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 ‧ Bethlehem ‧ 海的樣子]
伯利恆的下午突然一陣傾盆大雨，躲進馬槽廣場旁的咖啡店，旁邊是耶穌誕生的聖誕教堂，後方是熱鬧的市場。1.5公里外，8公尺、比柏林圍牆還高的隔離牆區隔耶穌的生與死之地，聖誕教堂在巴勒斯坦，聖墓教堂在以色列。
雨愈下愈大，人們匆忙躲雨，市場小販談笑著、攬生意、和客人討價還價，清真寺的古蘭經禱文準時響起。這裡就是人們生活著的地方，和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沒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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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奧瑪的抉擇(Omar)》，講述以色列以阻絕恐怖攻擊為由築起隔離牆，卻將巴勒斯坦籍的奧瑪與心愛的女生、2位情同手足的好友分隔兩地。奧瑪常冒險翻過隔離牆找愛人，也與好友組成反抗組織，槍殺一名以色列士兵，宣洩長期被欺凌壓榨的不滿，開啟一連串事件。
以巴之間的國仇家恨、生命與自由間的糾葛固然令人心酸，最觸動我的，是組織中內鬼坦承背叛時的一段話：「大海離我家才15公里，我卻沒有看過它…因為他們答應過我，要發給我一張紐西蘭簽證，讓我去一個有海洋、有大自然，還有正常生活的地方…」組織成員痛罵「你竟然為了一張簽證把大家賣了？」一陣拳打腳踢。
那天在伯利恆遇到的阿里，也沒有見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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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21號公車從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車站出發，先沿著隔離牆行駛，接著穿過檢查哨，轉進一個小村，左彎右拐，周遭突然人聲鼎沸起來，伯利恆市區到了。
這是以色列的「出國」，耶路撒冷進伯利恆多半不需要檢查。巴勒斯坦的「出國」又是另一回事，伯利恆回耶路撒冷，所有巴勒斯坦人下車受檢，行李逐一翻開，司機要我這位車上的唯一外國人坐好，持槍的以色列警察看到我的面孔，連護照都沒翻，就笑笑下車。
伯利恆當天的規劃，是參觀聖誕教堂、牛奶教堂、逛逛市集，步行到隔離牆，穿越檢查哨，搭乘以色列那端的24號公車回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對亞洲人好奇而友善，半路停在一間商店前買冰，店員見我獨自一人，著急連喊「hello、hello」，攔下店裡會說英文的客人問明我的去處，為我指路，提醒要小心。
大雨忽下忽停，我站在隔離牆前，以色列那面是純然的灰，巴勒斯坦這面卻滿布塗鴉。我想起幾小時前在小店看到的明信片，上頭畫著一位包頭巾的婦女，銳利眼神直直望進行人眼裡，旁邊紅字寫著「I am not a terro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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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之外，巴勒斯坦近年將隔離牆變成一個露天博物館，由巴勒斯坦女性寫下自己的故事，關於受苦、關於壓迫、關於堅強。
「我親戚在德國旅居30年，娶了一位德國女孩。2年前，他們一起返鄉，抵達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機場時，太太備受禮遇，他雖然也持德國護照，卻被海關攔下來，因為他的護照上顯示他是巴勒斯坦人。夫妻倆又驚又怒，先生大喊『為什麼你們把我當牲畜般對待？』這句話惹惱以色列軍官，『你就從約旦回約旦河西岸吧！』最後，他被遣送回德。」
「我的朋友艾德是位住在伯利恆的窮小子，兒子罹患肺疾，亟需藥物治療。某日，他得申請一張可以讓他兒子到城區公立醫院治療的許可，但地方健康部門拒絕讓他取得相關文件。他解釋兒子的病況危急，無人理會。艾德很失望，思考許久，他掏錢塞給承辦的文書人員，對方一下子殷勤起來，需要的醫療證明、所需文件轉眼就簽核完畢。艾德既喜又悲，喜的是兒子活了，悲的是他得賄賂換回兒子的命。」
「我的人生都在耶路撒冷度過，我在學校當志工老師，我的朋友、我去的教堂、我的公寓全在那裡。但因我沒有耶路撒冷的身分證，現在高牆將我的人生隔離在另一端，我被困在伯利恆，人際關係夭亡了，我也覺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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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牆走到檢查哨，一片靜寂，門口守衛探出頭來：「今天檢查哨關閉，妳無法從這裡離開。」
「為什麼？」我深吸一口氣，天色快暗了，得趕上最後一班回耶路撒冷的公車。
「今天是以色列的節日，這個檢查哨休息。妳得搭計程車到市中心的公車站，搭21號公車回去。」
但檢查哨外連半輛計程車都沒有，我快步往市中心方向走，大概是檢查哨關閉，兩旁的紀念品店均拉下鐵門。好不容易看到一扇半開的門透出亮光，我探進頭，是間餐廳，四位男人在裡頭閒聊。
「不好意思，這附近有計程車嗎？」
「還要再走一小段，妳知道路嗎？」四個男人打量著我，看起來像是老闆的大鬍子起身，嘴角拉出一個溫暖的笑容。「阿里剛好要搭計程車去公車站，你們一起走吧。」
阿里看起來40多歲，是耶路撒冷一處機構的研究員，隔離牆築起後，耶路撒冷的他與妻兒，伯利恆的父母與弟弟，分隔在牆的兩頭。
2013年，巴勒斯坦單方面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國，以色列不承認。巴勒斯坦有自己的護照，但全國唯一的機場設在加薩走廊，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想出國，得進入以色列或約旦搭飛機。光進入以約國境的困難度就可想而知，要拿到欲造訪國家的簽證，更是難上加難。
有近兩個台灣長、被國際法庭判為違建的隔離牆還在逐漸增長，或許巴勒斯坦人能翻過具象的高牆，制度與人權壓榨的高牆，卻讓他們形同被軟禁在自己的故鄉。
阿里不清楚台灣在哪，我說，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
「海是什麼樣子？」阿里說，他只去過死海，但死海也不是海，只是一個內陸湖。他有1個兒子、3個女兒，以色列地中海畔的度假勝地他消費不起，但他很好奇，小說或電影裡描述的海，是不是真地那麼無邊無際。
我打開手機裡的旗津，說著所有關於海的記憶。他靜靜聽著，許久沒有答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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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一位巴勒斯坦婦女拼車到公車站。計程車上，阿里繼續聊，太太有以色列公民身分，他沒有，也不在意。
「以色列說，要給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一樣的醫療、教育權益與工作自由。」我說。
他皺眉，像是許多情緒在心裡打轉，許久才吐出一句：「但是，巴勒斯坦是我的家啊！」
來到公車站，21號公車已經緩緩啟動，阿里一把推回我塞給他的車錢，要我趕快去搭車。阿里的媽媽感冒了，不過他只能在家裡待一晚。明天凌晨，他得早起去隔離牆排隊安檢，回耶路撒冷上班。重重安全檢查，查身分證、搜身，有時在冬日清晨瑟縮著排2、3小時長隊，還被以軍消遣刁難。
「Have a safe trip!」阿里對我喊，我跳上車，公車駛過檢查哨、沿著隔離牆行駛。眼前一亮，萬家燈火，耶路撒冷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