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泡泡 這是幾年前我做的一張北周、突厥、隋唐的皇室通婚表。
從這個圖表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周到隋唐皇室的親戚關係盤根錯節,來自於鮮卑的傳統與習俗進入中世紀的隋唐皇室,卻始終在面對著來自他們發源之地的挑戰。
隋唐帝國的建立者們也對制度的建立很有興趣,從法制、官制、地制、稅制.....乃至於知識體系都有全面性規範化的控制狂,這種有趣的雙面性,是從軼事、詩文、小說中不易查覺的細節,但一旦懂了,很多東西都能串得起來。
所以~~~要不要來認識一下唐帝國的基礎呢?4/10起,每周六晚上,我將與黃玫茵教授、許凱翔教授和蔡長廷博士一起,從女主、法律、城市與遊牧民這四個部分來談談唐帝國的內與外,歡迎大家一起來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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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講座題目】武則天與她的學姊們:女主如何影響了中古史
【講者姓名/學經歷】謝金魚。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歷史作家
【講座大綱】
一、媽媽的定義是什麼?
二、太后:伴隨著皇帝制度而起的輔佐者
三、皇后:老公不行換我上
四、Empress maker:女官的全盛時代
五、一代女皇為何只能有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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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題目】嚴法治世:《唐律》延續至今的思維與法律觀念
【講者姓名/學經歷】黃玫茵。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教台灣大學、元智大學、華梵大學,現為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講座大綱】
人類法律是為了羣體共處而設計出的約束,規範個體不侵犯他人、侵犯的話如何處理使雙方滿意。七世紀唐代律令法制發展成熟,編定的《唐律疏議》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影響近世千年之久。清末民初刑法、民法的立法,仍保留大量《唐律》傳統,其核心概念至今仍在生活中持續影響。
當今社會大眾對法律的期望──犯罪就應被罰;主張刑罰應具懲戒效果──保護好人善良人、刑罰立即見效;對加害者及其家屬的責難──重刑犯判刑仍不足以平復人心;成文法的制約──無明確法規就不可罰;皆來自《唐律》的思維與法律觀念。
今人或許未知《唐律》如何延續至今,本次講題介紹唐律的秩序思維、建構原則及與現今社會大眾思考相通之處。計分五主題:
1、成文法的必要:「不教而殺,謂之虐」
2、儒法混同、德主刑輔、失禮入刑:「緩刑罰,行寬仁,是利姦邪而害善人」
3、家族主義、非平等出發點、緣坐效益
4、有限應報主義、懲戒脫序與回歸秩序
5、五刑二十等、肉刑永廢、流刑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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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題目】唐代的城市空間
【講者姓名/學經歷】許凱翔。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講座大綱】
1、引 言
2、中國中古時期的坊市
3、兩京的城市規劃與機能
4、兩京官員居住地的自然與人文色彩
5、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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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題目】唐代的突厥國家
【講者姓名/學經歷】蔡長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博士後研究、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講座大綱】
1、遊牧社會的出現
a、京都大學的人類學與靈長類學
b、遊耕與遊牧
c、新的遊牧起源論
d、去勢與榨乳
2、突厥的出現與其國家構造
a、突厥的創生神話
b、以可汗為頂點的統治體制
c、統治構造中的多元族群
3、突厥與粟特
a、遊牧民與綠洲民的共生關係
b、粟特人在突厥國家的重要性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76萬的網紅memehongkong,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謎米香港 memehk.com...
