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化病歷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今天看到一則令人感動的新聞，但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桃園一位檢察官從一個看起來稀鬆平常的廢土傾倒案開始查起，為了抓到幕後的環保蟑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每天面對大量的卷證，透過環境鑑識技術分析去比對廢棄物的元素比例跟成分，再輔以地域性限縮、以車追人、司機指認，揪出最上游的廢棄物源頭公司。辦到這邊就已經很厲害了，但她不願就此結案，繼續爬梳53個來自四面八方的案子，串聯出一個叫北海彎業主關鍵的「轉運」角色，終破獲一整串的環保犯罪集團。最後寫下厚達279頁的起訴書，細數69人的罪狀，以及上下交相賊的過程，依違反廢清法、詐欺得利、逃漏稅等罪嫌起訴，並建請法官從重量刑。

在桃園地檢署這種業務龐大的單位，每個檢察官身上背負的案件量超多，願意對一個案子深入追查到這個程度的檢察官，真的值得我們鼓勵。而最讓我感到高興的是，這位檢察官一定很清楚，事出必有因，因此他不只是想抓到人就結案，而是想辦法去串聯這一整個共犯結構。

但反過來，是否我們也要思考，現在的司法體系，是不是讓檢察官的工作過於繁重，導致許多值得被深究的案件，因為檢察體系的過勞或相關的不良制度，沒能被妥善調查、處置？

我們在醫療現場其實常常也是一樣的狀況。如果有心、有時間，很多病人的問題是可以得到更妥善的解決的。但在現行制度下，時間跟預算都有限，醫護都已經被壓榨到極限的狀態下，能夠提供的醫療品質，也很難提高。

曾經在某個值班的夜晚，一位學長陪著我回顧了一位住院病人過去五年多的用藥史以及相關病歷紀錄，抽絲剝繭找到他這次惡化住院的原因，結果只是停掉了某個用藥，患者的症狀就大幅改善，隔天就出院了。

當時我超興奮跟學長說：「這太神了啊！過去五年都沒人解決的問題，學長一個晚上居然就搞定了！」

學長只默默拍拍我的肩膀說：「給我們足夠的時間，其實也沒這麼難，對吧？但是如果不是因為要教你，再加上我們兩個都沒睡，這個病人這次大概也是打了幾天點滴就會出院，然後等下次惡化再回來。我們都是人，我們可以這樣幫一個人，但沒這樣的能力幫每一個人，這就是我們的極限。」

我始終相信，現在的年輕人不一定是什麼爛草莓。只是體制已經把大家壓得喘不過氣了。這是過去幾十年的共業，但累積在我們的身上，讓我們一起承擔。但如果大家在各行各業，都能勇敢挑戰體制、勇敢創新、做些沒人做過、沒人敢做的事，說不定就真的能被你搞出個什麼名堂來。

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想不清楚，還有不敢行動的人啊！這世界還是需要做傻事的人，我們就一起來做憨人吧。

【#沈旭暉隨緣家書📖】日前在電台談及國際領袖一旦染重病，後果可大可小，《病夫治國》系列尤其值得參考，這是舊文重溫：

《病夫治國》：領導人病歷會影響國際關係嗎？

早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訪問日本，獲贈木製手工藝小玩具時，隨口說「這就是給那些窮極無聊的人玩的」，又表示自己是來參訪市政、不是看藝術；去年他接見英國交通部長時獲贈懷錶，也當即表示「要轉手送人，因對自己沒用」，都引起媒體譁然。然而不少他的支持者解釋，柯文哲患有「亞斯伯格症」，才會這樣。「亞斯伯格症」是自閉症的一種，主要表現為興趣範圍狹窄、日常社交過程中出現障礙，往往在某方面有過人專長，卻不會「察言觀色」，台灣俚語稱「白目」，若患者在外交領域工作，恐怕難免公關災難。

這解釋雖然不為所有人接受，但對各地領袖的生理、心理、精神狀態如何影響國際局勢的研究，其實已有了不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法國記者阿考斯(Pierre Accoce)和瑞士醫學博士朗契尼克(Pierre Rentchnick)兩人就合著了《病夫治國》一書，後又在八十年代出版續集《非常病人》，根據真正的病歷，專門探究二十世紀世界政壇名人的身體狀況、心理世界以及其對世界政局的影響，就是箇中經典，也啓發了日後國際政治和醫學的更多crossover。

