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任期到什麼時候的八卦，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今天新北市議員戴瑋姍揭露了他被侯友宜市府列入「黑名單」，不僅配合工程款被凍結、會勘時受市府公務員刁難、連許多日常議員的問政都百般受限。雖然台北市沒有工程配合款（僅有建議建設清單，但我從沒用過所以也不太清楚），公務員素質也普遍很高，但從戴議員的例子，還是可以看出政治素人或新政治進入體制後，所面臨的種種侷限和困境。

事實上，這種對新人、菜鳥的不友善，並不是新北市獨有。苗栗的曾玟學、雲林的廖郁賢議員，都在議會和與縣府的應對中，被百般刁難、被屢屢針對、被其他老議員團團嗆聲、還被威脅要送紀律委員會。已故的高雄市議會前議長也曾針對議事規則的漠視，對抗議的民進黨議員公然嗆聲說「你們再去多選幾席再來講」。

先前新聞提及台中市議會有較多的老議員會頻繁在會期中發言、暗指年輕議員都不認真監督市政，但知道門道的人可能會思索，是不是議事場內的權力失衡、或是制度上有不公平的地方？

我剛進入議會時，發現到大家常常在大會時「暫擱」別人或市府的案子，但事實上議事規則並沒有這一條規則，甚至之前我在和陳建銘議員隔空交流囤房稅意見時，他也曾說「暫擱三次就會過了」，顯見這是一種潛規則。

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是在民間公司上班，開會提案時如果其他人有意見，一定現場討論，贊成或反對都可立即表態。但是在市議會卻普遍是「暫擱」後，再請局處官員或議員之間私下找時間溝通。為什麼？就是因為大家都要急著去上政論節目、去地方跑行程，或做別的事，把開會時間縮短是共同的心聲，至於這些爭議或異議怎麼處理？就去私下拜會、私下討論，總之不要占用到我的時間。

這樣乍聽很荒謬，但已經習慣到大家不以為意了。當初我進到議會時，也想說我是菜鳥，大家說應該這樣做，我也就跟著做。但最近幾個月，我突然覺得不對勁，為什麼要怕衝突？大家都是民眾一人一票選出來了，哪有說你做比我多屆、就比較大的道理呢？議員確實要服務市民、反映在地意見，但在議會殿堂就市政問題問政、相互交流針對市政的不同意見，不也是主要職責之一嗎？我們現在的政治環境怎麼會對連續跑十場紅白場引以為傲，然後對在議會認真研究數據、要求現場辯論嗤之以鼻？

漸漸的我了解，在這個政治場域中，越是想照本宣科、想按照規則和理想邏輯來做事的人，越會發現自己其實做不了事。大家又不願意去修改規則、怕被千夫所指，於是就產生了很扭曲、卻行禮如儀的狀態。除此之外，體制的不友善屢屢可見，我也有遇到過會勘被里長當天放鳥、前一天說要去醫院不能出席、市府派出的官員層級不夠無法當場決定事情、紅線不能劃因為有店家被另一位「比我大」的議員撐腰等等的事情。我沒有想為難公務員或其他同事，但如果有些事情明明就知道是不對的，卻還要很隱晦的在私下喬、在那邊假鬼假怪，不就是更難受嗎？

從戴議員、到其他縣市的年輕議員、到我自己的經驗，我們都可以發現，2018年的政治素人浪潮，一頭撞上的是對年輕人、對政治素人不友善的高牆。我們相信它可以被改變，但顯然時間很長，市府手中的資源和一個議員相比是極懸殊的不平衡，老議員的人際網路和龐大資源更是單槍匹馬的新人難以對抗的，如果今天我不是有自帶流量的「網紅議員」，沒有其他志同道合的年輕議員，就算最高票選上議員，又能搞出甚麼成績呢？

我還是會在任期內盡力去推、去做市政，也會盡力用我的流量拉抬其它志同道合的議員或政治人物，但我之後客氣的成分會變少，因為我覺得也沒必要對那些根本瞧不起你的人，有太多的善意。做對的事理直氣壯，為甚麼要低聲下氣呢？然而，其實年輕人或素人進入體制，很容易就落敗。

