說得好像以無知為榮一樣,然後又會聲稱:「不要以為讀過書就很厲害,很多沒讀書的人,見識比你還高。」你聽他的語氣及行為,以為他是崇尚愚昧的追隨者,但他轉一個身,又會搬出一堆親建制的所謂知識份子,叫你要多聽取某博士、某律師的謬論。
所以他們會出來譴責遊行人士破壞立法會的「莊嚴」,卻對政權嚴重貶損立法會的神聖而置若罔聞。所以他們會為幾塊玻璃而氣憤,卻在 DQ 時或是犬儒,或是生活如常,或甚至會說被剝奪議席是活該。
他們不是雙重標準,只是根本無法察覺當中有雙重標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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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在銅鑼灣怡和街圓形天橋處,拍攝下來的七一遊行場面,當日間中有雨,在炎熱的酷日下,小雨是福。攝於 2019 年 7 月 1 日,下午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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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西藏七年 在 華人民主書院 New School for Democracy Facebook 八卦
【 #新聞稿 |「人權照亮民主 同行抵抗極權」台灣:六四32週年線上悼念晚會及系列活動 】
活動直播連結:https://fb.me/e/3JKYxOWok
新聞聯絡人:華人民主書院倡議主任 Richa 0968 802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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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香港及澳門今年遭遇禁止舉行六四運動相關集會,台灣成為華語使用地區當中,唯一能在6月4日自由且受法律保障舉辦悼念六四活動的地方。
由華人民主書院、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民主實驗室,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等27個在台灣的公民團體所組成的六四32週年活動籌會,於六月三日在自由廣場牌樓前以LED燈具擺設「896432」字樣,與自由廣場互相呼應,在暗夜中發光,象徵人權照亮民主,在台灣延續六四燭光不止息的意義,更呼籲各界持續關注六四事件真相乃至追究中國當局人權責任。
籌會團體於六月四日下午四點,頂著豪雨並定配合嚴格防疫規定,在自由廣場牌樓前設置以「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亡魂」牌位為中心的 #悼念亭,並展出六四當年的現場照片,於悼念亭提供鮮花,開放民眾哀悼及追憶六四犧牲者,場面和平素樸。至現場獻花悼念的來賓包含 #六四親歷者吳仁華、#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 與籌會團體代表,悼念亭開設至晚間八點。
不料在晚間八點接近活動尾聲,#遭三名不明人士接近,#其中一人強行推倒現場六四照片,現行犯隨即遭警方逮捕,移送仁愛路派出所,華人民主書院理事長曾建元代表六四籌會向攻擊者提告,並表示,對六四暴力決不妥協,不論是32年前的天安門,或是在台灣自由廣場悼念亭的攻擊,堅持追究責任,要求道歉,捍衛民主重要原則。
「人權照亮民主 同行抵抗極權:線上悼念晚會」部分,為配合防疫規範,籌會團體將過去在自由廣場實體舉行的集會,移師線上,於六月四日當天晚間七點至九點間,在華人民主書院與數個共同合辦團體的臉書粉絲專頁上直播舉行「人權照亮民主 同行抵抗極權:線上悼念晚會」,#各社交媒體加總觀看人次為4300人次。除了籌會民間團體代表的發言,也邀請 #六四民主運動親歷者與研究者吳仁華先生、#香港流亡民主人士羅冠聰 及 #張崑陽、#立法院長游錫堃、#立法委員林昶佐、#邱顯智、#洪申翰 等人發言,同時邀請 #海外中國異議藝術家巴丟草 發言及繪製以奶茶聯盟對決極權坦克為意象的主視覺,並邀請 #在台的東南亞組織 代表發言,發言者來自緬甸、泰國等組織。以「直播或錄影」形式悼念六四屠殺受難者並聲援其家屬,同時聲援抵抗中共極權、爭取民主與人權的行動者。
