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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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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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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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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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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中天的夢想驛站》

【我的當選，代表偏見在這個國家，沒有立足之地：愛爾蘭人口中78%為天主教徒 直到'95年才允許離婚.'03年才允許危及母嬰生命安全時可墮胎 卻選出祖籍印度.同志出櫃的38歲年輕總理 】

這不是一個國際觀眾熟悉的面容，卻是一張即將代表21世紀愛爾蘭的新臉孔，這張臉孔擁有所有上世紀愛爾蘭不能接受的事情，38歲的年紀和一位印度父親，還有公開的同性戀身分。

瓦拉德卡Leo Varadkar 是愛爾蘭執政黨在6月2號新選出的黨魁，愛爾蘭下一任的總理。

愛爾蘭是西方天主教徒比例最高的國家，高達78%教徒中半數為恪遵教規的虔誠信徒，教會的龐大勢力和影響，也讓愛爾蘭一直到1995年才准許離婚，2013年才通過當"母親或嬰兒生命受到威脅"時，允許墮胎合法化，但目前遭受性侵懷孕仍沒有合法墮胎的權利，更不用說一直到1993年才除罪的同性戀。

這20多年間，愛爾蘭同樣經歷了90年代迅速的經濟成長，和全球化之後的泡沫經濟，到2008年慘痛的金融危機，2010年的國債赤字高達32%，失業率攀到14%。

在這段勒緊腰帶裁員減薪的痛苦歲月裡，最重要的精神堡壘天主教教會，不但沒有成為危機中的避風港，反而因為神父性侵孩童的醜聞和頻頻傳出的教會孤兒院虐待事件，讓教會權威飽受打擊，愛爾蘭得以逐漸擺脫教會，在社會議題上強大的約束力。

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這個一如2006年金棕櫚獎電影，"吹動大麥的風"裡所描述，才辛苦爭取獨立不到一百年的愛爾蘭，可以在面對經濟破產和道德力量瓦解的同時，沒有理所當然的找尋任何代罪羔羊。

反而在2014年底重回金融市場，2015年，成為歐元區第一個重新達到6,5%經濟成長的模範生，更在2015年公投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

瓦拉德卡 (時為愛爾蘭衛生部長)：通過我們的歷史有很多值得尊重的好人曾經站在歷史錯誤的那一邊，我們不願意改變，因為之後接受事物一直存在的方式是比較容易的，為什麼要冒險接受變化？五十年前，婦女不能參加這個國家的陪審團，並且在結婚時必須辭去公務員身份，今天看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兩件事，在當時曾經有許多善良的好人支持。他們無法看到這些政策導致的傷害，也聽不見或另一方的論述的正確性有效性，認為這些言論是激進的，其實只是現代。

這不是關於"同性婚姻"的條例草案，而是關於"平等婚姻"，它不是削弱社會最強大的機構"婚姻"，而是要以包容和適應每個人來加強婚姻制度，志在消除許多被排斥的人的羞恥感和孤立感，讓他們知道，愛爾蘭是一個相信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國家，這項條例草案將首次允許同性戀者在自己的國家成為平等的公民，沒有例外、沒有警告、沒有條件、只是平等。這不是對少數人的慷慨施捨，而是多數人的大器領導行為，這是一個承認大多數人不會變得比較優越，使另一個族群感覺低下，它承認同性關係與異性關係的平等，通過這樣做大家都有收穫，兩者都不會減弱。

在國會裡，我們聽到了各方對婚姻平等的強烈支持，但我們決不能讓這場公投選戰變成只與那些已經堅定支持的選民之間的封閉對話。在國內有許多善良的人不相信同性婚姻，他們並不是有偏見，他們只是擔心，我們不應該忽視或低估他們的關切，而應該試圖以回答、對話來和解這些問題。