輸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種就是選不上了，被體制打壓、被公部門排擠，做不出成績所以被淘汰；第二種更常見，就是開始麻木不仁，對這種不公不義冷感，打不贏就加入。我不想當這兩種人，但那是因為我還有點話語權，所以我不會責怪在某些程度、某些時候妥協的朋友，但千萬要記得，絕對不要對不公義、明知道不對的事情，逐漸習慣、然後麻木，最後站到那邊去了。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3Q給台灣的提案41-47：這票投給我，我跟你一起打造未來】

距離投票只剩下不到24小時，我要把3Q的提案都跟大家報告完畢，#你的每一票都至關重要。

和那些坐著輪椅從國外被推回來的族群不同，如果你三十歲，你還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五十年以上。

你的這票，是投給你自己，是投給未來的你，和你的下一代。

【3Q給台灣的提案41：投給自己的未來】

23年前，香港人迎來了保證「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中國，那時，他們沒有選擇。

23年後，當時的年輕人步入中年，面臨房價高昂、醫療擁擠、言論自由縮減的社會。

23年前剛出生的嬰兒，現在則在街上吃催淚彈，被毆打，被強姦，被自殺。

他們或有悔恨，但別無選擇，但是你有。


1年前，有個承諾「全台首富發大財」的煽動家，選上高雄市長，承諾他做好做滿絕不溜之大吉。

1年後，什麼承諾都沒做到的他，在凱道上煽動更多人民，接受他毫無根據的謊言。

他帶著指導解放軍作戰的吳斯懷們，帶著殺警犯、販毒犯，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號角，一起進攻我們的民主殿堂。

還好，你們如果後悔，現在還有改變的機會，拿起盾牌，站好陣線，用手中的選票就能守護台灣。

年輕的台灣人啊，我們還有選擇的機會，不要擔憂，不要恐懼，不用再在意動員造勢的人數，不用在乎這兩天的耳語，明天睡得飽飽，1月11日，和你的手足，和你的朋友，投下手中這張選票。

1個半月前，平常不關心政治的香港年輕人都站出來了，他們翻轉了區議會，雖然不能下架共產黨，但展現了香港的意志。

後天，只要平常不關心政治的年輕人也都出來，小英可能小贏變大勝，中二選區也可以翻盤，這就會決定選舉的結果！


不要擔憂，勇敢自信，投票前行，2020，台灣會贏。

【3Q給台灣的提案42：安心當父母】

今天的首投族，到了退休時，65歲以上老人人數將接近青壯年人數，而台灣人口也將下降到1700萬人左右，少子化、高齡化、勞動力缺乏怎麼辦？ 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近年紛紛強調婦女友善的政策改革，原因在於女性長期負擔照顧老幼的家庭責任，無法工作，造成高教育、低生育、低就業的矛盾局面。而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世界上長期偏低，鄰近國家中只微幅高過日本，更急需改革！
　

以北歐政策而言，簡而言之是以女性為中心的經建政策，透過普及平等公托，提升雙薪家庭比率，也大力提升婦女補助，並透過國家資源投入達到再分配與去普羅化，讓勞工達到中產階級生活水準。
　

以人類發展指數而言，指數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在指數超過0.9以後，反而呈現反轉趨勢。這些高生育率國家有相當大部分是北歐福利國，如丹麥2008年時2歲以下全時托育率就達88%，瑞典達62%，挪威58%。如學者Korpi就指出「2歲以下正式托育是支持雙薪家庭的指標」。
　

因而丹、瑞、挪等國，婦女就業率比台灣高出30~35%!！人口減少時代提升台灣競爭力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推動以婦女為中心的福利支出。包含育嬰支援、公共托育、長照配套、和強化單親補助等婦女友善政策，讓長期在職場上被壓抑的女性可以安心就業！


