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武漢肺炎Vs美國流感:當藍絲/藍營,也要有知識底線
一場武漢肺炎,本來理應全民集中精力抗疫,但在「政治正確」主旋律籠罩下的香港,卻成為政治角力場,林鄭月娥政府和「藍絲」群組不斷挑起群眾矛盾,展開批鬥「黑醫」「黑護」運動,同時不斷淡化疫情。「藍絲」群組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理論核彈」,就是說美國流感死了數萬人,而武漢肺炎不過死了「區區數百」,為什麼大驚小怪;現在全球對中國又是封關、又是禁飛,為什麼卻不對美國制裁,明顯是「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云云。在互聯網時代,出現平行時空已成常態,以上論點在香港「藍絲」群組和台灣「藍營」群組,居然是想通的,不少台灣「藍營」KOL也公然附和,令人不忍卒睹。
筆者自然不是醫生,但身邊有大量真正的醫療專家學者,加上要拆解上述悖論,其實是社會科學問題。假如大家再遇上這類文宣,建議用以下五點回應:
1. 「美國流感」不是一種病毒,而是出現在「美國」、很多種「流感」的集合,每年都會出現、每地都會出現,筆者的馬來西亞朋友林韋地醫生,也就是新加坡草根書室的老闆,對此有撰文詳細解釋。假如要比較,中國每年也有這種流感出現,根據醫學權威期刊《刺針》研究,每年平均死88,100人,也就是比美國還多。相反武漢肺炎是一種病毒,全新出現,由中國引發,本來卻為其他地方未有,一切未為世界所知,潛在風險大得多,針對疫區源頭中國,自然也順理成章。
2. 「美國流感」平均每年有二千萬人感染,過去半年死亡率約0.06%、一年前約0.13%(不同計算數字略有差異),這包括了「和流感相關死亡數字」(即並非直接因流感病故)。而根據官方數據,武漢流感目前死亡率大約3%,都是直接數字,這還未算不少專家對中國官方是否刻意調低數字充滿質疑(有學者估算倍之)。不少中國學者又強調,只要武漢肺炎更多輕微患者確診,死亡率就會進一步調低,屆時就可以「放鬆」,這是另一謬誤:須知美國流感有了足夠案例,已經成功研發出疫苗,有效率約為60%,但武漢肺炎至今無疫苗可用、未有足以廣泛使用的有效藥可治,總體風險就比美國流感大得多。
3. 「美國流感」並沒有單一地區成為outlier,但武漢肺炎卻有一個密集式死亡例子:武漢。不少中國學者提供數據時,都喜歡說湖北省或武漢市以外的感染率、死亡率如何如何,卻解釋不了為什麼武漢災情特別嚴重。須知武漢是中國一線城市,先進、發達、現代化,絕非第三世界,除非有專家能通過氣候、環境、人為因素或任何原因,論證武漢是特例,並說服全球不會出現第二個武漢,否則邏輯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重蹈武漢覆徹。而任何地方面對那種災情,都不可能以現有資源單獨應付,自然必須防微杜漸。
4. 武漢肺炎的源頭出現在中國,無論愛國人士是否喜歡接受,這確實為控制疫情製造了更多不確定性。由於中國舉國體制的不透明,疫情開始時被刻意隱瞞,錯過了控制的黃金時間;即使是習近平發話要嚴肅正視後,官方提供的數字,依然充滿商榷性。例如不同外媒都傳出,不少武漢死者都不被當作確診個案,而近月武漢處理屍體數目不乎尋常地高,令不少人懷疑真實的死亡數字。這樣的作風,連帶令以往高度透明的香港政府,也失去一貫公信力,單是庫存多少口罩、有何用途一類問題,已多番反口覆舌、前言不對後語。這樣的國情,在非常時期,必然容易造成社會恐慌,而這時期的社會恐慌,又必然令全民杯弓蛇影,對疫情控制有壞無利,出現反效果幾屬必然。
5. 最重要的common sense是,世界各國處理公共衛生危機時,首重「防疫」,然後才是「抗疫」。武漢肺炎剛出現時,才是最值得全球關注的危機,當疫情真的失控,進入「抗」的階段,往往意味著已出現很多本來可以避免的犧牲。雖然武漢肺炎致命程度不及SARS,但傳染廣度一如流感,如何防範,依然未有定案。可惜在藍絲/藍營群組,以香港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為代表,往往本末倒置,宣揚「有嚴重死傷才考慮封關」、以免小題大做影響自己收成期一類歪理。這種思想,不但涼薄,也與人類文明進展背道而馳。
當然,美國流感和武漢肺炎兩者還有諸多可比/不可比性,而世界各地處理疫情時夾雜政治,也是必然。然而甚麼立場也好,對知識、邏輯的基本認知,畢竟要有底線,否則一切只講求政治正確,卻犧牲了一切,到頭來只會令自己支持的政權/陣營更失分,徒然成為歷史笑柄,何必。
蘋果日報,2020年2月10日
背道而馳例子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八卦
【#沈旭暉隨緣家書🇸🇬】滑坡謬誤:「西方接受新加坡,自然也接受極權新香港」?
