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村台北的八卦，MOBILE01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莊瑞雄委員，上次來我餐廳吃飯，邀請我到屏東走走，體驗什麼才是好吃好玩的地方，不要只宣傳台南和高雄。（地圖炮開起來XD）

今天來到屏東肉圓節，我就從頭到尾吃了好幾攤，還巧遇黃捷 高雄市議員議員，她和莊瑞雄在現場的人氣非常旺。🍍

雖然我是台中人的口味，吃習慣炸的肉圓，但也喜歡屏東蒸肉圓的口感。因為莊瑞雄委員要跑很多選縣長的行程，我就跟著朋友開車在屏東踩點觀光。

之前有打聽網美必來的景點「勝利星村」，一來就看到好多人在拍網美照，我怎能讓他們專美於前。😤
這一區規劃蠻好的，有非常多特色店家進駐，而且售價親民。晚上應該很美而且氣溫比較舒適宜人——屏東太陽好大。

接著我到夜市路口吃土魠魚羹（飯），生意就如傳言一樣的好，我和朋友等了一下才有位置，但美味值得等待。

吃完熱羹當然要去吃潮州有名的「燒冷冰」，在圓環上的兩家店都大排長榮，我就選了其中一家。內用要先找座位後，才能去點冰。我好奇現場人潮擁擠，老闆問客人坐哪真的記得住嗎？後來，我才發現她用筆寫在一張紙版上，上面有手畫的簡易座位圖。

我發現生意好的挫冰，店家熬的糖水通常清甜爽口。這家好吃在於覆蓋在挫冰裡頭，溫熱的花生湯圓、小湯圓、芋頭、花生粒、糯米，和著透心涼的挫冰，一口吃下透心涼啦～～🧊

本來想吃完冰就趕快回台北顧店和寫學校作業😭，但上次看 貓與邪佞的手指 拍莊瑞雄養的貓「肉圓」，身為貓奴不去探望她一下說不過去，也順便參觀委員為「肉圓」打造的貓屋。

「肉圓」真的很會選民服務，一看到我立刻躺在地上翻肚子要我摸，即便我抱她拍照，也是很乖巧地躺在我身上任人擺佈😆。
當下想到我自己養的那兩隻貓，抱一下下就吵著要下來⋯⋯果然，別人的小孩都比較可愛呀。

雖然早上五點半就起床，但只要玩樂都不會累。原本還想再去「大港開唱」晃晃，但高鐵五點過後的車票全部賣光光，還是拚回台北比較安心。

今天一日台北—屏東自由行非常愉快，但確實很耗體力，看莊瑞雄可以三天兩頭這樣跑，而且清晨五點就已經在跑行程，有夠佩服。

下次到屏東再去別的景點玩，對都市俗的我而言，屏東有太多地方沒去過。
屏東可不是只有墾丁，況且開車到墾丁還要兩個小時的車程啊⋯⋯噗噗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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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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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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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懷鄉文集《靠岸》第七章 六十年前的課文

震天價響的考場鈴聲響起，教室的監考官要求所有考生停止作答，交出考卷。
我默默收起考卷，交給站在講台邊的監考官後，走出大學聯招試場的教室，隨著各個教室魚貫而出的考生，在走廊上匯成擁擠的人流，慢慢湧向樓梯，緩緩從三樓走下二樓再到一樓，台灣悶熱的七月天，每個考生莫不汗流浹背，好不容易擠出一樓的梯口，人流這才像女孩頭上解開髮帶的馬尾一樣渙散開來，我才終於有種鬆了口氣的感覺。

「兒子，考的如何？還順利吧！」坐在教室旁樹蔭下的父親，滿臉汗水，神情焦慮地迎上來，迫不及待地問道。

「還算順利，我希望能應屆考上國立大學，如果考不上，就去台北南陽街讀高四，明年再重考吧！」好不容易考完了大學聯考的最後一科，我以一種帶著疲憊的口吻回答，雖然各科作答還算流暢，但畢竟心中並無實質把握，況且當時以父親碼頭工人的收入，家境並不寬裕，若考不上國立大學，誓必造成父親的經濟負擔，這是我最擔心的事。

「不要這麼說，能考上就好，私立大學也沒關係啦！爸爸以前想讀書都沒得讀，連小學都沒畢業，你只要能讀大學，爸爸就很高興了。」父親鼓勵我，似乎也洞悉我心中的顧慮。

我望著父親，他的眼中閃現光采，彷彿我即將替父親實現他這一生再也無法達成的願望，熾熱的陽光照得父親的雙眼幾乎要睜不開，黝黑的臉龐汗如雨下，周遭高亢的蟬鳴從校園遍佈的樹幹上聲聲傳來：知了！知了！聲音響澈雲霄，彷彿是接替即將離港啓航的輪船鳴笛，父親衷心盼望我代替他航向光明的前程。