幸福不是一個零合遊戲，需要有人不快樂來讓別人感覺良好。我們都受益於越來越多的安定關係，並允許每一對親愛的伴侶體驗到所有人都相信的，那種穩定的伴侶關係，而不去計較他們對這個特定的法案的看法，這不是對這個國家現有婚姻制度的威脅或挑戰，而是認識到，正因為婚姻如此重要，我們希望能夠將其利益和保護擴大到所有人身上，這項法案是對我們社會婚姻制度的重申。

這是一個聲明，即婚姻依然是現代化和多變的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希望我們的公民能夠平等分享，謝謝。

這是瓦拉德卡在2015年三月面對一個門可羅雀的議會發表的演說，他在同年一月一場廣播訪問中的出櫃，使他的發言更為感人。

Leo Varadkar瓦拉德卡：我是一個同性戀者，這不是秘密，但這不是每個人一定要知道的事，也不是我以前會公開表示的事。

記者：可能你親近的朋友們或是部分人士知道，但是我想大多數的人會想要知道您是同性戀者。

Leo Varadkar瓦拉德卡：我想許多人的確知道，很多人懷疑，很多人不知道，這不能夠定義我，我也不是有一半印度血統的政治人物或者是一個從政的醫生、一個從政的同志，這些都不能定義完整的我，我覺得只是我性格的一部分。

愛爾蘭新總理瓦拉德卡：我想我今天的當選如果有任何意義，就是證明了偏見在我們的共和國沒有立足之地，全世界看著愛爾蘭，會記得這是一個不在乎你來自哪裡，而是你嚮往走向何處的國家。我知道當我父親奔波了5000英里來到愛爾蘭，建立了一個新的家，他作夢也不會想到他的兒子長大之後，居然可以成為愛爾蘭的領袖，雖然和人家不一樣，但是受到平等待遇，在乎的是他的行為和人品，而不是他的出身和籍貫，所以今天每一位愛爾蘭驕傲的父母，可以為他們兒女的未來有偉大的夢想，每一位男孩女孩都可以了解，他們的野心和潛力是沒有邊際的，如果他們有同等的機會。

當歐洲大陸正面臨著民粹主義的復辟排外和歐盟的信用危機，愛爾蘭證明了最壞的時代，可以是最好的時代。愛爾蘭的詩人作家喬艾斯一定沒有想到，他筆下憂鬱地活在在世界邊緣的"都柏林人"，百年之後，是充滿了信心與博愛，擁抱時代 驕傲的愛爾蘭。

