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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人食話｜文人私房菜｜01 >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吃的文化。所以，中國的書大多散發著飯菜的香味——《水滸》是酒氣，《西遊記》是素齋，《三國演義》是宴會，《紅樓夢》則是中國飲食文化的百科全書。總之，文化人總愛與吃發生點關系。從古到今，文人雅士吟誦飲食的辭章浩如煙海，正是這些文字，構成了永不散席的飲食文化閱讀盛宴，也讓我們得以追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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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呂不韋《呂氏春秋·本味篇》】

呂不韋，戰國末年衛國濮陽(今河南濮陽南)人，先為陽翟大商人，後被秦襄公任為秦相。秦王嬴政幼年即位，他繼任相國。
　　
呂不韋掌權時，曾經組織門客編纂《呂氏春秋》26卷，《本味篇》為《呂氏春秋》第14卷，記載了伊尹以「至味」說湯的故事。其本義是說任用賢才，推行仁義之道，可得天下成天子，享用人間所有美味佳肴。其中也保存了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烹飪理論，提出了一份內容很廣的食單，記述了商湯時期天下的美食。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

食評家小寬表示：「《東京夢華錄》最讓我感慨。如果能夠穿越，我想回到北宋，和孟元老一起去街邊吃小吃，喝酒，聊天。在我看來，北宋是中國民間文化最有趣的時候，也是街邊小吃最繁盛的時候。」

孟元老，號幽蘭居士，開封市人，北宋末葉在東京居住二十餘年。其書中所記大多是宋徽宗崇寧到宣和(1102～1125)年間北宋都城東京開封的情況。

如今，只要打開《東京夢華錄》，看看「州橋夜市」、「飲食果子」等章節，就會被書中的各種特色小吃、美食菜單看得不覺口水暗流。像如今依舊大受歡迎的火腿、火鍋、東坡肉、爆米花，都是宋代發明製作出來的美食。

【元·倪瓚《雲林堂飲食製度集》】

倪瓚(1301～1374)，字元鎮，號雲林，元末著名畫家，擅長以水墨畫江南景色。他家本豪富，因元末農民起義，故散其家產，自帶家眷乘舟往來於太湖和三泖之間，過著隱居生活。

這本菜譜集中收有50餘種菜點和飲料的材料與製作方法，其中不少菜，如燒鵝、青蝦卷、川豬頭、新法蟹、雪庵菜等，都獨具風味。有些菜肴的製法一直傳到現在，甚至傳到日本。作為一部頗有價值的古代烹飪專著，這本書對研究中國烹飪史和元代蘇南地區的飲食風貌，大有裨益。

【明·劉若愚《明宮史》】

劉若愚，明萬歷年間太監，《明史》有傳，說他「善書、好學、有文」，曾入內直房管理文書筆墨之事。

由於身為太監，長年在內宮活動，劉若愚可以看到平常人無法窺視的宮遷實況，從而為人們提供了第一手宮苑生活的詳實材料。例如該書的「火集·飲食好尚」中，作者就逐月、逐日記錄了皇宮內的衣著服飾和各味應時飲食珍味，像正月過年時吃的炙羊肉、牛乳、乳皮、炙蛤蜊、炒鮮蝦、筍雞脯、鯊魚筋、炸鐵腳雀、鹵煮鵪鶉等，都記錄得非常詳細。

【清·李漁《閑情偶寄·飲饌部》】

李漁(1611～1679)，清代戲曲理論家、戲劇作家，字笠鴻、謫凡，號笠翁，浙江蘭溪人。

《閑情偶寄》為李漁的重要著作之一，內容包含戲曲理論、飲食、營造、園藝、養生等，被譽為古代生活藝術大全，名列「中國名士八大奇著」之首。其中的「飲饌部」，是李漁講求飲食之道的專著。其飲食原則可以概括為24字訣，即「重蔬食，崇儉約，尚真味，主清淡，忌油膩，講潔美，慎殺生，求食益」。這正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飲食的美的追求。

周作人先生對其推崇備至，認為本書唯一缺憾在於沒能涉及老年生活，否則必有奇文妙論。它影響了周作人、梁實秋、林語黨等一大批現代散文大師，開創了現代生活美文之先河。

【清·袁枚《隨園食單》】

袁枚(1716～1797)，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詩人、散文家，字子才，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乾隆四年，他中進士，後曆任溧水、江寧等縣知縣，有政績，四十歲即告歸。袁枚是清乾隆年間的大名士，與紀曉嵐齊名，並稱為「北紀南袁」。

