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清華 年紀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今天是開工日，卻聽聞一個非常震驚也很不捨的消息，國立清華大學考古團隊 #吳培華博士，昨天早上已經辭世。

吳培華博士是相當年輕優秀，對文化、歷史考古工作非常熱情投入的女性學者。記得我第一次和她見面，是在2019年5月份的和平島平一路諸聖教堂考古遺址。猶記得當天她對我說，這是她在紐西蘭學成歸國後，第一個參與的計劃，這個基地除了西班牙人的遺跡，同時也堆疊著台灣平埔族巴賽人的遺址，她娓娓道來跟南島語族研究的連結......。

後來每每我到和平島關心考古進度，大多由她進行進度的簡報說明，每次見到她瘦小的身影，我心想，在這個所有女孩子愛美麗的年紀，她卻總是扎著馬尾、一身簡單輕便的T-Shirt和牛仔褲，渾身甚至臉上還沾著泥土，但專注的眼神卻是充滿光芒！尤其當她向我們娓娓道來最新的考古發現時，更難以不被她的熱情給感動。

我在去年8月特別請小英總統來視察，我跟總統說，和平島就是台灣的「#國家寶藏島」！當天就是由培華為蔡英文 Tsai Ing-wen 總統解說，並且帶總統參觀一次就能把台灣4000年歷史講完的考古探坑！

信手拈來都是故事，每次聽她的專業分析與解說，都讓我更了解到我們正在為台灣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很榮幸能和她一起為台灣共事。

真的很不捨，這麼認真熱愛台灣土地的她離開我們了，但她的精神永在，還有更多夥伴會繼續努力！願培華博士安息，也請家屬節哀。

[新聞]
張亞中：兩岸首先要解決的，是統一前的安排
2019-01-18/觀察者網小婷

1月4日，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對外表態，將以國民黨籍身份，參與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這是繼前新北市長朱立倫之後，第二位表示參選的國民黨人。

在選情不利的情況下，為什麽加入選戰？兩岸關系進入關鍵時間段，作為一直參與兩岸統一進程的台灣學者，張亞中對兩岸未來有怎樣的理論思考？觀察者網專訪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台灣“2020大選”參選人張亞中。

【采訪/觀察者網 小婷】

觀察者網：為什麽選擇在這個時候宣布參選2020？

張亞中：這件事情可以分兩個面向來看，一個是長期面向，一個是短期面向。從長期面向來看，其實我長時間關心台灣和兩岸問題，也不是一天一日了，大家應該都非常清楚。這20多年來，在台灣重大政治議題上，我一直都有參與，1996年我參與台灣地區“大選”候選人陳履安的選舉，做政策部總召集人，打第一次台灣“總統”選戰；2004年我參與反軍購運動，2005年參與“反修憲”，2006年參與“倒扁”，2007年反對陳水扁的“入聯公投”。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我又通過兩岸統合學會辦了很多大型的兩岸之間的會議，來促使兩岸關系的發展，2012年以後又參與了所謂歷史教科書課綱微調工作。同時，我還自己拍紀錄片、出版教科書、辦孫文學校，推動兩岸認同。2016年又協助洪秀柱參選。

從我的簡歷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這一路走來，一直在奉獻台灣。為什麽會長期做這個事情？因為從1990年開始，我覺得台灣，包括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它在價值方面都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說在身份認同上，一些台灣人已經認為“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了”，在兩岸關系上，民進黨要走“台獨”路線，國民黨要走“獨台”路線。作為學者，這個趨勢我很早就看出來了，在別的訪問中我也談到，其實我的所有思想體系大概在40多歲時候已經都形成完畢了，所以40歲以後我一直致力於去改變台灣，改變兩岸現狀，也可以說我走的比較前面一點。這是從比較長遠的方面來講，我從來沒有放棄過要改變台灣、改變兩岸關系。所以我這次的競選主軸叫做“重新啟動”（Reset），就是我們必須要關機，重新再開始了。