突厥起源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八卦
[國際學海迷津11]
《何為中國》:定義中國「邊疆」與「邊界」的學術嘗試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等議題比從前更敏感,不少學者擔心中國的邊境問題,終會引發大規模軍事衝突。中國官方不時出現「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一類辭彙,但在國際關係、國際法概念中,這種提法自然是不嚴謹的。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中國「自古以來」對領土、主權的概念,也確實和西方不一樣。
就此中國學者葛兆光出版了《何為「中國」?--彊域、民族、文化與歷史》一書,從歷史角度出發,探討「中國」這概念如何形成,以及對比中國與西方近代對「民族國家」的定義,就很值得參考。葛兆光是歷史學者,曾任上海復旦大學文學研究院院長、歷史系教授,研究範圍主要是古代中國思想史、宗教史,也曾在清華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任教,雖然來自內地、研究歷史,但觀點十分國際化,也強調對現世的應用價值。例如他曾出版《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談的是宋朝,焦點卻是以此為「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何為中國》最值得重視的是,他認為西方對「民族國家」的定義並不適用於中國,嘗試以「邊疆」和「邊界」的劃分,來分析今天中國面對的問題。
歷史上的「中國」或「大中華地區」,曾在不同時期指涉不同內容,全盛期包括今天的中國大陸、台灣、南沙群島、朝鮮半島、越南等,但將昔日這種定義直接套在今日的國際政治格局,自然大有問題,因為正如葛兆光強調,「中國」是以漢族為中心向外擴展的。他認為自秦朝統一戰國時代的文字、單位和貨幣,加上漢朝「獨尊儒術」,「中國帝國」的宏觀概念基本形成。雖然其後中國經歷數次分裂和統一,但都以漢族為中心,匈奴、鮮卑、突厥等外族都未能以對等地位成為中國的「敵國」。以唐太宗貞觀之治為例,當時的西域和東洋多個屬國紛紛向中國朝貢,整個東亞的政治和經濟活動都以中國為中心。但假如以為這些地方都屬於、或不屬於「中華帝國」,都是片面之詞。
葛兆光認為,宋朝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真正起源。這是因為當時宋朝周邊有多個實力相對均等的國家,至此中國才開始自覺自身與外族的差異,建構出「中國」的身份意識,並全面進入與其他國家對等的「古代國際關係」。與此同時,「原為中國屬國的日本、安南等」,卻都先後打敗當時的世界第一強權蒙古軍隊,衍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之餘,也各自建構出別於「中國」的身份認同,這也是中國不得不接受存在「國際關係」的開端。到了明朝,大量歐洲商人、傳教士來華,獻上世界地圖,中國皇帝知悉中國並非世界中心,而是一個「亞洲國家」,完全改變了過去二千年的世界觀。鴉片戰爭後,中國更是不得不回應現代世界的挑戰了。
既然中國自宋代開始,就有了近代民族國家的雛形,比西方的同類政體發展早得多,葛兆光因此質疑,把西方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等的「民族國家」定義強加於中國是不合適的。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把歐洲分成「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兩個時代,版圖、主權的概念出現根本變化,但葛氏族認為中國由「帝國」過渡到「國家」的過程截然不同,因為宋代以後,中國作為一個「近現代國家」,亦保留了對無邊「帝國」的想像。
那甚麼是「帝國的想像」?葛兆光在書中引述美國漢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觀點,指出在討論中國邊疆時,必須清楚界定「邊疆」和「邊界」。「邊疆」指的是中國在帝國時代,那些漢族管轄範圍以外的含糊土地;「邊界」則是現代中國作為國家時代,地圖上標示的明確國界。潛台詞是「自古以來」云云,乃模糊了兩個概念。
既然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源自宋代,葛兆光認為中國的「邊界」,自然也同樣始於宋代。這是因為當時「中國」要認真面對周邊外族「國家」的威脅,皇帝下令嚴格管制邊境人員出入(其實唐代也一度閉關,例如本欄曾談及唐三藏取西經就是偷盜出國的),結果加速了國家意識、「我者Vs他者」的身分認同,過程不單在劃分邊彊,亦講求國內民族的融合。自此,「邊界」外的外族國家,就明顯不屬於「中國」;而內部的其他民族,則被融化為廣義的「中國人」。
然而,從當代國際關係的概念,我們不難發現這裏出現了一個大問題:那宋代以後中國版圖再擴張,特別是大清帝國一度也成為世界霸權之一,那宋後新加入中國「邊界」的「邊疆」地方,內部的民族意識應如何處理?明顯地,他們並未完全融入中華文化體制。於是葛兆光提及,到了滿清晚期,中國有學者認為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等四個主要少數民族,都不能算是「中國人」,但照此理論,隨後成立的中華民國,就不能包括漢族地區以外的新疆、西藏等地。由於沒人敢擔當「分裂國土」的罪名,中華民國成立後,也大力提倡「五族共和」作為建國方針。而「中華民族」這概念,也被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