《隨園食單》是袁枚的四十多年美食實踐的產物，以文言隨筆的形式，描摹了乾隆年間江浙地區的飲食狀況與烹飪技術，記述了中國十四世紀至十八世紀流行的三百餘種南北菜肴糕點，也介紹了當時的美酒名茶。袁枚還將菜的做法、出自何人，寫了出來。像如今研究清代宮廷的「滿漢全席」，就多引《隨園食單》，其記錄的「海鮮單」的序列與滿漢全席驚人相似，也為研究當時江浙官場飲宴的食俗具有提供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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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門宴的酒席座次是成心侮辱劉邦？｜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自古以來，酒宴飯局常常是政治大戲上演的舞台。

兩千多年前，劉邦、項羽在咸陽城外，面對亡秦那隻碩大的勝利果實，用一場宴會暫時化解了迫在眉睫的矛盾衝突。而在太史公司馬遷如椽巨筆的生動描述下，這場宴會不但成了史上最著名的飯局，也在中國人語庫裡成了陰謀、凶險的代名詞。

關於鴻門宴的話題，過去說、現在說，今後還會一直說下去。

項伯「一夜成六事」可信嗎?

一場驚心動魄的鴻門宴，之所以為後人所知，全憑了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的傳神描述。

司馬遷的《史記》多處寫到鴻門宴。但詳略明顯相異。《項羽本紀》的「鴻門宴」最詳，長達1605字。《高祖本紀》、《留侯世家》、《樊噲列傳》也有「鴻門宴」的記敘，都寫得極簡略。

長期以來，《史記》記載的可信性一直受到懷疑和審視。經過專家學者們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大量古代實物的出土及其研究的結果，多方面證實了《史記》記敘的可靠性。

而《史記》敘事之所以受到懷疑，也和司馬遷文學化的表述手法有關。《史記》是文學和史學尚未分家時期的著作，司馬遷一些過度文學化的描寫，有時也造成頗多不可解之處。就《鴻門宴》一篇而言，歷代都有學者對其不可解處提出質疑，進而懷疑其真實性，甚至從根本否認有這個歷史事件。

比如有人認為，文章開篇「項伯深夜告張良」一段，鴻門和霸上相去四十里，而項伯一夜之間可以完成「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入見沛公」、「約為婚姻」、「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等六件事，殊不可信。

再如，文章最後劉邦在宴席上脫身逃走一段，究竟是騎馬還是步走，還是先騎馬而後步走？敘述得並不清楚。而劉邦囑咐張良，等他從小路走過二十里回到軍中的時候，再入宴席告訴項羽自己離開的事——讓項羽枯坐酒席等待劉邦這麼久，卻一直沒有查問，實在不合情理，而對劉邦不辭而別的嚴重失禮行為，項羽沒有任何表示，也很難理解。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鴻門和霸上從小路走只有二十多里，項伯騎馬急馳，從時間上看「一夜成六事」完全來得及。而劉邦酒席脫身，實際上是在項羽故意默許下才實現的，可以理解。

史料來源可能出自樊噲之孫口述

據日本就實大學學者李開元考證，司馬談、司馬遷父子著《史記》，除了政府檔案和文獻資料而外，實地調查、訪問查詢也是重要的史料來源。《史記》列傳的歷史敘事，特別是在與司馬遷父子時代相距較近的戰國末年到西漢初年的歷史敘事中，有不少直接取材於事件當事人及其子孫的口述傳承。

李開元認為，鴻門宴敘事的取材來源，司馬遷沒有明說。不過，分析鴻門宴的人物和描寫，我們大致可以找到敘事的眼點，也就是當事的目擊者和口述者。考《項羽本紀》中鴻門宴的敘事，有名有姓的出場者共有11人。其中，項羽方面有項羽、項伯、範增、項莊、陳平共五人，劉邦方面有劉邦、張良、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共六人。劉邦方面六人中，夏侯嬰、靳強和紀信三人一直留在項羽軍軍門外，沒有親歷宴會。