從短期面向來看，蔡英文上台以後，兩岸關系變得非常低迷，民進黨走“台獨”路線，國民黨走“獨台”路線，而且兩條路線在慢慢匯流，大陸的耐性也在慢慢降低。所以這次大陸召開《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習總書記再次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國民黨和民進黨都表示要繼續反對“一國兩制”。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兩岸之間幾乎沒有能力去解決這個問題。我長期對兩岸問題以及台灣內部很多問題，都做了非常多的深入研究。我和一般所謂“候選人”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們都是要選舉了才提出政見，而我在政策理念上已經完全準備好了，我願意提出我的看法，希望能夠透過我的參選，獲得一個更大的政治平台，讓更多人聽到我的理念、我的聲音，能夠改變台灣，為兩岸關系註入新的活水。

所以從這兩個面向來看，這次參選對我來講並不是一個意外的事情，我想把這個事情做完，把它做成。

觀察者網：您之前在采訪中提到自己已經有100多條政見，這次參選的核心主張有哪些？

張亞中：要參加選舉，當然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須提出一個台灣的發展方向，就像一個人的身體，既有骨骼、血肉，也有靈魂，缺一不可。

在台灣的制度方面，我會提出一些看法。比如台灣的“憲政”制度，我們應該做什麽樣的修改？你看今天賴清德又辭職了，在台灣目前的“總統制”下，“總統”是有權無責。從2000年開始，台灣更換了14個“行政院長”，平均一年半換一個新“院長”，“部長”更換就更頻繁了。請問這種情況下能做什麽事情呢？所以在“憲政”方面，我提出台灣要從“總統制”走向“內閣制”。

在兩岸關系方面，我提出兩岸要建立一個和平發展的框架，結束敵對狀態，這屬於結構層面，當然還有非常多其他方面的東西。我主張主權由兩岸人民共享，治權是大家暫時互相尊重。

在價值方面，我提出了五個比較重要的價值：和平、開放、共治、均富、美德。我的上百個政見就是在這五個價值之下發揮出來的。

觀察者網：能不能具體講講您提出的這五個價值？

張亞中：和平。今天兩岸還是敵對狀態，可是民進黨的“台獨”不可能有和平，國民黨采取的是維持現狀，也就是維持現在兩岸的敵對現狀，也沒有追求和平。所以，和平應該是我們要追求的一個價值。

可是現在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不願意去結束敵對狀態，大陸談到的又都是統一後的政治安排，我比較希望和大陸、國民黨、民進黨來溝通，在和平統一前我們應該是一個什麽樣的政治關系？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其實就沒辦法處理很多覆雜的問題。

開放。台灣作為一個小島，講難聽點，不開放可以嗎？台灣一定要開放，兩岸關系一定要保持很好的關系。而像蔡英文這樣和大陸保持敵對，就不可能徹底開放台灣。只有在台灣和大陸簽署和平協議以後，台灣是一個完全和平的地區，才可以開放，全世界的資金和優秀人才才安心把台灣作為一個基地。

如果說兩岸關系處在這種敵對狀態，台灣的政治是不穩定的。請問一下，台灣如何開放？任何一個開放的地區，必然是一個和平的地區，它才能夠開放。自己內部的紛爭不解決，你也不可能開放。

換句話說，開放取決於兩個概念，一個是外在的環境，一個是內部的思維。我們先要把外部的環境變成一個和平的環境，我們才能夠開放。同時，我們要有開放的思維，譬如說，大陸的朋友來台灣，我們給予合情合理的待遇，就可以讓他盡量來，我們對大陸的朋友跟全世界的朋友，至少應該同等對待，不能有差別待遇。

共治。請問一下，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政府官員是不是應該和老百姓共同來治理這個社會？包括在兩岸關系上，在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上，是不是應該我們來共同管理？我們不要說“各自表述”，不要獨享中華民族的財產，兩岸應該走向共治的概念。

均富。貧富不均是目前全世界各國都出現的問題，“均”屬於社會主義，強調公平正義，“富”屬於資本主義，強調發財。我們中國人講“不患寡而患不均”“倉廩足而知禮節”，“均富”是我們中華文化裏非常重要的美德。

美德。中華文化最強調禮義廉恥，可台灣這幾年來出現一些是非不明的價值觀，忘記了我們中國文化裏的美德。

所以我把這五點作為我今天參選的核心價值，甚至我認為整個中華民族都需要這五個價值。你看鄧小平用“改革開放”四個字，就為大陸帶來了40年的繁榮。所以一個好的價值實在是太重要了，我這次“參選”，並不只是提出一些卑微的或者很技術性的政策，而是每一個政策背後都承載著我的一個價值、一個理念、一個選擇，這是我跟所有“候選人”不同的地方。

