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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對中華民國的影響》

今天是端午節，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最近兩韓關係緊張，世界關注；70年前的今天，就是韓戰爆發日。1950年6月25日，北韓朝鮮人民軍在清晨大雨中越過北緯38度線南侵，9萬兵力3天內直搗南韓首都漢城。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不僅改變東亞情勢，也對中華民國造成深遠影響。

怎麼說呢？韓戰爆發前8個月，1949年10月25日，中共近萬解放軍暗夜進犯金門，在古寧頭登陸與國軍血戰3晝夜，最後共軍5千餘人陣亡、近4千人被俘，全軍覆沒。蔣中正總統聞訊喜極而泣說：「臺灣安全了」；毛澤東則坦承此為國共內戰兩年來最大敗仗。為了雪恥，中共原計劃動員60萬大軍「解放臺灣」，卻因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共軍兵力投入「抗美援朝」作戰，使得原定「解放臺灣」之戰被迫延後。1953年7月韓戰停戰後隔年底，臺灣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共更無法輕易出兵攻臺。這一拖，就是70年而無法得逞。

韓戰使中共無力攻臺，蔣中正總統得以在1945年光復臺灣，1949年保衛臺灣之後，1950年開始全心建設臺灣。在他的推動下，1950年10月22日，花蓮選出第一屆民選縣長─民社黨的楊仲鯨，這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第一次，以1947年剛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第129條所規定的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方式，所舉辦的縣長選舉。隔年1月7日，當時為省轄市的臺北市，選出第一屆民選市長─無黨籍的吳三連。其他各縣市首長也於1950年至1951年間一一選出，開啟了臺灣70年的地方自治，不僅領先世界很多國家，也回應了二二八事件後民間菁英一致希望縣市長民選的要求。

在當時風雨飄搖之際，蔣總統有如此勇氣與魄力，尊重民意，推動臺灣（含日據時期）、也是全中國從未辦過的縣市長選舉，令人佩服其遠見。縱觀日後臺灣政治領袖，不分黨派，幾乎都是從地方選舉出身，蔣中正總統推動地方自治，培植了大量政治人才，為臺灣的民主化奠定堅實基礎。

1950年至1953的韓戰，雖為臺灣帶來喘息機會，但國際局勢仍是動盪不安。蔣總統除毅然決定推動縣市長選舉外，還進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土地改革，以及成立「台灣省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展開保護養女法制化工作。這些在當時被視為石破天驚之舉，對臺灣的民主改革、經濟建設與社會進步，都有極大貢獻。近年打著「轉型正義」旗幟一面倒謾罵羞辱蔣中正總統的人，不應漠視這些建設臺灣的政績，該還他一個公正的歷史評價。

「朝鮮半島」與「臺灣海峽」長期被視為東亞火藥庫。日前北韓炸毀兩韓聯絡辦公室，又讓朝鮮半島戰雲密布；臺灣海峽則因兩岸關係惡化，中共戰機頻繁繞臺，令人擔憂再成為東亞「燃點」。韓戰70週年的今天，我呼籲大陸當局應立即停止對臺武力恫嚇，蔡政府更應慎思明辨，以人民為念，讓兩岸重回「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基礎，切記兵凶戰危的歷史教訓，勿讓臺海步向戰爭邊緣。

圖為1950年蔣中正總統接見花蓮縣首任民選縣長楊仲鯨（民社黨籍）。
國史館提供，數位典藏號：002-050108-00001-041

要深入了解一個人，必先從其家族歷史、往來親友，以其經歷脈絡梳理著手。要深入了解一塊土地，也必先從其歷史、人口組成，梳理著手。

#誰的新疆誰的東突厥？
若以多數世人眼中所稱之「新疆」來說，從名字就知道，新疆原名「西域新疆」，意思是「新佔領的領土」，滿清帝國也曾經把貴州新佔領的領土稱為「新疆」，顯示這只是帝國佔領後方便的稱呼。

