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
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
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肺結核死亡率 在 蘇怡寧醫師愛碎念 Facebook 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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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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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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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結核死亡率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八卦
《我們走過了疫情高峰期?專訪何大一:答案:No!千萬別樂觀!//財經雜誌》
我的Summary :麻煩大家認真看:
1)以全球疫情而言,我們還在初期。
2)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鬆口氣,稱自己成功抗病毒,那正是危險的開始。
3)印度、非洲、南半球、伊朗⋯⋯如果陷入疫情,死亡人數及病毒🦠會再反撲全球,因為防不勝防,太多無症狀感染者,還有隱瞞者。無症狀感染者攜帶的病毒和感染者一樣,日本剛剛通過的法律修正為隔離21天,愈來愈多人16-17天才有呼吸、血氧下降、體溫升高的現象。無症狀感染者可能佔25%-50%。
4)義大利和西班牙死亡率這麼高,説不定不只是篩檢率,啟動慢,也可能和人種基因有關。
5)為什麼有人會死?有人會自動痊癒?年輕患者也出現了零星死者?目前還是一個謎。一般科學界認為主要可能的原因是:免疫系統。如果單純感染病毒,會痊癒,如果誘發免疫系統攻擊,即造成肺功能及全身器官衰竭,病人極容易死亡:而老人的免疫系統往往比年輕人不健康:但年輕人也有免疫系統疾病患者。
6)完全殺死病毒的疫苗最快18個月才能生產成功。就算明年初FDA快速批准了嬌生公司的疫苗,其過程及功能可能不夠嚴謹,這種不得不,可能無法達成如肺結核、虐疾等疫苗注射後完全抗病毒功能。
7)中國應該再堅持一個月,現在太快復工了,輕易解封武漢,湖北,復工,那些無症狀感染者可能會給中國帶來第二波疫情。
美國更是。如果四月底即解除禁足令,狀況更糟。中國至少封城了二個半月。
8)如果全球在武漢封城後,一週內,整個二月全部封城,禁足,今天我們可能已經脫離險境。但這只是後見之明。
以下為何大一專訪內容:
*美國當地時間2020年4月5日,全球已有120萬例新冠病毒病例,其中約有25%在美國。紐約州是受新冠病毒襲擊最嚴重的州,病毒已經奪去這個經濟繁榮之州3500多人的生命。醫學專家們公認,要想控制住此次流行病,必須截斷大約三分之二的感染鏈。
由於迄今為止尚未出現有效的疫苗,人們無法完全保護自己不受感染,因此要有60%-70%的民眾感染新冠病毒有抗體後,病毒才會難以蔓延。公共衛生專家說,情況將變得更糟,不僅對紐約,對美國其他地區未來也是如此。
所以重點在:隔離,截斷2/3感染鏈。
何大一是亞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的創始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早在冠狀病毒從新世紀初開始出現,他和研究團隊就投入求索與抗衡的研發之中。
* 在2003年SARS疫情期間,何大一曾擔任北京、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專家顧問。17年之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自2020年2月起,何大一負責一個關於新冠藥物及抗體的研發項目,用四種方法來開發藥物或抗體。馬雲基金會提供了210萬美元資金供何大一領導的4個團隊分享,另一家中國互聯網巨頭企業實際控制人的家族基金,承諾再提供100萬美元的研究資助。哥大的科學家將與中國學術研究人員合作,目前相關研究正在有序推進中。
*關於新冠病毒感染,為什麼近80%感染者沒有症狀?
何大一表示,儘管自2003年SARS疫情暴發以來,他的團隊已經非常詳細地研究冠狀病毒,但直到現在有關新冠狀病毒的許多基因COVID-19科學家們還是沒能完全瞭解。目前為止,仍然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冠狀病毒攻擊下,有些感染者沒什麼事,有些人卻病得很嚴重?對肺部的損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導致的?有多少是由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導致的?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如果病毒具有破壞性,那麼我們就應對病毒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如果是免疫系統的內部炎症反應導致了肺部長期損傷,那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科學家需要理解這些基本的科學問題,然後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對付新冠病毒的策略。
*關於中國大陸目前無症狀感染者,是否會帶來另一波疫情?