坦率來講，我的這些主張，國民黨的其他候選人不會去做，民進黨的方向現在已經偏了，已經很難回頭了。在兩岸關系發展到這麽關鍵的時刻，我覺得我的參選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導正台灣一些制度和思維方面的誤區，可以提供給台灣老百姓一個比較正確的思考，也可以給兩岸人民帶來一個新的選擇。

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記者 李濤 攝

觀察者網：1月2日大陸舉行了《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對台關系五點主張。其中提到的“兩制”台灣方案，引發了兩岸很多討論。您認為“兩制”台灣方案應該包括哪些含義？

張亞中：一個大的問題是兩岸必須要談，我想習總書記的講話給了一個訊息，就是說可以談。他同時也講了一個概念，“中國人不打中國”，換句話說，只要兩岸都是中國人，那就不應該發生戰爭。既然這樣，為什麽不能坐下來談呢？我們可不可以來討論一下和平統一前怎麽走？和平統一後你有你的主張，沒有關系我尊重你，問題是現在兩岸怎麽結束敵對狀態？就像你跟你的鄰居已經吵了70年了，可是你的小孩跟他小孩子現在非常要好，你們兩家現在開始想和好，應該先把敵對解除，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兩岸不可能從敵對一下跳到統一。

我相信所有大陸同胞都認為“一國兩制”已經是一個善意了，但是台灣老百姓可能不是這樣解讀的，所以我覺得從方法論上來講，今天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活在當下，先解除兩岸的敵對狀態，然後才能自然而然、順利地往下走，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就像人的成長一樣，不可能從嬰兒一下跳到30歲，這就不是漸進，而是揠苗助長，肯定會有副作用的。

舉個例來講，大陸講“和平統一”講了40年，這沒有問題，可是這40年來有一個問題一直沒解決，現在同以前到底是什麽關系？你怎麽給我講這個東西？今天台灣的領導上台就抓著這句話說，大陸對我不友善，但大陸40年前就講這樣的話，哪有對你不友善？但是這個東西就被人拿來炒作了，這也是大陸的決策單位要思考的問題，為什麽“一國兩制”會被人拿來炒作？

我們追求統一，不管是什麽形式的統一，最終應該是快樂的統一，大家歡歡喜喜地走下去，是不是才是我們中華民族追求的方向？如果有人跟我說，張老師你的和平統一前的方法不好，我有更好的方法，那請你拿出來，我們一起討論。我也不是說我的方法是最好，但我們總可以坐下來討論，看看台灣會不會接受，大陸會不會接受。

觀察者網：但現在的問題是，即便大陸想談，也不知道和誰談。

張亞中：今天台灣民進黨不會和大陸談，國民黨也不想談，背後的美國也不想談。而且國民黨也不知道該怎麽談，任何東西都是知識的問題，國民黨並沒有這樣的理論基礎，你看今天哪一個國民黨學者可以提出一個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或者論述來？任何了解我的人今天都不必懷疑我，我不是因為要出來選舉才講這一套，我講這一套已經講了那麽久了，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在美國，我講的都是同樣的東西，因為這是我的方法論，而且背後有我的理論支撐。我不光講，還寫了二十幾本書，白紙黑字經得起檢驗。

我在我的競選聲明裏說，兩岸是兄弟一家親，兄弟之間有什麽問題不能談的？所以我主張兩岸進行政治對話，討論結束敵對狀態，勾畫兩岸未來的和平框架。我們中國人常講水到渠成，但也有可能水到了，渠還沒有修好。所以在水到之前，我們要先把渠修好。“一國兩制”是大陸提出來的統一後的渠道，但是我想建立一個統一前的渠道，就是兩岸的“和合”，先經過“和”的渠道，簽署和平協議，再進入到“合”的渠道，從“分治”走向“共治”，最後自然而然流入統一的渠道。

和平協議簽署以後，在“和”的這個階段，我們再來討論“一國兩制”作為統一後的渠道，所以我比較傾向於先提出一個和平統一前兩岸結束敵對狀態的渠道。這也是我這幾十年來的研究，包括在和大陸學者溝通之後，也得到了一些正面回應。以前我只是一個建議權，我希望能夠取得決策權，如果能夠當選，我就可以馬上啟動政治對話，結束敵對狀態，來討論簽署和平協議，這對中華民族來講將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進程。

