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明成判決書的八卦，YOUTUBE、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2004年，我創作〈小情歌〉，寫下這句歌詞：「我想我很適合／當一個歌頌者」，2019年，我引申創作了〈歌頌者〉這首歌，「歌頌者」三個字我自引〈小情歌〉歌詞。今天，他卻表達「歌頌者」三個字，是他給的建議，讓我不可置信。

從兩年前這件事發生以來，除了法庭上，我從未公開談過此事。我一直不懂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一直希望是一場誤會，也一直覺得或許不談論，是對心中那位曾視為父親的人，最後的尊重、寬容與一點保護。但事實上，這樣的盼望落空了，一次又一次，我終究心死了，也覺得必須好好對關心我的你們交代一次這些事。
　
　
【事件經過】

我和林先生在2008年有簽署一份詞曲授權合約，原訂2014年底結束，而因我信任對方，一直自動延續到2018年底。

2018年的9月20日，我跟林先生約在他家開會，我向他表示，覺得自己快40歲了，一直以來感受到人生無常，我擔心自己要是突然死掉，家人什麼都沒有，希望詞曲版權拿回來自己處理，他也同意。

我認為依照我們十多年來互相信賴的關係，當面口頭講是比較尊重的方式。我10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提及此事，怕嚇到他，我也先用LINE知會他，他也表示沒問題。

接著在12月6日，我們簽署「合約終止協議書」在雙方律師見證下，確認詞曲合作終止，也將10月26日的存證信函寫進終止書，以「全部遂其所願」表示同意。林先生也親自在電話裡跟環球版權總經理確認以後我會自己處理版權，也發訊息給我「12月31日前這些轉移的對象都會知道你即將自己做」。

原先我想讓一切靜靜落幕，而林先生要求我擬稿，必須在12月31日公開聲明，對外表示以後我將自己處理自己的工作。我記得他一直告訴我要「妥善處理、好聚好散」，並且希望我們能「樹立典範」，告訴大家，不是每一個藝人跟經紀公司結束都要撕破臉。後來也公開聲明結束合作，沒有一點點讓我懷疑我們還有存續任何合約的可能。

一直到2019年4月，我突然收到他的存證信函，我非常錯愕，何況中間我多次在節目上演唱自己創作，他從未有任何反應。收到存函後我不斷跟他聯絡，好幾天他不接電話、我用各種通訊軟體訊息他也不回，最後用email，他才回覆宣稱詞曲授權還在他身上。

沒多久，林先生開始對我提起假處分、民事訴訟、甚至到刑事，還把我所創作的歌名搶註商標。我的律師苦笑地說：「他送給你全餐耶」。

10月，在被告後第一次見到林先生，記得檢察官希望能促成和解而問他「如果要和解，你的條件是什麼？」我記得他表示「我希望他把寫給蘇打綠的所有詞曲都給我，我想keep住我跟蘇打綠的美好回憶！」我記得檢察官當場回應他「這要求已經超出案件範圍，你告『吳青峰』，現在卻要求『蘇打綠』，連我都覺得強人所難，你怎麼能要求他接受，不要講得很漂亮說是美好的回憶，但其實你是想要某些東西。況且現在都告了，也不美好了。」後來我嘗試庭外再約他和解，他提出的條件依然是「繼續授權所有蘇打綠發表過的詞曲，要使用不需經我同意」，並告訴我「只有他知道我的歌怎麼用最好」。當時訴訟的開端是〈歌頌者〉這首歌，和解條件卻是「蘇打綠過去和未來的歌」，過去近百首歌曲，甚至未來我還沒寫的歌？難道不令人懷疑這才是目的嗎？
　
　

【一次又一次的死心】

經過幾次出庭與報導，很多人漸漸發現這件事，但你們不知道的是，你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兩年多來，我不斷收到無數書狀，幾週一次，一次動輒數十頁。應該談法律的書狀，卻成為一次比一次荒謬且攻擊性、情緒性的字眼。你們偶然看到報導覺得氣憤的，卻是我的日常心碎。

