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的世界周報》
【2015年爆發的歐洲難民危機，遷徙規模在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當時德國總理梅克爾一方面秉持人道主義精神，一方面考慮德國老齡社會需要基層勞工，決定廣開國門接納外來難民，這個決策使許多地方政府一時帶來經濟負擔和頭痛的社會問題。當然也造成德國國內極右派仇外政治勢力迅速崛起。
位於德國北方的漢堡，為歐洲知名港都，同樣領到配額，需要收容八萬難民。但市政府並沒有把問題丟給民眾，任由各種社群媒體以誇大不實的方式蔓延憤怒、不安甚或謡言來主導難民安置計劃。漢堡市設法邀請市民主動參與難民安置計畫，結合地方意見領袖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特殊設計的草根民主參與大數據模型，妥善照顧失去國籍的流浪者，輔導他們就業，讓他們融入德國社會，並且轉化成為城市發展的新動能和活力】
{內文}
距離北海一百公里的漢堡，是德國境內最大的天然港，貨物吞吐量名列全球第二十，也是人口僅次於柏林的第二大城。過去一百年來，這裡最為人熟悉的景象，莫過於水上川流不息的船隻、停泊碼頭的大噸位貨櫃、和櫛比鱗次的倉儲設施。然而這些屬於漢堡的標誌，隨著四年前歐洲難民危機爆發，逐漸釋出不同意涵。一場搶救難民大作戰，也讓漢堡成為實踐人道救援的典範。
(FouadHamdan/漢堡難民事務部門市民參與計畫專員)
2015年夏天，有愈來愈多難民湧入這個城市，一度達到每月一萬零四百人的巔峰，光是2015年九月，就創下單月湧入一萬零四百名難民的紀錄，讓整個城市處在極度緊繃的狀態。在這段特定期間，政府馬不停蹄地在各地興建難民營，每週單位以兩倍、三倍、四倍數字成長，只為了避免讓難民在冬季來臨時落難街頭。
Hamdan先生在漢堡城邦政府難民事務統籌部門中，負責第一線溝通和協調。根據聯合國難民署截至2017年底的統計，德國接受了一百四十多萬難民，胃納量全歐第一，遠超過法國的四十萬、義大利的三十五萬、瑞典的三十三萬。開放邊界是德國中央既定政策，但如何執行，卻得由各級政府自行消化，尤其對一個擁有五百萬人口、土地高密度使用的大都會來說更是棘手。面對又急又猛的難民潮，漢堡市政府幾乎是和時間賽跑，先在第一時間趕搭大批帳篷，然後以最大效率過濾所有可用地，佈建只需一週工期就可組裝完畢的貨櫃屋社區，並且展開逐步安頓，為漂泊的異鄉人提供一個遮風擋雨的港灣。
(阿富汗難民)
「（你來德國已經幾年了？）五年了。我從2014年就來了。」
這個難民社區的座落地Hafen City，是漢堡市近年來重點開發的新市鎮。二十二歲的阿富汗男子Said以有限的英語，解釋自己如何跟著一大群同鄉，花了一年時間，或徒步、或坐車、或搭船，輾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義大利、法國和德國。在平均容納三百人的每一個難民營裡，房屋結構一律為三層樓建築。一樓通常配給家庭，二樓以上供單身者使用，兩人一室，每層都配置獨立衛浴設備和廚房。在專業建築師看來，這種設計能讓使用者比在帳篷或大通鋪生活時享有較多隱私。同樣住在「單身宿舍」的還有伊朗籍的Hedyeh，兩年前跟著劇團出訪，卻因為莫名政治因素被迫滯留海外，最後與敘利亞女子成了患難之交，擠身在約兩坪大、功能卻一應俱全的空間中。
(JorgNoennig/漢堡數位城市科學教授)
「事實上，這些貨櫃單位屋，不論在設計和製作技術上都是相當高水準的，我自己是專業建築師，主要是設計研究室和實驗室，這是最複雜的建築結構，就我來看，這些貨櫃要容納非常複雜的實驗室，甚至都是沒有問題的，他們的結構就像太空船，具備非常好的工程條件。儘管看起來不如一般房屋美觀，但他們非常容易取得、非常容易佈署、而且相較於建造房屋，組裝貨櫃單位屋的成本很低，因此政府採納貨櫃單位屋，是很自然的政治決定，因為能夠最快滿足緊急需求。」
幾乎每個難民營都有超過二十個以上國籍人士居住，儼然民族大雜燴。事實上，德國近代史上並不乏接納移民的經驗。然而像2015年如此龐大的遷徙，卻前所未見。
(FouadHamdan/漢堡難民事務部門市民參與計畫專員)
