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帶過一個孩子,幾乎天天遲到,每天都有不同的理由,睡過頭、吃早餐吃太晚、整理書包....還跟我說她媽媽超兇的,像虎姑婆一樣,每天都對著她大吼大叫。
我打電話跟媽媽詢問這孩子的狀況,媽媽說她每天都急著要到台北上班,看到小孩拖拖拉拉,要叫好幾次才起床,好不容易終於起床了,看著她換衣服、吃早餐....媽媽急得心臟都快跳出來了,她還在慢慢摸....
當然每天都怒吼她快一點、快一點,但是她都沒要沒緊好像沒聽到一樣。媽媽很絕望地跟我說,她自己是一個企業的專業講師,都在替學員做教育訓練,她卻對自己孩子的懶散無能為力,每天早上催出門、下班以後催作業....弄到家裡烏煙瘴氣,實在很痛苦。她也不想每天像是潑婦罵街一樣,但是真的想不到辦法。媽媽一直跟我道歉:「老師,我真的盡力了,對不起。」
我跟媽媽協調好,「小孩長大了,起床、準時上學、寫作業都應該是她自己要負責的,既然提醒都沒有用,那就都不要提醒她,讓她面對遲到和缺交作業的後果。」請媽媽跟孩子說清楚,從隔天開始不再叫她起床催出門,跟孩子約定每天作業幾點前要完成,準時上床睡覺。
那媽媽是一個專業的講師,在工作上是很有能力的女強人,一定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和待人處事的方法,我希望媽媽給孩子的,是別人得不到的媽媽獨有的能力。如果母女每天都為了遲到、催功課這些小事吵架,那媽媽什麼時間可以跟孩子分享經驗?如果母女的關係很糟,這些寶貴的經驗和能力,孩子根本聽不進去,實在太可惜了。
經驗傳承的重要工作交給媽媽,讓孩子準時上學、準時交作業的工作交給我就好。
這孩子超級喜歡閱讀,每一節下課都坐在位子上專注地看課外書,她的文筆超好,在學校乖巧,實在看不出來在家裡是媽媽形容的那個樣子。我把她找來談話,跟她說好只要遲到,那一天就不能看課外書,遲到三次,要寫一篇500個字的作文,寫清楚遲到的原因和改善的計畫。作業缺交、沒有訂正,就要到我面前來補寫、訂正。
我問她:「為了幾分鐘的遲到,不能看你喜歡看的課外書,作業不訂正就要來我面前訂正,這樣值得嗎?開心嗎?」「你這麼優秀又聰明,真的需要老師這樣嚴厲的跟你說話嗎?沒有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想做的事情就不能做,這樣你甘願嗎?」
我跟媽媽聯手合作,媽媽不提醒、不怒罵、不細念,我在學校嚴格執行跟她說好的方式,才幾天她就受不了,為了可以看課外書,前一天早一點睡、設了好幾個鬧鐘、跟同學約了一起上學,給自己提早出門的動力。為了早睡,她的作業也提前完成,不想在我面前訂正,她在寫功課之前會先檢查前面有沒有錯誤....