何大一認為中國要想讓無症狀感染者徹底消失,至少應該要堅持一個月。目前武漢解封,太快了。
*關於歐洲、美國太晚封城
如果借鑒中國的抗疫模式,全球皆可做到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就會壓平美國紐約、加州和西歐很多國家的疫情增長曲線。
何大一指出,如果放任疫情一波一波地蔓延,然後才啓動實施「禁足令」(shelter-in-place)、保持社交距離,這樣已經毫無意義。坐等疫情一波波地蔓延,只能不斷拖長防控疫情的時間線。現在需要的是全球同步行動,仿效實行抗疫的中國模式,尤其是「武漢式隔離」,那樣疫情才會更早被控制住,它能輓救更多生命,也有助於我們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
*全球疫情是在早期階段?還是已經到了高原期?
何大一認為現在疫情還在早期階段。一切發生的太快了。一個月前紐約州宣佈第一例確診病例,現在紐約市的累計確診病例已經超過武漢市。他從未見過(疫情)發展如此之快。艾滋病這種全球性的傳染病規模巨大,(自1981年發現首例艾滋病以來)全世界已有2000萬人死於艾滋病,但這是一個緩慢積累的過程。它是一種慢性病,不像新冠肺炎病毒來勢迅猛。
中國之後,疫情已經帶來了好幾波衝擊。伊朗和韓國大約在同一時間疫情暴發,然後是意大利,其它西歐國家緊隨其後,沒過多久就輪到了美國。
美國國土如此遼闊,疫情不會多地同步發生——最先疫情在西海岸暴發,然後進軍東海岸,現在紐約成為重災區。美國另一些城市,包括底特律、紐奧良、芝加哥等則正在邁向更大的危機,而也有很多地區尚未發生疫情的嚴重暴發。所以疫情波動的狀態是:快速交替,持續行進。
現在最讓人擔心就是疫情蔓延到那些資源貧乏的地區—— 例如非洲、南美洲的一些國家、還有印度—— 最近印度已宣佈封國的應對,這很好,但考慮到其資源匱乏的程度和人口的可怕密度,新冠肺炎疫情在這些國家會帶來怎樣的災難,讓人憂慮。
就整體而言我想說的是,在全球範圍內,現在疫情仍處於早期階段,很多國家甚至還未開始經歷新冠病毒的社區擴散和指數增長。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國家會陸續觸發警報。
雖然中國、韓國等一些國家疫情已開始得到控制,但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很難完全實現完全的正常化。這是我們所陷入的境地,它隨時可能反撲失控。
*經濟活動及復工、旅遊如果恢復正常,會不會功虧一簣?
幾周前,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很好的效果,包括武漢和整個湖北都只有零星的社區病例。這一成就值得稱道。
問題是,中國經濟如此依賴全球貿易和全球互動,當中國的周邊鄰國都還在生病、身陷疫情時,中國如何復工?經濟如何回歸正常?更何況中國境內確診案例仍未禁絕,如果過於放鬆,中國絕大多數人仍容易染上新冠肺炎,因為只有小部分曾經感染的人可能已經產生了免疫力。因此,在與中國互動的世界大部分地區疫情得以控制之前,中國似乎無法放鬆。
對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播,如果中國能繼續採取嚴厲措施,那些殘存的無症狀感染者的數量將會逐漸減少。但問題是,還要等多長時間?中國人已然熬過了兩個月非常嚴苛的時光,人們渴望恢復常態。
每個人都想重返正常的經濟之中。
但要徹底讓無症狀感染者消失,中國必須再繼續堅持一個月,至少一個月。為了這一小部分無症狀感染者,如此大動干戈非常困難。中國經濟非常依賴全球互動,總會有人入境,也會有人逃脫篩查,非常棘手。
想當初,如果這個地球上的人更有智慧也更有緊迫感,就會在武漢封城時,把整個世界也都封上,這樣的話,現在這個大流行病可能就接近滅絕了。
當然,沒人能夠預測未來。
現在,眼看著疫情從第二波到第三波、第四波,送走一波又迎來一波。我認為,不僅美國應該好好地隔離一個月或六個星期的時間,整個世界都要隔離封鎖起來,這樣疫情不同步的現象就不再存在。
如果借鑒中國的抗疫模式,武漢「封城」,隨後湖北也實行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再擴大到全國。在六至八周後中國新冠肺炎確診數字有效降低,壓平了疫情的增長曲線,中國的確診病例與歐美相比,數量很少。武漢、湖北直至整個中國的其他地區,疫情都得到了控制。
