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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前的高速公路緊急電話】 #你看過或曾經撥過嗎 #免費嗎 #1984年 #高速公路 #緊急電話
　　　　
你可曾想過，在行動通訊還未發達的年代裡，於高速公路上發生故障、車禍等事故，要如何對外聯絡呢？
　　
早在1978年國道一號全線通車之際，交通部即有規劃設置路邊緊急電話，卻因預算不足、方案不決而延宕多時，導致用路人需走下高速公路向外求援，也提高了連環車禍等肇事機率。
　　
直至1984年政府才終於分段實施安裝緊急電話，於南北向兩側每一公里各設置一具，並採交叉間隔方式，令用路人最遠只需500公尺便可向外求援。
　　
然而隨著手機及基地台的普及，通訊聯絡不再成為國道上的難題，使用率也逐年降低，據新聞資料顯示，2017年高公局統計，國道上共有近2500支緊急電話，每年卻平均只有一次通話，還得編列上千萬的預算維護，因此決定規劃逐步拆除，僅保留隧道等必要路段。
　　 　
#現在直播1968就可以囉
#使用APP還可以查詢路況
#報時光UDNtime
　　　　 　　　　　　　　　　　　　　　　　　　　　 　　
日期：1984/9/8
圖說：圖為高速公路旁與中央控制監督系統聯結的緊急電話。
攝影：龍啟文
　　　　 　　　　 　　　　　　　　　　
歷史新聞
　　　 　　　　　　　　　 　　　
【1984-07-01/民生報/06版/生活新聞版】
　　　 　　　　
高速公路緊急電話系統 下月中開始分五期安裝
駕駛人的生命安全將獲更確實保障
　　　　　 　
【台北訊】從本（七）月中旬開始，南北高速公路全線將分五期陸續安裝一千多具的緊急電話系統，為高速公路開放行車多年來的創舉，駕駛人的生命安全將獲得更確實的保障。
此項系統由日本立石公司得標，但將由我國通訊電子專業廠昆達福益公司負責生產和安置。第一期計劃在基隆到楊梅段間，每隔一公里裝置一具路邊緊急電話，南北向共計一百六十六具，本月中旬開始動工。明年將開始規劃楊梅到后里的第二段安裝，全線將分五個階段完成。
高速公路緊急電話系統屬於精密通訊系統，包括安置於路邊的電話機和中央處理系統，具有多項和一般電話機不同的特點：一、電話拿起後立刻和交換設備通話，可轉接任何地方，二、具有七路「熱線」，遇緊急事故，電話不被佔線，三、具有辨識通話地點的能力，四、可自動錄音，五、可自動測試電話機是否故障，六、不必投幣和撥號。
　 　
【1984-10-04/經濟日報/09版/第九版】
　 　
高速公路配合慶典 明起開放緊急電話
　 　　
【本報訊】國道高速公路局昨日表示，為配合雙十節慶典及提供用路人服務，高速公路局決定自明（五）日起，先行開放高速公路基隆楊梅段路邊緊急電話系統，全日廿四小時服務。緊急電話屬於中央交通控制系統設備中之一部份，沿高速公路兩側護欄每一公里設置一座，用路人旅途中遇有急難時可使用該電話求援，將可在短時間內獲得必要之服務與援救。
緊急電話服務範圍，包括車輛故障、交通事故及交通壅塞時緊急事件，以及緊急病患求援等通報求援服務。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根本毫無疑義

作者：

侯立藩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研究生，政大法律畢業）

伯騰（ 前律師，現任公職）

今年是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
也是台灣自日本戰敗後
回歸中華民國的七十週年。

中華民國政府立足台北而統治全台本無疑義，
但近年來，各種似是而非之說法甚囂塵上，
這些試圖否定中華民國政府
統治台灣之合法性之論述看似合理，
實則漏洞百出。

事實上，檢視近代諸多
關於台灣的國際條約與法律文件
再搭配國際法原則即可清楚知道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乃無可爭辯之事實。

馬關條約因中華民國對日宣戰而失效，
台灣應立即回到其被割讓前之地位

首先，1941年中華民國對日本宣戰時
就宣布廢除所有兩國之間的條約，
馬關條約當然也包含在內，
故日本統治台灣的法理基礎－馬關條約就此失效，
台灣應立即回復到它被割讓前的地位，
即其屬中華民國之一部分。

195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簽署的
中日和平條約第四條又再次確認此事。
該條約載明：
『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
在中華民國三十年
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前
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
均應戰爭結果而歸無效。』
故台灣屬於中華民國乃毫無疑問。