從葛氏的研究,我們有甚麼啓發?由於「中華民族」只是民國之後的產物,比新疆、西藏等地各自的民族歷史短得多,後者不斷出現分離主義活動,而未能建立對「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也就容易理解。類似衝突在世界上不時發生,例如俄羅斯的車臣問題,也是源於政治「邊界」和文化「邊疆」劃分的重疊。假如政府只強調政治概念的「邊界」,是不可能解決境內民族問題的;而解決不了境內民族問題,卻也會反過來為「邊界」帶來不穩定性,讓其他鄰國找到挑戰中國「邊界觀」的理據。今天中國崛起之際,卻面對四週邊界或大或小的潛藏危機,歸根究底,正在於此。
小詞典: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1917-2012)
20世紀最偉大左翼歷史學家之一,猶太人出身,希特勒上台後移居英國,一直是英國共產黨員。他重點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追溯至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並認為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也是在這些革命後才成型,相信「不是民族衍生出民族主義和國家,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建構了民族」。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7月20日
延伸閱讀:《修訂美國對華戰略大報告》
https://www.facebook.com/…/a.9691406497867…/982891475078336/
突厥起源 在 肯腦濕的人生相談室 Facebook 八卦
有意思。
China、秦、『支那』和『中國』之簡略梳理
最初的「中國」僅限夏、殷、周過去首都所在的陝西省、河南省、山東省,但之後逐漸擴張,成為代表現在「中國」的名詞,#而這背後其實受到十七世紀滿洲人和現代日本人的影響。(岡田英弘語)
首先來看滿洲人。一六四四年,中國失去了統治者,順治帝進入北京坐上中國皇位。就這樣,滿洲語稱經過整合的滿洲和中國為「dulimba i gurun」。「dulimba」代表「正中央」,「i」是「的」,「gurun」則是「國」,漢字寫作「中國」。相對於此,滿洲人將蒙古、西藏,以及說著突厥語的伊斯蘭教徒地區,總稱「tulergi」,代表「外面」的意思,漢字寫作「外藩」(外面的藩籬)。這是「中國」意思的擴展。而現代中國則是在這個基礎上出現的。
接下來說明現在「中國」這個稱呼的起源。現在中國國土的中央部分,秦始皇於西元前二二一年將其統一而成為了最初的皇帝。外國人於是將這個地方稱作「秦」,當地的人民稱作「秦人」。秦雖然滅亡,但這個稱呼永久保存了下來。漢武帝於西元前八九年下詔停止外征,詔書中有一句寫道:「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出自東漢班固《漢書》〈西域傳〉)。可以看出,漢朝時匈奴等外國人依舊將中國稱作「秦」,將中國人稱作「秦人」。
這個「秦」進入波斯語系成了「Chin」,進入阿拉伯語系成了「Sin」。進入印度各語系,成了「Cina」、「秦國」為「Cinasthana」,等到東漢開始漢譯佛教經典的時候,「Cina」和「Cinasthana」分別被音譯為「支那」和「震旦」。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繞過非洲好望角的航路而抵達印度。在印度時,他們聽說在更東邊的地方,有一個名為「Cina」的國家。並在一五一一年占領馬來半島的麻六甲後,才實際遇到「Cina」的商船。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獲得「Cina」(也就是明國的嘉靖帝)的許可,得以定居澳門並通商。就這樣,「Cina」之名透過葡萄牙語傳到其他歐洲語系。現在的中國,英語稱作「China」、法語稱作「Chine」、德語稱作「China」、義大利語稱作「Cina」,皆是源自葡萄牙語。
一七○八年,出生於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傳教士希多啟(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來日本宣教,但立刻遭到江戶德川家族的逮捕。他接受新井白石四次問訊,新井白石根據希多啟所說,以歐洲人的知識為基礎,發現歐洲人將日本人稱作「漢土」或「唐土」的地方稱作「Cina」,於是從古代漢譯佛典當中找出「支那」的音譯詞彙,加以使用。之後,「支那」就成為了「China」等的固定翻譯。
日清戰爭戰敗的清國以日本為範本,開始實施西洋化。第一批留學生在日本發現,原來日本人將自己的故鄉稱作「支那」。因此跟著日本人的習慣,稱自己的國土為「支那」,自己為「支那人」。然而,「支那」沒有特別的意思,對於屬於表意文字的漢字來說很不方便。以表意來說,「支」代表「庶子」、「那」代表「那個」的意思。於是,便逐漸擴張「中國」的意思,取代「支那」的稱呼;這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發展,「中國」一直到這個時候,才成為代表全國的稱呼。
摘自岡田英弘《中國文明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