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偉大總統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最後熄燈的美國大兵 🇺🇸🇦🇫
「82空降師的師長——多納休少將（Chris Donahue）——是最後一個離開阿富汗的美國大兵。」美國在阿富汗大撤退行動的最後一架軍機C-17「全球霸王」運輸機，30日深夜23時59分終於自喀布爾國際機場（KBL）起飛，載走了美國駐阿大使與親自上陣「壓陣斷後」的陸軍少將多納休。自此對於美國而言，這場耗時20年（美國史上最久）、耗盡2兆4,050億美金（美國史上最貴）的「無盡之戰」，終於在多納休少將踏上軍機的那一刻，象徵性地黯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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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斷後的多納休少將，是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的最後一位地面指揮官。原本軍方與白宮的計畫，是希望能盡可能把疏散行動展延到8月31日的「最後一刻」，但由於KBL機場周邊遭遇ISIS－K恐攻不斷的關係，前線美軍才判斷：「應該要提早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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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在喀布爾的疏運行動，一直持續到8月30日上午都還在繼續——可是從周一上午開始，KBL機場周邊的交通就已無法繼續通行，就算部隊苦守了一整天，在美軍決定總撤收前的12個小時內，竟沒有任何一位美國公民能接近機場，「因此前線部隊才決定提前結束撤離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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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表示，在確定無法於「有限時間內」救走剩下的美國人與阿富汗盟友後。以多納休少將為主的現場指揮。就開始進行打包行動——美軍一方面開始摧毀機場周邊的武器裝備，像是帶不走的輪式甲車，或者是阿富汗空軍留下來的數十架各式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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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負責鎮守喀布爾國際機場、直到最後一刻都還與美軍併肩作戰的阿富汗陸軍機場守備隊，其數百名軍人與其家屬，也都在8月30日的倒數階段被C-17撤離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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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多納休少將本人，不僅得坐鎮部隊斷後的一切後續，還需要一直與「塔利班的指揮官」保持聯繫。除了確認塔利班部隊將確保機場周邊安全與「不妄動」之外，當最後的C-17準備起飛之前，多納休還得撥打那通足以載入史冊的尷尬電話，親口通知塔利班：「美軍已經履行約定...現在就將全軍撤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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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後的這架C-17飛離阿富汗領空後，美軍中央司令部才與五角大廈連線召開國際記者會，證實已提前完成阿富汗總撤退。而多納休少將「最後一位離開戰場」的夜視照片，也才由美國國防部發給各大國際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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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納休少將的「斷後身影」，雖然是美國軍官傳統素來強調「身先士卒」的武德符號，但在20年的苦戰一場空後，這張最後的撤軍照片卻給美國輿論更多悲涼的觀感。特別是在幾天前，於826喀布爾機場自殺炸彈恐攻中陣亡的13名美國將士靈柩，才在極端哀戚的氣氛中被空運返國。但移靈過程中，親自前往現場向殉國官兵致敬的美國總統拜登，卻與多名悲憤難平的陣亡官兵家屬有著極為尷尬的緊張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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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直無法接受兒子——20歲的陸戰隊準下士傑瑞德．舒米茲（Jared Schmitz）——在喀布爾機場爆炸中身死，成為最後一批阿富汗戰爭陣亡美軍的老父舒米茲，就非常不滿拜登在將士遺族見面會上的表現，他認為：總統一直在講他死去的長子博．拜登（ Beau Biden），強調自己很明瞭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椎心之痛。但博．拜登是退伍多年後死於腦癌，整個狀況根本與陣亡將士八竿子打不著，「他是美國的三軍統帥...我們需要的才不是他的空洞情感安慰，而是他對於混亂撤軍政策的負責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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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慰靈會場裡，每一個陣亡遺族對總統的反應都不盡相同，有些家屬與拜登相擁而泣，但也有的人根本不願見拜登。複雜、悲傷卻顯無可奈何的氣氛，亦也是美國輿論對於阿富汗終戰撤退的感官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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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美國政壇中，有不少評論者認為2021年的阿富汗撤退大混亂，或將成為壓垮拜登政治影響力的「吉米．卡特時刻」——這裡指的是前美國總統卡特，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與隨後的1980年德黑蘭美國大使館人質危機中，混亂失態的災難式應變，最終導致民心盡失，讓他在1980美國總統大選慘敗給了雷根，輸掉了連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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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面意見則認為「拜登與卡特的處境不能胡亂相比」——畢竟是拜登的執政任期才剛剛開始；而伊朗危機爆發時，卡特卻已進入連任選戰時刻。更何況德黑蘭的災難應對，只是加劇了美國選民對於卡特政府的無能形象，真正讓民主黨慘敗的主因，仍是當年的本土經濟問題，畢竟外交與國際戰略很難單一左右美國的選戰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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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金融時報》就舉後來的雷根總統為例，強調雷根在「1983年貝魯特美國軍營爆炸案」的應對，比今日更是荒腔走版，「但只要時間對、經濟好、下一個戰略假想敵的設定明確，當代與後來的美國，也並沒就當年被炸死的241美軍陸戰隊大兵，為難雷根作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政治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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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美國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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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日前在電台談及國際領袖一旦染重病，後果可大可小，《病夫治國》系列尤其值得參考，這是舊文重溫：

《病夫治國》：領導人病歷會影響國際關係嗎？

早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訪問日本，獲贈木製手工藝小玩具時，隨口說「這就是給那些窮極無聊的人玩的」，又表示自己是來參訪市政、不是看藝術；去年他接見英國交通部長時獲贈懷錶，也當即表示「要轉手送人，因對自己沒用」，都引起媒體譁然。然而不少他的支持者解釋，柯文哲患有「亞斯伯格症」，才會這樣。「亞斯伯格症」是自閉症的一種，主要表現為興趣範圍狹窄、日常社交過程中出現障礙，往往在某方面有過人專長，卻不會「察言觀色」，台灣俚語稱「白目」，若患者在外交領域工作，恐怕難免公關災難。