在選戰中，郭台銘先生曾推出0-6歲國家養支票，但無視自己在生涯中多次養育兒女的經驗，攻擊洪慈庸委員在任期中生育，這就是無視「友善職場女性」的最惡劣案例。相比之下，蔡英文總統雖沒有漫天喊價式的浮誇政策，卻在不斷改進下，修正了公托公幼補助方式，我會在國會裡面，支持蔡總統更積極的推動照顧新手父母，友善職業婦女的政策，讓生育不再成為青年恐懼的生活負擔。


【3Q給台灣的提案43：公共托育】

公共托育一直是台灣基進關注的政策，我希望在四年內，我們能做到「公托與公幼免抽籤」的目標。


當然，我們很難將公托公幼國有化，義務化，但可以透過「準公共化」，讓父母有平等的補助基礎和多元選擇，並透過政府稽核和調查聯合抬價行為，維持市場公平性，減少「市場失靈」方式。因此，國家介入除了直接補助外，尚有維持公益調節市場的作用。亦即Richard Thaler所謂「推力」理論的地位。


另外，要透過對於民間社會的動員，促進參與和理解，並釋出多餘勞動力。並透過「政府有效投資」，減少公托的運作成本。舉例而言，所謂「青銀共照」、「二次就業」，都是嘗試釋放部分中、高齡就業者/同時照顧/被照顧者進入照顧體系，減少勞力負擔。
　

而在宅照顧、大家庭、社區合作社等制度，都是民間吸納照顧壓力的方式。可以透過制度設計的獎助制度來達成。而透過政府釋出閒置空間、鼓勵私營照顧服務型新創，這些都是減少市場營運成本的方式。
　　

更具體來說，我們認為在強化公托同時，必須帶入公共運輸、公共住宅政策，並鼓勵微型創業的市場機制提供解決方案，減少父母負擔、也增加青年就業。
　　

在0-2歲部分，以「居家型保母」和「機構型托嬰為主」，推動公正的保母推薦、管理辦法；並推動「公共社區保母」，也就是和公宅結合的「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在2-6歲部分，「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應以修繕活化舊校舍等現有閒置空間，達到法規安全等標準。並結合大眾運輸導向開發和公共住宅政策，在車站節點設立和社區結合的幼兒園，讓最多人能夠利用。
　

另外，我們可鼓勵民間提出托育和長照的新解決方案，例如法國老人院自1990年代開始推動青銀共照人力分享的制度，讓托兒所與老人院比鄰。而日本新創企業推出和媽媽工作場所結合的托嬰/工作空間。這些都能提升服務效率。
　

如此一來，透過政策工具，來扶助民間力量、引導市場運作，形成一個吸納足夠民意的緩衝區，逐年提升公托比例，達成女性充分就業，解決所謂的「老化、青貧、少子化，人口三位一體」問題，才是讓台灣「平等而富有」的最好方式！


【3Q給台灣的提案44：多元教育】

我們的教育，應該不僅是教育孩子而已，在許多時候，孩子遇到課業問題，不只是學習困難，而是遇到社交、情感、家庭上的其他困難，甚至身心健康問題。


因此，包含學校的心理輔導、社工、甚至語言治療師等制度，必須加強配置人數，在偏鄉學校，也需要有在幾所學校聯合起來輪駐。


以芬蘭而言，就設有「多學科小組」，由不同職類專業人員定期和班導師討論學生整體「身而為人」的需求，仍後思考學生面臨什麼問題，能得到什麼幫助。把「心理健康和福祉」看作和學業成績一樣重要，是芬蘭教育的一大優勢，然而，台灣卻因為成本問題無法這樣做。不過，如果學生中輟，或是因情緒問題，濫用物質，無法在社會上謀生，我們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將遠大於這些支出。


我認為，要達到「社會平等」，避免「青少年犯罪」，去特別關注那些落後的孩子，透過補救教學、心裡健康與社會資源協助，找出可以解決的問題，減少階級優勢帶來的不平等差異，這會對我們社會的融合有很大幫助，也將省下龐大的監獄監禁、毒品戒治等成本，畢竟投資教育，回報還是大多了！