媽媽在家裡破口大罵都沒辦法改變的這孩子,只要遲到我就把她找來冷冷的談話,花一段時間緊盯她,終於把她遲到四年的壞習慣給改掉了。在家裡減少了這些會讓母女衝突的問題,就換媽媽給孩子別人不能給的能力。那孩子在六年級時,代表班上去參加英文演講比賽、替好幾本童書寫了導讀文,她的能力實在讓人驚艷。
當我們的方法對一個孩子無效的時候,我們想想其他的辦法。一個孩子被怒罵習慣、被提醒習慣,就會越來越被動,叫一下動一下,只要沒有人提醒,就不會主動去做該做的事情。
每個孩子的個性不一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也不一樣,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用這樣的方式。
有些孩子只聽父母的,我就會把在學校無法做到的拜託家長協助;有些孩子好說歹說都沒有用,父母也放任不管,但是孩子卻聽學務主任的,這孩子犯了大錯就只能請主任來跟他說說;有的孩子只要叫來說一下,眼眶立刻泛紅自己就會改過,這樣的孩子只需要輕輕點醒,不需要破口大罵或處罰。
家長和老師能做的能給的也不一樣,我們分工合作,目的一致。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風景,讓他們把基本的能力和習慣建立好,每個孩子就能有屬於自己的一片天。想想我們要給孩子的是什麼?沒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適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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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的畫】(15)
(第1~8 集)http://bit.ly/3pP3w0e
(第9集)http://bit.ly/2O3N4M4
(第10集)http://bit.ly/3aWE2K8
(11)http://bit.ly/3b1mexw
(12)http://bit.ly/37UzDFI
(13)http://bit.ly/3kwWM5X
(14)https://bit.ly/3swLe5s
「幹嗎?!你們不是要找她嗎?她就在你們前面啊!」我指向何千娜大喊。
不料,壓在我背上的警察,抓住我的手臂往後一扭,關節咔勒一聲折到背後,手腕還被扭往詭異的方向。
「現在以擅闖民居、意圖傷人、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拘捕你!」
「我哪有…」還沒說完,警察便用索帶將我雙手綑在背後,要我跪在地上等警車到來,這是現在警察對待犯人最常用的方式。
何千娜跟隨一個女警返回屋內記錄口供,我放眼看進屋內,一個女性站在玄關內,頭部和雙手都用繃帶包紮住。
她、她是慧妍吧?
所以…她們兩個都沒有失蹤嗎?
剛才警察從屋內衝出來,連想都沒想就將我拘捕,這個明顯就是圈套…
「喂!妳不是要跟我說故事嗎?」我跪在前園大喊。
何千娜只回頭看了我一眼,便走進屋內。
警車來到,我被送進警局,以有預謀跟蹤及意圖犯案的罪名落案起訴我。
「我聽到你們說何千娜失蹤,才擔心她的安全闖進她屋內,她畢竟是我客人的女兒啊。再加上,她們兩個根本沒有失蹤,是你們設計去陷害我!」
「你真的以為這麼簡單嗎?」警察拿出他們搜集的證據,拘捕我的證據非常充分。
原來,這就是何千娜要跟我說的「故事」。
只是,這個故事由警察轉告給我罷了。
根據何千娜的口供指出,我多次慫恿有躁鬱症的父親以安眠藥餵食還是七歲的她,在父親死後,在殯儀館內向她的家人拿取聯絡資料。
為了逃離我的瘋狂跟蹤,何千娜才被逼退學,並搬到與慧妍同住。而我卻在學校意圖索取她的動向。警察向相關校工問過,的確真有其事。
由於當年何千娜年紀太小,只得七歲,不懂得報警。所以直到四年後才將這些事說出來。
由於已事隔四年,也不能憑單方面證供將我拘捕,警方決定設一個局,引蛇出洞。明顯,我就是這條蛇了…
警察派人打電話給我,說何千娜與慧妍失蹤。另一方面,警察早就知道我會與認識的診所醫生聯絡,拿取何千娜的住所資料,所以加裝了偷聽裝置。只要我打電話給醫生,警察就立即知道。
難怪,當天醫生的說話這麼隱晦,還勸我不要再查下去,原來就是這個原因…
想深一層,的確這件事有很大的漏洞,即使何千娜與慧妍失蹤,警察又怎可能會找一個四年前的心理諮詢師?