合意不續約，安分守己唱自己的歌，卻被形容成「無視法紀，不斷膨脹放大自身之權利。」；

為了承接他瞞著我簽的合約，卻被說成「違約在先，企圖霸王硬上弓」；

一個創作者、著作權人反被「被授權人」稱為「不潔之手」；開庭被往事勾動而難過，卻被描述為「其妄尊自大、不可一世的霸道心態與作法，與其前次開庭時的楚楚可憐形象，根本南轅北轍、判若兩人。」；

在高雄演唱會前被觀眾質疑我不能唱自己的歌，卻說我是「利用『創作者不得演唱自己的作品』之悲情訴求，企圖博取大眾之同情，以炒作演唱會熱度之宣傳手法」；

說一個中文系畢業生「曲解電子郵件文字到這種程度」；

連林先生當時委任的律師，都出庭作證所有人都很清楚三份合約皆已結束。對方卻可以寫成是林先生「隱忍退讓，百般之退讓與成全」，說我「令人瞠目結舌」；

當對方提出假處分，要求法院令我四年四個月內不能使用自己作品，他們說凍結我的作品「影響不大」。為了抗辯，我們提出《太空人》的銷售，以及過往歌曲紀錄，這時對方回應「辯稱因為銷售量大所以就應該容忍其侵權云云⋯⋯然還以此沾沾自喜⋯⋯豈非財大氣粗者就可以任意侵權而可以不負法律責任」、「小情歌歌曲並非著名，亦未與『吳青峰』有密不可分的連結。小情歌歌曲僅有1619萬次之觀看次數⋯⋯實難謂其非過於膨脹自身之評價」、「無與倫比的美麗僅有1019萬次之觀看次數」等等辯稱凍結我的作品，對一個創作歌手影響不大。

這樣的言語已歷時兩年，在此所提也只是冰山一角，我真的分不清，到底是寫書狀的林佳瑩律師、張志朋律師的言語，還是林先生本人的意思，但無論如何，就算是律師的意思，肯定也經過林先生同意；就算是林先生的意思，也是律師下筆的。

一次又一次，我真的不敢相信，這些話是從一個，我曾視為父親的人口中說出。一直以來盲目相信他、永遠感恩報答的我，為什麼要這樣被對待？就因為不合作，十幾年的情誼都不重要了嗎？那些他曾說是家人、是partner，口口聲聲的好聚好散，都是假的嗎？

網路上看到許多擷取片段發表意見的法律人說「青峰犯的錯是沒有在三個月前以書面表明不續約」，但他們不知道我的經紀合約包含了著作權條文，2018年12月我與林先生新簽署的〈合約終止協議書〉終止了「詞曲版權、經紀、唱片三份合約，終止書的副本公開聲明即是不續約的書面文件，這點民事判決書也說：「以後約修正或取代前約，致無須在該年12月31日前3個月為之」。

上一次開庭，林先生當時的委任律師有一段證言讓我很驚訝，她說2018年終止合約時，她詢問林先生三份合約，林先生回答她：「版權早就談好了，是沒有爭議的部分，其他兩份因為有工作需要交接，所以要特別寫清楚。」林先生給了她經紀合約與唱片合約，並表示「詞曲合約找不到。」我驚訝的是，我知道林先生全部合約都交給會計張小姐保管，他告訴律師找不到合約的同一禮拜，我也曾向會計張小姐要過詞曲合約來看，不可能找不到。這句話讓我不免驚嚇地懷疑，難道一開始就別有用心？

上一次開庭時，我沒有想到我會哭出來，在證人的證詞中，勾起太多我早已不願回想的往事細節，包括「林先生很擔心我不願意承接騰訊這份合約，他會違約」；但連證人都很訝異我「全盤接受林先生要我承接的」；我曾詢問林先生「是否能聘請你當製作人」卻被林先生拒絕「要斷就斷得乾乾淨淨」；協議結束後我甚至「挽著林先生的手，告訴他：『你不願意一起工作沒關係，我們還可以是家人』」⋯⋯這種種，實在讓我一時沒忍住情緒。

我哭，不是因為我想博取同情，是因為我有真感情。我哭，是因為我至此徹徹底底死心，如同第二次經歷「失去父親」的過程。我哭，是因為我一切都為他著想，但最後換來了什麼，而這一切，竟然是由當時的「對方律師」替我見證的，真是諷刺。
　
　
【我對每一個創作者想說的話】