【3Q給台灣的提案45：就職教育】

在高等教育擴張下，人人都能上大學，許多人批評大學系統與技職教育的混淆，也注意到了許多類別研究所就業的困難。


許多人認為高等教育有崇高的價值，然而，在通識與基礎人文課程以外，「就職」所需的技能，幾乎還是學子進入大學最關心的事。但大學與產業界的脈動，卻不一定緊密連結。


就拿地理位置來說，以台中為例，台中擁有台灣最重要的航太工業製造基地，但大學的航太相關系所，並不在台中。同樣的，高雄市台灣最大的造船基地，但造船設計能量與大專學系，卻集中在台北，這些都是不利地區發展的因素，不要小看地理因素，人際網路交流構成的互動，常常是促進競爭與人才流動的催化劑。


因此，科學園區結合大學研究機構的集約式規劃，或是大學復歸市區，讓大學成為帶動知識經濟轉型的樞紐，在許多國家的都會與產學規劃中逐漸成為趨勢。


台中具有國立中興大學以及許多實力堅強的老牌學校，我認為，教育部應更開放地，鼓勵地方產官學溝通，以研究型大學為樞紐，結合其他法人研究機構與廠商的研發部門，發展一地的技術特長，也能讓學生在學或畢業時，對於就業脈絡更好掌握！


【3Q給台灣的提案46：照顧青年】

青年不敢生育，除了剛才提過的育兒負擔，當然和低薪高房價也脫離不了關係。


因此，我還是強調，解決北漂與高房價問題的方法，除了進一步稅負調整之外，更重要的是讓產業與工作機會移回中南部，讓青年人口移回中南部，同時在新發展區域做好計劃，控制房屋供給，提供社會住宅，杜絕游資炒作，從供需面媒合解決問題，實惠且衝擊小。


現有的《國土三法》與配套法案，著眼於管制與保護的多，而未來開創的少。我認為應參考日本《國土形成計畫法》與定期檢討的 #全國總和開發計畫 之精神，以提升地方圈競爭力為目標，以子法或子計畫規範設置機能自足的廣域國際交流圈，並以「#西部都會走廊、#東部生態走廊、與環繞全國的 #海洋資源走廊」串連，用全國性的觀點，思考機場、高鐵、鐵公路網的建構，產業的戰略佈局與差異性法規鬆綁，並在各生活圈發展「#差異化吸引」魅力，讓年輕人有台北以外的多重選擇！


而當年輕人回到故鄉，我們應該優先推出公托、公運、公宅結合創業補助的一站到位政策，讓年輕人的生活、就業、育兒都沒有負擔，全力追逐自己的夢想！


【3Q給台灣的提案47：長照3.0】

蔡英文總統推動長照升級的步伐，是歷任總統最用心的，而我們也看到，經過不道4年，長照BC級據點大量成立，深入社區，加上受益族群範圍擴大，也提供了長輩更多的資源。


以預防醫學三段五級的模式而言，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減緩失能」，而是增加前段的「健康促進」，來省下未來龐大的支出。在公共議題中我們必須納入相對弱勢者的聲音，才能改變我們社區的空間與生活方式。創造對所有年齡層友善的環境，並改革城市的發展，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誠然，社區、區域到城市，會有不同的尺度，也需要不同的架構來創造改變，建立一個全人健康，全齡幸福的城市。


在高齡者繼續增加下，未來長照2.0的框架，和財物支出，終究仍會受到挑戰。我認為，我們必須及早思考，進一步減少老人失能速度，ˇ以及降低照服員需求成長量的健康促進政策。我認為，長照ABC都是以「據點」出發，我們進一步衍生出「長照ABCD」時，就要用「在地整體照顧」，把地區改造成老年人可以持續生活在此的環境，透過居民間照護意識的提升，結合「到宅醫療」、「遠距醫療」、「智慧協助醫療」，貼近居民的生活，增加社區的信任與活力。因此比C據點更貼近人的，就是「家」。長照3.0便是以每個人的住宅為據點，社區為支援環境的整體營照，也會是長照政策永續發展之道！