至於多新呢？維吾爾族為新疆主要民族，祖先曾在此與蒙古草原、中亞地區建立匈奴王國、突厥王國、回鶻王國、喀喇汗王國、高昌回鶻王國、查台汗王國、賽伊德汗王國，直至十八世紀末準噶爾被清帝國政權消滅，清國才控制周邊地區。起初，清國仍將部落首領、鄉紳封官分治，但期間發生多次抗清事件，多個部落都曾起義獨立過，甚至哲德沙爾汗國還一度控制新疆全境為一個國家，但最後仍遭清軍擊敗屠殺。直到1884年，清國才設「新疆布政使司」將「新疆」正式劃入帝國行政體系。

＃首次該地人口屠殺滅絕
根據清朝史家與親王記載，清軍在18世紀末的戰爭，屠殺了準噶爾30~50%的人口，30~40%因清軍帶來的傳染病（天花等）病死，剩餘逃入俄羅斯與哈薩克。換算人口比率，相當於屠殺1000萬台灣人，再用病毒殺死1000萬。可說是清朝政權主導的「第一次新疆人口滅絕」。

新疆還有哈薩克族，與維吾爾族同屬突厥民族。以及受鎮壓的起義回族難民，為以逃避追捕，也有部分逃入新疆，因同屬穆斯林，維吾爾人接納庇護這批回族難民，給了落腳的家園和土地。此外還有少許的柯爾克孜族與蒙古族等少數民族。

＃東突厥這名字的來由
東突和圖博、蒙古、台灣、韓國、越南...等等一樣，自古不屬中國。

那東突厥斯坦是怎麼出現的名字？十八世紀末，中亞突厥斯坦被俄羅斯帝國和滿清帝國瓜分後，俄羅斯版圖裡的部分稱為West Turkistan（西突厥斯坦或西土耳其斯坦），而被滿清帝國統治的部分則稱為East Turkistan（東突厥斯坦或東土耳其斯坦）。而上面所說的「新疆」是1884年滿清政府正式劃入滿清版圖後所給的名字。

但東突厥斯坦，現在在中共政權眼中，是個禁忌的名字，代表著分裂、恐怖主義。東突厥人民在這餘百年間，進行多次獨立運動，但都以血腥鎮壓作收。

＃人口比例不自然的變化
1949年時，在新疆的漢人人口約為二十九萬人，約佔5～6%，1950年代後，中共政權主導「西北大開發」移入大量漢人，60年更成立現代屯田部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量從中國移入漢人。該兵團是由軍事單位控制地方行政、檢察到審判的軍事專政組織。而在中國推動「兩個離不開」政策下，所謂維吾爾人自治的承諾也消失無蹤。而漢人佔有人口比率也逐漸上升，達到40%左右。

2008年以來，中共在新疆建立「再教育營」，規模並日漸擴大，根據聯合國等許多機構估計，關押人數可能超過百萬人（新疆總人口略多於台灣）。營內關押的人員以維吾爾族最多，關押理由從從事伊斯蘭儀禮，到留鬍子、穿短褲等，在內部進行洗腦、語言與文化清洗、強迫勞動等慘無人寰的行為。近期更有許多維吾爾族人指控，中共餵食絕育與避孕藥物，施打可疑疫苗，以降低維族生育率，使得維族生育率在2017年後驟降。同時新疆更實施大規模監控和行動管制，剝奪人民隱私與自由。目前美國國務院、加拿大下議院、荷蘭下議院都將定位為「種族滅絕」。

＃既視感的史事
有個突厥的歷史故事，很值得我們借鏡，關於為什麼十八世紀末，清朝能征服此地的歷史。準噶爾汗國、和卓汗國，被清帝國軍事佔領，其原因有共通之處，都是親清人士為了私利引狼入室。

準噶爾汗國政權鬥爭，親清蒙古貴族為以爭奪王位，請清兵軍事援助，最終清軍結合親清貴族滅了準噶爾汗國，但親清人士最後沒有獲得朝思暮想的王位，還被迫逃難他鄉。

而大小和卓為爭奪和卓汗國政權，也請清軍協助，給了清軍侵略東突厥斯坦之地的好藉口好時機，大小和卓後來後悔也曾試圖抵抗，惜最終失去性命，家園國土亦覆。

絕妙的是，之後政權提到這段歷史，卻以平定準噶爾汗國貴族叛亂、大小和卓叛亂作為其歷史評價。對東突厥民族的視角來說，這是引狼入室又趁人之危。

＃東突厥懷玉何罪
據資料，東突厥擁有中國陸上石油、天然氣約莫30%的資源，煤炭預測則有40%，還有其他諸如黃金、玉石、寶石等礦產。隨美國也開始深入中亞地區，中共政權也加緊建構東突厥、哈薩克等地石油和天然氣的採伐與運輸建設。