事件開始時，我正面臨《歌手2019》決賽演唱〈歌頌者〉的掙扎，我沒有告訴周遭的人發生什麼事，自己每天回到飯店默默流淚。

坦白說，最開始我問律師：「我們能不能乾脆認輸？他要錢，就照他說的賠，當花錢學教訓、認清一個人，也就不用浪費生命在他身上了。」我很心痛，但我實在不想花費心思在這件事上，依照我們對他以往與其他對象諸多訴訟的了解，他總是纏訟到底，而對我一個創作者而言，我一開始希望版權在自己身上，就是有感於人生無常，就是因為珍惜生命、珍惜時間，而現在我卻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訴訟，這些時間如果我能拿來寫歌，該有多好？

但律師說：「你是第一個唱自己寫的歌被告的，沒有前例。如果你不力爭到底，你會害到以後有一樣遭遇的創作者。」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為了未來我不認識，但可能面對一樣事情的創作者，拼命面對著。同時，一旦看清蘇打綠的歌曲是被搶奪的目標，我也必須為了蘇打綠六個人十多年的心血奮戰。

我們從小的環境、教育，一直被教導要「尊師重道」、「忍耐是美德」，但就是這些教導，讓過猶不及的我，因為懷著感恩，所以一路以來從不懷疑、盲目相信，最後變成這樣。對於「尊師重道」、對於「感恩」，我自認我一直以來都是做到最好，絲毫無愧於心，於情感、於實際收益，我相信我已報恩百倍萬倍。但遇到錯的事，無止境「忍耐」並不是美德，只會縱容、寵壞他人，最終不但會反過來吞噬自己，更有可能害到他人，甚至親眼看著自己最愛的母親、家人陪你難過。

我希望每一個年輕的創作者，記得一開始就要看清楚合約。常懷感恩、努力回報，這些都是理所當然，但一方面，保護自己更理所當然。如果你合作的「長輩」是正直的，就不會因為你「合理」地詢問自己的權益而惱羞成怒。我希望有所有創作者一定要保護好自己，不要像我一樣遭受這樣的打擊，讓生命如此虛擲。

我從未想過會遭逢如此巨變，也驚覺有時法律保護的，並非對的人或善良的人，而是「懂得怎麼利用法律的人」。我沒想到，創作有時變成一種原罪，為了自己的作品不被奪走，需要浪費這麼多生命、花這麼多心力。我也從未想過，其實有時律師會力挺的，不是法律、不是真相，也不是正義，而是付錢給他的客戶，如此而已。
　
　
【結論：我於理、於情都毫無虧欠，更是合理合法、仁至義盡】

我相信我今天一番話，一定會再被對方以各種曲解和利用法律刁難，畢竟對方連我私人臉書的發文都要自行對號入座、要求我登報道歉。但我不怕，因為我沒有一句話是謊言。我也知道這件事還有一段很長的路得走，我相信對方會不斷想辦法繼續纏訟，而閉上眼睛寫寫書狀就有錢領的好差事，亦有很多律師趨之若鶩。我也希望每個要興訟的人多想想自己的家人、孩子，你怎麼忍心讓他們查詢自己的家人，都是這些新聞。

面對這件事到後來，不只是我，書狀中的無端攻擊，從針對我，也變成針對六個個別團員，更沒想到，連馨儀也遭受這樣的對待。看著身懷六甲的馨儀接著被告，跟看到吳媽媽要面對一樣令我心痛不已。

我是一個創作者，還在努力創作著，我深知，音樂一旦失去靈魂，就只剩下技巧；而法律一旦忽略人心，產生漏洞，就只是文字罷了。

蘇格拉底曾言：「不只要活著，還要良善地活著。」活在這世界上，我相信我期許自己擁有的，不只是作品、名字，而是良善。我一向問心無愧，沒有一絲虧欠，於情，於理。

【社會安全補漏洞 司法精神醫療需全面升級】

去年，25歲的鐵路警察李承翰，在列車上協助處理試圖逃票的鄭嫌，不料鄭嫌拿出尖刀揮舞，李警官為了保護乘客安全奮勇壓制，竟遭鄭嫌刺殺殉職，社會對於逝去的警員生命深感憤慨。經嘉義地院審理，認定鄭嫌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為違法，因此判決無罪，應入相當之處所施行監護處分5年，消息一出，引起輿論譁然。