習近平帶著心腹胡春華、劉鶴，到重慶扶貧的玄機。貿易戰令既得利益者不滿，若大陸有反習勢力，地點會是西南霸王薄熙來的根據地重慶。六四屠城三十周年，華為和Leica這對拍檔，為這個特殊日子做了工作。習滅佛為要人人發錢寒。最不想香港人忘記六四的是習近平。既濟、未濟兩卦，人生修行的終極解脫。(完整文字版將會在節目後上載至易經講堂網頁）
#貿易戰 #坦克人 #重慶扶貧 #六四3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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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下午5：00

北京近日逼害宗教信仰的行動全面升級，大陸多地各類型的佛教造像接連被拆毀。這是繼各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回教寺被破壞後的相繼行動。

在中華文化中，佛教有別於其他宗教。

自東漢後期傳入中土，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展蓬勃，在唐太宗時大盛。

佛教的哲學思想，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天然揉合，成了我們今天的中華文化。

不需要是佛教行人，都會深信形而上的世界，有位神祇，像觀音菩薩，關注世間苦難的聲音。

習近平滅佛，想滅的，不是世界宗教的一宗一派，是貫徹中共1921在上海創黨後的舉動，要斬斷中華文化的血脈，大陸人民不能有高層次的道德追求，不能有個人的千秋理想，人人發錢寒，只能靠動物本能生存，便於中共統治。

所以，毛澤東批孔子，今日習近平也要禁老子，儒家道家都是罪。

他們一脈相承，其實，目標是徹底斬斷中華文化的根。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一年了。

美國完全沒有結束的意願，特朗普將習近平當猴子的耍弄。

他在等反習勢力在大陸集結，待兩派力量差不多時，美國才出手。他目標似乎不只習垮台，他要完結共產主義。

所以，特朗普說起習這個對手時，是輕佻的：
「不需要有貿易協議，美國也是贏家。」
「我對習說他是皇帝，習稱自己是主席；我說，沒有任期的主席就是皇帝了。習聽後很開心，打哈哈……」

這個時候，習近平帶著他兩個心腹，兩位副總理，胡春華和劉鶴，到重慶扶貧。

扶貧到重慶？

薄熙來出事前，重慶一直被視為上海後的奇蹟城市，有所謂的「重慶模式」。

貿易戰已令到改革開放得益者不滿，如果大陸有反習勢力，地點會是重慶，那是西南霸王的根據地。

這個時候，香港的中聯辦，竟然倒掛五星紅旗。

九七前，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前的五星旗，可曾試過倒掛一天？

習近平定於秦王一尊之後，對外政策，令到周邊關係緊張。

但中共的敵人，始終在體制之內，這是他們的宿命。

習近平是老毛的好學生，不喜歡走資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派也不喜歡習近平。

今年是六四屠城三十周年，其實，大陸的政治山頭，和香港人，都沒有忘記這個日子。

華為和Leica這對拍檔，分別為這個特殊日子，做了工作。

華為出了最新手機型號P30 Pro, Leica出了微電影，鏡頭上反映了坦克人王維林。

似乎大家都不想忘記這個日子，香港人更不會忘記，因為六四改變了中共的國策，改變了對港政策，也改變了香港人的命運。

不想我們忘記六四的，還有習近平。

《周易》六十四卦，最後兩卦是六十三卦的水火既濟和六十四卦的火水未濟卦。

最後的既濟和未濟卦，都有一個「濟」字。「濟」是齊水而過，是渡河的意思，普濟眾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是《易經》的聖人救世主張。