『開羅宣言』、『波次坦公告』
及『日本降伏文書』
可說明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除上述之原因，有三個在國際法上
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
可以說明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它們分別是『開羅宣言』、『波次坦公告』
及『日本降伏文書』。

其中比較可能引起爭議的是開羅宣言，
持『台灣主權未定論』者
認為開羅宣言非稱為『條約』
且只是一個未經三國元首簽署之新聞公報，
因此它不具有國際法上之效力。

然根據西方國家最流行且最權威的
國際法教科書『奧本海國際法』，
『宣言』是官方認為由國家元首
或政府首長簽署的會議報告。

該書第一卷第九版也說明
『一項未經簽署和草簽之文件，
如新聞公報，
也可以構成一項國際協定』。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條又規定：
『稱條約者，謂國家間所締結
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
不論其載於一項單獨文書或
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
亦不論其特定名稱如何。』

可見即使開羅宣言是『宣言』，
亦不影響其本質為國際法。

其次，一份文件是否被視為條約
最簡單之方法即看它是否
被收錄在國家的條約彙編裡。
開羅宣言存於美國國務院出版之
『美國條約及其他國際協定彙編』
及『美國對外關係文件』。

再者，國際法院在1933年
對東格陵蘭島之判決中指出，
一國外交部長對於外國駐使
在其職務範圍內之答覆，
應拘束其本國。

由於一國外長的話可在法律上拘束該國，
故開羅宣言為三國之總統或首相之宣言，
在法律上對該三國國自是具有拘束力。

除了開羅宣言外，
另一個由中美英三國訂定的國際條約
『波次坦公告』第八條明確規定：
『開羅宣言的條件必須實施。』

『降伏文書』是比較少被提及的文件，
它是日本於1945年戰敗後在美國密蘇里軍艦上
所簽署之投降文件，
裡面明確強調日本接受
波次坦公告所列的投降條件。

由此可知，開羅宣言、波次坦公告及降伏文書
三個國際法文件環環相扣，
故日本戰敗，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並無疑義。

中日和約言明台灣與澎湖之居民屬中華民國籍

另外中日和約第十條提到
台灣與澎湖的居民屬於中華民國藉。
有人對此提出異議，
認為既然早於中日和約生效的舊金山合約
已經載明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之
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日本政府就沒有在中日和約中
重新處分台灣與澎湖之權利。

然條約之簽訂與條約之生效履行不容混為一談，
條約生效以前，權利尚未移轉、處分。
舊金山合約於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
在生效前的七個小時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和約，
所以在中日和約中
日本政府所有關於台灣與澎湖的處分行為
依然合法有效。

又有人指出中日和約第十條
只處理了台灣與澎湖居民之國籍問題，
沒有處理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之歸屬。

然若這種爭執主權的說法成立，
當時之台灣與澎湖居民
是否應收拾行李回到中華民國去？
（此處之中華民國指其憲法上所言之大陸地區）

舊金山合約未言明台灣與澎湖之歸屬
不影響其回歸中華民國之事實

獨派長期緊咬舊金山合約第二條之內容，
即日本表示『業已放棄』台灣與澎湖列島，
沒有提到兩地之歸屬，
故台灣主權並未移交給中華民國。

然吾人不妨先檢視該約第二條第一款之內容，
其曰日本政府承認朝鮮的獨立，
並放棄對朝鮮包含濟州島、巨文島
與鬱陵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亦並未提到上述領土之主權歸屬，
而這些領土後來也沒有產生主權爭議，
確定回歸大韓民國。

至於有爭議的竹島與釣魚台列嶼，
日本並未在舊金山合約中言明放棄，
故不可將台灣與澎湖之歸屬問題
和竹島與釣魚台列嶼之爭議混為一談。

『盟國』並非一個具有國際法人格之組織

有些獨派團體指出，依據1945年盟軍
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
發佈之軍事命令第一條規定，
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越南境內
的日軍應向盟軍將領蔣介石投降，
因此蔣介石及其部隊
僅是受盟軍所託接受日軍投向，
對台灣及越南北部進行軍事佔領，
不能據此聲稱台灣及越南北部
為其領土或擁有主權。

然國際條約並無法跳脫法律行為的概念，
行為的主體、客體以及條約的標的
均為不可或缺之要素。

所謂的主體，在國際條約來說，
就是具備法人格之國家組織，
以舊金山和約為例，
包括日本在內的48個國家的代表簽訂了這份和約，
因此吾人可以看出簽訂條約的主體
是『包括日本在內的48個國家』，
而非『日本與盟國』，