如果現在全球鋪開這樣的措施,實行嚴厲的「武漢式隔離」,就會壓平美國紐約、加州和西歐的疫情增長曲線;那些疫情尚未開始暴發的國家和地區,其疫情增長曲線也將保持水平狀態,就像中國江蘇或山東等省份一樣。
*封城、隔離不是指現在疫情最嚴重的地區。而是「我們」,全世界。
「我們」現在要共同忍受、渡過難關,提早結束黑暗的日子。「我們」不僅指美國,同時指全世界。任疫情一波一波地蔓延,然後啓動實施「禁足令」(shelter-in-place)、保持社交距離,這樣毫無意義。尚未被疫情嚴重打擊的地區也一定不能讓疫情增長曲線上升。如果患病者的數量不大,疫情增長曲線變平就更快捷容易。雖然是事後諸葛亮,但現在有所作為還為時不晚。
我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一個州接著一個州,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我們坐等疫情一波波地發生,只能不斷拖長疫情的時間線。假設現在全球同步行動,那麼疫情會更早被控制住,它能輓救更多生命,也有助於我們恢復正常經濟生活。
*川普對此事該怎麼做才對?
兩個月前,人們大約要借助「神力」才能預測未來。但現在我們一遍遍地看到疫情蔓延的同一劇情在世界各地反復上演。因此,全球應該如何應對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我來說,問題在於,過去美國似乎一直是全球的領導者,而現在這已不復存在了。我們的總統甚至不能領導他所在的國家。因此,必須由其他人填補這個空白,或者由一群世界級領導人一起扮演這個角色。但這一點現在也沒有體現,每個國家都忙於應對自己境內的疫情,擔心自己的經濟。若從全球角度來看,很明顯世界應該共同努力,但這個聲音是缺失的。
何大一說美國總統的麥克聲最大。他現在呼籲本國公民戴口罩,又說他本人決定不戴口罩,他傳遞的信息是混亂的。在疫情已然在美國全面暴發之際,他告訴美國人民這個病毒會奇跡般地消失,這顯然沒有可信度。但是他的麥克聲最大,還有他的追隨者。因此,整個美國採用了各種實際上行不通的策略。
在危機時刻,人們需要條理清晰,需要領導力,需要有專業人士做指示。這不是美國,也不是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現實情形。比如巴西和其他一些國家目前仍然不認真對待,所有人都會為之所累。幾個月後,巴西重蹈美國覆轍,那時隨著北半球天氣變化對消滅毒更為有利,情況因之好轉,在南半球的巴西疫情則會變得更糟。
新冠病毒也有可能性季節性流感一樣,在南北半球之間流竄。那麼我們就要面對這樣的現實:冠狀病毒永不消失、一直與我們共存。明年秋天,北半球再面臨另一次病毒的威脅……因此,全球同步行動至關重要。
*這次病毒會不會比1918年大流感死了近2000-5000萬人還嚴重?
何大一:那就真是太糟糕了。1918年的大流感最終造成了四、五千萬甚至更多的人死亡,更多的人被感染。
現在的希望在於,醫學技術已如此先進,讓我們能有辦法讓一些重病患者延續生命,維持下去,這樣死亡率並不高。最為重要的是,科學團體和科研機構都在致力於找到解決方案。幾乎每個生物制藥技術公司、每個醫學學術中心都在努力開發解決方案。我們能做的就是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減緩病毒的傳播,以時間換空間,最終找到科學的解決方案,兌現人類這一史詩級的榮譽。
我們需要在疫情的攻擊中找到至少18個月到24個月的喘息時間。鑒於科學界對解決方案的執著追求,我想他們會有所發現,有所應用。但不要寄希望於接下來的一年左右時間會有特效療法。他們會找到一些能提供幫助的東西,但特效解決方案要等上更長的時間。
*疫苗研發需要18個月以上的時間
在疫苗開發之前,檢測非常有幫助。我一直說,沒有全面檢測就是盲目操作,看不清其傳播的真實路徑就無法應對疫情的蔓延。美國過去一段時間檢測能力嚴重不足,現在仍然需要大幅提升檢測能力。除了用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檢測方法來查找病毒之外,還需要新冠肺炎抗體的檢測技術來瞭解哪些人被感染,哪些人康復了。所有這些有助於更具體地分析梳理各國在疫情中的不同走勢。通過全面的檢測能力可以掌握疫情的全景從而制定策略、實施隔離和接觸者追蹤,這些都至關重要。
*英國提出的群體免疫60%,是什麼意思?