「我想國立大學應該沒問題啦！」不忍心讓父親繼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直到放榜，我故作自信的微笑，抱了一下父親的臂膀，試圖安撫父親比我還要緊張的情緒，其實我本來不希望父親來陪考的，但他就是堅持要陪，他擔心我迷糊的個性，萬一到了考場，卻忘了准考證、作答筆具、書本或者臨時身體有什麼不舒服，那該怎麼辦？況且在考前，我忽然重感冒，高燒不退、咳個不停，整整病了一個月多才康復，當時還擔心自己會病到無法參加聯招。

父親瞧我自信滿滿的樣子，緊繃著的神情總算放鬆了，他的嘴角含著微笑，替我背起書包，拉著我的手，默默騎上機車，載我回家。

那是1988年夏，我18歲，父親50歲。

「我家門前有顆黃柳樹，早上飛來二隻黃鶯，在樹上跳來跳去，還唱著很好聽的歌……。
這是我的家，我們都愛它，前面有田地，後面種菊花。」

父親小時候非常喜歡上學，問起他讀小學的情景時，父親立刻朗誦起他讀過的小學課文。

「你看，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小學時背的課文！都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為什麼，這些課文好像直接烙印在我腦袋裡一樣，不管過了多久，都不會忘記！」父親的臉上顯現得意的神色。

為什麼父親會記得那麼清楚呢？他說，一部分是因為那時候的他真的很想讀書，也很喜歡讀書。可惜，當時家裡的環境並不允許父親把時間花在讀書上！

其實父親倒不是一開始就喜歡讀書。七歲時，把父親當成心頭肉一樣疼愛的曾祖母羅李氏，曾將父親送到私塾讀書，這是他第一次上學。

「我記得那時候，家裡僱的長工特地釘了一個小桌子和小椅子，他還幫我把這個小桌子小椅子帶到學校，因為那時候讀私塾除了要繳學費，還得自己帶課桌椅。」父親說。

只不過，父親才上了七天課，就耍孩子脾氣不肯讀了，曾祖母拿這個寶貝孫子沒辦法，只好叫長工把特別為父親上學製做的小課桌、課椅，再從私塾那拎回家來。

「為什麼只讀了七天就不肯讀了呢？」我問父親。

原來，父親讀到第七天時，一個年紀稍長的小朋友要父親把手伸給他看，父親不疑有他，就乖乖把手伸出來。

「你的手好髒！」對方皺起了眉頭，然後冷不防就抽出從老師那裡拿來的戒尺，用力朝著父親手心狠狠打下去，父親痛的大叫。

「你的手這麼髒，以後上學都會被老師打！」那個調皮的小男孩不但打了父親，還出言恐嚇父親。還是七歲娃兒的父親哭著跑回家，因為飽受驚嚇，回家後，說什麼都不願意再回去讀書。

「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
我也上學去讀書，我也上學去遊戲。」

三年後，父親十歲時，時任浙江溫嶺縣長的吳澍霖，在大陳島全面實施義務教育，廣設小學，希望能提升鄉民教育水平，減少文盲，尤其積極招收10到16歲的失學孩子就學，縣政府為了吸引孩子來學校讀書，還編了一首打油詩當做宣傳語。

「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些宣傳口號，我都記得。」父親說。

就現今回溯，補習班招生的廣告詞，最膾炙人口的口號：「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我想，肯定是父親小時候聽過的這段打油詩演變來的。

因為這個新的受教育契機，父親又能重回學校，十歲的他和當時七歲的二弟羅冬成為同學，二個人都從小學一年級開始讀起，父親就從一年級讀到三年級，那時候是他讀書讀得最快樂的時光。

「當時除了國語，也上歷史、地理、算術這些課，我的算術學得不錯，但功課好卻替我惹了麻煩，因為班上有一位同學，他是班上的頭兒，他的算術不太靈光，要我教他，我嫌太麻煩不理他，結果他就找了一些同學常常找我碴，算是我求學過程中，唯一的陰影。還有，我的作文也寫得不錯，小時候還得過獎呢！」父親得意地看著我，我也不禁笑了，原來我和哥哥的文筆，是遺傳自父親。

父親說到這裡時，正經過客廳的母親停下腳步消遣父親：「你的算術、作文都不錯，但國語發音沒學好，講話的鄉音太重，別人常常聽不懂。」

父親眉頭皺了起來，解釋道：「那時學校雖然也有教國語，但老師也是大陳人，鄉音很重，加上那時候沒有教注音符號，所以我的發音老是發不準。我的國語主要還是十幾歲時，和來到大陳島的國軍軍官學的，那時家裡的房子被國軍徵召使用，分了大部分的房間給軍官住，我常和他們聊天，就湊合著學了國語，有鄉音也是沒辦法的事。你媽媽是到台灣才開始讀小學，那時學校有教注音符號，所以她的發音比較準。」