我跟他們解釋清楚,這一切都是何千娜的詭計。
「哈哈,警察先生,我想你誤會了,你們都中了那女生的計。聽好了,有一張圖畫,預謀了她的復仇計劃。她想幫母親報仇,第一個目標是慧妍,所以你們也見到了,她的臉部有嚴重燒傷…」
「慧妍在記錄口供時跟我們說了,那次是意外,這幾年一直靠千娜照顧。」警察。
「……」我錯愕了一下:「不、不、不、不~你們錯了,是千娜逼她說的。你們一定要看看我整理的筆記,還有那張恐怖到不行的圖畫。筆記上寫了,千娜有可能是人格分裂,也有可能是陰陽眼,但…哈哈,我是心理諮詢師,我不太相信鬼怪學說,所以…何千娜有人格分裂!對!沒錯…它們在我外套裏,你們有拾到我的外套嗎?」
我說到一半,警察再打斷我的說話。
「我們有在前園外牆找到你的外套,但裏面什麼都沒有。」
「什麼?!…」我頓了一下:「一定是何千娜藏起來了!她就是這樣的女孩,不要緊,我畫給你們看,這張圖畫我已經看過上千次,所有細節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警察猶豫了一陣子,用孤疑的眼光看著我,最後還是給我一張紙和筆。我將那圖畫像複製一樣畫出來。
「看到吧?我在電話裏的就是這棵有人臉的樹,這肯定是用來埋葬慧妍的。」我還把何千娜的預謀犯案圈出來。
「謝謝你。」警察將我的圖畫和筆收起來:「謝謝你幫我證實了你助手的證供。」
「我的助手?她已經辭職了,她怎麼了嗎?」我。
「我們需要搜集多方面的證供有找過她,她說因為覺得你變得愈來愈恐怖,才會辭職的。」
「我恐怖?怎麼可能?我從來不會罵她。」
難道…助手也是何千娜的同黨嗎?不可能…我在第一次見何立邦的時候,她就已經跟我工作了。
「這是她在你辦公室拍下的照片,她說你在地毯下放了用雞血寫的符,還養鬼仔,有一個有血的八卦放在她桌底,所以她懷疑你有精神病。」
「我有精神病?!」我激動得站起來,馬上被身後的警察壓回椅子上:「我是怕何千娜的母親冤魂來辦公室向我索命,我才……」
說到一半,我凝住了。
「你剛才說,你是心理諮詢師,不相信鬼神。」警察一臉嫌惡地說。
之後,不論我再解釋什麼,他們都聽不進去,明顯將我當成瘋子。草草錄完口供後,便帶我進行一系列的精神科檢測。
擅闖民居,有計劃意圖傷害他人,由於並未真實犯案,就算被判有罪,刑期也不會太長…
更糟糕的是…我的精神報告…
這一切,都是她害的。
從一開始被動地與何立邦每星期見面一次,變成主動約見,那刻起就已經完全掉進何千娜的圈套裏。
我記得,何千娜曾經多次向我暗示,叫我不要插手,而我卻小看她只是個小孩。
『叔叔,我以為你還其他大人不一樣呢。』
『叔叔,小心唷,你是聽故事的人,還是故事中的人,就看你唷…』
『叔叔其實你跟爸爸一樣,也特別容易動怒呢。』
『叔叔,別再說什麼鬼魂了,你…會被當成瘋子的。』
當然…我不是瘋子,就算那份報告說什麼也好,那只是一張沒用的廢紙,我絕對不可能是瘋子。
「所以,只要確信你自己沒有瘋掉,你就不是瘋子。明白了嗎?」我向面前的客人說。
客人點頭。
「好,今天會面時間夠了,下星期同樣時間來找我。」我。
記得我一開始說過的吧,因為何立邦這件事,我已經沒做諮詢師了,也搬到其他地方。
因為那份報告以及判刑,我只好暫時將工作搬到精神病院內,繼續為幾個熟悉的院友做諮詢。
「這種平淡的日子,對大家都有幫助。不用把這裏當作精神病院,外面的世界才是精神病院,明白嗎?」我對下一個客人說。
客人點頭。
「喂,你!」突然,一名醫護人員走過來:「有人來探你了。」
「我?誰?」從來沒人來探我的。
「你外國讀書的女兒回來了。」
「咦?!我沒有…」
「別廢話,趕快出去,見面時間三十分鐘。」
我帶著滿腦子的疑惑走出去會客室,在香港我沒有親人,也沒有伴侶,所以一直以來也沒人來探我。
我走進會客室,熟悉的身影已經坐在梳化上,她帶了一包精美包裝的曲奇放在茶几上,還有用紙杯盛著的熱咖啡,我僵住了腳步。