故可得知『盟國』並非一個具有國際法人格之組織，
其僅為各國因作戰之需要而結盟
所形成之團體，舊金山和約的簽訂
仍由『各國自行簽屬』。

中國代表權之爭不影響
中華民國已簽署之國際條約的效力

獨派人士另一謬論是據聯合國2758號決議，
北京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
台北之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故中華民國業已不存在，
其所簽訂之條約歸於無效。

先不論中華民國是否真的已經不存在，
即使這樣的說法成立，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之繼受國。

而中華民國是滿清之繼受國，
既然清朝所簽之條約如馬關條約
不因清朝之滅亡歸於無效
而是為中華民國所繼承，
則若中華民國不存在
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
中華民國所簽訂之條約
亦不因此而歸於無效。

『台澎歸還中華民國』與
『日本放棄台澎主權無衝突』，
『新約優於舊約』不適用於此

有些對法律適用一知半解的人
會搬出『新約優於舊約』之原則
套在這幾個條約上。

他們表示既然後於開羅宣言與波次坦公告
所簽之舊金山合約已言明
日本『業已放棄』對台澎之主權，
故前兩約所稱之『台灣與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
之說法已遭取代。

然所謂新約優於舊約之用法
是指兩約所規定之內容有衝突時方能適用。
『台灣與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與
『日本國放棄臺灣與澎湖之主權』
無論從何角度觀之均無衝突之處，
故新約優於舊約之用在此處並無適用之餘地。

中華民國政府可依『兼併』與『先佔』
之國際法原則取得台灣之主權

持『台灣主權未定論』者經常無視
前述三個名稱裡未有『條約』之字眼
的法律文件之效力，
而只著眼於帶有條約字眼的舊金山和約及中日和約。

他們一直強調此兩和約中
只載明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主權，
沒有明確說明台灣是還給中國的，
因此台灣主權至今未定。

然在國際法上一個國家獲得領土的方式有兩種，
『兼併』與『先佔』。

假設今天沒有上述三個國際法文件
而只有獨派說的舊金山和約及中日和約，
依照和約的內容，台灣就是個無主地。

台灣既然是無主地，
哪個國家先佔當然就是哪個國家的。
1945年日本撤離，中華民國政府派員佔領。

再根據一個國際法原則：『時效』，
這裡的意思是一個國家有效統治一個地方
達很長一段時間，
沒有其他國家對這塊土地的主權提出異議，
那這個地方就是依『先佔』原則
取得這塊地的國家的。

中華民國政府自1945年起統治台灣
至今從來沒有任何國家對此提出異議，
也沒有被任何其他國家、政府或任何人推翻，
所以依照國際法中之『先佔』及『時效』兩原則，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最後筆者再簡單帶大家回顧一次，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原因是廢除馬關條約，
台灣地位因此回到條約前簽訂之狀態，
且1952年之中日和約對此又再次予以確定。

中華民國政府簽署波次坦公告、開羅宣言，
其中波次坦公告第八條規定
『開羅宣言』必須實施。

日本頒佈之降伏文書明確表示
接受波次坦公告所列之條件，
因此根據這三份文件，
台灣理當屬於中華民國。

另中日和約亦言明
台灣與澎湖居民之國籍為中華民國，
中國代表權之爭議不影響諸條約之效力，
新約優於舊約之原則
也不適用於這五個法律文件。

最後，即使沒有『開羅宣言』、『波次坦公告』
與『日本降伏文書』，
僅依舊金山和約及中日和約認為台灣是無主地，
我們還是可以引用國際法
『先佔』及『時效』的原則
讓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土。

故無論從何角度而論，
均可得到同樣的結論，
即台灣主權是屬於中華民國。

「父母能做到不焦慮嗎？是呀，如果父母能不焦慮，必然是個人修行很高了。怎可能三十來歲就做到呢？親職教育的崛起，其實也反映出現在父母的焦慮。」

王醫師把教養跟修行連在一塊，我相當贊同。我本來也不作如是觀，但隨著工作日久，發現其中關連甚深。跟孩子互動的同時，常直接連線到我們大人自己的童年經驗—那個型塑一個人的個性與價值觀相當重要的時期。

不焦慮，那是不太可能，現在做什麼事，都要多少帶著焦慮。真的沒焦慮，那可能也做不好事。

不過，父母的高焦慮降低，是絕對做得到的事。我陪伴父母們帶著天生有些困難的孩子，一起成長，感受到父母本身的變化，挑戰即便從來沒少過，那種經過巨浪拍岸磨練出的抗壓性，讓他們越來越靜定。

其中，「接納」真的是關鍵。接納自己的孩子，接納自己面對的困難，雖有疑懼，但依然邁開步伐，邊做邊調整。

少數家長，即使孩子有困難，也好像沒事一樣。眼見孩子的狀況惡化，父母還在否認，可能要面對的焦慮太強，所以身邊的人怪光光，就是不見積極的行動。怪別人，自己也做不到，怨天尤人，那就是累積著焦慮，等著哪天爆發。

