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的鹽
整天暴民暴民的，聽了實在很厭煩．
韓國光州民主化運動，投擲汽油彈根本是家常便飯，丟石子、阻礙交通，這都是正常的，民主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一定程度反抗，是必要的，因為他們對抗的是強大的暴力，這當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等．
如果打不還手，和平理性非暴力，這當然很好，但不要忘記，這是建立在抗爭者肉體的痛苦上．
能夠像六四的坦克人，坦然地站在坦克前面，形塑強烈的意志，但理性上，面對完全不講理的政權，下場通常是被輾壓過去，用無數的屍體換一個被歌頌的畫面．
面對獨裁政府的殘酷，人民只有生命可以耗損，有限度的暴力，可以減少大多數人生命的威脅，至少，對方會驚懼，會有所忌憚，可以分散警力，不放一點火線，暴警就會集中摧毀那些和平示威的人，他們知道他們不會還手，他們知道他們可以盡情的凌虐．
香港警察攻進去大學之中，如果沒有遍地妨礙的磚牆，恐怕一瞬間就抓捕所有人，清空完畢，和平理性建立在你有空間和時間傳遞訴求，若連這個都沒有，連訴求都不被允許，那只是在為獨裁政府免費的獻祭罷了．
對於少部分人來說，他們希望抗爭者像個聖人，如佛祖般割肉餵食老鷹，但這個畫面是個變態的慾望，最終就只是把滿地的磚頭，換成滿地的屍體，你希望的和諧越強烈，死的人就越多，越像個地獄，然後抗爭還不會成功．
神父常說，人性的眼光，充滿偏誤，當你看見一個流氓霸凌一個少女，你可能會覺得是不對的，甚至其他人還可能會出手相助，在旁大聲叫罵，影片傳上網，到什麼報廢公社人肉對方，全體共同譴責，但當一群警察霸凌一個少女，你他媽的就會覺得是對的，因為警察是正義的象徵，然後其他人不敢出手，觀者會想是那個少女自己有問題，做了什麼不對的事，而不會是警察有什麼問題．
就算他們拉扯她的頭髮去撞玻璃門，滿地碎片．
流氓看到有人叫罵，出手抵制，還會自知理虧，不敢為難其他人，警察覺得自己是正確的，是服從上級指令，所以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其他人若干預，也會害怕被抓，害怕被當成罪犯，所以什麼都不敢做，於是警察比流氓還可怕，當「對」的事情，被賦予「錯」的認知，那麼，這個「對」，就會把各種錯誤合理化成是「對」的，錯誤越犯越多，越像隻野獸，比流氓還流氓，比強姦犯更像是強姦犯，全是因為「錯」的校標，被賦予「對」的免除質疑，的屬性，去掉了可厭憎性，可懷疑性，而人們還把「錯」的事情，停留在「對」的印象裡，以此去批判被害者的錯誤，無端生出許多的罪．
如有警察認為自己是香港的警察，那你不配當警察，如有警校的教授，把香港警察當作警察，那應該辭去教授的職務，因為那不是教育，是反教育，我們會將鼓吹殺人放火的人，稱作是「老師」嗎？
香港人面臨的問題，就是「對」被「錯」取代的問題，連旁觀的人，都會用簡單思維，來判讀情境，使其是非逆轉，檢討被害者，看到女學生在鐵道上被無端的抓捕、訊問，就說「好多未成年小穴」，而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因為警察是正確，犯罪人是錯誤，警察盤問犯人，是正確，所以，小女孩是錯誤，戲謔她也是應該．
這，就是平庸的邪惡．
這，就是頭殼壞去．
這，就是喪盡天良．
恩？你說，有這麼嚴重嗎？不然，「喪盡天良」這個狀態是怎麼來的？不就是失去了良知，而盡情施暴，假設人在一個情境中失去了判別良知的能力，只是單純的覺得一個加害者是對的，他的暴行很正確，並且不斷抓著莫須有的施暴對象，入罪，你說，這不就是喪盡天良嗎？ｂｒｏｔｈｅｒ．
當人蠢到一個程度，就會成為暴徒．
南韓政府對付學運份子，從開槍、用警棍重擊，三更半夜到宿舍房間抓不關燈的學生，說他們犯了罪，使用瓦斯槍，對對象進行凌虐.....甚至進行性刑求，和性拷問，有女高中生被輪姦後，失神問母親「女人被強姦後，處女膜還能夠恢復嗎？」最後，上街自焚，這都是真實發生的事．
他們的小石子投擲對方的機關槍，坦克開入，他們躺在地上，用肉身阻擋坦克前進，然後被輾死．
最後有１０多名女孩子及６０多名高中學生，因為親友被殺害了，不肯離開，都被槍殺了．
神父敬告那些自以為尋求公正的人，請先讓自己試著保持公正，香港警察與人民，手上拿的東西根本不成比例，赤手空拳，面對警察的槍，甚至被射殺，居然還有人在意對方想奪槍，所以警察開槍是正當．
不要拿米國和台灣一般單一犯罪情境，去套入這個情境之中，那是強烈的不公正，米國和台灣都是法治國家，警察單一執法，面對的是罪犯，而這些人沒有犯罪．
犯罪的是香港警察．
不要平常有事沒事拿蘇乞兒的乞丐皇帝論，什麼皇上英明神武，使得國泰民安，鬼才願意當乞丐呢，來合理化韓國瑜和柯文哲的愚昧昏庸，和自己的盲目造神，遇到了真正的蘇乞兒，全都大喊習皇吉祥，暴警萬歲，香港人死好．
何其愚蠢呢．