我在11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要求政府正視市民對領展的不滿，最終獲得通過。領展以「賺到盡」模式經營，完全不顧其社會責任，除了拆售停車場，把部分街市管理服務外判，造成承包商壟斷經營的情況外，還大幅增加旗下商鋪租金，逼走小商戶，引入大量連鎖店，令物價大幅飆升，罔顧升斗市民的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我要求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領展是否違反《競爭條例》，並考慮在各區合適的地點設立臨時墟市和增建綜合市政大樓，令基層市民有更多選擇。政府亦應該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發展模式，改善地區設施的供求和管理。政府表示會積極與區議會合作於合適地點設立墟市，並在情況許可下加強公眾街市設施，包括興建新街市。
我並不贊成回購領展，這樣必然會推高領展股價，變相令納稅人的金錢落入領展及其股東的口袋中。即使回購成功，政府亦會面對長遠的管理問題，回購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以下為我的發言：
近年，社會各界對領展的營商手法感到極其不滿，不少人批評領展純粹以商業模式管理轄下街市和商場，包括大幅增加街市商舖租金，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拆售停車場、將月租車位改為浮動車位，以及將管理服務外判等，完全是要「賺到盡」，只顧賺取最大的利潤回報，向股東交代，卻忽略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完全忘記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作為議員提出首個議案，我希望就我在選舉期間，親耳聽到的意見、親眼見到問題，帶入議會，表達我的關注。
主席，新民黨過去一直關注，並積極跟進領展的問題。我同新民黨都認為，領展問題表面上是涉及市政、民生的問題，但市政服務的提供及管理，直接受地區行政影響，所以市民對領展的不滿，其實同地區行政管理出現問題有關，政府有必要一併處理。
今日我提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可以爭取各位議員的支持，促請競爭事務委員會就領展的經營或個別市政服務的提供展開研究，甚至全面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同時希望政府正視各區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商品和零售店舖選擇不多，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問題，透過推出短期措施，包括設立臨時墟市，為居民提供領展街市和商場以外的選擇，以及推出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在有需要地區興建公營街市，並邀請社企參與營運；長遠則應研究在各區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以及改善和提升現有市政大廈的設施，為居民提供更全面、更切合居民需要的社區設施；同時希望政府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行政模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市民的生活水平。
主席，領展擁有獨特的背景和使命，服務逾70萬戶公屋居民，在不少市民眼中，領展並非一般的商業機構。現時領展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政策出現了問題。房委會在2005年以具極爭議的條件把其大量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予當時的領匯，即現在的領展，但出售契約不夠嚴謹，房委會和領匯的買賣契約附設限制性契諾。一般而言，商場鋪位和停車場設施不得分拆出售。不過，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沒有持有任何物業權益，商場鋪位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無效；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賣出任何住宅單位，停車場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則無效，即是容許領展將整棟物業出售，停車場則可「拆骨」出售，根本未能有效約束領展承擔和履行其社會責任。由於現時不少公共屋邨只有領展旗下的街市商舖，缺乏競爭，所以領展大幅加租的情況令人非常關注。以將軍澳厚德街市為例，在大半年前，有超過10間商舖相繼結業，據了解，主要因為領展大幅加租，最高達30%，令到不少商戶無法繼續經營，亦令區內居民在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挨貴餸」。
此外，領展將街市商場的管理服務外判，亦製造了不少問題。今年2月，青衣長發街市商戶因反對領展將街市外判予承辦商建華，決定罷市7日，而建華在3月接管街市後，曾經參與罷市的商戶則全體不獲續租。外判商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讓旗下街市商舖營運更具經濟效益，原本是無可厚非，但不少人批評，領展與外判商之間的角色重疊，對於外判商旗下商舖無牌經營視若無睹，更縱容外判商藉加租及操縱街市零售價格等手段，迫走小商戶。我必須強調，「外判管理」不代表「外判責任」，領展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希望領展加強對外判商的監管，保障市民的合理權益。