　　
今天，也有許多打抱不平的民眾向團隊反應，我想呼籲的事，請民眾切勿出征進行精神鑑定的醫師或法官，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鄭嫌得到應有處置，不會再危害社會，也不要讓李警官的憾事重演。除了支持檢察官就此案再上訴外，作為立委，我要強調的是：監護處分和司法精神醫學的處置，仍有許多破洞！在付出人命後，我們該做的是補上破口，重建社會安全網！

　　
#精神異常抗辯早有數百年，#但問題在哪裡？
　　
嚴重的精神病人免刑，這並非新的概念，中世紀的英格蘭，或曹魏時代的中國，都早有瘋癲者不罰或減刑的法律慣例。早期法學者將這些人比喻為缺乏辨識能力的孩童、或失去理性的野獸，但概念說來簡單，但「＃如何辨識精神異常」就成為數百年來討論的焦點，特別在重大刑案發生時更是如此。

　　
1843年，英國首相庇爾爵士的秘書艾德蒙.壯蒙，在從銀行回家路上，遭到蘇格蘭人丹尼爾.馬克諾頓槍殺，馬克諾頓聲稱，執政黨不管他到哪裡都跟縱他、迫害他，想要謀殺他，因此讓他不得不刺殺首相，然而卻意外失誤殺錯對象。最後，馬克諾頓獲判 「無罪，但精神異常」，入住貝斯萊姆醫院。這個結果據說當時的維多莉亞女王都無法接受。然而馬克諾頓仍未受刑，22年後死在醫院中。

　　
1981年，美國一名名叫辛克利的年輕男子，為了證明自己對影星茱蒂.佛斯特的愛，竟然開槍企圖刺殺總統雷根。隔年陪審團以精神異常之名，判定辛克利無罪，需在華盛頓特區聖伊莉莎白醫院治療。消息一出，全美譁然，一時之間成為整個社會控訴精神醫學專家，或是反對精神異常抗辯的輿論浪潮。
　　

在馬克諾頓案後，經過兩世紀的演進，英美的精神異常抗辯準則，慢慢演變成「認知準則（cognitive test）」和「控制準則(volitional test）」兩大層面，這也就是我國刑法第19條的「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和「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這也大致上是不論大陸（德、日）或英美法系普遍採取的法律原則。這邊要特別注意，就算嫌犯有精神疾病，但若他在犯罪時，能辨識行為違法、能依辨識行為違法去行為（譬如病情穩定時），一樣要負起「完全責任」。


#對精神病犯避免危害比報復重要　　

上面故事的中的入院治療，其實就類似我們目前說的「監護處分」。
　　

如果一個精神異常的人，懲罰對他來說毫無感覺，那我們將之隔離於社會，重點就不在於「讓他知錯、悔改」甚至「教育」他，而在於「治療他」以及「避免其他人的危害」，真正問題大的就在這裡，我們應該要治療/關押這樣的人多久，才能確保社會安全？
　　

在鄭嫌一案中，大家一定會覺得「五年」判得很輕。

　　
這是因為，根據刑法第87條，因19條原因而不罰者，若有再犯或公共安全之疑慮，就可令嫌犯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這邊有「五年以下」的限制，所以五年已經是極限了。各位一定覺得很奇怪，如果像判決書裡面鄭嫌的病況如此嚴重，或是部分複雜個案，會不會五年也治不好，仍一直有危險？ 五年過後，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在刑法的保安處分裡面，另有可以繼續延長的「強制治療」這一種處份，很遺憾的，這只適用於性犯罪罪犯身上。對於殺人罪來說，在監護處份後，無論病情如何，均須回歸社會，對於某些難治病患而言，這就造成一定風險。