通觀鴻門宴一篇的敘事，可以明確看到敘事的立場在漢的方面。而在漢的六人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張良和樊噲。張良自始至終參與其事，樊噲只是於中參入。不過鴻門宴敘事最為詳盡生動的部分，無疑是樊噲闖入宴會場的描寫；最為突出的英勇人物，無疑也是闖入會場的樊噲了。樊噲緩解危機於千鈞一髮，他與項羽間的對話應酬、音容舉止，特別是拔劍在盾牌上切割生豬肩啖食的細節，非身臨其境者傳達不出來。以文章分析而論，鴻門宴敘事的眼點，也應當就是樊噲。

司馬遷在《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太史公曰中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雲。」意思是說：「我曾經到過豐沛，訪問當地的遺老，觀看原來蕭何、曹參、樊噲、滕公居住的地方，打聽他們當年的有關故事，所聽到的真是令人驚異呀！當他們操刀殺狗或販賣絲繒的時候，難道他們就能知道日後能附驥尾，垂名漢室，德惠傳及子孫嗎？我和樊噲的孫子樊他廣有過交往，他和我談的高祖的功臣們開始起家時的事蹟，就是以上我所記述的這些。」

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其時，樊他廣已經做了六年舞陽侯。司馬遷問豐沛，是在他二十歲第一次旅行時。若以樊他廣二十歲嗣侯計算，他比司馬遷大二十六歲，此時四十六歲。樊噲鴻門救駕的事情，是樊噲家子孫後代世世相傳的光榮歷史。可以想見，司馬遷從樊他廣處聽到鴻門宴的詳情敘事，後來，當他撰寫《史記》的有關章節時，就將樊他廣的口述作為重要史料。

酒席座次是成心侮辱劉邦？

著名學者余英時在《說鴻門宴的座次》一文中認為：鴻門宴的座次「是太史公描寫鴻門宴中極精彩而又極重要的一幕……太史公詳述當時座次決非泛泛之筆，其中隱藏了一項關係甚為重大的消息。」

關於酒席的座次，《項羽本紀》中有十分具體的交代：「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範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

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旁徵博引地證明：「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余英時在做了一些考據後，認為在秦漢宴會東西南北四向皆涉及的場合中，東向最尊，南向次尊，西向為「等禮相亢」的朋友地位，北向為最卑的臣位，所以劉邦北向坐是表示臣服的意思，而項羽也正式接受了劉邦的臣服。

清華大學學者李飛和中國人民大學學者費曉健則認為，余英時的考據有誤，「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戰國秦漢時的通義，而這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場景，在君臣位中最卑的北向，在賓主位中也沒有了臣服的含義。而鴻門宴中座次的尊卑，還是以司馬遷記敘的次序，依次應是：東向、南向、北向、西向。

鴻門宴中劉邦是客人，並且曾經與項羽在楚懷王面前「約為兄弟」，如果項羽尊重他，就應按「賓主位東西面」的賓主之禮讓他東向坐，如今讓他退為「三等」北向坐，說明項羽根本沒把他當成客人平等對待，其地位還不如項羽手下的謀士範增。在一些中學教材的教師參考材料中，也認為這座次是項羽安排的，表現了項羽不把劉邦放在眼裡，妄自尊大、驕橫無禮、以勢壓人的傲慢自負心理。

然而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學者許錫強認為，劉邦到鴻門來是為謝罪而不是赴宴。在項羽面前他早已失去了主客相稱的平等關係。項羽率兵鉅鹿一戰擊敗秦軍主力後，威望大增。「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由此可見，當時項羽不僅早已成了楚軍統帥，而且還成了抗秦聯軍統帥。項羽待劉邦以屬下視之，是合情合理的，並非存心輕侮。

鴻門宴上項羽該不該殺劉邦

一席鴻門宴，引發後人最大爭議和感嘆的，還是項羽放走劉邦，到底是丈夫義舉還是婦識短見。

主流的看法多半對項羽的做法給予否定，認為項羽不聽臣言、狂妄無禮、優柔寡斷、剛愎自用、眼光短淺、有勇無謀。也正是項羽這些性格弱點，釀成了其最終輸給劉邦、自刎烏江的結局。

