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腸阻塞的病人需要手術,還沒看到病人本人,光從電腦病歷就令我皺眉頭。
97歲高齡外加洗腎三十年,理論上能不碰就不碰。可是電腦斷層顯示腸子已經完全塞死了,想不開刀似乎也不行。
「病人年紀非常大,所以手術的風險與死亡率相當高。」說明了需要手術的理由與手術的計畫後,我向老人家的兩個兒子強調這一點。
「還好啦!我爸爸雖然年紀大,可是平常都很硬朗,他撐得住的!」反而是病人的兒子一派輕鬆。
「話不是這樣說!全身麻醉一下去,手術刀一劈下去,很多問題都會跑出來。一定要做出不了院的心理準備,最壞的狀況是手術中就死亡,或是後續呼吸衰竭沒辦法拔管,那接下來的日子就得臥床使用呼吸器了!」
「我對我爸爸有信心,他一定可以活到一百多歲的!我還要帶他去環遊世界!」
幫高風險老人開刀我不怕,但家屬的樂觀與期待反而令我膽顫心驚。幾年前我遇到一個事件,差點變成醫療糾紛,就是這類「不正確的過度期待」。(八十幾歲的老太太,慢性肺疾病與心衰竭的病人,腸穿孔術後恢復不良,一堆家屬圍著我給交待,為什麼開刀前他媽媽可以逛街買菜,開完之後下不了床~~)
「請容我潑你們冷水,這是不正確的期待。病人能夠從手術的風險中存活,基本上已經是最好的狀況,其他的要求我不認為有辦法做的到。」我刻意放慢說話速度,這幾句話我講得特別仔細。
「我知道!醫生都是先講嚴重一點,其實不會那麼糟對不對?」
「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那就沒辦法進行手術!」
前前後後我們拉踞了十多分鐘,才達成手術前的共識。手術後也和死神拔河了十多天,最後雖然能夠出院,但也一如預期地,元氣大傷需要坐輪椅。(中間他兒子在我背後跟護理師抱怨,為什麼開個刀之後,好像變了一個人。隔天被我知道之後,我把他們大罵一頓~~)
手術風險高的病人,本來大家都是能避則避,但我覺得最可怕的不完全是病人或疾病本身,家屬往往有著「送來醫院就不會死」、甚至「送來醫院就不該死」的期待。當醫師透過「專業」來判斷高風險時,家屬往往是透過「感覺」與「訴諸感情」來降低預期的風險。
有一個很基本的概念,不需要讀醫學院也應該知道:人是會死的。
老人家全身麻醉風險 在 王文華 TOM WANG Facebook 八卦
用這篇文章,祝福天底下的兒女,明天都坐在,「媽媽的左邊」...
媽媽的左邊/王文華
媽媽又跌倒了。
老人家最怕跌倒。媽媽曾跌倒一次,那次住院十七天。出院後,我們隨時跟在她身邊,並準備了一支拐杖。
一生獨立、堅強的媽媽不喜歡用拐杖。於是我們買了一支有拐杖「握把」的雨傘,她勉強接受。但仍不願隨手攜帶,常常塞給看護小姐。
我知道她想要回到過去健步如飛的日子。所以對她不用雨傘,就不再嘮叨。出院一年後,媽媽漸漸能不靠雨傘行走,也露出驕傲的笑容。我們表面欣慰,其實擔心。擔心這樣產生的自信,會讓她再跌倒。
然後真的發生了。
外出吃飯,她要上廁所。我們在女廁外等待,她在廁所內跌倒。「對不起,請你扶我起來好不好…」她對廁所裡另一位小姐說。小姐扶她起來,媽媽還自己走出來。但我們看到她的手腕,已經變形。