「何千娜…妳…妳…還想怎樣。」我由不得渾身顫抖起來。
「要喝咖啡嗎?還是吃曲奇?」
我搖頭。
「記得嗎?每次見面,我都會說一個故事。」
我的身體完全不受控制,也沒法理解自己會這樣做的原因。只知雙膝突然軟頹地跪下,我彎腰把頭貼在地上:「我求妳…我求妳…把答案告訴我…妳想把我埋在樹裏也好,要我當植物人也好,我想知道答案。」
「把你埋在樹下?哈哈,叔叔你在說什麼?你以為我在那張圖畫上畫的是你嗎?」何千娜從背包裏把圖畫拿出來。
原來,當時警察找不到那張圖畫,就是被她拿走了。
「我畫這張圖畫的時候,我跟你還沒見過面呢,怎麼可能把你畫上去?不過說起來…」何千娜將咖啡拿起,慢慢倒在圖畫的那棵樹上:「叔叔,你上次來得太早了。」
「太…太早?」我。
「現在,樹已經長大了。我今天就會回去,把那張圖畫完成,所以特地來告訴你呢。」
「那到底為什麼?車禍發生的時候,妳只得三歲,單憑母親之前寫的日記,沒可能記得這麼清楚。」
「叔叔,你是心理諮詢師,一定有聽過『超憶症』吧?」
超憶症,指一個人擁有超常的記憶,不需特意回想,便能記住自己一生中所有的個人經歷和事件,就連正常人會忽略的細節,超憶症患者都會記得一清二楚。
英國電視台曾製作過一套叫《無法忘記的男孩》的記錄片,影片中一位叫奧雷利安·海曼的男子,清楚記得自己10年來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跟誰打過招呼,對方穿什麼衣服,都能清楚描述。
「對我來說,這個病是個詛咒。叔叔你說過,一個七歲的小女孩,沒可能有這麼深的怨恨吧?
從意外發生之後的每一天,我都能輕易記住媽媽是怎樣被殺死的,我想忘也忘不掉,這痛苦的記憶會跟著我一輩子,媽媽對爸爸的痛恨,她受到的屈辱,我全部都記得一清二楚。」
(待續)
這麼長還是沒法寫完,大家應該會原諒我吧?
明天就是何千娜視角講述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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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電 電 衝 不進去 在 譚蕙芸 Facebook 八卦
[用別人的十年來換回自己的十年]
理大圍城十多天,千人被困,先後有人逃脫、被抓、死守。機緣巧合下,我遇到一位曾經被困理大的女生,她詳述自己逃生的經歷,十二小時內三度逃脫失敗,最後成功以游繩離開,現在回想,她深感僥倖,卻遺下滿腔內疚。她形容,千人被困,有千種心情,她只能敘述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事。
女生叫阿詩(化名),她在11月17日星期日傍晚進入理大,她說,數月來,她有幾位相熟的示威者,成立了一個小隊,經常一起行動,她入理大時,戰況已激烈,裝甲車被燒,水炮車沒法向前,勇武示威者人數多,士氣高昂,基本上所有作戰點她都擠不進去,「夠人」之說響徹理大校園。
她一度只在一條炸了的橋邊行行企企,跟警察對罵,「很老套地,我當晚除了遞火魔(汽油彈),只跟警察宣讀了抗爭宣言。」
她記得大家意志高昂,飯堂裏遇上隊友,大家還談論當晚戰蹟,她形容該晚為多月「首次把水炮車擊退」。的確,那天在漆咸道南十字路口,筆者目睹水炮車向人群射水射了整個晚上,示威者全身染藍,即使水裡含令皮膚灼熱的化學成份,但抗爭者仍以汽油彈及磚進攻,水炮車沒法前進。
我問那種作戰心態是怎麼?阿詩想一想形容:「是憤怒,也是忟憎(受夠了),覺得每一次都是我們後退,能不能有一次我們想辦法進攻?是退無可退的心態。」
跟阿詩談,你會發現抗爭者和外界,出現一種資訊落差。我問,11月17日傍晚警方清楚警告,理大是暴動現場,警員有機會開實彈,記者也拍攝得警員手持自動步槍,她知道嗎?