　　
#公共安全需要司法與醫療攜手合作

以德國來說，採行不定期留置制度，司法住院的延長有所彈性。而1983年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因精神異常而無罪者，在醫院中留置的時間可以比其獲判的刑期還長，因為這已經不是刑罰，而是「公共安全」或是「特別預防」，已經超過罪責相當的刑罰意義。
　　

雖然，我們不能任意剝奪他人自由，但在某些特殊個案，我認為監護處分仍要有讓精神衛生體系得以運作，也維繫社會安全的彈性，可以在刑前或刑後間轉換，在專業評估下，也可以延長。這樣就不會有「只能治療五年」，後續風險難測的問題。

　　
而以現在制度來說，在刑罰與監護處份後，似乎就不是法務部的責任，回到社區就醫後，就是衛福部的責任，但我認為，有不少合併人格疾患或多重共病的個案，是所謂的「病犯」，需要醫療協助、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控制力，兩者如何協調就是大問題。不能只交由醫事人員承擔這樣的風險。
　　

服務處就有接獲這樣的案例，有一名合併多重精神疾病的性侵犯，在執行監護處份後，因病情未改善，送到某處繼續強制治療。然而在治療期間，寫恐嚇信威脅監護處份期間的醫護人員，衛福部認為有需要可以延長治療，然而法務部認為要先進行社區處遇才能再安排強制治療，後來這名個案竟提早出院，而隨後個案又旋即病發，所幸還未釀成憾事就又住院。
　　

試想，如果這樣未治療完成的個案，又去犯案，甚至攻擊監護處分期間的醫護人員報復，會產生多大的危害？而我們的司法精神衛生竟然無法妥善處理這樣個案的轉介醫療，避免漏接，不是很可怕嗎？

　　
#精神衛生法也需修正

更進一步來說，我們是不能能在原生家庭、社區組織，協同精神醫療相關能量，盡量就可能的先拆彈？就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在心理衛生促進與預防上，並且完善精神衛生法的制度，讓需要的患者，即時得到治療。
　　

譬如鄭嫌，雖然判決書中提到已有明顯症狀，卻無病識感，未接受治療。

　　
目前精神衛生法針對自傷、傷人案件，主要的規範在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32條及第41條。病況嚴重的病人，當在實務上被認定有「自傷傷人之虞」，會由警消來協助強制送醫。而「強制住院」需經過一定的程序，按照上述第41條的規定，主要會經過「專科醫師診斷認為有必要者」來認定。若病人拒絕接受強制住院，就要進行緊急安置（最多五天），同時由兩個以上縣市主管機關指定的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鑑定後仍有必要住，卻又被患者拒絕的話，就需填寫相關報告送審查會。
　　

那 #強制住院決定權要放在哪？
強制住院這類限制人身自由的決定，在一些國家主要是由「法院」來裁定，不讓壓力直接落在醫師身上。先前立法院也曾討論過這件事，但司法院的態度比較消極，認為量能無法處理。但或許我們應該開始檢視歷年相關案件的執行情形，而非一味抗拒。

　　
除了修法外，我們選前也多次強調，台灣的心理健康投資仍然不足，社區精神醫療預算過低，影響社會安全網的佈建。我們會希望，透過法律修正與行政效率提升，一定要更有效的讓患者及早接受醫療，並做好出院後的轉介追蹤，避免患者就此消失於茫茫人海，下次出現時卻成為不幸的社會案件。李警員的犧牲，是制度的問題，社會的安全，我們一定努力去推動！

八月30日，蘇建和等三人涉嫌集體殺人案終於判決無罪確定，從17年前死刑定讞到今天無罪定讞，這個纏訟20年的重大刑案，給當事人帶來極大的痛苦與煎熬，也給政府與社會提供了一個深刻反省的機會。

英美法當中，有個原則叫做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排除合理懷疑之前）” 也就是排除合理懷疑之前，或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一個人犯罪以前，這個人就是清白的。這也就是我國刑事訴訟法（154條）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簡單的說，蘇建和案三嫌犯無罪定讞，就是這個原則的實踐：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們是兇手，因此被判無罪確定。

按照我國刑事訴訟程序，當最高法院宣判死刑定讞，實務上案卷就會移送檢察總長，如果他不提非常上訴，案卷就轉送法務部長，如果法務部長核准執行，核准公文送達監獄後72小時內就必須執行死刑。