那東突厥人有因這些資源獲得相對應的好處嗎？我們看到當地人被剝削勞動，還有數不盡的集中營，剝奪自我的信仰和民族文化，被迫食用豬肉。有書籍資料指涉，曾有中共黨員因為向中央提出應給當地人5%石油利潤而被查辦。

＃血棉花
東突厥當地傳統就產棉花，產量佔全球1/5，但根據BBC等媒體長期收集資料與現地訪查披露，有超過50萬少數民族被強迫在棉花產業勞動（不只棉花田，還包括紡織廠）。從中國本身的官方文件中就顯示，2018年阿克蘇及和田地區就「通過勞動力轉移」派出21萬名工人，動員與運送大量勞力，替生產建設兵團採棉花。文件中並提到要「引導」工人「自覺抵制非法宗教活動」，也提到被動員的村莊有「不願意從事農業工作」情形，以至於必須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之後再「輸出」工人。衛星照片顯示，許多可容納3000名以上工人的紡織工廠，這麼剛好就設在再教育營旁邊，這些工廠拒絕採訪，外國記者接觸即被驅離並全程跟監。

＃中國的算盤
中國自認天朝，工業超英趕美，但中國人卻一面倒擁戴歐美日消費性品牌，寧可穿Nike，也不穿李寧（某中國運動品牌）。在貿易戰期間，中國因外銷下滑與關鍵技術遭圍堵，開始大吹「內循環」，正是要靠著自身龐大市場，跟西方對幹。因此此波義和團式活動，剛好可以扶植中國品牌，取代外國企業在中國的市佔率。而同時，中國也用違反公平與法治手段，開始打壓不配合企業，加上容易被煽動的小粉紅，破壞放火樣樣來。如果外資想留下來，就得越來越像奴才。

中國市場當然很大，但不是自由競爭市場。如果進入中國市場，可能會被盜竊技術、被查扣財產、被干涉公司治理、以及被阻礙公司行使社會責任和在其他市場發展，到最後，不僅無法繼續賺錢，還可能被中國國家扶植的企業消滅。這樣的代價是否值得，或許越來越多企業會思考。

＃台灣未來的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聲稱的 「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 領土，大部分來自清帝國，但清帝國剛好是一個施行帝國主義擴張的 「中亞帝國」，中國本身、蒙古、圖博、台灣、或俗稱的「新疆」，都是滿清佔領的土地。取得的歷史都很晚近，甚至不比歐洲列強在亞洲、非洲、美洲殖民的歷史長。

然而，現代中國為了滿足其邪惡的侵略野心，意圖往歐亞內陸與太平洋擴張，就把這些四處侵略而得的土地，說成自古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現代中國也自動忽略過去多個中華帝國與清帝國四處屠殺異族，甚至比西方帝國主義更殘暴的史實，還要裝成帝國主義的被害者，真是假掰至極！

現在中國還不敢聲稱過去曾佔領過的韓國、越南、蒙古國、俄羅斯一部分是他們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但是只要胃口大了，可能成吉思汗子孫去過的土地，遠到歐洲全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中國近期的戰狼外交，導致歐洲群起激憤，可能會使歐中投資協定擱淺。這些行徑，都會加速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勾，短期來看可能造成各國經濟損失，也讓中國得以扶植國內企業。但長期來看，讓中國走向封閉市場，實乃好事一件。更可能增加台灣地位重要性。台灣的民主自由走到今天不容易，堅持走對的路，會讓我們爭取到同樣普世價值的盟友，這樣的價值，可以不用昧著良心被迫讚揚血棉花。