#立法院長游錫堃 於線上悼念晚會中表示:「 1989年,一群手無寸鐵的市民、教授、學生,向北京政府要求政治改革,中共派出坦克與軍隊展開屠殺,全世界目睹這場悲劇的人,均震驚不已。」游錫堃說:「在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32周年的今天,我們除了悼念六四受難者,聲援香港及緬甸的民主鬥士外,也要呼籲全球愛好自由、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對抗極權中共,促進中國人民,早日同享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普世價值,共同締造和平、互惠、共榮的世界。」
#六四親歷者與六四屠殺的見證人,同時也是六四事件的史料研究者 #吳仁華 基於他長年的研究事證談到:「天安門事件是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民主運動,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鎮壓,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進軍,總計25萬左右軍隊進行鎮壓,造成大量民眾傷亡」他認為:「學生參加1989六四活動,一直都是秉持和平、理性與非暴力的原則,提出包含新聞自由、反對腐敗等七項訴求,今天看來這些訴求仍是合理正確的,卻被中共當局定性為動亂。」吳仁華說:「在六四屠殺事件當中至少有2,000左右民眾與學生死亡,有更多人受傷,隨後,中共在全境範圍內逮捕兩萬多人。將其中一萬多人判處包括死刑在內的刑罰。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科系的學弟,在六四屠殺後被逮埔關押在北京監獄當中,在獄中堅決不按照當局要求認罪,後來罹患重病後被拒絕就醫,在年僅26歲時在獄中過世。然而他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吳仁華又說:「即便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很多八九民運的參與者仍然堅守在中國境內,推動民主化,最後在獄中不幸去世,例如:在六四後被判刑13年的知識份子陳子明、組建中國民主黨並且被判刑有期徒刑20年,甚至在刑滿之後繼續從事中國民主化運動又被判處七年六個月有期徒刑的胡石根,又如在獄中死去的劉曉波。在發表的最後,吳仁華認為,六四事件後歐美的綏靖政策,讓中國舉辦北京奧運與加入WTO等事蹟都是縱容中國快速發展經濟與世界影響力的因素。他鼓勵台灣的年輕人應該認清中共面目與核心本質。
#羅冠聰 說:「我們的出發點已經從很國族,就是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去為愛國同胞悼念。這種國族主義比較重的立場,轉移到要去追究中共,不太是基於我們有同一個國族,或者身分認同的立場去追究中共的責任,而是我們與八九民運那些學生所面對的政權的本質也是一樣。現在作為一個抗爭者的呼應和相連,這種情緒和精神去悼念六四。」他希望身處海外的流亡者們可以積極參與六四相關悼念活動,因為,六四天安門屠殺正是中共集權本質的烙印,應該返服提起,讓國際社會對於對六四天安門屠殺有更深刻瞭解,以期使國際社會更加理解中共集權暴虐的本質。羅冠聰在分享中表達對台灣人支持港人的感謝,並誓言會持續跟中共極權持續周旋,並與台灣繼續並肩作戰對抗威脅。
#吾爾開希:「那時如果沒有六四屠殺,32年來的中國會是怎樣,我相信也不會出現,對數千萬訪民的無情迫害、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維權律師與公民團體,會成為中國出現公民社會的重要催生者,新聞自由會日益壯大。而在這自由的媒體的監督之下,中國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應該不會出現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如此令人咋舌的腐敗現象,也不會形成今日我們所看到的,體制性的巧取豪奪,會更加貫徹港人治港的原則,今天的香港應該早已成為,比內地先進的多的成熟民主社會。」
#立法委員林昶佐 認為,中國自六四後在經濟及科技上都有十足進展,實際上卻是利用這些發展來強化對中國人民的獨裁統治,林昶佐認為,台灣人都應更勇敢的站出來,和全世界一起為這些受壓迫的人民發聲,這也是在保護自己民主、自由的生活。#立法委員洪申翰 提到:「中國共產黨擔心害怕有人在六四這一天發出不一樣的聲音,黃曉敏(1962年生,河南省新野縣人,曾經在新疆喀什市疏勒縣農三師黨校擔任教師,六四民運參與者,自由撰稿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也是四川泛藍聯盟召集人之一。)、王愛忠(廣州知名維權人士),今年在這樣的狀況下被拘捕,甚至可能被判罪。這讓人非常難過與傷心。」