不久前,和一位政府官員飯聚。他私下和一般現屆官員不同,會講人話,自然也知道我們對「新香港」的厭惡。在過去一年,在不同場合說了多遍「中國不能沒有香港」,他知道這論述,也不是強硬派中人,而提出了一個反問:「北京確是需要香港,但只要有辦法維持香港經濟自由開放,同時收緊對政治社會的控制,國際社會難道真的不接受?」然後,他舉出新加坡為例子,當地威權程度(暫時)比香港還高,但無損國際社會對其經濟自由的信任,隱隱然暗示,這就是某些人眼中的「美麗新香港」。
真的麼?香港能否光復,就看這個問題的答案。
以上論據,假如放在其他地方,並非不會出現。假如某地保持經濟穩定,同時滿足國際利益均沾的潛規則,政治上如何收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在表面抗議之外,確實不一定有實質行動,而這的確是新加坡成功之道。假如期望美國搞理念外交,沙特阿拉伯這類案例恆河沙數,足以令希望幻滅。
問題是,香港,是獨一無二的。要是北京以為香港的自由、人權、法治急速倒退,但能勉強維持經濟穩定,國際社會就不會在意,香港就可以繼續用來「走出去」,這是典型的滑坡謬誤。假如北京繼續以2012年前的方式管治香港,在西方眼中,也許「不完美、可接受」;但渡過了2019年,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就是做不到,因為香港已失去同時出現「政治收緊」、「經濟自由」、「國際利益均沾」三者的可能。
為什麼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首先,新加坡的盟友是美國,民意在亞太區當中最支持美國領導,還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屬於美國在亞太的戰略重鎮;香港則是中國特區,「一國」正在「全面管治」中。曾與一位新加坡官員有這樣的私人對話,談到甚麼主權基金淡馬錫某年虧損那麼多,答案是「算作保護費吧」。至於香港的儲備,自然也是「一國」部份,中國剛在香港發行以美元為單位的國債,為的自然是在香港吸美元,買家市傳可能包括金管局,利益歸何方,不證自明。換句話說,新加坡是威權、還是民主,都不會影響美國利益,因為後者是新加坡朝野共識;但香港要是沒有民選議會、英式法治、普世價值、言論自由制衡,避免一國以「國家利益」之名自把自為,作為保障國際利益的安全閥,各國利益還剩下多少,就只能憑北京聖斷,情況就和上海、深圳無異。
新加坡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之間,確是充份合作,似乎不很符合國際企業希望所見的法治;但與此同時,新加坡的制度獨立自主,高度理性、可測,卻能保障國際企業渴求穩定、符合專業操守的目標。新加坡企業、銀行的compliance、due diligence相當可靠,國際企業正是需要這些,而新加坡沒有價值觀完全相衝的「太上皇」,專業人士只需要提供專業服務、鞏固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繼續發大財,自然沒有破壞規矩做數、「行方便」的誘因。
不像香港,現在要照顧「一國」利益,國企若要求工作人員做數、填數,只要以「國家利益」之名,就可以超越「兩制」範疇;慢慢下來,就連compliance也不再有公信力。今天政權能夠因為政治不正確原因,向銀行、航空公司施壓解僱員工,為所欲為,有權用盡,他朝難道不會因為同類原因,溫馨提示有關企業在某些地方「便宜行事」?上海、深圳始終取代不了香港,就是這方面始終不能給予國際社會信心,因此香港核心價值能否被捍衛,就比新加坡的法治更關鍵。
加上新加坡高薪養廉,官員得到全球最高薪待遇,全國上下習慣了謹小慎微,作風極度官僚,卻養成了一切體系跟足規矩的優點。這和中國講求關係、圓通、面子的國情,背道而馳;這種國情在沒有核心價值支撐的香港,卻只會橫行無忌,也就是現在這樣。當一個行普通法的香港,不斷出現種種古法濫捕的案例,國際企業怎可能放心下個不會輪到自己?新加坡卻相反,就是有異見人士Amos Yee一類案件,外資依然相信有足夠安全閥,威權不會spillover 到經濟體系。
沒有法治的香港,Compliance還可信嗎?