然而，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通過研究當時歷史背景，重新探討這個問題，提出不同於傳統的看法。比如學者張志坤在《鴻門宴楚漢得失之我見》一文中，認為鴻門宴實際上是項羽兵不血刃，不費吹灰之力奪得關中，既降伏劉邦又維護了自己反秦盟主的地位；而劉邦忍辱負重，拿土地換得渡過難關，僅此而已。

學者周騁在《劉項關係與〈鴻門宴〉結局識論》一文中，認為鴻門宴是因為當前的形勢而導致項羽不得不安撫劉邦。就大局而言，項殺劉毫無必要；就理智而言，項不殺劉，不為失策；就感情而言，項不殺劉，不能算矯情；就未來前景而言，項羽已有對策，不殺劉不能看作放虎歸山。

學者蔡偉更是高度評價項羽在鴻門宴上的表現，「如果說劉備釋劉璋為仁釋、關羽釋曹操為義釋、孔明釋孟獲為智釋，那麼，項羽之釋劉邦不但總其所有，更添一條——勇釋。」

而對這些說法，學者張斌榮又進一步反駁說：「劉邦之失關中乃時勢使然，不得不送。劉邦表面看損失確實很大，但從政治、戰略上看，劉邦是以不得不失換取了很大的利益，這是一種戰略上的勝利，因此，得大於失。」項羽兵不血刃拿到的是本來就可以拿到的，劉邦失去的是本來就要失去的。而項羽卻失去了殺劉邦的一次機會，給了劉邦坐大的機會，沒有把潛在敵人扼殺於搖籃之中，消滅於隱患之間。如此看來，項羽並沒有拿到最大的利益，僅僅拿到本來就是自己之物。

其實，歷史沒有假如。「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原本就是人們看待事物、看待歷史的常態。