她說,17日那個晚上,大家未感受到有機會圍城:「腦海裡沒有想過被圍,因為之前每一次,我們都可以成功離開。」
她形容,整個晚上,前線以外,校園裡氣氛其實輕鬆。我也目睹外圍在燒車燒橋,校園裡有人還癱軟在椅子上打瞌睡。
阿詩說,整個晚上,校園裡飯堂、體育館作為的休息室,百計人席地睡覺,翌日凌晨五時許,她還在刷牙,忽然聽到有人大喊:「起牀啦!起牀啦!打到來了!速龍衝進來了!」氣氛一度緊張,她說,當時校園裡還是可以,大家覺得外面設了重重路障,有大量汽油彈待命,感覺警察不會那麼易進攻入來。
其實凌晨五時半,直播新聞的畫面嚇人,速龍已一度衝進校門,揮棍抓人,抗爭者焚毁雜物,校園門口陷入一片火海,阿詩說:「那個畫面我當時看不到,後來才看到」。顯然,市民安坐家中接收的資訊,有可能比圍城內的人更快更多。
阿詩當時一心只找路走,她跟隊員商討,凌晨六時試一試逃走,一度走到學校後面的公路邊,然而其中一個中學生隊員好像仍未睡醒,沒有躡手躡腳走路,給防暴警發現了,唬嚇他們,整隊人後退回校舍。後來再看新聞,知道義務救護員及記者均被捕,「此時知道走不了,被重重圍困。」
晨光初現,迎來了校園凝重的氣氛,阿詩說,校園仍有百計人在走來走去,大家都卸下全副黑色衣物,丟棄了保護裝備,好以一個普通人的裝束準備離開。「校園氣氛尚算平靜,但你感覺到小小緊張,大家都盡量找路走。」她們聽到有提議,到平台集合,一起衝出校園。
中午前,有約六至七百人嘗試從理大正門衝出去,阿詩是其中一人,她當時臉上只戴着防護力弱的N95口罩,雖然防暴警沒有衝前,但向人群發射了催淚彈,眾人沒法向前,唯有回到校園,阿詩仍未覺得太擔心:「那種心態是人夠多,一起互相掩護,都是漫無目的去衝,覺得要離開,不想坐以待斃。」
第二次逃離失敗,她又跟小隊回去休息,偶爾小睡,或吃點乾糧繼續籌謀:「吃了催淚彈根本沒胃口吃東西,但不吃東西又沒有體力。」她認識的長輩發訊息鼓勵她:「心存希望,靜待時機。」阿詩坦言,她沒看到有人寫遺書,大家情緒不是太激動,因為當時一心一意只專心想如何找路離開。
父母家人向她發出追魂訊息,讓她緊張。但同時亦有友人不斷提供逃走路線。她聽到有救護說,有人嘗試爬渠離開,於是隨大隊走到理工大學平台下幽暗的車道,只見十數人不斷圍在揭起的渠蓋討論,有人嘗試爬進去,但探過路後又爬出來,「有人說太臭,受不了,有些路是死巷,有些渠又不知道走去那裡。」
直至中午時份,另一批數百人,又聚在正門,決定再衝去一次。第三次逃走,令一直比較冷靜的阿詩情緒崩潰。
她回憶到:「走出正門之後,我向左轉,那條公路很長,警察開始發射催淚彈,煙霧非常濃密,我第一次發現,我們設計的路障令我們逃生更困難,我只戴着一個單嘴防毒面具,一個泳鏡,一邊爬路障一邊跑一邊吃催淚煙,我發現呼吸不了,覺得想窒息,鼻水跟汗水混在一起,最後我連防具也脫下來,發現沒法走了,唯有跟大家爬鐵絲網回來,怎知鐵絲網鉤爛了我的褲子,臂部皮膚刮了一道血痕,然後再抱着樹幹滑下來。」
筆者後來回到理大校園,可見校園外的鐵絲網上,掛着逃生者遺下的背包、運動鞋,可見眾人逃走時的驚險和慌亂。
「後來有人告訴我,煙霧之中,有防暴警在我旁邊伸手想抓我,幸好一個男生抓着磚頭給我擋了,我才沒有被抓。我一邊跑,一邊聽到後面有人喊:『救命呀!我想走呀!』,後來我在校園抱着隊員哭了,她說擔心我被捕,我也崩潰了一起哭。」