說到底,新加坡政府,真的是一人一票民選出來的。每次說到這一點,都有朋友嗤之以鼻,提出新加坡種種威權舉措,例如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不斷更改選區版圖以利執政黨,選舉工程時間極其有限、令執政黨佔盡優勢等。但不能否定的是,新加坡人確是可以通過選票,進行政黨輪替,這條路是完全可行的,不像香港那樣,反對派得勝就叫「奪權」,親北京派在選舉只能贏、不能輸。因此,新加坡政府不可能完全漠視民意,人民行動黨除了靠法律和警察,也必須得到人民認同,上屆人民行動黨得票就高達70%,不像林鄭月娥上月支持度低至9%。
換言之,新加坡政府是有認受性的,民眾對制度理性的強烈訴求,對政權構成有效制約,這是新加坡的「社會契約」,對國際社會而言,已大部份填補了司法不夠獨立的缺憾。但香港政府卻是沒有認受性、也沒有決定權的,西方鞏固自身在港利益時,慢慢卻找不到真正的代理人,只能直接找北京。加上新加坡雖然法律嚴苛,街上警察卻極少,不像香港已變成police state,社會每天都在抗爭,而政府又只能以濫捕回應,結果又是進一步破壞香港法治,然後國際信心進一步崩潰,墮入永劫輪迴,卻不能穢土轉生。根據綜合經濟數據,整場運動至今,香港頭75個國際貿易夥伴當中,約有11%改為跟新加坡做更多生意,並非偶然。
何況新加坡是獨立主權國家,政策具有高度可測性,西方憑基本的現實主義研判,就八九不離十。香港政治卻具有高度不可測性,全面一國化之後,也就是整個中國的不可測性,都會完全轉嫁到香港。此所以在香港的國際記者就算規行矩步,也會因為國家層面的爭議而殃及池魚;孟晚舟事件後,加拿大駐港外交官就成為中國人質;英國那邊在談BNO平權,大使館職員鄭文傑就在中國被扣押逼供。這類事情並非不可能在新加坡出現,新加坡也曾對中國、美國等大國驅逐其個別利益有關方出境,但新加坡國家利益計算是可控的,行動的上下限不會太出格,不像「新時代中國外交」,未來即使在香港,也可能「去得很盡」。
這不是說全面管治下的香港,會沒有任何經濟角色,正如國際企業也會出現在上海、深圳,但總部不會在那裏;目前很多設在香港,未來卻可能搬到「真・新加坡」。既然一國化的香港,對國際社會並無大用,just like another 上海、深圳,新加坡和中國的經濟關係也有足夠聯繫,而深受西方信任,國際社會何不直接利用新加坡「走入去」?對它們而言,到了那個時候,繼續承認香港是單獨關稅區,又有甚麼好處?北京、西方、港人,哪一方最不能承受攬炒的風險?