這解釋雖然不為所有人接受，但對各地領袖的生理、心理、精神狀態如何影響國際局勢的研究，其實已有了不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法國記者阿考斯(Pierre Accoce)和瑞士醫學博士朗契尼克(Pierre Rentchnick)兩人就合著了《病夫治國》一書，後又在八十年代出版續集《非常病人》，根據真正的病歷，專門探究二十世紀世界政壇名人的身體狀況、心理世界以及其對世界政局的影響，就是箇中經典，也啓發了日後國際政治和醫學的更多crossover。

《病夫治國》認為，不少領導人在公眾面前的「強人」形象，與其真實的身體、心理狀態，都存在相當大的出入，而這涉及幾個不同範疇的操控。領袖們的形象往往是通過政府選擇性公佈信息所建構的，但真正的決策過程卻往往涉及集體行為，兩者原來就有落差；假如領導人具有一錘定音的能力，但決策時已經陷入嚴重疾病，心智狀態和決策力都可能被影響，更必須被隱瞞，卻往往令隱瞞者的所屬編制捲入政治漩渦。本書作者審視了數十個案例後，提出了兩點反思：第一，如果諸位領袖做關鍵決定時依然健康，他們所做的決策將會大不同；第二，基於上一點，後人在分析歷史走勢和國際政治演變時，不僅僅關注國家實力對比等「結構性因素」，對決策者個人的身心狀態亦不能忽視，這是直接顛覆了「個人因素在國際關係不重要」的假定。

書中所有案例中，有三個最值得我們留意，因為對今日局勢依然有影響，第一個是被視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小羅斯福。根據小羅斯福的私人醫生和隨從人員記述，他在二戰末期已身患絕症，有嚴重高血壓，隨時可能中風，變得性情暴躁，記憶力衰退，甚至精神混亂。在決定戰後世界體系的雅爾塔會議，蘇聯領袖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羅斯福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執意將會議地點安排在氣候寒冷的克里米亞半島，並刻意安排馬拉松式的談判，令長途跋涉前來、又難適應氣候的羅斯福身體幾近崩潰。最後，蘇聯在德國佔領區、東南歐、東北亞等劃界事宜上獲利甚多，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冷戰佈局。後來斯大林老是懷疑蘇聯醫生對他不利，多次整肅，正是心中有鬼的表現。

同樣的境況也發生在英國一代名相丘吉爾身上。根據丘吉爾的私人醫生莫朗勛爵記述，丘吉爾早就患有躁鬱症，情緒反復無常，戰後一度下台後復出，人們卻不知他的腦血栓已嚴重到影響其表達和神智的地步。但丘吉爾情願隱瞞重病，再次出任首相，卻根本無力執政，既難以控制國內政局、又無法緩和冷戰局勢，這一段相位只是在混亂中度過，那正是英國全面失去帝國的關鍵階段。

即使是在野或革命領袖，也往往受身體狀態影響決策，例如拉美「革命偶像」捷古華拉。根據兩位作者的描述，讀醫出身的他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和自戀癖，對「革命」有極端偏執的追求，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只在乎鬥爭，卻無意在鬥爭結束後採取任何措施穩定政權，因此一生都在流浪，也因此被卡斯特羅變相放逐。由於他始終將自我的革命理想、而非他領導的人民放在首位，這解釋了他對「反革命者」殘酷無情的態度。《病夫治國》作者推測，假如他心智健全，古巴或許早就突破制裁，但這明顯是誇大捷古華拉的影響力：作為阿根廷人，他從來不被真正信任，也不具備關鍵影響力，不過他的病歷對他個人的悲劇結局，倒肯定有關鍵影響。

從以上例子不難看出，《病夫治國》一書對國際關係的分析，採取「行為體」（agent） 而非「結構」（structure） 為核心的方式，這一視角最顯著的優點，在於它將個人特殊情境下的行為納入分析，彌補了傳統結構主義視角的不足，對不少看似「反常」的歷史走勢，都能提出解釋。如作者言，那些處在權力頂峰的人的決定，往往影響到一個社會的發展，錯誤的決策往往造成巨大損失，因此不應被視作「普通病人」，身體狀態也不存在私隱。隨著世界日益講求基準化，「領導人基準試」也許早晚出現，對身體、心理狀態的評估也不難有劃一基準，那時候，可能世界局勢才會為之扭轉。以目前炙手可熱的特朗普為例，不少美國自由派把他當作瘋子，但假如他能證明自己身心狀態據正常、甚至還優於常人（他自己就說保證那話兒尺碼不小），那起碼證明了一切都是理性計算的產品。

然而，這一研究視角的局限亦明顯。對病人的健康狀況保密，始終是醫生的職業道德，而「病人」隱私和社會利益之間如何平衡，從來是兩難，所以我們能接觸到的資料有多真實，始終存疑。再者在「主體－結構」這一分析框架內，區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極難，很難假定假如領袖們病情不一樣，歷史又會怎麼樣。何況不少領袖反而故意裝作瘋癲、不可測，來謀求談判桌上的最大利益，這都是本書的理性分析難以涵蓋的。

小詞典：國際關係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主義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首要因素是客觀結構（structure），包括各國經濟軍事實力對比、地緣政治因素等；而行為體（agent）如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偏好、心理狀態等，則是從屬於既定的結構，領袖的個人差異對國際關係不會造成重要影響，亦不是結構主義者研究的對象。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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