阿詩說,那一刻逃脫不成功,忽然悲中從來:「真切感覺到,好像經歷了一個死亡的關口,好貼身感覺到,那一刻像一個戰場。我覺得好像永遠鬥不過那班警察,因為他們有武器,我們沒有。我想到,為何政權要對我們這班年輕人趕盡殺絕呢?」
她打電話給最親的哥哥,崩潰地哭,說很絕望,怎樣也沒法逃出生天,也託哥哥跟父母說對不起。哥哥當天沒有上班,專心留在家裡幫她,掛線前哥哥說了一句:「現在沒有人可以幫你,只有你自己,你要堅強。」阿詩的家人一向支持運動,但沒有她走得前,阿詩說,現在回想哥哥的話,也覺得感動。
差不多黃昏了,那個星期一,香港人很多也沒有上班,走到街上抗爭,說要用不同方法「救理大」,阿詩說,有一刻,在理工大學校園裡,聽到遠遠傳來隱隱約約有人喊口號:「光復香港……聽到也是感動的,覺得真是有人想去救自己,但還是振作起來,自己先救自己。」
哭了十分鐘,阿詩與隊伍又小休了一陣,替電話充電,與大家交流逃走路線。很多路線有人成功逃離了,一會兒又被警察發現封鎖了,訊息混亂。阿詩從遠處觀察到,校園有一條天橋下是公路,有人聚集,後來更跨出欄杆站在狹窄的平台上,向下張望。天開始暗,不久見到有人從橋上沿繩索滑下公路,並有電單車接應。
「最初感覺這方法很不安全,這麼觸目,這麼張揚,怎可能呢?擔心是不是一個陷阱。」最奇怪的是,遠處有防暴警察駐守,肉眼是看到有人游繩離開的。她半信半疑,跟隊員走去查看其他逃走路線,後來還是折返,有隊員決定,大家一起以游繩離開。
阿詩一生未嘗過滑游繩,她說,以前也有做運動,但體能一般,看到那個相等於幾層樓的高度,有點畏高,但也不能想太多,「其他人很好,說讓女孩先滑下去。」她就握着繩子,「瀡」一聲滑下去,她回憶道:「過程比想像中快,但當我滑下去時,臂部着地,幸好地上有雜物墊着,但附近有些玻璃碎,應該是示威者扔下去來嚇怕警察的。」
每一次聽到抗爭者發現,自己最初設置的路障、扔下的玻璃瓶,最終讓自己逃生更困難,聽着的人也感到揪心。當晚警察有向游繩發射催淚彈,但阿詩說幸好不太頻密,可以忍受。但由於游繩時她沒有戴手套,手掌皮膚被繩子割傷了。
她說,到達公路時,她奔向附近在待命的電單車。電單車上已載着另一名剛逃脫的男孩,她是第二名乘客,她說,自己沒有坐好,勉強夾着座椅被送到橋頂,又被轉送到另一輛私家車上。她回憶說,整個過程迷迷茫茫,都是家長們扶着她「小心一點」,那是唯一一句從陌生人口中不斷說出的話。
這些義務來接送的車子,在運動中被稱為「家長車」,開車的義務司機叫「家長」:「坦白說,到今天完全想不起家長的樣子,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很多人是中產,他們真是很疼錫我們,做到與我們同行。」
家長把她送到九龍鬧市,司機還叮囑:「我們很多人支持你們年輕人的,但下次真是要Be Water(更流動地抗爭了)。」阿詩說,直到車子入到市區,她的心才定下來,覺得真是離開了。
筆者當晚在另一處曾目睹逃脫者被家長接走的浩大場面,家長們憂心忡忡,逃脫出來的年輕人樣子迷茫,失魂落魄的,家長們把車子隨時準備好,也同時要避開警車,每當有一個年輕人走出來,家長們追着站也站不穩的孩子,把他們塞進車廂,遞上替換衣物,敏捷地送走,歷時十來秒,一切默契和信任,盡在不言中。