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範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採，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範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範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範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僕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鬥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鬥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鬥，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節選）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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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長，推薦閱讀，對於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的發展與爭議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一、 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
　　
　　新世紀以後，清大彭明輝教授從部落格開始的評論書寫，頗引起媒體和閱聽人的關注，其文章論題廣泛，時事，科技，教育，經濟，人文，幾近無所不包；文章中有些論點我贊成，有些論點則有所扞格，有些不明就理者，誤以為是我，我從未出面說明，蓋因本家哥哥的文章，贊成不贊成都怪怪的，亦就隨它去，反正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也沒關係。
　　
　　2016年1月24日，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發表〈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引發網路的一些討論，我再次被點名，略云清大彭明輝不是政大彭明輝，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說幾句。
　　
　　現代中國從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以來，民主和科學成為救國救民的萬靈丹，亦即現代中國和臺灣所努力追求者。民主姑且不論，科學則形成學術上極度傾斜的唯科學是尚，即郭穎頤所謂的唯科主義(科學主義，我名之曰大理工主義)。部分理工學者常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乃至常常越界而不自知。我的本家哥哥清大教授彭明輝是理工學者，行文難免有些大理工氣，〈失去真相的台灣史〉顯然越界談了他所不懂的知識領域，故爾引發爭議。
　　
　　我無意在這篇短文討論〈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只是藉此說明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我要討論的是我的本行歷史學和歷史教科書。
　　
　　2016年1月27日，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看守內閣過渡期間，宣布教育部預計2月將公布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吳思華表示，只有「社會領域」因各界歧異大，最快要到五、六月公布。但全家盟和全校協等教育團體均呼籲暫緩公布，否則恐又引爆學運，多位地方教育局長也認為課綱影響教學甚大，應該更充分溝通，別急著上路。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
　　
　　記得2015年7月高中歷史課程微調課綱爭議如火如荼時，即有人嗆聲，有本事你們在下次選舉時贏回來，就可以修改課綱啦！台灣俗諺有云，嬈擺沒有落魄的久，話還熱著哩，人家真的在選戰中大贏，而且磨刀豁豁，吹響修改課綱的號角。
　　
　　
二、 微調課綱，引發爭議
　　
　　
　　2015年7月23日，教育部兵分四路，同一天在臺灣師大附中、新竹高中、彰化高中、台南一中召開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座談會，學生們因不滿教育部的回應頻頻跳針，深夜時分，一群抗議學生衝入位於台北的教育部長辦公室，共33人遭警方逮捕，其中包括3名記者。
　　
　　這場闖入教育部事件，將自2014年1月17日以來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此事件起源於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教育部花兩周時間完成課綱微調公聽會、審議大會等程序，並逕行公告實施。因公聽會時間過於倉促，行政程序多有瑕疵，教育部又堅持不公開檢核小組成員名單和會議紀錄，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判決書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但教育部仍一意孤行，歷經蔣偉寧、吳思華兩任部長，仍堅持2015年8月1日上路，於是引發高中學生闖入教育部事件。
　　
　　程序不正義，委員不專業，是學者和高中生質疑微調課綱的關鍵，程序不正義係指原本的檢核小組，經主席朱雲鵬的臨時動議，改成微調小組。原本因檢核而聘請的委員，忽然華麗的轉身成為微調委員，微調小組再大調課綱，引發其後種種問題。其間包括會議記錄的合法性，計票的爭議，公聽會舉行的時間倉促，公告時間太短，教育部長蔣偉寧卻斷然宣布微調課綱已然通過實施。這些行政程序都太犯規，實乃長久以來課綱擬訂歷史中從所未見。
　　
　　部分學者與民眾有疑慮的課綱，教育部何以一意孤行，堅持通過就必須執行，是另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並不太久之前，2008年通過的〈98課綱〉，教育部長杜正勝己經在該年1月正式發布，3月總統選舉，5月新政府上路，8月教育部長鄭瑞城暫停歷史與國文課綱。據媒體報導，原訂於2009年8月上路的〈98課綱〉，教育部長鄭瑞城以內容有問題為由，擱置國文、歷史二科課綱，並組成專案小組編修。與會的歷史科召集人周樑楷教授和林富士教授曾發言抗議，但不受採納。故爾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發布的課綱，教育部可以停止實施，蓋已有前例可循，並不存在不能停止的問題，而是教育部長要不要停止。
　　