在急診室,醫生說有兩個選擇:石膏固定六周,或開刀。媽媽毫不考慮,立刻決定開刀。那一刻,我看到年輕時那個健步如飛的女子。
我讀著麻醉同意書,上面密密麻麻黑字,像螞蟻般鑽進我的大腦。這是我幫媽媽簽的第三次全身麻醉同意書,但絲毫不因為有經驗,下筆就變得容易。我知道全身麻醉的風險,做為兒子,我總會把那風險,放大一百倍。
簽名的地方,表格問:「與病患的關係」。我寫下:「母子」。「母子」的感覺,從沒這麼強烈。
進了手術房的準備區,媽媽躺在推床,戴上消毒帽,醫護人員和我們站在床邊,不斷鼓勵她。這是最好的醫院,但躺在推床,卻是最無助的姿勢。
手術順利。媽媽醒來時,我們短暫看到她幾秒。亂髮衝歪了綠色的消毒帽,她似乎在夢境的海邊,逆著潮水,努力爬上岸。
住院時,我們碰到好人。媽媽的學生,剛好因家人住院而在同一棟樓。第一晚就來看老師,還幫我守著媽媽,讓我有空檔去吃飯。
鄰床的病友,請媽媽的看護喝柳橙汁。當家人聊得太大聲,我提醒:「我們小聲一點」。鄰居卻說:「沒關係,你們聊,我還沒睡。」
醫生很好,一天來巡房三次,每次都帶著笑容。他幫媽媽換藥,揭開紗布時,媽媽叫了一聲,他連忙說:「對不起!對不起!」。媽媽說:「哪兒的話,謝謝你幫忙!」。
那一刻,我知道媽媽跟這位從不認識、比他年輕40歲的醫生,有了默契。
住院第三天,媽媽想洗頭。我們用三角巾幫她固定手臂,走到醫院的美容院。
「麻煩手臂這邊不要碰到水。」我緊張地叮囑。
小姐說:「你放心,我們是專家」。
她自信的口氣,彷佛是教授級的名醫。我當然不放心,站在水池旁監視。媽躺下,水流過,慢慢地,舒服地閉上眼睛。那曾在手術房衝出消毒帽的亂髮,如今臣服在溫暖的水流中。
「力道還可以嗎?」小姐問。
「很好!」媽媽說。
那一刻,媽媽對那洗頭小姐的感激,不亞於替她開刀的醫生。有時候,舒服地洗個頭,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到餐廳吃飯,只有媽媽和我兩人。因為我必須坐在媽媽旁邊餵她,所以無法面對面坐兩人桌。
「不好意思,可以坐四人的桌子嗎?」我問。
老闆看到媽媽的手,立刻說:「當然可以!請坐。」
媽媽不能洗手,我拿出酒精棉片替她擦手。擦完後,服務生立刻拿起髒的棉片:「我幫你把這些收掉,桌上比較清爽。」
點了乾伴麵。服務生看到媽媽右手固定在三角巾中,主動說,「我把你找一支叉子。」從不吃意大利麵的媽媽,竟也本能地用左手拿起叉子,把乾伴麵旋轉起來。
我對那服務生說謝謝,她對我點頭微笑。
痛苦,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
但痛苦,也拉遠了人與人的距離。
出院後,出門要三人行。媽媽、看護、一位家人。媽媽的手用三角巾固定,站在路上很顯眼。有一天我們三人叫不到計程車,於是我跟看護分工,她陪媽媽,我走到巷子對面,一人一邊叫車。一部車停在我這邊,我上車,說:「麻煩迴轉一下,我們去接對面那兩位。」司機轉頭看媽媽,然後說:「對不起,我要去機場。」
所幸拉遠的人,並不重要。重要的人,都拉得更近。
媽媽出院回家那天,狂咳一下午,晚上聲音就啞了。帶她去看耳鼻喉科,感冒了!