我認為我們應該採用所有的策略和方法,但是如果靠「群體免疫法」的策略,那就意味著在特定的人口中已有足夠多的人被感染。
實際上我們要努力避免的正是出現大範圍的確診案例。如果在10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有免疫力,而你是另外那些沒有免疫力的一員,你就不會受到保護;但當10個人中9個人有免疫力,你就受到那9個人的保護。就是這個辦法的概率是約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會被感染,它意味著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會有很多人染病、病例數量攀升,急診室告急、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告急,醫療資源不堪重負。
哪怕人口中只有15%的住院比例、只用約5%的ICU病床需求,那也太多了。
所謂「群體免疫」,可以花20年的時間慢慢地、一點一點地發展群體免疫力,其餘的人要麼被感染,要麼靠疫苗救治。但想要在一兩年內培養出足夠的群體免疫力是不可能的。死亡率會居高不下。疫情如此急迫,不會給你那麼長時間去培養群體免疫力。
但我認為我們對英國推出的這個策略可能有些誤解,也許他們是發出的信號,號召大家努力降低峰值或延緩峰值,以使更多人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
*無症狀感染者,美國是25%,冰島是50%,為什麼差距這麼大?
何大一:非常好的問題。目前已經有一些解釋,但還不夠全面。毫無疑問,在各國蔓延的基本上是同一種病毒,有很少的變異造成的差異,但不足以解釋新冠病毒任何性質的變化。無症狀感染的比率和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反映了每個國家如何應對和管理疫情。
韓國的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很低,因為韓國開展了大規模檢測,收集了許多無症狀或者症狀輕微的病例。很多檢測是在年輕人中間進行的,死亡率肯定要低。再看意大利,他們的新冠病毒檢測主要是在醫院進行。檢測也主要集中針對那些疾病纏身的患者和重病患者。這樣意大利就有非常低的無症狀感染的比率,非常高的新冠肺炎死亡率。
美國也是一樣。在紐約,如果有人出現了咳嗽和發燒的症狀,懷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但是卻不能去檢測;或者有人接觸了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懷疑自己也被感染了,但沒有什麼症狀,但也不能去做檢測。這樣紐約的無症狀感染的比率非常低。同樣,紐約傾向於對住院病人進行檢測。這樣的話,當地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現在雖然不高,但會逐漸上升。
所以,它不是對病毒本身的反映,而是對每個國家對檢測的態度和方法的反映。
它解釋了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我們至今還無法理解。
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都非常高。是因為這兩個國家人的基因有我們不太瞭解的地方嗎?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答案。這些都是科學家們會考慮的方面,是他們可能會去尋找的線索,或者已經在尋找線索了。
因此我們並未忽視這樣的事實,即可能存在一個重要的基因組成部分,它解釋了種群差異對生死機率的影響。比如年齡段在20歲到40歲之間的人群中,為什麼98%的人在此次疫情中不受影響,其餘2%的人卻病得一塌糊塗?這裡面可能有遺傳因素。你我都看過一些報導甚至非常年輕的人也有死於新冠肺炎的。但答案還沒有出現,估計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基因在疫情中起的作用會被重視,也許我們會找到答案。
還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儘管自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以來,我們就已經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冠狀病毒,但直到現在,冠狀病毒的許多基因我們還是沒能完全瞭解,這次疫情會讓這方面的工作得到加強。我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冠狀病毒攻擊下,為什麼有些感染者沒什麼事,有些人卻病得很嚴重?對肺部的損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導致的?有多少是由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導致的?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如果病毒具有破壞性,那麼我們就應對病毒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如果是免疫系統的內部炎症反應導致了肺部長期的損傷,那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我們需要理解這些基本的科學問題,然後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對付新冠病毒的策略。
敢材自:https://mp.weixin.qq.com/s/BQ6Az0o04CufhVSVMXvf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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