　　在委員不專業部分，14位微調委員中僅有兩人是歷史專業，要調整所有的高中歷史課綱，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一直飽受批評；雖然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黃麗生、世新大學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世新大學喻蓉蓉等人，均具歷史學博土學位，但非臺灣史專業，卻大膽微調甚至大篇幅重擬台灣史課綱，調整的方向即1890年代以來以國族主義所建構的大中國概念，將臺灣史置於大中國框架下。特別因引發爭議最大的臺灣史，微調委員未有臺灣史專業，很難說服說臺灣史領域的學者專家。而反微調課綱的幾位要角，多為臺灣史專業，實其來有自。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分析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顯然是死胡同。
　　
　　有部分學者、媒體或個人，指責綠營不該把學生推上火線，甚而將微調課綱轉移到藍綠問題上，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媒體或個人指責學者教授龜縮不出的信息排山倒海而來，許多人忘記了2014年2月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甫出，3月9日即有百餘位歷史學者、教授聯署，反對此行政程序不合法，委員不專業，內容不符學術研究成果的微調課綱，這些均見諸媒體報導。但因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淹沒了學者連署的信息。當太陽花學運告一段落，2014年5月以後，學者們又再次抗議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適法性，直到2015年5月，學者們的努力從未間斷，他們包括發起連署的薛化元教授，振臂高呼的周婉窈教授，長期關心此議題的陳翠蓮、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對微調課綱深入研究的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吳俊瑩。高中學生自主反課綱，是2015年5月以後的事，從5月一路燃燒到7月，學生占領教育部，此事件方始成為媒體焦點。我相信很多人是到2015年7月媒體大肆報導後，才注意到微調課綱的問題。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絕非單一事件，在更早以前的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早已埋下伏筆。而認識台灣課程之所以引起爭議，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以後，長期將台灣型塑為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有關，在政統上以中華民國為中國的代表，在思想文化上以中國文化的傳人自居。
　　
　　
三、 歷史教科書細說重頭
　　
　　在動盪的時代，晚清士人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使得晚清新式學堂的歷史教育產生重大改變，一方面在教材上使用西方式的章節體教科書，另一方面則將歷史教育與國族建構相結合。因此，壓縮式的、簡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成為改編國史運動的主體；而因當時對西方的認知亦屬急迫，翻譯西文簡明教科書或改寫西洋史教本，成為此時期的另一個特色，其目的希望能在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簡明的、廣泛的、多面向的中國與世界史地知識。
　　
　　二十世紀初年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富，除一般通史性的著作外，亦出現鄉土歷史、兵法史和財務掌故史等教科書，以及有關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的著作。整體而言，此時期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具有下列共同特色：(一)編纂體例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大部分著作採章節體；(二)西洋史教科書大部分譯自西文簡明教科書，亦有改寫自西文教科書或日文教科書者，中國史部分則受日本學者影響甚大，部分著作甚至逕以日本學者所撰東洋史教科書為藍本；(三)教科書不僅記述傳統中國以政治、軍事為內容主體的資鑑史學，並且開始注重社會、宗教、文化、思想等面向；(四)強調社會歷史進化的因果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狀況，部分教科書明顯看出受到嚴復所譯《天演論》的影響；(五)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並強調實學救國的經世思想。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
　　
　　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一面回顧昔日的榮光，一面建構新的國族主義。
　　
　　
四、 以史為鑑的春秋筆法
　　
　　
　　臺灣的歷史教育，直接繼承對日抗戰時期教科書，其中主要質素包括下列諸項目：一、自1890年代以來的國族建構理論，以中國為我國；二、以春秋筆法為本的歷史敘述；三、五德終始說影響下的朝代循環論與正統論。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即所謂書法。傳統中國史學極強調所謂書法，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其中所涉及的鑑戒史學，固使中國史學光輝燦爛，但同時亦限制其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過度強調史學的鑑戒功能，使得史學侷限於朝代循環論，以及所謂春秋筆法，最常被稱道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套書寫模式被司馬遷和司馬光繼承下來，且為歷代修史者奉為圭臬。所謂春秋筆法，是一種文字表述方式，春秋之教的重點即在“屬辭比事”，舉其大要，「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屬辭，係指遣詞造句，所謂比事，係指排比史事。屬辭比事，即是筆削的藝術。
　　
　　《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略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春秋的筆削，是一套特殊的歷史敘事，如「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其後之史書即以“狩”代替天子蒙塵，故爾晚清咸豐皇帝因英法聯軍逃到熱河行宮，要寫成“咸豐狩於熱河”；八國聯軍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則寫為“西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則區別內外，華夏攻打夷狄曰“征”；夷狄打華夏則曰“侵”。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
　　