我坐在她旁邊,跟她約定:「一定要在週末這兩天,先把感冒養好,可以嗎?」這句型是她教我的。我小時候常感冒,她曾跟我這樣約定。我都當回事,會因為有了約定而猛喝水。
媽媽失聲那個週末,我舉辦新書發表會。來了八百人,最重要的一人卻不能來。結束後我上了計程車打給她,她用沙啞到像男性的聲音問:「還順利嗎?」
「很順利。」
「恭喜了!」
我的心酸,從黏著手機的耳朵中流出來。
媽媽右手固定,吃飯只能用左手一隻手。用筷子是不可能了,必須靠別人把菜放在湯匙裡,然後她用左手拿起湯匙,送進口中。
於是餵媽媽最好的位置,就是她的左邊。
我坐在她左邊,把桌子往她胸膛拉近一點。
我把鱈魚、蒸蛋、豆腐、莧菜這些軟菜一字排開。為了鼓勵媽媽多吃,我甚至買了她愛吃,但平常我們不讓她吃的皮蛋豆腐。
我把菜攪到最細,配著白飯,放進湯匙。為了怕媽媽吃得太快,我策略性地放慢填滿湯匙的速度。但同時怕她等太久而乾脆說「我吃飽了」,所以也得適時送上新菜。我觀察她的眼神、睫毛,嘴巴咀嚼的速度,計算下一次填滿湯匙的時機。
飯容易放在湯匙,麵比較難。餵麵時,我把麵像頭髮一樣梳開,切短,兩三條分成一單位,分批放進湯匙。
我坐在媽媽左邊,那是如今我該坐的位置。母子,是最精準的GPS。
我曾躺在媽媽懷裡,也曾坐在她的手臂。
小時的我曾牽著她的手,仰著頭,哭著要她等我。
小時的我也曾坐在她的牌桌後,拍著手,唱歌娛樂其他的媽媽。
我曾在遙遠的紐約,讓她牽腸掛肚。
我曾在鄰近的東京,卻沒有回家。
最後我終於回到她的身邊,但她行動已經不便。
我不能帶她去看她供我去看的美麗世界了。我只能陪她散步,為她骨折的右手冰敷。
我繞了一大圈,最後回到媽媽的左邊。
在媽媽的左邊,我不再是名作家、王老師、某某創辦人。我忘記所有的頭銜,專注在眼前這一碗麵。我放下所有的理想,拿起伴麵的XO醬。
我把麵切短,加上蛋,放進湯匙。希望媽媽,能記得我們的約定,為我多吃。
祝福天底下的兒女,明天都坐在媽媽的左邊。祝福所有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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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左邊/王文華
(祝福天底下的兒女,待會都坐在,「媽媽的左邊」...)
媽媽又跌倒了。
老人家最怕跌倒。媽媽曾跌倒一次,那次住院十七天。出院後,我們隨時跟在她身邊,並準備了一支拐杖。
一生獨立、堅強的媽媽不喜歡用拐杖。於是我們買了一支有拐杖「握把」的雨傘,她勉強接受。但仍不願隨手攜帶,常常塞給看護小姐。
我知道她想要回到過去健步如飛的日子。所以對她不用雨傘,就不再嘮叨。出院一年後,媽媽漸漸能不靠雨傘行走,也露出驕傲的笑容。我們表面欣慰,其實擔心。擔心這樣產生的自信,會讓她再跌倒。
然後真的發生了。
外出吃飯,她要上廁所。我們在女廁外等待,她在廁所內跌倒。「對不起,請你扶我起來好不好…」她對廁所裡另一位小姐說。小姐扶她起來,媽媽還自己走出來。但我們看到她的手腕,已經變形。
在急診室,醫生說有兩個選擇:石膏固定六周,或開刀。媽媽毫不考慮,立刻決定開刀。那一刻,我看到年輕時那個健步如飛的女子。
我讀著麻醉同意書,上面密密麻麻黑字,像螞蟻般鑽進我的大腦。這是我幫媽媽簽的第三次全身麻醉同意書,但絲毫不因為有經驗,下筆就變得容易。我知道全身麻醉的風險,做為兒子,我總會把那風險,放大一百倍。
簽名的地方,表格問:「與病患的關係」。我寫下:「母子」。「母子」的感覺,從沒這麼強烈。
進了手術房的準備區,媽媽躺在推床,戴上消毒帽,醫護人員和我們站在床邊,不斷鼓勵她。這是最好的醫院,但躺在推床,卻是最無助的姿勢。
手術順利。媽媽醒來時,我們短暫看到她幾秒。亂髮衝歪了綠色的消毒帽,她似乎在夢境的海邊,逆著潮水,努力爬上岸。
住院時,我們碰到好人。媽媽的學生,剛好因家人住院而在同一棟樓。第一晚就來看老師,還幫我守著媽媽,讓我有空檔去吃飯。
鄰床的病友,請媽媽的看護喝柳橙汁。當家人聊得太大聲,我提醒:「我們小聲一點」。鄰居卻說:「沒關係,你們聊,我還沒睡。」