「才不只是這樣呢！」母親反駁道：「我小學只讀到三年級，其實也沒學到什麼東西，我是到大了點在外頭工作後，自己訂了國語日報，一邊工作，一邊利用時間勤讀國語日報，靠自己用功自學認字與發音，我跟你才不一樣。」

父親僅僅瞪了母親一眼，顯然父親正沈浸於求學往事的回憶裡，沒空和母親鬥嘴。

父親十三歲時，發生了一件事，中斷了學業。當時父親讀書的小學，老師是從大陸請過來的，然而國民政府已全面從大陸撤退到台灣，局面愈來愈亂，老師有一次回去大陸就再也沒回來了，學校少了老師，也就只好停課了。

又隔了一陣子，國軍在上大陳島的關帝廟那兒重開了學校，並派出軍官充當小學老師，學校重新招生，但那時候的父親已經無法回去讀書了。

「自從你曾祖母過世後，家裡的情況開始變得不好，我身為長子必須下田工作、分擔農忙，我去讀書的話，家裡就少了一個幫忙的人手，你祖父和祖母實在忙不過來，家裡的弟弟妹妹又多，他們就要求我留在家裡幫忙，不要去讀書。」
父親說。

但是父親並沒有因此放棄求學念頭，他已明白將來若要出人頭地，就一定先要把書讀好，具備高等的學識，將來才有機會在社會出人頭地。因此，他還私下跑到學校去拜託老師，請老師親自來家裡和祖父、祖母溝通，務必要讓父親回學校讀書，老師好不容易說服了祖父母，但讀沒幾天，祖父又覺得家裡實在少不了父親的人手，最後還是禁止父親去上學，至此，父親心裡感覺徹底的失望。

父親第四度回到學校讀書，則是到台灣以後的事了，那時候從大陳島來台灣的父親，被安置在花蓮壽豐鄉，當時有一間學校設在一間台糖的糖廠裡，離父親住的地方大約五分鐘的步行路程。

父親當時已經十七歲，雖然他在大陳島有讀到小學三年級，但在花蓮入學時，卻被分班從小學五年級讀起，算是跳了一級，而一個班大約三十多個學生，從11歲到18歲的都有，同學間年齡的落差相當大。

「我和當地的孩子混在一起讀書，同學大部分都是平地山胞的小孩。他們知道我是『大陳義胞』，對我特別好，不時還會請我到他們家裡吃土雞呢！」父親說。

父親這時的生活還算安定，平平穩穩上了一年多的課，直到六年級快畢業時，又因為一件偶發的事件而放棄了學業。

「我那時候自然學的不錯，自然課的老師很喜歡我，他勉勵我繼續讀書，說我如果繼續讀到畢業，他可以推薦我去念農校。」

雖然有自然老師的鼓勵，但是父親的史地卻不太好，經常考不及格。史地老師又非常嚴格，並且有個奇怪的規定，考試考不好不會挨打，但考試退步太多就要挨打，父親的史地成績，平時一直保持在五、六十分，但有一次忽然考到八十多分的高分，父親非常擔心下次考試又回到五、六十分的水準，肯定會挨一頓打。

「我想都十八歲了，在班上算年紀最大的學生，還要在小我五、六歲的小朋友面前挨打，覺得很沒面子。」思來想去，父親就有了輟學的念頭。

剛好在那個時候，政府正計劃在花蓮美崙建造大陳新村，提供大陳鄉親可以像眷村一樣，群聚而居，相互扶持，於是發出公告招工，每天工錢有六塊錢。父親心想，一則是幫大陳鄉親重建家園，再則每天六塊錢的工錢，以當時零工的水平，已算優厚，這總比留在學校挨打好，而班上另一位和父親感情不錯的老鄉同學，得知政府招工重建大陳新村的消息，也向父親表示他不想讀書，要去蓋房子賺錢，結果二個人志投意合，便決定放棄學業，結伴去花蓮美崙蓋大陳新村去了。

「這個決定，對我後來的人生影響很大，但當時的我哪裡想的到？直到有一天，有位長輩想介紹我去鐵路局當售票員，我很高興終於可以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收入，不必到處去打零工，結果去徵試時，發現這個職缺必須具備小學畢業的學歷，我又不想謊報學歷取得工作，最後只能眼睜睜喪失進到鐵路局工作的機會。」父親說。

也是從那時刻起，父親才真正意識到學歷的重要性，所謂「富不過三代」，但「窮也不能過三代」，他自知當一輩子的碼頭工人，經濟能力已有所侷限，但是他早已在心底許下願望，無論如何，也要讓三個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那麼羅家的下一代，才能掙脫社會的底層，重新取得出人頭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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