領展上市至今已多次出售資產，涉及多個商場和停車場，有居民表示，有拆售車位的售價高達90萬元，相信拆售車位為領展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不過我想問領展，在出售資產的同時，有否顧及居民和小商戶的權益和需要呢？今年4月，領展將大埔運頭塘商場出售，新業主接手後隨即發律師信要求商場內6間小店要在半年後離場。據報道，運頭塘商場租戶與領展及新業主簽訂的租約，其中一項條款列明，只要業主決定出售、重建、翻新物業等，只需給予租客不少於6個月通知，便可終止合約。合約條款如此不平等，難怪連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都要企出來，伸張正義，簽名支持運頭塘商場的小商戶。
主席，近年不少商舖不敵領展大幅加租而結業。根據政府和領展在今年年中公布的數據，港島、九龍和新界區私人零售業樓宇的平均租金都有明顯跌幅，其中九龍區的跌幅最大，高達30%，但領展旗下物業租金卻不跌反升，部分物業租金升幅更超過10%。不少人質疑，領展仍然可以在逆市中大幅加租，是否因為領展壟斷了街市商舖的供應？所以，我同不少市民都希望，競爭事務委員會能夠就領展的商舖營運進行研究，尤其是街市方面，探討如何可以促進競爭，並向領展提出相關建議，讓市民能夠享有更佳的價格、更優質的產品，以及更多樣的選擇；有需要時，應主動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中的「第二行為守則」，即《條例》第21條指，擁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不得濫用有關權勢損害競爭。
就市民對領展和社區設施的不滿，我在今年4月和5月，聯同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和公民力量區議員先後約見了領展的管理層，以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反映市民的不滿，並且向司長遞交建議書，希望政府盡快規劃並落實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
我剛才已經講過，領展問題的核心，涉及深層次的地區行政管理問題。在香港回歸以前，各區的食物衛生、清潔街道、文康設施、熟食中心等市政服務的管理，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負責。隨著兩局解散，地區行政模式出現變化，相關地區服務的管理工作，分別改由民政事務總署和區議會負責。區議會只是諮詢機構，缺乏實權，社區設施的規劃，要依賴長期在「象牙塔」內的官員制訂，試問他們又如何可以切實理解地區的需要？市民的訴求？今日的議案已清楚指出，領展問題是地區行政的一部分，但民政事務局局長居然沒有出席，回應今日的議案和議員的發言，我在此表示遺憾。
從前由兩局負責提供市政服務的模式，體現了「地區自主」的精神，決策當然更貼近民情民意。事實上，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批評現有地區行政模式欠缺彈性和效率，未能切實、有效回應各社區的不同訴求。所以，政府有必要考慮是否需要檢討現時的地區行政模式，例如在規劃及管理新型綜合市政大樓方面，可以增強區議員的參與，確保規劃及各項服務的提供能夠更貼近區內居民的需要。
主席，完善社區規劃、改善市政服務，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是政府的基本責任。然而，政府現時用作釐訂地區市政和文康服務供應的規劃標準，與不少地區居民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都有明顯落差，大圍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新民黨和公民力量近年多次向政府反映，大圍區內的社區設施老舊不足，加上區內人口持續增加，現有設施根本不足應付大圍居民的需要，街市、圖書館、託兒服務、幼兒園、長者服務中心，以至泊車位通通不足夠，對居民日常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希望政府能夠回應居民的訴求，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我在上星期三的立法會上提出了有關的口頭質詢，不過好可惜，發展局局長的答覆已清楚表明：「政府現時未有計劃在大圍興建新的綜合服務大樓。」我和新民黨及公量力量，以及很多大圍居民都感到非常失望，有居民更希望我同局長講：「大圍居民憤怒了。」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認真考慮並早日落實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主席，領展今年獲國際購物中心協會頒發兩個獎項，包括領展「愛•匯聚計劃」奪得大會基金所頒發的「Albert Sussman國際社區支援獎」，以及天盛街市獲頒「亞太地區購物中心大獎 – 翻新及擴建」組別銀獎，對於受影響的市民而言，實在是相當諷刺。平情而論，領展接手管理房委會部分街市商場後，一定程度上為部分街市商場帶來新景象，例如不少街市加裝了冷氣，環境比以前更加乾淨、整齊，但同時卻因領展的營商手法產生不少問題，包括大幅租、月租車位變浮動車位、管理服務外判等，這些都是備受爭議和批評。林鄭月娥司長曾形容領展是需要處理的「三座大山」之一，我希望領展能夠認真審視是否應該改變現行以利潤掛帥的營商模式，更加關顧居民的需要，以其定下的抱負「服務社群並提升其生活質素」為依歸。

