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微生物學家袁國勇及其助教，以專業身份，指出武漢肺炎源自中國；並進一步指出是中國人殘殺濫食野生動物的劣質本性所致；再進一步抨擊世衛隱瞞疫情，並使用武漢肺炎一詞，不是甚麽「新冠狀病毒」，雙騎殺出，橫掃千軍，令中國網民深為震動。
袁國勇是科學家，不是官員，卻為林鄭月娥倚重，亦即屬於「建制陣營」之内的醫學專家。因為親中建制陣營人口以教育水準偏低為多數，另加一批因利益安全和中國市場憧憬的專業人士，至於商人則個個精明，其實全部是口頭的建制派。
在這種理性智商比例高度不均的結構之下，極少數理性清醒而又因香港大亂時期需要以專業知識協助行政管理者，袁國勇是罕見的一位。
但既然為所謂建制派，像袁醫生這類人士，除了必須謝絕大量祝酒剪綵的社團飮食應酬，還必須長期忍受政治凌駕科學、情緒騎劫理性、個人意志順從組織指揮的政治生活。
以袁國勇教授顯赫的西式教育資歷（不要忘記連孫中山也是一位西醫出身），若討厭政治，又對人大政協這類職銜缺乏興趣，性格正直善良，在這種鮑魚之肆，若要久而不聞其臭，漸由醫學家轉型為統一口徑的政治工具，將會是非常困難的挑戰。
袁國勇醫生所謂豁了出去的 come out 言論，動機很簡單，只是一個醫生最終選擇了科學和事實，忍無可忍，一手拉著徒弟，掩著鼻子，急步走出那間人頭湧湧的茅厠的動作。
儘管此一動作，在中國人社會，已經可視為壯舉或者奇跡。
一百年前，五四運動就提倡民主與科學，既然民主做不到，胡適之類的留美思想家，勸諭中國人不妨由科學做起。胡適教導他們：所謂科學，不是叫每個中國人都做科學家，而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袁國勇和一度中國輿論被吹捧為「華人之光」的何大一醫生一樣，只是參照他所得到的醫學證據，講出他的醫生話。
這一點，對於一個常識人，只是步入文明世界的基本消費。不過在文革情緒再一次煽動仇恨的一群思想喪屍之間，袁國勇的常識之論，當然會引起歇斯底裏的詛咒和咆哮。
然而「袁國勇現象」不止是他個人事件，而有如一滴血呈現之體檢報告，顯示這個他論定擁有劣根性的民族一百年來如何百病叢生，痼疾難醫。
他在所謂的建制陣營裏，由沙士開始，環顧四周，但見正常人愈來愈減少，分階段幻變為喪屍者愈來愈增加，好像荒謬劇作家歐仁·尤內斯庫的舞台劇「犀牛」，我猜想他可能不甘變種，以一聲魯迅式的呐喊，堅持宣示：我是一個人，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定義的一個人。
在所謂建制陣營裏，三年五載總會有一個半個公然改變立場的精英「豁出去」，還有一個半個猶抱琵琶、半遮掩在對黨忠誠和堅持常識之間繼續留下而感到痛苦。
這些異類都擁有高學歷，或西方名牌學府畢業，他們當初上了這條船，有各自的原因，眼看形勢不對，他們也不甘與周圍的生物為伍，萬般掙扎，只是想做回一個正常人。
站在袁國勇身邊的林鄭月娥，處境最為尷尬，在中國人社會的生物病毒、行政病毒、思想病毒三大層面之間，林鄭與袁國勇不同，她只是殖民地行政官僚出身，在英國人領導下，相安無事，豈知因戀棧某種虛榮，1997 年之後，莫名其妙地像夢游般走進了（sleep walk into）此一三層的迷離幻境，正如她對洋人説過，她想辭職，但已經身不由己。
「林鄭現象」，也不止個人，卻又是人類學的另一學術範圍了。
一場武肺，中國說疫，世界勾奇，民族基因，人性特點，衝突千變，荒誕萬象，令人目不暇給，蔚為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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