醫生很好,一天來巡房三次,每次都帶著笑容。他幫媽媽換藥,揭開紗布時,媽媽叫了一聲,他連忙說:「對不起!對不起!」。媽媽說:「哪兒的話,謝謝你幫忙!」。
那一刻,我知道媽媽跟這位從不認識、比他年輕40歲的醫生,有了默契。
住院第三天,媽媽想洗頭。我們用三角巾幫她固定手臂,走到醫院的美容院。
「麻煩手臂這邊不要碰到水。」我緊張地叮囑。
小姐說:「你放心,我們是專家」。
她自信的口氣,彷佛是教授級的名醫。我當然不放心,站在水池旁監視。媽躺下,水流過,慢慢地,舒服地閉上眼睛。那曾在手術房衝出消毒帽的亂髮,如今臣服在溫暖的水流中。
「力道還可以嗎?」小姐問。
「很好!」媽媽說。
那一刻,媽媽對那洗頭小姐的感激,不亞於替她開刀的醫生。有時候,舒服地洗個頭,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到餐廳吃飯,只有媽媽和我兩人。因為我必須坐在媽媽旁邊餵她,所以無法面對面坐兩人桌。
「不好意思,可以坐四人的桌子嗎?」我問。
老闆看到媽媽的手,立刻說:「當然可以!請坐。」
媽媽不能洗手,我拿出酒精棉片替她擦手。擦完後,服務生立刻拿起髒的棉片:「我幫你把這些收掉,桌上比較清爽。」
點了乾伴麵。服務生看到媽媽右手固定在三角巾中,主動說,「我把你找一支叉子。」從不吃意大利麵的媽媽,竟也本能地用左手拿起叉子,把乾伴麵旋轉起來。
我對那服務生說謝謝,她對我點頭微笑。
痛苦,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
但痛苦,也拉遠了人與人的距離。
出院後,出門要三人行。媽媽、看護、一位家人。媽媽的手用三角巾固定,站在路上很顯眼。有一天我們三人叫不到計程車,於是我跟看護分工,她陪媽媽,我走到巷子對面,一人一邊叫車。一部車停在我這邊,我上車,說:「麻煩迴轉一下,我們去接對面那兩位。」司機轉頭看媽媽,然後說:「對不起,我要去機場。」
所幸拉遠的人,並不重要。重要的人,都拉得更近。
媽媽出院回家那天,狂咳一下午,晚上聲音就啞了。帶她去看耳鼻喉科,感冒了!
我坐在她旁邊,跟她約定:「一定要在週末這兩天,先把感冒養好,可以嗎?」這句型是她教我的。我小時候常感冒,她曾跟我這樣約定。我都當回事,會因為有了約定而猛喝水。
媽媽失聲那個週末,我舉辦新書發表會。來了八百人,最重要的一人卻不能來。結束後我上了計程車打給她,她用沙啞到像男性的聲音問:「還順利嗎?」
「很順利。」
「恭喜了!」
我的胃酸,從黏著手機的耳朵中流出來。
媽媽右手固定,吃飯只能用左手一隻手。用筷子是不可能了,必須靠別人把菜放在湯匙裡,然後她用左手拿起湯匙,送進口中。
於是餵媽媽最好的位置,就是她的左邊。
我坐在她左邊,把桌子往她胸膛拉近一點。
我把鱈魚、蒸蛋、豆腐、莧菜這些軟菜一字排開。為了鼓勵媽媽多吃,我甚至買了她愛吃,但平常我們不讓她吃的皮蛋豆腐。
她不喜歡吃豆腐,嚼了半天吐了出來。我把豆腐剁碎,埋進鱈魚中。
我把菜攪到最細,配著白飯,放進湯匙。為了怕媽媽吃得太快,我策略性地放慢填滿湯匙的速度。但同時怕她等太久而乾脆說「我吃飽了」,所以也得適時送上新菜。我觀察她的眼神、睫毛,嘴巴咀嚼的速度,計算下一次填滿湯匙的時機。
飯容易放在湯匙,麵比較難。餵麵時,我把麵像頭髮一樣梳開,切短,兩三條分成一單位,分批放進湯匙。
我坐在媽媽左邊,那是如今我該坐的位置。母子,是最精準的GPS。
我曾躺在媽媽懷裡,也曾坐在她的手臂。
小時的我曾牽著她的手,仰著頭,哭著要她等我。
小時的我也曾坐在她的牌桌後,拍著手,唱歌娛樂其他的媽媽。
我曾在遙遠的紐約,讓她牽腸掛肚。
我曾在鄰近的東京,卻沒有回家。
最後我終於回到她的身邊,但她行動已經不便。
我不能帶她去看她供我去看的美麗世界了。我只能陪她散步,為她骨折的右手冰敷。
我繞了一大圈,最後回到媽媽的左邊。
在媽媽的左邊,我忘記所有的頭銜,專注在眼前這一碗麵。我放下所有的理想,拿起伴麵的XO醬。
我把麵切短,加上蛋,放進湯匙。希望媽媽,能記得我們的約定,為我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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