　　有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我們學自歷史教科書的觀念，是多麼深入人心。左宗棠平回亂，是晚清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詳。1999年7月，我因為做清中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到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某日工作結束後，我到西安鐘樓附近的坊上吃點兒東西。坊上是西安著名的小吃街，有許多店主人是穆斯林，故又名回民一條街。那天我正啃著羊頭肉，喝著西北狼啤酒，這時看到一位著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小朋友回來了，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色袍子。我問店主人，「師傅，這您家公子。」店主人回曰，「是呀！小犬。」「幹嘛去呀？這老晚的。」「上學。」我說，「師傅您別逗了，暑假呢！上啥學？」師傅說，「上真主阿拉的學。」我一聽真主阿拉的名字，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那真主阿拉的學上些啥哩？」「歷史。」我笑了笑說，「師傅，您就甭開頑笑啦！俺可是歷史教授哩！學校不是已經有歷史課了嗎？」店主人打開黃色包袱，取出裡面的書，「那不一樣的，您老瞅瞅。」我看到書裡歪歪扭扭，像蚯蚓般的回文，「別逗了，師傅，俺識不得回文哩！您老給說說。」師傅翻開書頁，找到其中的一段，指著書說，「來！這一段寫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聽完師傅敘述書中的內容，我一口西北狼啤酒差點沒吐出來，剛吃的烤羊肉串和羊頭肉都變成酸 的。
　　
　　是的，身為大學歷史教師，我從小讀的歷史教科書都寫「左宗棠平回亂」，壓根兒不曾想過，對伊斯蘭而言，「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才是合理的敘述。我想起從小學到高中讀過的歷史，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漢武帝北伐匈奴，唐太宗征西突厥，這些熟悉的敘述，我從未想過究竟是否歷史事實，縱使大學念歷史系，我也不曾懷疑過課堂上和歷史書裡的記事，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這些所謂歷史事實，已經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已經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當我讀到王莽篡漢時，我不會去思考如果新朝延讀數百年，歷史會怎麼寫？
　　
　　
五、 歷史教科書與國族建構
　　
　　
　　在1890年代以前，中國這個名詞並不用來指涉華夏，有些歷史學者為了合理化中國的概念，引述「赤縣神州，謂之中國」，來做解釋，這也是章太炎為同盟會擬定革命成功後新國名中華民國的由來，其後學者們踵繼其意，擴大建構中國的概念，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均納入中國，於是漢滿蒙回藏一律併入在中國的概念下，甚至非漢人建立的王朝蒙元和滿清帝國，亦視為中國帝國歷史的一部分。歷經1890年代到2015年逾120年以上，無以數計前行代學者們的努力建構，中國這個概念已根深柢固，極難動搖，一些並不存在的歷史在歷史教科書的宣導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明明該是清英鴉片戰爭、清日甲午戰爭，因為戰後簽署條約是大清國皇帝。這麼明顯的張冠李戴，學者們竟可以坐視，這真是非常不可思議 的事。而在歷史分期中，將1840年代以後的晚清，稱之曰中國近代，也是非常怪異之論，學者們卻習以為常。
　　
　　在國族建構神話中，另一個存而不論的問題是民族起源，歷史課本上最常出現的兩句話，一句是「黃帝我們共同的祖先」，另一句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很少人去懷疑這兩句話的真實性，非僅此也，姑不論這兩句其是否歷史事實，以邏輯學而言，這兩句話必有一為非，蓋如果「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為真，「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即不可以為真；反之亦然。但大部分學生並去思考這兩句話的矛盾，反正考試的答案照寫，信不信無所謂。有一年政治大學歷史系教師做古都之旅，第一站是西安，從西安到黃河壺口瀑布，路經黃陵，祭拜黃帝。系上同事都進去上香，祇有我一個人躲到黃帝手植柏樹下乘涼。因為我姓彭，彭乃祝融八姓之一。史書上說是祝融、蚩尤的後代。祝融，名黎，為帝嚳時的火官，掌管民事，後人尊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書稱為祝融八姓。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彭祖，據說他活了八百多歲；也有人說這位彭祖就是《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老彭”。因為黃帝是我的祖先蚩尤之仇敵，子孫再不肖也不能去拜祖先的仇敵吧！雖然在國族建構的時代(約1890-1945)，各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寫著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但我知道黃帝在血統上和我是沒什麼瓜葛的，任他血緣國族論者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黃帝和我不相干就是不相干，要說有相干也可以，至多是我祖先的仇人。
　　
　　如果我們檢視晚清改編國史運動時期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將會發現此時期的教科書並非都稱中國歷史教科書，有的以本國歷史教科書為名，有的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名，甚至民國以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亦非悉以中國歷史為名，如呂思勉編寫《白話本國史》，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均未用中國之名，故爾此時期學術界其實是中國史、本國史、國史等名稱混用，並非以中國為至當歸一之名，比較統一使用中國之名，可能是抗戰以後的事。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台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伐”，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抗戰時期為依歸，在遣詞用字上，亦以抗戰時期為師，稍有不同的是較少使用本國，而用概念較為模糊的我國，或者直接用中國，而在稱中國大陸時，反倒簡稱大陸，而非中國大陸。於是教科書出現諸如“我國歷史悠久”、“我國幅員廣大”之類的敘述，授課教師往往不會特別說明“我國”的指涉為何。如果用比較精確的語意學要求，以198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而言，我國明顯指的是中華民國，彼時的中華民國僅70餘年，何來歷史悠久？而台灣的土地面積又如何談得上幅員廣大？但不論任課教師或受教學生，基本上鮮少對這類課文內容提出質疑，於今看起來真的很難理解。