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可持續性的八卦，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北市府每年發放的非國家法定獎勵補助金高達70億，我們規劃明年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將調整為只發放中低收入戶與大於99歲之人瑞，今年則仍維持原制度發放。很多議員警告，這個政策會讓民調至少掉5%以上。其實，臺灣的公保、軍保及各種「保」，紛紛面臨破產危機，相關的數據政府跟媒體都知道，每個人也都知道那是個問題，卻站在一旁袖手旁觀，沒有政治人物敢出面解決。

凡事總要有第一個人跳出來處理，我思考了很久，我覺得正視福利資源的分配問題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應該要做的。我反對發放聖誕老公公式的一次性禮金，寧可將經費改投入建構永久性、持續性的社福系統，臺北市很快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年長者照護的需求也會快速增加，政府應將經費投入在照護中心的建置、長照人員的培育，讓臺北市的福利制度永續經營。

對每個成年人來說，除了工作壓力外，如果還要照顧小孩與父母，不管是在經濟或時間上壓力都相當大。政府要思考的，是將市民的納稅錢，透過永續經營的福利機制，舒緩家庭的壓力，並讓世世代代的長者都能獲得良好的照護。

在重陽節的今天，我特地來到萬華親子館，看著祖孫同樂的畫面，我心中暗禱，我們一定要努力的讓下個世代的臺北市民，可以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這一步很困難，但我們會努力說明，用心做好。臺北市的一小步，將是臺灣的一大步

此次颱風，桃園市復興區的合流部落和新北市烏來地區，都受到嚴重的災害。未來的重建工作除了基礎設施的規劃與工程，需要調查土地容受力及災害脆弱度之外，應該特別重視聚落的經濟生活配套措施。換句話說，必須以環境永續及在地經濟兩個核心，作為重建的原則。(此外，重建必須有持續性的作業，因此從921地震之後中斷的重建系統，必須考慮慢慢恢復，變成是常態性的存在。)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台灣必須建置更細緻且動態的國土資訊系統，作為決策的重要參考。此次合流部落的預防性撤離，就是鄭市長的關鍵決策。而針對災害潛勢及環境敏感地區的深入調查及資訊統合，將有助於避免國土超限利用的錯誤決策。因為地方政府是國土規劃及災害防救的第一線執行單位，未來我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充實相關的決策輔助系統。也請執政縣市長提供政策部門相關的需求建議。

這次的颱風，也嚴重衝擊到我們的供水、供電的系統。大台北地區因為超大豪雨挾帶泥沙，超出淨水廠處理負荷，造成用水的不便。民進黨智庫之前已提出多元水資源方案，建議「地面水與地下水聯合運用」，在各地下水區建立戰備井網，在沒有地層下陷疑慮的條件下取水。充分發揮地表水與地下水的聯合運用，除了能解決旱季缺水問題外，亦可作為災害緊急的備用水源。災害後的水、電供應，關係著日常生活及經濟的正常運作。未來我們也將政策支持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建立災害復原的能量。

另外，台灣風災常常造成重大的農損，許多農民一整年的心血，就這樣失去了。我們認為，天然災害的認定及補償撥付首重時效性，行政部門應協助農民在災後最短的時間內，進行復原及復耕。而現行天然災害的現金補助，通常只有農民損失金額約一到兩成，對農民復原、再次投入生產的協助有限。我們認為除了現行的補償制度外，也應嘗試引進保險機制，讓農業風險能被分擔，也讓農民所得能夠穩定。希望透過災損補償制度的效率提升，以及農作保險機制的引進，雙管齊下，給農民朋友們更多照顧、更多保障。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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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 葡萄牙在澳門
03:17 澳門回歸中國
04:42 政治因素：澳門的社團政治
06:06 經濟因素
07:44 澳門的抗爭運動
09:43 我們的觀點
10:42 問題
10:58 結尾