民國84年2月，在我法務部長任內，蘇建和等三人死刑判決確定。有一天檢察總長陳涵突然問我對蘇建和判死刑案的意見。我說還沒看到案卷。我反問他的看法如何？槍斃他們心安不安？他說不安，我就說你應該知道該怎麼辦吧！

當時陳總長提出這個問題，讓我頗感意外。因為法務部長在行政上固然是檢察總長的長官，但我一向尊重檢察總長對非常上訴個案的見解，從來不會干預，因為這畢竟是他的職權與專業，陳總長也從來沒問過我對非常上訴的意見。我當時就推測，陳總長主動問我，一定是對判決頗有意見。經過深思之後，陳總長提出了非常上訴，我同時暫停蘇案三人死刑的執行。不久，非常上訴就被最高法院駁回。陳總長無奈地跟我說：案卷送過來請部長決定吧！當時輿論界並無反應。

我收到蘇建和案卷宗後，先依刑事訴訟法第461條規定，請法務部檢察司同仁仔細把全卷看一遍並認真檢討，他們提出了一些意見給我，然後我花了一個禮拜把判決書、偵訊筆錄、重要照片仔細看完，還做了筆記，也找出了2個疑點，併同檢察司的意見，送回檢察總長斟酌，他再加了一些意見後，提出第二次非常上訴，幾個月後又被駁回。這時媒體開始注意本案了，因為這是我國司法史上檢察總長兩度提出非常上訴被駁回的首例。民間團體也開始出現援救的活動。陳檢察總長不久又提出對蘇案的第三次非常上訴，最後還是被駁回了。陳總長來找我，說他不會再提了，無奈之情，溢於言表。我只好說，我們再想想應該怎麼做。這時已是85年，沒多久，內閣改組，我離開了法務部。陳總長也在86年退休，繼任的四位法務部長都未執行死刑，後來的檢察總長未再提非常上訴，案子一直擱著。被告的律師改採聲請再審的程序，案子在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之間來回十多年，高院一次判無罪，一次判有罪，在速審法的要求下，最高法院在日前作出了無罪的終局判決。

其實，我當年停止死刑的執行，並不表示我認定這必然是一宗冤案，而是認為還有一些疑點必須釐清，我們還沒有做到“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即使如此，我的決定讓我受到來自法院方面的強烈質疑，有人甚至批評我自以為是「第四審」。事實上，我的決定有法律的依據（刑訴461條），現在證明，當年陳總長跟我的懷疑不是沒有理由。這也顯示，當年我們對死刑案件，態度相當審慎。畢竟人命關天，如有錯誤，一旦執行，無法挽回。此外，陳涵總長的法學素養與道德勇氣，令人激賞。而身為檢察系統龍頭的他，卻能沒有本位主義，毅然否定初審檢察官的見解，適切地凸顯我國檢察官應同時注意對被告有利與不利情形的義務（刑訴第2條），以及為被告利益上訴的權利（刑訴第344條）。換言之，檢察官不只是追訴罪犯的政府律師，也是保障人權的司法官。

當年吳銘漢夫妻的慘案，人神共憤，也震驚全台。我一方面對作案歹徒極為痛恨，對遇害的吳氏夫婦非常同情，對他們一對稚齡兒女尤其關心。在非常上訴期間，我曾到汐止去探望吳銘漢先生的母親與孫子女。吳老太太本來有兒、媳照顧，含飴弄孫，十分幸福。慘案發生，家破人亡，有如晴天霹靂，生活陡然變調，她完全無法接受，終日以淚洗面。尤其失去兒媳供養後，迫於生活壓力，她必須到附近醫院燒飯來養育孫兒，看到我來，她下跪哭問：你為什麼不槍斃殺我兒子媳婦的壞人？幾十位檢察官、法官審過的案子，怎麼還會冤枉？她尖銳的質疑，不易說明；她哀痛的哭聲，令人鼻酸，我十多年來難以忘懷。吳氏夫婦的女兒當年12歲、兒子才5歲，更不幸的是，兒子在慘案發生後，罹患肌肉萎縮症，須靠電動輪椅代步，生活起居都由他人照料，又有誰能還他公道呢；因此多年來我也始終關懷、照顧他的生活，最近也還有聯絡。他們的困境讓我不斷深自反省：孰令致之？如何不再重演？