我在11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要求政府正視市民對領展的不滿，最終獲得通過。領展以「賺到盡」模式經營，完全不顧其社會責任，除了拆售停車場，把部分街市管理服務外判，造成承包商壟斷經營的情況外，還大幅增加旗下商鋪租金，逼走小商戶，引入大量連鎖店，令物價大幅飆升，罔顧升斗市民的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我要求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領展是否違反《競爭條例》，並考慮在各區合適的地點設立臨時墟市和增建綜合市政大樓，令基層市民有更多選擇。政府亦應該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發展模式，改善地區設施的供求和管理。政府表示會積極與區議會合作於合適地點設立墟市，並在情況許可下加強公眾街市設施，包括興建新街市。
我並不贊成回購領展，這樣必然會推高領展股價，變相令納稅人的金錢落入領展及其股東的口袋中。即使回購成功，政府亦會面對長遠的管理問題，回購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以下為我的發言：
近年，社會各界對領展的營商手法感到極其不滿，不少人批評領展純粹以商業模式管理轄下街市和商場，包括大幅增加街市商舖租金，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拆售停車場、將月租車位改為浮動車位，以及將管理服務外判等，完全是要「賺到盡」，只顧賺取最大的利潤回報，向股東交代，卻忽略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完全忘記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作為議員提出首個議案，我希望就我在選舉期間，親耳聽到的意見、親眼見到問題，帶入議會，表達我的關注。
主席，新民黨過去一直關注，並積極跟進領展的問題。我同新民黨都認為，領展問題表面上是涉及市政、民生的問題，但市政服務的提供及管理，直接受地區行政影響，所以市民對領展的不滿，其實同地區行政管理出現問題有關，政府有必要一併處理。
今日我提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可以爭取各位議員的支持，促請競爭事務委員會就領展的經營或個別市政服務的提供展開研究，甚至全面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同時希望政府正視各區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商品和零售店舖選擇不多，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問題，透過推出短期措施，包括設立臨時墟市，為居民提供領展街市和商場以外的選擇，以及推出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在有需要地區興建公營街市，並邀請社企參與營運；長遠則應研究在各區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以及改善和提升現有市政大廈的設施，為居民提供更全面、更切合居民需要的社區設施；同時希望政府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行政模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市民的生活水平。
主席，領展擁有獨特的背景和使命，服務逾70萬戶公屋居民，在不少市民眼中，領展並非一般的商業機構。現時領展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政策出現了問題。房委會在2005年以具極爭議的條件把其大量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予當時的領匯，即現在的領展，但出售契約不夠嚴謹，房委會和領匯的買賣契約附設限制性契諾。一般而言，商場鋪位和停車場設施不得分拆出售。不過，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沒有持有任何物業權益，商場鋪位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無效；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賣出任何住宅單位，停車場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則無效，即是容許領展將整棟物業出售，停車場則可「拆骨」出售，根本未能有效約束領展承擔和履行其社會責任。由於現時不少公共屋邨只有領展旗下的街市商舖，缺乏競爭，所以領展大幅加租的情況令人非常關注。以將軍澳厚德街市為例，在大半年前，有超過10間商舖相繼結業，據了解，主要因為領展大幅加租，最高達30%，令到不少商戶無法繼續經營，亦令區內居民在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挨貴餸」。
此外，領展將街市商場的管理服務外判，亦製造了不少問題。今年2月，青衣長發街市商戶因反對領展將街市外判予承辦商建華，決定罷市7日，而建華在3月接管街市後，曾經參與罷市的商戶則全體不獲續租。外判商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讓旗下街市商舖營運更具經濟效益，原本是無可厚非，但不少人批評，領展與外判商之間的角色重疊，對於外判商旗下商舖無牌經營視若無睹，更縱容外判商藉加租及操縱街市零售價格等手段，迫走小商戶。我必須強調，「外判管理」不代表「外判責任」，領展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希望領展加強對外判商的監管，保障市民的合理權益。