觀察者網：您曾經批評過馬英九政府錯失良機，您覺得現在是否到了一個可以談統一的時機了？

張亞中：統一包括統一前、統一過程和統一後三個階段。現在我們連統一前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在我看來，一國兩制並不等於完全統一，而只是統一的開始，真正完全的統一是一國一制。所以換言之，我們要追求的是統一的結果，還是統一的開始？如果兩岸馬上就開始談統一，這個障礙一定會非常大，所以要做好統一前的設計，慢慢水到渠成走向統一。

“一國兩制”最開始在香港實踐，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到了1997年，大陸必須收回香港，有時間壓力在，而且當時大陸的經濟發展不如香港，但今天不一樣了，現在大陸發展這麽好，已經不能和當初相比了。如果今天鄧小平還在的話，或者我在夢中和他相會，我一定要詢問下是和平統一重要還是一國兩制重要？他當然會講是和平統一重要了。所以我們不要以文害義，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中國有5000年文明，我們應該有智慧去解決這個問題。

觀察者網：您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提出“一中同表”，您怎麽看您的這個主張和習總書記提出的“兩制”台灣方案的關系？

張亞中：“一中同表”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如果我們要解決和平問題，是不是要共同表述？習總書記說可以探索“兩制”的台灣方案，沒問題，大家就坐下來討論，至於怎麽談，那就可以是海闊天空了。大陸講在“一中”原則下什麽都好談，但是“一中”原則到底是什麽意思？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那我們是用父子關系還是用兄弟關系談？大陸體量那麽大，台灣那麽小，所以我主張兩岸不要再去爭這種東西了，對於一家人來說，不是主從關系，而是共同擁有這個家。

1993年汪辜會談

觀察者網：紀念大會之後，民進黨和國民黨都對習主席的講話做了回應。但和大陸釋放的友好信號不同，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回應，依舊阻礙著兩岸交流。您認為在目前這種情況下，該如何推進兩岸關系？

張亞中：這是非常困難的，也是我最難的挑戰，我舉個例子，一個是“台獨”一個是“獨台”，然後大陸又和台灣談統一後，大陸越談統一後台灣越反彈，台灣越反彈大陸就越談統一後，最後只能搞得大家都很惱火。

我在中間，左邊看不順眼，右邊看我也不順眼。台灣說我就是個統派，出賣台灣。大陸說你看看搞了半天你還是不願意接受“一國兩制”。但是我們也不能就這樣一直吵下去，所以說今天我的出現對兩岸關系來講，其實是一個曙光。不管我能不能夠贏，我要讓我的這種聲音在台灣發揚光大。我跟民進黨不一樣，跟國民黨不一樣，和統促黨也不一樣，三個政黨我好像都沒有選邊站。可是從另外一個來講，我的方案是最考慮各方面利益的，以前大陸清華大學一位非常重要的學者就跟我說亞中加油，你的方案是能夠為台灣爭取到最大利益，也是北京可能讓步的最低底線。

觀察者網：您對最終的結果有沒有什麽期待？

張亞中：佛教講因果，只要我們的因是善因，結的果就會是善果。一件事情不見得努力就會成功，但是你種的善因絕對會得善果，所以只要我這種聲音出去，讓更多人聽到，將來絕對會得到好的結果。我不是在鼓勵雙方的對抗和對立，我有我的人文情懷，我對中華民族的關心不會少於任何人，我希望中華民族偉大覆興是快快樂樂、大家手牽手的偉大覆興，我希望中華民族偉大覆興是快快樂樂、大家手牽手的偉大覆興，統一不是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下完成，而是兩岸共同的締造。台灣也絕不可以在美國的操弄下，變成另一個黎巴嫩或阿富汗，對誰都沒有好處。我相信兩岸的中國人應該有智慧找到解決的方案。我個人提出了一個非常具體可操作的方案，也希望兩岸均能提出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和平方案，勇於開啟兩岸政治對話，共同為兩岸的和平發展而努力。

https://www.guancha.cn/zhangyazhong/2019_01_18_487324_s.shtml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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