有一個孩子在治療期間，常抱怨父母之間吵架。因為聽過不少次，所以很誠懇地跟家長談到這個話題，想跟他討論家庭氣氛與孩子行為之間的關聯性。沒想到，家長跟我斬釘截鐵地講到，婚姻關係良好。

只不過，沒多久，無意中聽到家長講電話，確實是在跟配偶大聲吵架。我的心裡一涼，就算我再怎麼想幫助孩子，家長不想談，治療能發揮的效果也有限。

不知道，這個孩子現在怎麼樣了？不知道，家長面對自己的困境了嗎？

一個困難沒解決，有時不是當作沒事就可以。一個困難，常卡著另一個困難，環環相扣。我們永遠有要解決的問題，真的沒辦法解決的，也要學習轉化我們的心態。

教養中的困難，常是交織在個人、家庭，甚至社會困境裡的一個小節。沒回到個人的修行精進，各方面的困難就會以某種形式持續。

我對這代父母其實很樂觀，社交網站的出現，讓人與人之間的經驗得以連結。所謂集體父母的型式，很有可能透過虛擬世界，有另一番呈現，而進一步減少父母的焦慮，把人生而焦慮的存在本質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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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王浩威】

因為前兩年曾寫一本《好父母是後天學來的》，陸續被邀到不同團體演講類似題目。

去年在新北市一所國中家長聚會，講完了如何成為好父母之類的內容後，一位家長問：「有可能做到嗎？要父母不焦慮是很難的。」

我當時雖然說一些勉勵的話，但心裡想：「是呀，如果父母能不焦慮，必然是個人修行很高了。怎可能三十來歲就做到呢？」然而，過去的父母又怎麼做到的？

過去的父母，確實不會像現在的父母這般焦慮。他們在撫養小孩的過程，就有用不盡的傳統智慧，透過三姑六婆的七嘴八舌，而發生作用。在過去的社會， 父母不焦慮是因為集體的智慧和資源才是真正的父母。親職功能（parenting）是透過傳統社區和大家族來完成的。我自己擅自稱之為集體的父母。也就是說，過去的父母可能也很不成熟，但他們的父母功能是透過集體，所以也就不必真正的成熟。

現在的父母，除了要為子女準備好足夠的物質和情感生活環境，還要對小孩成長知識有足夠了解，對自己的執行能力（包括情緒的掌握）有一定的要求。這樣的條件，即使在西方，也都是二十世紀後才出現的情況。

父母親職的觀念，在西方雖然是可追溯回一八○○年，包括母親為母職而聚會的紀錄，也包括美國在一八三二年創刊的《媽媽的雜誌》（Mother's Magazine）；但親職在西方真正成為全民運動，是二次大戰後的事。

當時，二次大戰破壞了傳統家族和社區。即使像英國這樣的戰勝國家，戰爭時在德軍飛機的轟炸下，兒童被集體遷徙到鄉下形成新的寄宿學校生活，而父母或祖父母的死亡也是十分平常的事；自然的，原來的集體父母也就不見了。再加上戰後資本主義迅速發達，人口更普遍湧向都會城市，父母也就成為單兵作戰的狀態了。

因為父母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單兵作戰，第一次幾乎是毫無奧援，親職教育於是興起。美國小兒科醫師史波克（Benjamin Spock）的著作《嬰兒及兒童的照顧》成為有史以來僅次《聖經》的暢銷書，甚至他死後又出現第九版，還是依然暢銷。同樣在英國，也有小兒科醫師兼精神分析師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他在英國國家廣播電台長年和父母談育兒經，收成數本書，現在成為兒童心理學專業人員的必讀書。

親職教育的崛起，反映出現在父母的焦慮。過去從沒普遍存在過成熟的父母；過去只在集體父母協助下的父母親，也就看不出是否夠成熟。可是現在的父母可能是人類史上第一批獨自面對親職工作，甚至還有很多單親爸爸、單親媽媽，也就出現普遍的焦慮。

過去的人，要發展自我是很困難的，因為集體的幫助也帶來集體的監控；現在的人，要發展自我也很困難，因為很多學習的集體資源都看不見、也找不著了。

當代父母也許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是修行十足的無焦慮狀態，但有可能在親職中學到自我的成長，而在人生的盡頭修成智慧老人嗎？我想起在演講場合看到的許多認真的臉龐，不禁如此的在心中暗暗祝福。

http://life.chinatimes.com/LifeContent/…/201311150025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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