看看東突厥的血淚史，台灣人要看清楚，走對的路！

東突厥資料參考，並也推薦大家可看看：
『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 前衛出版

此圖當然會有變化，根據來自2006年9月19日在美國國會會議室裡進行兩天的高亞高峰會。會議的與會者有來自東突、西藏、南蒙、台灣（FAPA）、海外挺民主的中國人及越南的代表，最後發表高亞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Nations of High Asia: Tibet, East Turkistan and Inner Mongolia），再經過部分東突人士反應需尊重傳統領土範圍，而不是新疆省地圖，但當然獨立建國後才能確認最終的版圖。 （感謝ken wu 提供資料）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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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丑》即將上映，在各大影展都獲得了極高的評價，
甚至得到了威尼斯影展的最高榮譽金獅獎。
所以，對於這部電影，你能夠期待什麼?你該期待什麼?讓我來帶你快速進入狀況
首先，這雖然是一部DC出品的電影，雖然是根據美國漫畫史上最有名的反派改編，
但是它幾乎不會與你所看過的任何「超級英雄」電影有相似性，
即使跟相對來說較為寫實的黑暗騎士三部曲來比也是如此。為什麼?
從這部電影剛被宣布，許多人都猜測這會根據知名的以小丑為主的故事《致命玩笑》改編，
但是隨著各種資訊愈來愈透明化，導演陶德菲立普斯表示「這不會根據任何漫畫改編」，
更對於致命玩笑之中小丑的經典「起源故事」表示:
「我不相信跌到化學藥劑裡會讓你皮膚漂白，頭髮變成綠色，再成為一個瘋子」
從各種跡象來看，這不會是近幾年佔據螢光幕的傳統超級英雄電影，
不會有討好粉絲的彩蛋或是漫畫致敬，更不是DC電影宇宙的一部分。
在DC試圖趕上漫威的進度卻數度失敗之後，這次完完全全地脫離任何宇宙或是世界觀，
主角瓦昆菲尼克斯起初甚至還反對蝙蝠俠父親湯瑪斯韋恩在這部電影的出現。
更在被問到對於粉絲期待怎麼想的時候這樣回答:
「我完全不在乎，我只對導演想傳達的以及角色本身的概念有興趣。」
不只如此，在這部電影中飾演脫口秀製作人的馬克‧馬隆對於超級英雄電影更是這樣表示:
「我不喜歡被強迫要去看這種電影，那些電影是給長不大的老宅男看的」
重點是什麼? 好聽的講法是他們想要重新定義漫畫改編的電影，
講難聽一點就是製作這部超級英雄電影的人都不是很喜歡超級英雄電影

那既然這部電影的重點不是我們所熟知的小丑，那它究竟是關於什麼?
導演表示這部電影有許多面相受到他從小看到大的角色剖析電影影響，
《計程車司機》、《蠻牛》、《喜劇之王》等等，
而這幾部電影的導演馬丁史柯西斯也一度是《小丑》的製作人，但是因為檔期問題而退出。
確實，光是從預告以及各種訪談之中就能夠看出為什麼導演會引用這些電影，
《計程車司機》講述一個漫無目標的孤獨男子在開計程車的過程中見到的人情冷暖，
應該是說，幾乎只有「冷」。因而慢慢陷入極端暴力，試圖矯正這個社會的故事。
而喜劇之王則講述一個自認為喜劇才能出眾卻苦無機會的無名之輩，
用盡一切手段來試圖受到知名脫口秀主持人的注意。
注意到什麼了嗎?把這兩部電影的主軸融合在一起，就成為了《小丑》的基本架構，
計程車司機之中的主角就是活體的存在危機，完全毫無目的，
厭恨紐約的「垃圾人渣」卻渾然不自覺自己就是其中一員。
處處想要尋求與人的連結，卻因為自己極端且扭曲的觀點而一再受挫，
而《喜劇之王》主角想要成名的慾望不是為了金錢，而是無可救藥對於認同感的渴望。
《小丑》之中的主角亞瑟‧弗萊克也是如此，不是傑克尼克遜的扭曲幫派份子，
不是希斯萊傑只想看世界燃燒的混亂邪惡狂人，
而是在社會底層毫無出路，急切尋求棲身之地的失敗喜劇演員，一個孤獨的男子。
再者，你絕對不會想到導演在這部電影之前聞名的電影是什麼:
《醉後大丈夫》系列。
這聽起來雖然像是個戲劇性的風格轉變，
但是對我來說《醉後大丈夫》也是與《小丑》有主題連結的，
也就是過度壓抑而造成的爆發。
在那部電影之中，主角群在酒醉過後做出各種完全無法想像的荒唐行徑，
其實就象徵著每個人在平時受到自己以及社會壓抑的自我本性，
在長年累積之下有可能一瞬間爆發。
而小丑講述的正是受到過度霸凌壓抑所產生的後果。
現在 “we live in a society”這句話被變成小丑的口頭禪已經是個迷因了，
但是從各種跡象看來，社會的壓迫確實是這部電影的主題。
而某些已經看過的人也表示這部電影非常有煽動性，
認為這會鼓勵那些「得不到就毀掉的變態心理」。
美國鄉民也開始拿這部電影可能會引發槍擊案來開玩笑，
當然，這部電影是否真的會「引發社會動亂」這點還有待商榷，
但是一部有爭議性的電影總比一部完全不冒險的電影來得值得討論。
重點是，不要走進這部電影期待看到精彩的動作場面和緊湊的劇情，
這是一部角色剖析電影。只是主角剛好是史上最有名的反派而已。