《病夫治國》認為，不少領導人在公眾面前的「強人」形象，與其真實的身體、心理狀態，都存在相當大的出入，而這涉及幾個不同範疇的操控。領袖們的形象往往是通過政府選擇性公佈信息所建構的，但真正的決策過程卻往往涉及集體行為，兩者原來就有落差；假如領導人具有一錘定音的能力，但決策時已經陷入嚴重疾病，心智狀態和決策力都可能被影響，更必須被隱瞞，卻往往令隱瞞者的所屬編制捲入政治漩渦。本書作者審視了數十個案例後，提出了兩點反思：第一，如果諸位領袖做關鍵決定時依然健康，他們所做的決策將會大不同；第二，基於上一點，後人在分析歷史走勢和國際政治演變時，不僅僅關注國家實力對比等「結構性因素」，對決策者個人的身心狀態亦不能忽視，這是直接顛覆了「個人因素在國際關係不重要」的假定。

書中所有案例中，有三個最值得我們留意，因為對今日局勢依然有影響，第一個是被視為美國最偉大總統之一的小羅斯福。根據小羅斯福的私人醫生和隨從人員記述，他在二戰末期已身患絕症，有嚴重高血壓，隨時可能中風，變得性情暴躁，記憶力衰退，甚至精神混亂。在決定戰後世界體系的雅爾塔會議，蘇聯領袖斯大林早就知道了羅斯福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執意將會議地點安排在氣候寒冷的克里米亞半島，並刻意安排馬拉松式的談判，令長途跋涉前來、又難適應氣候的羅斯福身體幾近崩潰。最後，蘇聯在德國佔領區、東南歐、東北亞等劃界事宜上獲利甚多，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冷戰佈局。後來斯大林老是懷疑蘇聯醫生對他不利，多次整肅，正是心中有鬼的表現。

同樣的境況也發生在英國一代名相丘吉爾身上。根據丘吉爾的私人醫生莫朗勛爵記述，丘吉爾早就患有躁鬱症，情緒反復無常，戰後一度下台後復出，人們卻不知他的腦血栓已嚴重到影響其表達和神智的地步。但丘吉爾情願隱瞞重病，再次出任首相，卻根本無力執政，既難以控制國內政局、又無法緩和冷戰局勢，這一段相位只是在混亂中度過，那正是英國全面失去帝國的關鍵階段。

即使是在野或革命領袖，也往往受身體狀態影響決策，例如拉美「革命偶像」捷古華拉。根據兩位作者的描述，讀醫出身的他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和自戀癖，對「革命」有極端偏執的追求，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只在乎鬥爭，卻無意在鬥爭結束後採取任何措施穩定政權，因此一生都在流浪，也因此被卡斯特羅變相放逐。由於他始終將自我的革命理想、而非他領導的人民放在首位，這解釋了他對「反革命者」殘酷無情的態度。《病夫治國》作者推測，假如他心智健全，古巴或許早就突破制裁，但這明顯是誇大捷古華拉的影響力：作為阿根廷人，他從來不被真正信任，也不具備關鍵影響力，不過他的病歷對他個人的悲劇結局，倒肯定有關鍵影響。

從以上例子不難看出，《病夫治國》一書對國際關係的分析，採取「行為體」（agent） 而非「結構」（structure） 為核心的方式，這一視角最顯著的優點，在於它將個人特殊情境下的行為納入分析，彌補了傳統結構主義視角的不足，對不少看似「反常」的歷史走勢，都能提出解釋。如作者言，那些處在權力頂峰的人的決定，往往影響到一個社會的發展，錯誤的決策往往造成巨大損失，因此不應被視作「普通病人」，身體狀態也不存在私隱。隨著世界日益講求基準化，「領導人基準試」也許早晚出現，對身體、心理狀態的評估也不難有劃一基準，那時候，可能世界局勢才會為之扭轉。以目前炙手可熱的特朗普為例，不少美國自由派把他當作瘋子，但假如他能證明自己身心狀態據正常、甚至還優於常人（他自己就說保證那話兒尺碼不小），那起碼證明了一切都是理性計算的產品。

然而，這一研究視角的局限亦明顯。對病人的健康狀況保密，始終是醫生的職業道德，而「病人」隱私和社會利益之間如何平衡，從來是兩難，所以我們能接觸到的資料有多真實，始終存疑。再者在「主體－結構」這一分析框架內，區分「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極難，很難假定假如領袖們病情不一樣，歷史又會怎麼樣。何況不少領袖反而故意裝作瘋癲、不可測，來謀求談判桌上的最大利益，這都是本書的理性分析難以涵蓋的。

小詞典：國際關係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主義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首要因素是客觀結構（structure），包括各國經濟軍事實力對比、地緣政治因素等；而行為體（agent）如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偏好、心理狀態等，則是從屬於既定的結構，領袖的個人差異對國際關係不會造成重要影響，亦不是結構主義者研究的對象。