「我們碰上的問題是，這批近一百五十萬難民的背景各異，都來自於東方，有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不同國家，大部分是隻身旅行的男性，而且多半是年輕人。我們碰上的問題是，這批近一百五十萬難民的背景各異，都來自於東方，有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不同國家，大部分是隻身旅行的男性，而且多半是年輕人。」
「當我們要在漢堡市內找土地搭建難民營或公共住宅時，附近鄰居就會開始恐慌，我們得和他們溝通，安撫他們，讓他們知道難民不會搗亂，不會騷擾居民，請他們放輕鬆。我們讓每個難民社區內的家庭人口佔百分之六十，單身者佔百分之四十，這種安排對單身男子形成非常正面的影響。」
Hamdan先生提到，難民營如今看來平靜無波。然而當初在推動時並不如想像中順利。隨著慕尼黑、漢堡與科隆等地陸續傳出伊斯蘭極端份子攻擊事件，打著仇外旗幟的民粹政治勢力迅速崛起，不少地方社會氛圍從歡迎轉成質疑，輿論也從大加讚揚轉趨保守。
(FouadHamdan/漢堡難民事務部門市民參與計畫專員)
我舉個例子。我們曾碰過十四個非政府組織連成一氣，發起「讓漢堡更好地整合」的運動。這名字取得很聰明吧？可是實際上，這些人彼此都是鄰居，屬於社會中高階級，而且都居住在市內高級住宅區，付得起法律訴訟費，裡面很多人甚至也是律師，這些都不打緊。當我們打算在他們的社區附近興建大型難民社區和高品質公共住宅時，我說的可不是簡陋的難民營，而是整齊的貨櫃屋，可容納五千、三千、兩千人的那種社區，他們一聽就立刻說，絕對不可以，想都別想。期間雙方持續溝通，到了最後他們說，我們其實並非反對難民，只是不想讓家附近一口氣出現五千、三千、兩千人。一個社區至多只能放三百人，而且必須平均分布在漢堡市內，這樣對社區才能更好地融合。
市政府最後不得不向強大選票壓力低頭妥協，接受小型難民營和公共住宅的建議，同時尋求與都市規劃研究機構合作，啟動「為難民找地方（Finding Places）」的市民參與計畫，最後總算圓滿了難民安置問題。來自敘利亞、四十二歲的MutazEnjila是計畫受益者之一。2015年他獨自抵達德國，被迫在難民營生活兩年，靠著濃烈的思念和微薄的津貼度日。
(MutazEnjila/敘利亞難民)
「當時每件事對我來說都很艱困。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你不知道沒有家人在身邊，日子該怎麼過。」
「德國政府一邊協助難民學習德語，一邊輔導難民找工作，這非常重要，因為找工作不容易。」
儘管Mutaz在中東地區已是資深新聞從業人員，有關單位仍鼓勵他參與為期半年專門訓練課程，協助豐富他的履歷，後來順利進入網路媒體擔任兼職記者，報導少數族群在漢堡的動態。期間他好不容易盼到一家五口團聚，一起入住漢堡市西區新落成的公共住宅。政府代為支付每月八百歐元房租，待日後謀得全職工作，或屆滿兩年居住期限才需搬離。人生際遇總是難以預料。翻開舊照片，Mutaz忍不住感慨，自己也曾是有白色洋房、兩輛房車的人生勝利組。
(MutazEnjila/敘利亞難民)
「那時候我們的生活狀況非常完美，在2010到2011年的時候。」
(SousanEnjila/敘利亞難民)
「我很想念我的家庭，我的回憶，我的大房子，一切的一切，每個地方，我在敘利亞擁有很棒的回憶，但戰爭迫使我們踏出這一步。」
Mutaz現在幾乎能夠自力更生。原本為中學英語教師的Sousan，過不久通過德語高級檢定考試後，也會開始找工作。他們現在的落腳處，是規劃為本地人和移民混居的社區，規模三百人左右。在當地人鼓勵下，一家人生活逐漸恢復安穩，忙著交朋友融入本地文化，學著以正面態度看待人生。
(SousanEnjila/敘利亞難民)
「我們同時也必須為當地人著想，因為是他們幫助我們，提供了庇護，所以我們絕對不浪費時間抱怨。」
(MutazEnjila/:敘利亞難民)
「我們的故事並不因為離鄉背井而畫下句點，故事並不因此打住，儘管過去的痛苦和悲傷仍如影隨形，但我們努力試著讓生活更好。」
協助無數新移民在異地重生，自己擁有德國和黎巴嫩雙重血統的Hamdan先生說，儘管當初將難民化整為零，分散安置的提案，確實讓市政府被迫因此多花了很多錢，但事後想來，這樣的處理確實比較細緻，讓族群之間得以更快更好地融合，降低不必要的社會衝突。猶如漢堡一直是開放的港口，市民們展現出寬闊的胸襟，展現愛與包容，最後也讓移民的多元背景，進一步妝點了市容，增添了城市動能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