但是如此經典的角色，需要一個能夠100%投入的演員，
容我介紹，當今最值得注意的演員，瓦昆菲尼克斯。
你可能不認得這個名字，那是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商業大片裡了，
但是你非常有可能看過他- 還記得《神鬼戰士》之中的皇帝嗎?
沒錯，這就是瓦昆菲尼克斯。
在飾演這個角色之後，瓦昆就再也沒有演出一部強檔大片，
但是他每次所無論演出什麼角色都有如費盡全身的力氣直接鑽入那個角色最深層的本質，
不，應該是說如他的姓Phoenix，他每次都有如鳳凰一般以他所演出的角色重生。
導演表示他在寫劇本的過程中，心中只有瓦昆菲尼克斯這唯一人選，
甚至還把他的照片貼在電腦螢幕上。
不難看出為什麼，畢竟瓦昆對於身為演員的態度是完全無庸置疑的，
在2010年時他拍了一部紀錄片《我仍在這裡》，
紀錄他本人放棄演員生涯轉行當嘻哈歌手的過程，
更在宣傳時做出了留名青史，或者說惡名昭彰的訪談，
在大衛萊特曼的節目上幾乎像是個反社會人士，好似他已經完全地崩潰。
連萊特曼如此資深的主持人都幾乎無法把持這個怪異的瓦昆菲尼克斯。
在這部紀錄片推出的一段時間之後，參與製作的人才終於表示這是個偽紀錄片，
瓦昆的言行舉止完全都是演出來的。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演員，無論參與什麼計劃都完全地投入。
對我來說，最能夠形容他演技的，是兩個完全矛盾的形容詞，細膩卻又猛烈。
你能夠看到他動用整張臉所做出不可思議的情緒轉變，
像是《雲端情人》之中短短幾分鐘之內有如雲霄飛車的內心起伏。
但是也能夠在一瞬間爆發猛烈的情緒，強烈地好似是他本人在受苦，
如《世紀教主》之中在受到提問時所展現的挫折以及悲憤，
或者是最近讓我極為印象深刻，在《失控救援》之中飾演的殺手。
因為看到自己的目標在他到達之前就被殺掉，讓他無法宣洩對於這些人渣的憤怒，
因而直接坐在地上崩潰的畫面。
而巧的是，剛剛所提到的幾個角色似乎都是在為他在《小丑》之中的演出準備，
《世紀教主》之中陰晴不定，似乎再怎麼努力都找不到自己目標的弗萊迪，
《雲端情人》急切尋求連結的孤獨男子西奧多，
《失控救援》之中對於這個社會愈來愈失望，
試圖用自己暴力的方式來「矯正」一切的殺手喬。
似乎一切都如群星連成一線，指向《小丑》會是個讓人大開眼界的電影，
誰知道，或許在這之後，我們能夠看到更多勇於嘗試的漫畫改編電影。


小丑 預告分析 預告解析 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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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看影片: 除了漫威以外 還有哪些電影必看? | 盤點年度十大電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dHjguAF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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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香港有三十多萬加人,八萬美國人）
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

2018年獲中國經濟思想史優秀（一等）著作獎，研究題目包括經濟思想、經濟史、政治經濟學，出版著作二十一部，論文三十餘篇。英國權威出版社 Routledge給予 "中國和西方頂尖學者（lea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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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曾任教於美國Bryant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深圳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多間學府，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高級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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