推動台灣新憲法的 #台灣制憲基金會執行長林宜正 說:「身為台灣人,我希望中國變得更好,中國人民擁有更多基本人權保障,中國社會更加開放自由。就像我們推動新憲法,中國也應該有一部新憲法。唯有讓中國自由民主,才不會有大家今天看到的西藏人、新疆人、香港人所受的壓迫。」
在晚會尾聲「#奶茶聯盟大團結」的段落中,#香港流亡民主人士張崑陽說:「香港已經不被允許紀念六四了,我們應該要集結起來一起思考,如何團結起來共同對抗中共政權,杯葛北京冬季奧運。」#台灣推動泰國民主聯盟(Taiwan Alliance for Thai Democracy)發言人,在台灣留學的 #PhisutDetkhunthod(#范偉明)以泰文發言表示,泰國學生運動以爭取民主自由與反對獨裁軍政府為訴求,因此在六四這天應該不分國界同行支持,他認為,獨裁政府對待人民有相似的模式,必須記得犧牲的人:「只有當我們能自由而不受壓迫地思考和行動時,才能成為人。獨裁者即使用盡辦法遮掩與扭曲暴行,終將都會被發現與識破。」而正歷經政變的緬甸,則有 #緬甸Z世代代表張同學 發言,他認為:「無論香港、緬甸、西藏或六四,都圍繞著一件事實:如果我們放任獨裁者所作所為,人民的未來該怎麼辦?我們希望革命的生活可以終止在我們這一代。」
除了受邀嘉賓各自發表六四短講,晚會主持人於 #晚間八點九分,#邀請觀看直播的民眾一起點起燭光,在香港及澳門遭受言論自由打壓的當下,象徵風雨不滅,取用8964數字的意象,默哀64秒。
籌會將另外兩個活動:「自由廣場實體微型悼念亭」獻花影像與自由廣場「人權照亮民主:自由廣場排燈悼念」影像,#結合已故中國異議詩人同時也是中國地下文學推動者孟浪 的用來悼念二二八及六四的詩作「數字之殤 數字之痛」詩歌朗誦,輔以 #音樂家李婉菁 的樂曲,製作成兩支影片在悼念晚會中播放,孟浪念到:「人類因數字存續不滅的記憶;也因數字人類的另一類人製造著可怕的遺忘……這數字不再是日子,這數字不再是時間;誰能數得清?誰能在這裏數得清;這數字是血滴、汗滴、淚滴、雨滴,四海飛濺,八荒轟響! ──獻給2.28,也獻給6.4」。
「人權照亮民主 同行抵抗極權」共同合辦團隊如下:
華⼈民主書院、台灣⼈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基⾦會、西藏台灣⼈權連線、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灣永社、台灣基督長⽼教會、陳⽂成博⼠紀念基⾦會、⼈權公約施⾏監督聯盟、獨⽴台灣會、史明教育基⾦會、台灣制憲基⾦會、台灣北社、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台灣民主實驗室、臺灣青年民主協會、台灣民間⽀援⾹港協會、Myanmar Generation-Z (Taiwan)、台灣聲援緬甸聯盟Taiwan Alliance for Myanmar、台灣勞⼯陣線、臺灣⼤學研究⽣協會、政治⼤學學⽣會、成功⼤學學⽣會、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議會、好民⾏動⽂化協會、輔⼤⿊⽔溝社、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
孟浪: 《數字之傷,數字之痛》
https://streetvoice.com/sandrali/songs/130014/
「紀念六四:線上悼念」網站
https://vigil.8964.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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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西藏七年 在 盧斯達 Facebook 八卦
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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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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