大乘佛教也重視「濟」，渡河，渡過輪迴苦海的方法，就是波羅蜜多。佛教行人用六種方法，是謂六波羅蜜多，渡過彼岸。

渡彼岸，即是過大川，《易經》很多爻辭，都說到「利涉大川」。

六十四卦最後兩卦，是對人生成敗的總檢討。人生修行的終極解脫，就是在既濟和未濟兩卦。

既濟，是搞掂了；未濟，是未解決。

成功只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既濟，但下個階段還未搞掂，未解決。

生命如果以既濟為止，那人生便只是一個封閉的死局；但血肉人生其實是逆水行舟，永無止境。

既濟之後是未濟，即是說，即使你成佛，只是成佛之路既濟，但你為什麼成佛呢？目的是普渡眾生，這個工作永遠不完，永遠未濟。

所以，既濟未濟，根本就是一個卦，因為兩卦，既相綜，又相錯，又相互，又相交。六十四卦，只有這一組的關係是如此。

人生以「濟」為目的，就是要過江。濟是齊水而過，普渡眾生，苦海慈航，端看你本領夠不夠。

既濟未濟兩卦相綜，即相反角度看，完全不一樣。

如果既濟代表成功，未濟代表失敗，原來成功失敗，端視你從那個角度看。這邊看既濟，那邊看原來是未濟，人生成敗，要靈活一點看，不能只從一個固定角度看問題。

成功有時是下一階段大挫敗的開始。所以，成敗為一體兩面，互為因果。很多時候，看似未濟，但不要放棄，原來另一邊看，正是既濟。

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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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的政治生態有了與過去相當不同的面貌，在傳統的兩大陣營底下，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世代投入政壇，許多小黨與政治素人紛紛博得一席之地，為台灣政治帶來新的氣息，這次法客電台邀請了同樣在上次選舉首度成為台北市議員的苗博雅及邱威傑，與大家分享在議會中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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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苗在電台中提到，大家都知道台北市議會有各個常設委員會，理論上委員會之間應該是平等的，然而實際上各個委員會討論出來的法規，最後都要送到法規委員會去審議，可以說掌握了法規委員會，就掌握了全台北市的自治法規。而法規委員會的代表，除了由六個常設委員會推派之外，另外再由議長遴選三人組成，也因此造成法規委員會的組成難以平衡。

而呱吉在電台中也分享，其實一般在看政治新聞的時候，很多人常常會認為議員的行為舉止背後帶有目的或陰謀，但其實這些臆測通常都過於表面，許多資深的議員在維護自己的利益時，並不會直接對該議題發聲，而是用隔山打牛的方式，透過其他相近的議題，將結果導引向自己想要的方向。比如有一位議員，藉著討論大安區的都更議題，卻醉翁之意不在酒，實際上是劍指虎林街都更案，若不是對議題有深入了解根本無法察覺。

節目最後談到在剩下的任期中對自己有什麼期許，苗博雅希望自己能夠盡量完成選舉公報的政見，繼續學習如何推動議題並完成它，進而改變大安文山區；邱威傑則也抱持相近的看法，他認為自己並沒有太大的包袱，希望自己再接下的任期內，能夠試著去做到松山信義區其他議員所沒有辦法完成的改變。

美國總統川普在確診 COVID-19 肺炎之後，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雖然馬上就撤下了針對川普的負面廣告，但還是不小心透露出一點幸災樂禍的心情，說再過一個月，自己妻子的頭銜就可以改叫第一夫人了。如果真的最後是拜登當選，到底美國的對中政策會有怎麼樣的改變呢？

印太戰略最早是2007年印度提出，後來日本也跟進提出類似概念。那川普政府為了跟之前的歐巴馬政府做出區隔，也在2017年時正式推出一個新的對亞洲政策。歐巴馬時期是叫做亞太戰略，簡單來說就是太平洋週邊的國家，大家一起來當好朋友賺錢的戰略。

而印太戰略除了字不一樣以外，整個方向也跟亞太戰略差很多，印太戰略的重點就是一定有印度，跟亞太強調太平洋地區不同。大概就是說，我們太平洋週邊國家，跟印度洋週邊國家，一起當好朋友來排擠中國。

至於為什麼是印度？印度有什麼厲害的，厲害到直接拿出來當成名字講？這就有很多理由，一個當然是距離。除了國境直接接在一起之外，還跟中國最近一直在蠢蠢欲動的南海也很近，可以最直接的牽制中國。另外就是人口啊，印度現在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耶，盟友當然先從理念差不多的找起。現在整個世界局勢就是，印度會在抗中這件事上，有很關鍵的地位。