尤其當學生讀到地理課本寫“我國屬於大陸型氣候”時，腦子真的會轉不過來，台灣不是海島嗎？海島怎麼會是大陸型氣候？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指出，中國具有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中幅員廣衾係指疆域廣大，從《史記》記載黃帝時的疆域，「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到清代的新疆設省，民國以後的漢滿蒙回藏各族領地，均納入版圖，於是中國疆域擴大到從古以來所未有。1960- 197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譚其驤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之委託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在編繪明代總圖時，未將台灣編入明國疆域，國務院去函要求譚其驤必須將台灣編入，譚其驤堅持不肯，僅同意在福建分圖附上台灣，此一堅持維護了一位學者的學術尊嚴。有關台灣應於何時繪入中國版圖，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主張元代地圖即應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譚其驤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根據歷史事實來畫圖，絕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而堅持清代疆域圖始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於是邀集學術界權威人士、各有關學術機構負責人或代表開會討論，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元、明圖中台灣用中國基色中的鄰區顏色，與大陸不同；明圖增加鄭氏台灣圖，附於福建圖；打破「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迷思。
　　
　　
六、 結論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方面，1993年和1994年修訂的國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比較以臺灣為主體來看待臺灣史(2000年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亦同)；1995年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則將臺灣史置於中國史課程中；與國中、小學歷史課程在銜接性和立場的主體性上並不同調；但這並不僅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立場主體性學者間的拔河)，也涉及現實政治問題。高中歷史課程「九五暫綱」開始有獨立成冊的臺灣史，為其後“98課綱”、“101課綱”之所本，而引發爭議的微調課綱所調整者即“101課綱”。
　　
　　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法院明白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2014年3月9日歷史學者的連署反對這分微調課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在記者會上，表達學者對綠營處理此事的不滿。
　　
　　因為自己是1997年《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兩位撰稿人之一(另一位是中研院史語所林富士教授)，緣於曾是認識臺灣教科書事件的弄潮兒，對當年反對陣營的學者們難免多所關切。故爾當媒體刊載微調課綱委員名單時，心裡一個咕咚，歷經17年的雨露風霜，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反對者，竟然借屍還魂，成為微調課綱委員，用不合法的手段大改高中歷史課綱。
　　
　　2015年8月3日下午，在前台中一中校長蔡炳坤出面斡旋下，由學者吳密察、花亦芬教授陪同學生代表和吳思華部長協商。我在新聞影片中看到吳部長一再跳針，比壞掉的黑膠唱片還要嚴重。黑膠發燒友都知道，唱片跳針大部分時候是因為音軌有雜物，只要去除雜物，跳針問題往往即迎刃而解。這次中學生反微調課綱運動，音軌裡的雜物只有一個，就是微調課綱，去除雜物，吳部長就不必一再跳針了。目前看來，停止實施微調課綱，可能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即將於2018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目前正進行擬訂，這是影響更為深遠的課綱，將從2018用到2030年。而且，2018年才要使用的領綱，並無立即之急迫性，希望領綱委員效率別太高，慢慢來，別趕著在看守內閣期間輕舟已過萬重山，以免到時又是兩岸猿聲啼不住。
　　
　　經過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的經驗，我相信〈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在行政程序上一定會完全符合，可是當我看到第一次會議記錄的領綱委員名單時，心裡忽然一個咕咚。
　　
　　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第一次會議紀錄，我看到召集人為朱建民，其另一個身分是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附屬機構為鵝湖月刊社。
　　
　　許多人注意到王曉波與《海峽評論》的關連性，而1997年刊行的《認識臺灣參考資料》，就是《海峽評論》所出版，其中有幾位作者是我非常熟悉的，包括王仲孚、王曉波、陳昭瑛教授、潘朝陽、黃麗生夫婦，而我靈機一動，腦子忽然晃過一分學術思想刊物《鵝湖》，於是找出《鵝湖》月刊，赫然發現潘朝陽教授是社長，陳昭瑛、黃麗生教授是編輯委員，方始恍然大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十二年國教領綱委員的部分名單，發現召集人是朱建民教授，而朱建民教授是《鵝湖》月刊社董事長。至此我始知原來媒體關注的《海峽評論》，固為兩次事件的要角，而其背後尚有影武者，這個影武者就是《鵝湖》月刊社，其成員化整為零，進入各科中學教科書委員名單，藉儒學之名，以遂行其大中國之實。另一個同樣藉儒學之名宣揚大中國思想的某書院，其成員遍布各大學院校，以講學為名，大力宣揚儒學思想，其組織之龐大，影響之深遠，可謂舖天蓋地。但我不便在這裡多所討論，蓋有太多師友為此書院成員，我不想因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文章惹來太多麻煩。
　　
　　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在這場記者會中，立法委員鄭麗君，以及即將上任的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林昶佐都到場發表談話，並且簽名同意在國會提案支持學生的訴求。在大選期間沈寂一陣子的課綱問題又浮上枱面，而且應該很快就會列入國會新會期的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