信報財經新聞，2016年3月20日

[狂人新聞台] 從真實事故與極限撞擊測試蒐集資訊 使 VOLVO 持續引領車壇安全領域

＃小編：VOLVO 交通事故調研小組成立 50 週年

VOLVO 交通事故調研小組自 1970 年在瑞典哥德堡開始運作，只要接到附近有事故發生的通知，不論白天黑夜都會迅速抵達現場，盡可能蒐集事故發生的蛛絲馬跡，透過研究分析建立數據資料庫，進而分享給新車研發團隊，讓 VOLVO 汽車在安全領域上，始終以領導者的角色引領車壇。而在事故救援研究上，VOLVO 亦提供安全中心撞擊測試後的車款讓救援人員模擬事故練習救援，並將撞擊測試結果與救援工作流程統整為研究報告，分享給各地的救援團隊，進一步強化救援能力。

交通事故調研小組會完整記錄事故車輛本身撞擊的力量與角度、主動安全系統干預的時間、車上乘員的保護與受傷程度、事故當下天氣、時間與周邊道路標記等，與警方公開的調查報告交叉比對；同時也會有 VOLVO 汽車安全中心的行為科學家與駕駛員聯絡，進一步瞭解事故發生的過程，向傷者申請分享病歷，記錄傷害情況，再由生物力學家與物理學家進行分析，以瞭解造成傷害的確切原因。而所有蒐集的資訊都將收納為資料庫中的大數據，並與 VOLVO 新車研發團隊共享，確保 VOLVO 汽車始終處於開發安全功能的頂尖車廠。

VOLVO 汽車安全中心的負責人 Malin Ekholm 表示：「事故本身是令人悲傷的，我們要做的事就是讓悲慘的代價能夠換來有助益的結果，交通事故調研小組努力研究，透過分析事故發生時每個階段的細節，例如駕駛的反應、車輛的回饋、安全機制的作動等等，將各項資訊與數據統整後改進汽車設計與研發，“更安全的汽車”就此誕生」。VOLVO 交通事故調研小組每年約調查 30 至 50 起不等的事故，即便發生在全球各地，只要情況允許，交通事故調研小組也會委請當地的 VOLVO 同仁協助溝通瞭解。最重要的是，團隊也會使用全球公開的公共事故數據庫作為參考。

而這些撞擊測試過後的車款亦會提供瑞典緊急救援團隊模擬事故練習，利用這些經過正面、側面、偏位撞擊及翻滾等不同的測試車輛所造成不同情況的車損，學習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破壞車體，把握黃金救援一小時的時間內將傷者迅速送醫。VOLVO 汽車交通事故研究團對的資深研究員 Håkan Gustafson 表示：「多年來，我們一直與瑞典救援部門緊密合作，因為我們共同的目標是為所有人提供安全。沒有人希望嚴重事故的發生，但並非所有事故都能避免，因此當嚴重事故發生時，能有更多、更有效率、更安全的方法拯救生命就顯得至關重要。」

對救援人員來說，不斷更新對新車型結構與鋼材的瞭解並優化救援流程、甚至是開發全新的救援技術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這些培訓課程意味著生與死的差異。因此，在救援部門的請求下，VOLVO 汽車決定給予救援團隊更大的挑戰。Håkan Gustafson 說道：「通常我們只會在實驗室撞擊汽車，現在我們是第一次用起重機讓車輛從高空墜落，這意謂著車輛會受到更強烈的撞擊力道產生更極端的變形。」

VOLVO 的工程師們將 10 輛不同型號的全新車款用起重機吊高至 30 公尺，再測試前對車損狀態進行精算，確保車輛能受到預期所需的損壞，這遠比實驗室中的撞擊測試要來得嚴重許多，此一嚴苛的模擬條件對應超高速的單車事故、汽車與卡車質量不同的高速事故與車輛側面嚴重撞擊的事故等，讓救援人員能有機會充分練習極端事故下的車損狀況，進而強化救援能力，而此一撞擊模擬與救援工作也將匯整為報告，並免費提供各地救援人員進修，讓搶救生命的專業技術能更加精進。


＃VOLVO ＃交通事故調研小組 ＃安全是唯一回家的路

面對日新月異的大數據工具，有時候很難跟上這節奏。Microsoft Power BI讓大家可以簡易的製作大數據分析。用 Excel Power BI 做大數據分析，課程大綱有認識大數據、大數據分析、視覺化呈現結果，提升管理品質，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另外；大數據分析還應該包含許多學習到的知識，回饋給資料，再重新計算，不是僅畫出視覺化圖後，就說做好了大數據分析。期待大家將了解應用這些工具使用，將大數據分析導入您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