【 製作團隊 】

｜企劃：關節
｜腳本：關節
｜編輯：土龍
｜剪輯後製：鎮宇
｜剪輯助理：歆雅／珊珊
｜演出：志祺

——

【 本集參考資料 】

→3余永逸：論澳門「一國兩制」模式的可持續性：https://bit.ly/3eD2Vfk
→不談「民主」和「抗爭」，澳門最年輕議員蘇嘉豪這樣誕生：https://bit.ly/2Uv9ppF
→澳門「回歸」20年：平平都是「一國兩制」，為何澳門人不像香港人那樣激烈反抗？：https://bit.ly/3ziM4WL
→維基百科：一二三事件：https://bit.ly/3rsUqIP
→人均GDP世界第2背後 澳門人渴望選擇的自由：https://bit.ly/3Bl0XtH
→同為特區兩樣情 社團政治造就澳門保守氛圍：https://bit.ly/3kAhvYP
→澳門立法會選舉：你不知道的五個重點：https://bbc.in/3hQDJ76
→回歸後澳門社團發展與社會角色的嬗變︳二十一世紀：https://bit.ly/36KxZ8q
→不談「民主」和「抗爭」，澳門最年輕議員蘇嘉豪這樣誕生：https://bit.ly/3isAmCj
→澳門乖孩子，香港壞孩子？—— 專訪澳門政治學者楊鳴宇：https://bit.ly/3z6Rq7E
→國共在澳門的競逐── 以「一二•三事件」（1966-67）為中心：https://bit.ly/3kwYPZS
→澳門主權轉移20週年 澳港比一比：https://bit.ly/3hSp5fi

【 延伸閱讀 】


→他們的澳門真實：https://bit.ly/3x1jhEZ
→澳門治權移交20週年：一「賭」獨大的賭城能否替代部分香港功能：https://bbc.in/3rjUJFI
→參與社運、畢典舉牌，只為爭取澳門民主自由！杜詠琪用舞台劇為「矛盾之地」寫故事：https://bit.ly/2UW28iC
→得票98%的一人特首選舉：澳門人為何要關心，為何漠不關心？：https://bit.ly/3hLZQ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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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聞 - 第2073成交(堅 - 收購) 成交1600萬，收購唔畀分了。 馬頭圍高山道26號，車行，建築800呎，地舖成交1600萬。闊24呎，深30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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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圍梁朝偉間舖最新 update as of 9:28pm Monday:

發展商直接搵我，同我講 (100%堅):
(1) 發展商沒有同梁朝偉成交過1500萬，流料，無成交! 市傳是流料。
(2) 佢哋本身都唔太搵到梁朝偉， 839萬只是測量師估的價錢。 他們沒有開這口價給梁朝偉。 至於他們出幾多價，就唔方便講啦。
(3) 發展商仲諗緊方法同梁朝偉溝通，negotiation in progress. 影帝太忙拍戲 ?

我幫他們澄清 - 無成交過! 李根興 E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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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偉的2A鋪(利富行工具舖)是大單邊(新柳街及高山道)，舖闊15呎 x 27呎，建築約500呎。 大單邊，道理上是較值錢， 較單面向街的舖一般值多8成至1.5倍，按人流決定。

如果高山道26號舖成交了1600萬，2B舖(補習社)成交1250萬，這間舖感覺應值約1500至1600萬，即接近梁朝偉當年的買入價。(2013年底他以1500萬買入)。839萬又真係低得滯，I'm sorry 發展商?

【信報】梁朝偉高山道鄰舖賣1600萬，今年5月被財團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強拍的紅磡高山道26號、新柳街2A至2B號舊樓再有新進展，高山道26號地下剛以1600萬元沽出，較估值高出46%，現時項目只餘下影帝梁朝偉持有的一個地舖尚未被收購。

高山道26號地下，建築面積約800方呎，由新朗發展（實業）有限公司以1600萬元購入，呎價2萬元。據強拍文件顯示，測量師今年3月對該地下的估值為1096萬元，收購價較估值高出504萬元或46%。

「鷄記」麻雀館家族賺409倍

資料顯示，上址原由香港首間麻雀館「鷄記」創立人林坤的家族成員林瑞琼以個人名義於1961年以3.9萬元購入，近年由林氏家族另一成員林子英成為遺產執行人。以最新成交價計算，相較59年前的購入價大幅高出1596.1萬元或409倍。

新朗發展（實業）有限公司原持有高山道26號、新柳街2A至2B號約83.33%業權，故在今年5月申請強拍以統一業權。原本餘下3個地舖未能成功收購，今年8月以高估值25.3%的1250萬元購入新柳街2B號地下，現加碼購入高山道26號地下，故尚餘新柳街2A號地下未能收購。

新柳街2A號地下由梁朝偉於2013年底透過公司斥1500萬元買入，惟物業估值僅為839萬元，較購入價低661萬元或44.1%，因此一直拒絕出售，並在7月透過律師向土地審裁處提出反對強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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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再起時【盛滙商舖基金】2020年第4季集資講座 (上限港幣6000萬) - 頭六場已滿

我們盛滙商舖基金， 是全港首間證監會持牌並專注投資香港商舖的基金公司。2016年成立以來，我們已經買入41間街舖，賣出33間，全數獲利，同期全港最多。 而幾年內獲利轉手的街舖，我們市場佔有率現在超過五成。(Note: 升值也跑贏大市三分一)