21年來，此案對家屬造成慘痛巨大的傷害，永難弭平，我也深信，正義該被伸張。然而正義，絕對不該建立在「不當取供」的基礎上。當年基層的警察與檢察官如能更為細心謹慎、重視人權，也許就不會有這麼長期的纏訟與煎熬。因此我擔任台北市長時，就要求所有警察分局及大部分的派出所設置現代化的偵訊室，裝置單向指認玻璃、防撞牆、與無間斷（跳秒）的錄影設備，在偵訊犯罪嫌疑人時使用，不是只錄音而已；目前全國已設置現代化偵訊室的警察單位有1,385個，還要建139個，但錄影設備都已普遍設置。近年刑求的指控已極為罕見，即使提出，也很難成立，因為偵訊的過程都已透明化。這就是保障人權、避免冤獄的基本作法。其實，我在法務部服務時，調查局已率先設立現代化的偵訊室，杜絕刑求的成效卓著。

蘇案的落幕，給警界、司法界一個很大的警惕和反思，大家應該一起來深入檢討這個案子所代表的意義，避免類似案件再發生，也不能再出現任何刑求或不當取供。歷史教訓永遠不能遺忘、社會的悲劇絕對不能重演。

媒體社論竟然公開說，法官選在李明哲案開審後四天就宣判周泓旭案，其實就是一種善意，大陸應該有所回應。這種說法 #非常可恥，等同肯定 #台灣司法可以任由政治力介入，自己打自己臉。
　
尤其在李明哲當庭認罪，並邀請家人到庭聽審、網路直播的情況下，我們的輿論都還質疑不夠正義，李明哲可能「被認罪」。那麼，周泓旭還當庭不認罪，指控是調查局誘導他做出自白，媒體號稱保障人權，卻無人關心周泓旭是否「被認罪」，反而只討論如何拿他當 #政治籌碼，不可恥嗎？
　
周主張，自己是被舉報他的A男與情治單位聯手設局陷害，基於無罪推定，更應該有第三方、第四方證據，才能判其有罪。否則按法律常理，自白不能作唯一證據（何況已被周推翻），情治單位秘密錄音也不能作合法證據，可如今判決書卻僅憑情治單位的錄音、A男的證詞與情治單位的證詞，就草草判定周有罪。周主張自己是被設套，而我們看判決書採信的證據，確實有「球員兼裁判」，情治單位與A男自導自演的嫌疑。
　
當然也有人說，這是情治單位與A男配合「釣魚執法」。但既然是「釣魚」，就應該要釣出真正的「魚」。最初周案爆發，官方說法是抓到「刺探機密」的共諜，大家都質疑怎有這麼嫩的「刺探機密」法？結果搞了半天，沒釣出什麼「機密交易」、「人贓俱獲」的證據，又變成以「發展組織未遂」起訴周泓旭，但既是「組織」，怎麼只有周一咖呢？
　
原來判決書裡，還有一項證據是「從周泓旭處搜出大陸黨務人士名片」。這實在是夠荒謬了！如果這也能當證據，我王炳忠的名片本可能也有上百張「大陸黨務人士」名片， #民主進步黨檯面上、檯面下又絕對比我的更多！這就跟最初媒體點名我和 #洪秀柱是周泓旭的「諜報網」，理由竟是我們與他曾合照、是臉書朋友一樣荒謬！由此更可看出，證據實在少得可憐，才會輪到連名片也可當證據！
　
當我們質疑公開認罪的李明哲「被認罪」，對於公開不認罪的周泓旭，是否更需要有 #公開的審訊 及 #全面的證據，才能將其判罪？當初拿他宣稱「抓到共諜」，就已經被認為是 #配合保防法，政治考量甚深；如今又可能是回應李明哲開審，所以無預警地匆匆判決表達「善意」。如果司法真能這樣當政治籌碼玩弄，那我們有何顏面去說李明哲「被認罪」？ 有何顏面去說台灣司法公正、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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