離開了,阿詩內心那五味翻滾的情緒,才開始浮現。
那一晚,千計市民走上街,營救理大被困的人。阿詩也是後來才看到新聞片段,看到市民在鬧市抗爭,或只是聚集,就被大舉拘捕,甚至立即被告上法庭,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動罪。「覺得對不起他們,為了救我們這批人犧牲太多了,現在好像覺得是,別人的十年換了我們的十年,看到各區抗爭有人被捕的片段,我也忍不住流淚。」
阿詩覺得對不起的人太多。「看到有人逃走時被捕,打得頭破血流,看到有留守的人因為低溫症送去醫院,覺得每一個都有可能是我,我能夠逃脫,純粹幸運。」有些留守者出來,有人恭喜他們,阿詩知道,「不能恭喜大家成功脫,因為後來很多人走不了。」
「成功走出來的人,更加有內疚感。很多走出來的人,都有這種情緒,覺得對不起被捕的人。」後來她知道,游繩這條路,後來也被堵截,也知道有開車接走抗爭者的司機被捕。
阿詩說,作為被困理大的人,她不覺得被離棄,「好感動是,看到整條公路也是家長的車,很多在外面的人也不斷記掛着我們,覺得大家都想救我們,只是難過大家付了這麼高的代價,不值得呀。」
千人被困,對運動有一千種想法。阿詩記得,有勇武抗爭者當晚反對大家撤離,覺得應該留守再反攻,但她理解大部份人都認為反攻可能性低,她傾向先逃走。對於由正門走出去被捕,阿詩說她寧可逃走時被捕:「覺得不信他們(警方),行出去也不保證安全,也是被捕,有何分別?」。
對於有少數人匿藏至今,阿詩認為匿藏者有不同想法,或者有些人逃走不了,也有人認為死守也是一種抗爭,她會尊重。
阿詩坦言,即使留守校園沒有起居飲食的問題,她自己最難承受,是家人壓力。被困理大一天,父母給她發了十幾條訊息。到她回到九龍鬧市,給父親打了一通電話,她一直以為父親是冷靜的大男人,怎之聽到爸爸以非常緊張的語氣問她身在那裡,知道女兒安全,呼了一口大氣。
「我跟爸爸談完電話,也忍不住流了一滴淚,我從來沒聽過父親那麼緊張的語氣,覺得對不起他。」後來才知道,父親為她擔心得一度哭了出來,嚇得母親不知怎樣安慰。
小妮子至今,仍堅持說:「我雖然對不起父母,但沒有後悔。」父親還是搖頭嘆息,覺得女兒輕視了十年監禁的代價。阿詩說,這一次也不是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覺得此後抗爭更要思前想後:「此後打陣地戰還是要三思,出外抗爭更不能掉以輕心,要好了解地理環境。」
阿詩說,理大一役代價很大,多人被捕,對運動元氣大傷,但無奈是,如此巨大犧牲,又震驚了國際社會,得到外界同情。
到了今天,死裡逃生,阿詩還是沒法放下運動:「每次聽到那一個地方『要人』,我就按捺不住,好想去幫,尤其是看到比我年輕的中學生,前仆後繼付出,怎麼忍心呢?」
若有機會回到理工大學,她想做甚麼呢?「我想細看每一件留下的雜物,或許這些豬嘴、醫療用品對普通人是廢物,但對我來說,卻留下了一幕幕抗爭的回憶,我也想給所有仍在留守的人一個擁抱,到時,我想我會哭起來。」阿詩說。
(理工大學校園經歷了13日12夜圍城,於11月29日中午解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