2020年第四季，我們又集資買舖。 今期上限港幣六千萬， 現有的客戶已經承諾投資加碼4600萬， 因此只得1400萬給街外新客， 投資最少港幣三百萬起。

如果你有興趣參與我們的商舖基金 ，我們會連續幾場講座講解基金內容及目標回報， 每場限六位，I will be there. 我們是香港證監會持牌法團。

【此講座及投資只適合持有港幣800萬以上流動資產(非物業)人士或公司參與】

個市剛剛好在轉角位，believe me，今期好快會爆滿，額滿即止，先到先得。 如果你想在講座前，直接了解我們的基金及開戶口詳情，可直接聯絡我(李根興) whatsapp 9036 1143 或 Marc 6092 6444 / Joe 9250 6708 / Vivian 9311 9274 / Mani 9669 1789 / Monica 9305 8194 或致電 2830 1111 ?

今期集資的主題是「風再起時」。 世界輪流轉， 舖位都衰了唔少， 接下來可能是時候發圍時機。

(1) 肺炎總會過去
(2) 拜登上場，中美關係最對立的時候希望已經過去
(3) 遊客一定會回來， 通關又好，氣泡又好，唔會少過今日
(4) 最重要是，政府分分鐘撤銷工商舖辣招， 免去雙倍印花稅， 變相全部工商舖物業升值4.25%。

當然我做得舖這行，就要熱愛「舖」，賣花讚花香。 我相信舖市是最壞時候可能已經過去。

升市，個個都係股神樓神舖神，但跌市，大跌市先至考你功力。 我們今年肺炎至今，合共買入了8間街舖，同時最重要，賣出了5間街舖， 前後涉資金約2.5億。 沽出的舖全數獲利， 疫境中，買家都買到平貨，恭喜買家，大家雙贏。

接下來，我們每季目標都會集資約六千萬港幣，每年淨資產目標增長約兩三億街舖。入三出一，即係每買入三間舖，就賣出一間，做好售後服務，貨如輪轉。 目標帶給我們投資者長遠每年10%回報。

我無本事一玩就玩到幾十幾百億。 做任何生意要有「持續性」。情願做細啲，做穩啲， 紮實根基，一步步行好佢。最緊要最緊要就是投資者、商舖買家、租客、我們班同事們、同我自己， 穩定地持續賺到錢。

我是生意人，不是投資者。市升市跌，都繼續貨如輪轉，一定要有「持續性」， 就好似賣柴米油鹽一樣， 任何經濟環境 都有得食，密密食，唔可以 hit and go，炒一轉，發橫財，就人間消失。

我重複，All I ask for 就是每季集資幾千萬新錢， 每入三間舖就賣出一間，每年累積多兩三億街舖， 銀行借貸唔好過多，兩三成以內就足夠，小心駛得萬年船。當中成個基金我本人佔兩三成， 長遠達至每年10%回報。Very simple， 再俾多錢我都要 SAY NO! 一步步做好， 唔好過份膨脹，利益一致，人少少，最緊要大家穩定地賺到錢，賺開心錢?。

我是李根興， 盛滙商舖基金創辦人，有機會到時見你。

More info on www.bwfund.com

香港證監會持牌法團 BBL650

【盛滙商舖基金】2020年第4季集資講座

盛滙商舖基金專注投資香港商舖，讓客戶以較低資金購入基金參與商舖投資（低至港元300萬），相對於購入單一商舖動輒過千萬元，投資基金的客戶等同以較低門檻投資多間商舖，更可分散風險。

盛滙將於第4季舉辦數場基金講座，讓您深入了解商舖基金及舖市再起動時機。

加開時期：11月27日 (五) / 12月7日 (一) / 12月8日(二) / 12月9日 (三)
時間：1 – 2pm
地點：中環新世界大廈1座1502-3室 (本公司會議廳)
對象：按證監條例只適合持有八百萬港元以上流動資產(非物業)人士

註：疫情期間，每場只限六位。參加者須全程配戴口罩及保持1.5米社交距離。

報名方法：
https://edwinlee.com.hk/%e8%ac%9b%e5%ba%a7/

查詢： 2830 1111 (Suki/Monica)
WhatsApp： 9218 5223

#商舖基金 #買舖要買得PRO

5月29號是本屆立法院第一會期的最後一天，一早我排了第一號，對續任的蘇貞昌院長針對施政方針質詢，心情就像是參加立法院一年級第一學期的期末考。
這個會期，我的成績單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就是「 護台防中 」。
我質詢了醫護問題、各類國防外交議題、護照正名等提案，當然身為台中區域立委，我更關心台中，也持續推動國會山莊，以實現對選民的承諾為目標。
今天，我想特別針對幾個面向來討論。