沈旭暉,明報,2020年4月6日
背道而馳例子 在 黃之鋒 Joshua Wong Facebook 八卦
【我對Greta獲選為時代雜誌風雲人物的想法】
https://twitter.com/gretathunberg/status/1206159412571889664?s=21
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獲選2019年美國《時代》雜誌風雲人物,成為《時代》以來最年輕的當選者。她以「周五為未來而戰」運動(Fridays for Future),吸引全球數百萬人對抗氣候暖化問題,所代表的正是全球年輕社運一代的化身,影響及感動各地年輕抗爭者,而我便是其中一員。
猶記得通貝里說過:「我們不能猶如沒有明天地活著,因為明天是存在的。」我們與通貝里這一代,正正見證這個未來的出現,而我們亦有責任將之塑造成理想的明天。當世人為年青人站出來對抗氣候變化和獨裁威脅而驚歎歡呼時,這些呼聲實質地化作對各地抗爭運動的支持。在這場為理想明天的戰鬥中,無人是孤島,只要我們仍然活在世上,在戰場站着的,不會只是年輕人或一些人物,而是任何人。
無私,為着偉大的事情而努力,為全球人類探索可能性,在歐洲帶領整場對抗氣候變化運動,願意為基本人權付上自己的前程及生命,這些都是抗爭者贏得尊重的特質。這不止是通貝里,而是在各地為理想、為自由、為人權而奮鬥的人,他們啟發更多人為着信念從沒退後,因為改變需要匯聚眾人之志、齊上齊落去達成。
氣候變化和香港民主運動貌似兩回事,卻有不少共同之處:兩者不能單靠一個地方的努力便能解決,需要世界關注及努力,而且中國在兩大議題上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但同樣地,中國對兩大問題的回應相當相似,便是拒絕兌現當時許下的承諾。
眾所周知,中國是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有科學家指出,一旦全球平均氣溫升逾攝氏2度,全球暖化有機會無法逆轉,已有研究指出,若要避免這個最壞情況發生,必須要求中國大幅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現時中國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120億噸,佔全球排放總量超過三成。在2018至2019年,中國排放量呈上升趨勢,這與中國在《哥本哈根協議》和《巴黎協定》中所作的承諾背道而馳。每當中國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便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急需發展」開脫,充份顯示中國沒有兌現自己向國際社會所許下的承諾。
中國在1984年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並承諾在香港實現「一國兩制」和普選,而《聯合聲明》是受規管國家之間協議的《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所規限。然而,中國現在顯然拒絕履行承諾,更嚴重的是,中國近年單方面宣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指其已經是一份歷史文件,不具實際意義。
以上兩個例子皆證明中國並不可信,只會為求目的、無視所有應當遵守的規例而行事。這個問題不可能只靠年青人去解決,正如單靠Greta和罷課參與者,無法向違反減排承諾的中國問責;單靠香港年青人,亦無法向違反《聯合聲明》的中國問責。各國領導及人民必須團結一致,才能迫使中國遵守他應當遵守的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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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eek, Greta Thunberg was named Person of the Year by the TIME magazine. She is a Swedish Schoolgirl that inspired the “Friday for Future” campaign against climate change. Greta is regarded as the figure of the power of the youth, and inspired many, including me.
I applaud for her statement “We can’t just continue living as if there was no tomorrow, because there is a tomorrow.” There is a future where Greta and I will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and we are responsible to shape it into a desirable one. When the world cheer and appalled for the youth standing up against threats of climate change or dictatorship, we actually all play a role in the fights. No man is an island. We are all living here today, and we will be living here tomorrow as well. It is not only up to the youngsters or the figures to fight for a better future.
Some people are respectable because they indeed did something great and conquered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ity— being selfless, leading an Europe-wide climate change campaign, sacrificing their future and even their lived for the sake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se figures hope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do the same to really address the issues. It is not up to a few people to resolve problems that requires collective effor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Both of them cannot be resolved simply by the handwork of one place, and China has to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both issues, and China’s response to them appears to be similar as wel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China are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It is foun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that global warming cannot be kept below 2 °C unless the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 in China falls sharply. China emitted over 12 gigatonnes CO2eq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makes up almost 30% of the world total. And in 2018-2019, the emissions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contrary to the promise China made in the Copenhagen Accord and Paris Agreement. However, when China were asked publicly about this, its response is simply “China is a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t is in desperate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clearly shows China does not take the pledge it made in the global arena as promises it has to fulfil.
China made a Joint-Declaration together with Britain before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to promised “One Country, Two System” and universal suffrage for Hong Kong in 1984. The Joint-Declaration is bounded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which is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governing treaties between states. Now it is clear that China is unwilling to keep its promise, and worse still, China has recently declared the Joint-Declaration to be invalid on its own. The Joint-Declaration was a historical document that no longer had an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hina said.
The two examples illustrate that China is never trustworthy and do not take any rules into consideration. It will simply do anything it wants, no matter what are the norms and regulations that it should follow. It takes more than just the youth to address the problem. Greta and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trike alone can never hold China responsible for breaking its promise. Hong Kong’s youth along can never hold China responsible for violat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The world has to stand in solidarity to be able to achieve results and forces China to comply to the norms that all players in the world ough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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