美國也不是最近才開始爭取印度的支持，以前也是有交流，但關係實在不算緊密，因為印度有個傳統就是都不選邊站。當初在美蘇冷戰的時期，就是跟兩邊都有來往，中立不偏袒。是一直到最近印度跟中國的邊境衝突越來越激烈，莫迪才開始向美國靠攏的，所以講「印太戰略」，就是說印度是美國最新一個在爭取的盟友啊。

去年9月莫迪訪問美國的時候，川普還跟他手牽手去參加一個特地幫莫迪舉辦的造勢活動，現場有五萬多人參加之類的，一堆印度後裔也來現場為他歡呼。莫迪那張臉看起來可是非常開心。而10月的時候換習近平去訪問印度，看起來也是兩邊感情很好。但中國跟印度的邊境衝突一直沒有解決啊，弄到今年6月的時候，莫迪直接把他官方的微博貼文都刪光光。什麼跟習近平的合照，也通通都不見了。

雖然說我就是不喜歡川普啦，但是他在抗中這件事情上，的確是有做出成果。除了之前常常討論到的貿易啦、晶片禁令啦，這個印太戰略也是很重要的一環。之前還有一個聯合美國、澳洲、印度、日本的「四方同盟」嘛。本來這東西就是說，這四個國家要聯合起來，一起抗衡中國。

最早是2007年由日本提出來的，結果因為中國反應很大所以後來就變成一個有名無實，大家講好玩的東西。然後這個四方同盟在美國的印太戰略裡算是個滿重要的一部分，就在去年整個參與會議的人員層級一下子拉到超級高，是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會來參與的等級。之前不是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要訪問亞洲嗎，然後大家在討論要不要順便經過一下台灣。他就是要去日本參加這個「四方安全對話」。反正就是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現在看起來有點搞頭，但如果是拜登當選，這個戰略會怎麼樣？

拜登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把他的對中政策講得很清楚，大家就只好拚命去翻他舔中的舊帳。所以我覺得要討論拜登的對中政策，看他幕僚的立場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判斷方向。大家推測，最有可能擔任拜登亞洲策略幕僚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之前歐巴馬的副國務卿，專門處理亞洲事務的 康貝爾(Kurt Campbell) ，另一位是拜登當副總統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也是之前希拉蕊競選幕僚的蘇利文 (Jake Sullivan) 。

不過康貝爾有說過，他覺得民主黨內部其實也是覺得，川普說中國很壞也是沒有講錯。然後蘇利文就是直接建議美軍應該增加在南海巡航的次數，也建議南海的週邊國家也一起來巡航，一起對中國施壓。雖然這兩個人也是覺得要對抗中國，但是他們兩個人都是歐巴馬的幕僚啊。不是就說歐巴馬對中國很軟了嗎？這會不會比較讓人不放心？

其實大家都對歐巴馬太苛責了啦。大家想想看，當初歐巴法選上的時是金融海嘯才剛過耶，別的事情先不管先振興經濟很合理吧？而且大家都忘了，那時候中國的總書記還不是習近平耶，歐巴馬任期的一開始還是胡錦濤，而且習近平把任期改成無限期也是歐巴馬卸任之後的事情，中國最機車的時候歐巴馬完全沒遇到耶。

有一位澳洲專門研究印太區域情勢的學者 John Lee 有說啦，他覺得拜登上台之後，牽制中國的路線不會改變，只是在政治上會用比較柔性的方法處理。簡單的說就是會比較圓滑啦。剛剛說的蘇利文其實也有提到，如果是拜登的話，應該會讓美國不要那麼強調"利己主義"，重新和盟友交流。
所以現在有些人的見解是，就算拜登上任了，美國的對中策略也不會有太大改變。就只是講話比較溫柔一點而已，做的事情還是一樣。不過假設拜登勝選了，我想還是要看他上台後的實際作為，才能算數。川普四年前在競選的時候，雖然常常罵中國，但也很少人預料到，他對中國會做到這麼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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