首先，我想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各位認為「個人」或「團體」到銀行開戶這件事情，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可能有人的答案是半小時，有人答案是兩小時，我和我的團隊，這幾個月想協助一群人開戶，卻碰到諸多困難。
我們發現，雖然目前《國家語言發展法》已通過，但如果想要用母語，例如台文開戶，仍非常窒礙難行。
護台與我們的文字和語言
這段期間，我們與各部會經過多次的討論，仍還沒有完成目標。過去在推動使用母語上，曾有一些成功案例，例如林昶佐委員推動護照可使用母語 -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修正，或是高潞·以用委員提案 - 因應原住民族姓名放寬銀行開戶字數限制。這些案例都證明，我們期望完成的這件事，並非毫無可能。然而成功的案例往往會遭到許多技術性的問題阻礙，甚至遇到「跨部會」的情形，就會變得更加困難，我們目前推動的台文開戶議題，陸續已和七個相關部會溝通，包括銀管會、交通部、農委會、國發會、文化部、經濟部、教育部，表示台文與電腦系統等的相關困難，所以無法開戶。
《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就是台灣這塊土地上多元語言的並存與使用，然而要達到多元語言平等使用，讓大家有尊嚴地使用母語，就需要跨部會來促成。我期望我們能不以「技術問題來推翻原則問題」，讓國民可以如院長施政方針所言，可以「營造多元語言友善環境，保障國民平等使用母語權利」。我和我的團隊也會繼續努力，希望能協助民眾，早日完成以台文開戶的想望。
既然提到語言議題，我觀察到我選區當中，光以霧峰、烏日為例，地名標示就有「漢語拼音」和「通用拼音」混用的問題，你可能這個路口和下個路口，看到的就是不同的拼音，對外國人辨識路名也造成不小的障礙與困擾。會有這樣的狀況，是因為過去不同時期的拼音政策未統一所致。
前陣子的院會質詢中，院長曾允諾：
a. 台灣民眾怎麼發音就翻做什麼；
b. 會交待主責單位來統一處理；
c. 以全國一致為修正為原則。
我期望行政單位能繼續積極正視這個問題。就我的看法，我較支持統一為通用拼音，畢竟漢語拼音由過去的蘇聯研發，發音習慣與英語系國家不同，採用通用拼音較能符合英語系國家發音習慣，與世界接軌，也符合國民的拼音習慣。
中華民國體制已經有太多混淆不清的事情，就連拼音系統都是。逐步建立正常化國家的過程，這些都是需要我們一一去釐清和解決的，也希望院長新的任期能持續推動。

以上是有關「護、台」的部分，接續我們要來談「防、中」。

健全台灣體質以防中
有關「防」的部份，主要是有關國防自主的部分，包括：我國研發產製的新式高教機、大型軍艦等，以及國防與民間廠商合作的部分，我也向院長特別表達關心，希望可以持續努力。
最後呢，則是談到「中」，曾經有政治人物說出「台獨就是病毒」這樣的謬論。這讓我想到去年我們與幾個委員一直呼籲要立法，年底也通過了反滲透法，雖有他的嚇止的作用，目前可能有再進行調查，但也尚未有實際被法辦的案例，這是需要持續留意的。
接續，近日香港國安法通過後，可知一國兩制走向破滅，未來一國一制下的香港，不僅言論、自由、生活各方面都會受到衝擊，金融體系更勢必發生變化，也牽動全球經貿局勢。而台灣其實從90年代開始，國民黨說過亞太營運中心、雙航圈、雙營運中心，民進黨執政黨也提出綠色矽谷及亞洲矽谷的計畫，趁這次我也詢問院長，是不是有可能趁這波持續性地推行相關計畫以及因應的措施，因為外國的媒體、社團、企業、資金人才等，其中當然也包括台商，都有可能從香港撤出，我希望院長和相關單位可以做好準備。
中國的意識形態就像病毒般，在全世界到處流竄，而對抗中國因素就如同防疫，我們應該建立避免感染制度，如我一開始的比喻，如果對抗中國是一場防疫作戰，我們應該積極加速台商回台，可參考美日等國的做法。而在疫情開始前，讓想回來的台商國人安全撤退，針對香港局勢，並且研擬接續外資、港媒、港資、港人社團等可能來台的應對方案，並要研擬辨識這些進來的人、商、資本是否受到「感染」的機制，建立防疫般嚴格防護、檢疫等方案，避免發生「社區感染」。

本會期的最後一次對院長的質詢，接續的幾個會期，我會持續盯緊相關議題，讓我們一同「護台‧防中」！最重要的是，我也會繼續推動國會山莊、地方議題的發聲，不只護台防中，更要顧台中。

#3Q陳柏惟 #中二立委 #台灣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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