領展上市至今已多次出售資產，涉及多個商場和停車場，有居民表示，有拆售車位的售價高達90萬元，相信拆售車位為領展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不過我想問領展，在出售資產的同時，有否顧及居民和小商戶的權益和需要呢？今年4月，領展將大埔運頭塘商場出售，新業主接手後隨即發律師信要求商場內6間小店要在半年後離場。據報道，運頭塘商場租戶與領展及新業主簽訂的租約，其中一項條款列明，只要業主決定出售、重建、翻新物業等，只需給予租客不少於6個月通知，便可終止合約。合約條款如此不平等，難怪連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都要企出來，伸張正義，簽名支持運頭塘商場的小商戶。
主席，近年不少商舖不敵領展大幅加租而結業。根據政府和領展在今年年中公布的數據，港島、九龍和新界區私人零售業樓宇的平均租金都有明顯跌幅，其中九龍區的跌幅最大，高達30%，但領展旗下物業租金卻不跌反升，部分物業租金升幅更超過10%。不少人質疑，領展仍然可以在逆市中大幅加租，是否因為領展壟斷了街市商舖的供應？所以，我同不少市民都希望，競爭事務委員會能夠就領展的商舖營運進行研究，尤其是街市方面，探討如何可以促進競爭，並向領展提出相關建議，讓市民能夠享有更佳的價格、更優質的產品，以及更多樣的選擇；有需要時，應主動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中的「第二行為守則」，即《條例》第21條指，擁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不得濫用有關權勢損害競爭。
就市民對領展和社區設施的不滿，我在今年4月和5月，聯同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和公民力量區議員先後約見了領展的管理層，以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反映市民的不滿，並且向司長遞交建議書，希望政府盡快規劃並落實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
我剛才已經講過，領展問題的核心，涉及深層次的地區行政管理問題。在香港回歸以前，各區的食物衛生、清潔街道、文康設施、熟食中心等市政服務的管理，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負責。隨著兩局解散，地區行政模式出現變化，相關地區服務的管理工作，分別改由民政事務總署和區議會負責。區議會只是諮詢機構，缺乏實權，社區設施的規劃，要依賴長期在「象牙塔」內的官員制訂，試問他們又如何可以切實理解地區的需要？市民的訴求？今日的議案已清楚指出，領展問題是地區行政的一部分，但民政事務局局長居然沒有出席，回應今日的議案和議員的發言，我在此表示遺憾。
從前由兩局負責提供市政服務的模式，體現了「地區自主」的精神，決策當然更貼近民情民意。事實上，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批評現有地區行政模式欠缺彈性和效率，未能切實、有效回應各社區的不同訴求。所以，政府有必要考慮是否需要檢討現時的地區行政模式，例如在規劃及管理新型綜合市政大樓方面，可以增強區議員的參與，確保規劃及各項服務的提供能夠更貼近區內居民的需要。
主席，完善社區規劃、改善市政服務，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是政府的基本責任。然而，政府現時用作釐訂地區市政和文康服務供應的規劃標準，與不少地區居民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都有明顯落差，大圍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新民黨和公民力量近年多次向政府反映，大圍區內的社區設施老舊不足，加上區內人口持續增加，現有設施根本不足應付大圍居民的需要，街市、圖書館、託兒服務、幼兒園、長者服務中心，以至泊車位通通不足夠，對居民日常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希望政府能夠回應居民的訴求，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我在上星期三的立法會上提出了有關的口頭質詢，不過好可惜，發展局局長的答覆已清楚表明：「政府現時未有計劃在大圍興建新的綜合服務大樓。」我和新民黨及公量力量，以及很多大圍居民都感到非常失望，有居民更希望我同局長講：「大圍居民憤怒了。」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認真考慮並早日落實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主席，領展今年獲國際購物中心協會頒發兩個獎項，包括領展「愛•匯聚計劃」奪得大會基金所頒發的「Albert Sussman國際社區支援獎」，以及天盛街市獲頒「亞太地區購物中心大獎 – 翻新及擴建」組別銀獎，對於受影響的市民而言，實在是相當諷刺。平情而論，領展接手管理房委會部分街市商場後，一定程度上為部分街市商場帶來新景象，例如不少街市加裝了冷氣，環境比以前更加乾淨、整齊，但同時卻因領展的營商手法產生不少問題，包括大幅租、月租車位變浮動車位、管理服務外判等，這些都是備受爭議和批評。林鄭月娥司長曾形容領展是需要處理的「三座大山」之一，我希望領展能夠認真審視是否應該改變現行以利潤掛帥的營商模式，更加關顧居民的需要，以其定下的抱負「服務社群並提升其生活質素」為依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