有那種全米國三分之一的人口都站起來反對政府示威，你還覺得警察打暴民好棒棒，人民不該奪槍，蒙面人殺紅了眼、搗毀公物、破壞軌道？都蒙面了看的見眼睛？
你看的見香港暴警臉上的表情？那才真正是殺紅了眼阿．
一直去看被害者反抗的種種，認為很暴力，卻不去看加害者散播真正的血腥．
這樣子，的確會讓自己感到安全．
但那是一種病．
一種斯德哥摩爾，助紂為虐的病．
不要把正常的情境，套用在不正常的地方，把不正常的地方，當成是正常的．
香港人並不是沒有試著和平理性，但當對方開始泯滅人性，你不能要求他們連一點反擊和宣洩的情緒都沒有．
香港人，反抗有理，有問題的，是香港政府，有問題的，是中國政府的侵犯．
韓國大學，聲援反送中運動，展開了連儂牆，中國留學生跑去撕，韓國學生與他們大打出手，甚至輪番站岡，就只是為了守護海報．
為啥遠在韓國的學生，會聲援香港呢？難道今日香港，明日韓國嗎？難道是韓港同心嗎？
可能是的，那是集體的創傷記憶，韓國的光州，台灣的二二八，香港的時代革命．
那是共通的，互相連結的記憶，他們面對的，是每個人心中的全斗煥．
「光州事件是暴動」、「全斗煥是英雄」，「二二八是謊言」、「暴徒攻擊市長、燒毀官舍」，「暴民勸降國軍，陳澄波被槍斃活該．」
到如今，「香港人是暴徒」、「殺紅眼破壞地鐵」，這都是一種腦袋內的「方便」，香港人死了多少人，屍體從天而降，分成兩半，宛若地獄，港警一律稱自殺，說被性侵的人得了精神病．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想？因為這樣想是方便的，沒有人受傷害，都是他們，他們，自己做死的，沒有人是壞人，社會充滿秩序，有人要破壞一切．
然後他們都死掉了．
人性之中，有兩個弔詭，是萬惡的起源．
一是殖民者式的，殖民者要求食物、黃金、棉布，還侵犯女人，他們壓制著住民，採用殘暴的管理方式，一點犯錯，便要斷手斷腳，割耳挖眼．
那是為了掩飾他們心中的不安，恐懼，害怕被報復，所以變得更殘暴．
他們害怕自己是邪惡的，但是自己已經邪惡了，所以直觀的情緒，掏洗自己，這些人是活該的，這些人應該是被虐待的，把他們打成是錯誤的，非常錯誤的，用更嚴厲的對待逼使他們，看起來好像是錯誤的，然後，我就對了．
我是正確的，我是被逼的，我，沒有錯．
這個「我沒有錯」的空隙，由犯更多錯彌補，於是，成為一種網羅，一個迴圈，一個永遠填不滿的洞穴．
二，是被殖民者式的．
因為無法處理眼前的創傷，所見到的極度不公正，所以就當他們不存在，是假的，應該被消失的，他們無法面對自己的無能，和感受到的痛苦，那些自己所信仰的正義是如此邪惡－他們無法想像，自己就是那個邪惡的幫兇．
所以就成為邪惡的幫兇了，檢討被害者，檢討幫助人，你們的正義不夠，你們不夠正義，你們的關心是虛假的，你們是偽善的，你們跟我一樣，都是無能懦弱的人．
只有詛咒屍體，你為什麼要出門，只有嘲諷聲援的人，你們做什麼都沒用，只有要求惡魔的證明，你說的不是實話，只有當一名納粹的法官，不斷的質疑被害者證據呢，要求檢察官不准指控強姦，並且對著一群幫助者大笑「關心不介入」，以填補自己心中的不公正．
那樣的，「就是看不順眼」，那樣的，「好像是我的錯」，卸責，排擠壓力．
於是加害者被消失了，像個透明人，他們滅證，說謊，放出假消息，羞辱被害人，藏匿犯罪者，這些人的這些行為，對他們有幫助，可以幫助他們清理血漬，刷洗地面，完整自己的世界．
「明天的世界依然美好」．
一個完美的犯罪環境就此誕生，兩種人造就了人間地獄，只要把暴力變得更加殘酷，更加不可思議，人們就不會去相信它，以避免恐懼，所以他們就更加暴力．
這個暴力，變得很透明，人們就會去幫忙掩蓋暴力的痕跡，用布蓋著那些慘叫聲，說別人大驚小怪，然後去攻擊那些介入和關心的人，彷彿他們都消失了，糟糕的一天就結束了．
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前所未見巨大的邪惡，是無法中止的，是沒有辦法的，那麼，就把他們想像成正義．
這樣子，死去的人會變成是應該死去的，受傷的人都有罪，然後「正義」依舊制裁了「邪惡」，這個世界，很公平．
所以暴力就更加的蔓延了．
因此，你不用玻璃瓶裝上汽油，投上一點莫洛托夫的雞尾酒，人們會以為蘇聯飛機沒有向芬蘭人民扔下炸彈，而是去貧民區為貧苦的芬蘭人民空投麵包．
這是回敬麵包籃的一丁點雞尾酒．
神父在此向港警呼籲，你們當中若有一點香港人的意識，就應當把槍口往上挪一吋，把那人身邊的磚牆當作是人的頭部，你們每一份遲疑，都是拯救香港的方式，也能真正拯救自己的罪惡感．
至於那些第二種符合人性要件懦弱的人，你們應當收起你們的愚蠢．
當你設定那些被害者是暴民的時候，或許會讓自己覺得很安全，不過那恰巧相反．
你應當找回自己的理智，不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整個世界都是包圍你的暴民，ｔｏｍｏ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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