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系統理論行政學的八卦，YOUTUBE、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知道，和時代力量的諸多委員、黨公職比起來，我對於社會以及這個黨的貢獻是遠遠所不及，但，黨裡一直有些問題，也一直都存在，很久了，既然沒有人要撕破臉攤開來講，那就我來吧。
　
這些話，是我從2015年加入時代力量參與選戰，歡欣鼓舞進入國會到現在，一路以來目睹的黨內矛盾，寫出來，一來是我對黨還有最後的感情，二來是希望黨內所有人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要處理，現在吃力不討好，或許還會掉票，但我認為如果這個黨還自詡理念型政黨的話，這是必須承擔的重量、必須跨越的關卡。
　　
本文總共9632個字，總共分五個段落，覺得太長我下面會附上連結，可以直接選子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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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https://reurl.cc/7go91
【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https://reurl.cc/AQ818
【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https://reurl.cc/bLR6l
【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https://reurl.cc/Mad7W
【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https://reurl.cc/kR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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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
　
　
前言：
　
許多朋友曾在私下聊天時，半調侃半認真的問，「時代力量」是什麼意思？它代表什麼？一般政黨都會以所要表彰的價值融入黨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社會民主黨、綠黨、建國黨，都可以很清晰地在自我取名中看見該黨的意識形態，那麼時代力量呢？時代力量四個字本身沒有與任何價值連結，你們的自我定錨究竟是？
　
殊不知，「時代力量」恰恰精準反映了這個黨的內涵，名實相副。
　
時代力量，就是在這個「時代（當下）」，有「力量（聲量）」的人，合起來組了一個黨，就叫做時代力量，這正是時代力量的生辰八字，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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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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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本文目的不在聚焦個人，而是釐清時力作為一個新生政黨，過去四年運作有哪些弊病，然而黃國昌這個名字之於時代力量，連結實在太強，談時代力量如果完全繞過國昌，也就失缺了一部分，因此這個段落必須談黃國昌和時代力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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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最近因私菸案，引爆台灣社會對時力定位的強烈質疑，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刻意操作，今天換作藍營執政他依然會是戰神，廉能和行政墮落間的二元抗戰，本就是他一直來的主軸，但私菸案不是本文重點，這裡就不多談，國昌的路線後面會再提到。
　
國昌作為政治明星，一言一行最終仍會回到社會如何看待，但對時力來說，目前受到的強烈批判並不是國昌的問題，而是這個黨的問題。
　
國昌在非常早的時候，幾乎是甫進入國會不久就跟民進黨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很早就已經決裂，他也持續在言談中釋放對與「綠」合作的高度排斥，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角度，在執行層面我非常尊敬黃國昌，他是工作狂，對公共事務懷抱高昂鬥志，他的專業知識與揭弊能力不要說在時代力量，在整個立法院都是數一數二。
　
從黨的角度來說，國昌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更是時代力量聲量得以維持不墜的關鍵，他雖然一直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既然黨未曾明確定義黨的方向，那麼自然也沒有衝突問題，在工作上，他將他的工作發揮到淋漓盡致，何錯之有？
　
對黨內來說國昌最大的問題大概是他鮮少談及他對政治的遠程想像，使人無從捕捉他的藍圖，也無從跟隨或討論利弊，這或許是他的謹慎性格使然，然而綜觀他這幾年的路徑，國昌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證主義者，他不常直接談論純政治的觀點，特別是卸下黨主席的職務毋需代表黨後更是如此，他只在持續的行動中實踐自己的路線，但我們仍可從他累積的行為中，包括他偶而使用的隻字片語，例如「藍綠不過半」等，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個路線我在第五段會另外專門討論。
　
國昌的實證主義性格，也反映在他與黨內的溝通上，國昌不太和黨內同仁爭辯政治路線與對錯層次的問題，除了第一段提及的時代黨內衝突沒有檯面化之外，背後隱含的態度是「說那麼多沒有用，打出個成績再說」。時代力量的民選公職們，面對自己的工作無不戰戰競競、戮力奉公，但對「新政治」「素人參政」「各行各業來從政」來說，本就鮮有人能與中研院研究員出身、早在社會運動征戰多年的國昌的戰力旗鼓相當。
　
所以，時代力量的問題不在於國昌路線凌駕黨，而是黨在這幾年間並沒有在國昌路線之外另立出黨自己的路線，也沒有透過路線之爭來處理黨內蘊含的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致使國昌個人完全代表也詮釋了這個黨。
　
年輕的面孔、良好的形象可以得到選民一時的喜愛，但一個黨若要長期發展，一定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明確的路線來爭取選民長期的信任。試問，如果今天國昌離開了時代力量，那麼這個黨的招牌是什麼？還剩什麼？時力還能夠吸引、抓住諸多對新政治高度期待的中間選民嗎？
　
請各位同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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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時代力量的內部分歧，最大程度體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上，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明過這是因為時力內部從未統合的緣故，政治上同陣營不同勢力各執己見時，就都去打，看結果誰的群眾多，這是簡單又實際的方法。但僅限於大家都處在同一個政治框架內時，如果連基本的大方向都各搞各的，那麼黨就會呈現高度精神分裂的詭異狀態，當前的2020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時代力量在選舉中與民進黨的競合關係，不論是以時間軸橫切或縱切，都呈現高度的不一致，以橫切來說，目前時代力量在區域立委的提名，有選區明顯需要和民進黨合作，卻又有選區直接挑戰民進黨現任立委，和民進黨究竟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以縱向時間來看，更是無比矛盾，各位還記得2015年時代力量中和立委候選人胡博硯老師為何退黨退選嗎？不就是因為在專訪中說了「如果民進黨不協調，不排除不支持蔡英文」，引起輿論譁然後迅速被黨部切割，翌日自己退黨退選為時代力量切割止血？
　
當時是2015年5月底，如今已是2019年8月，時代力量至今仍對是否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曖昧不明，在當年蔡英文對國民黨有壓倒性優勢時，時力早早就內部定調支持蔡英文，2019面對韓國瑜與蔡英文，時力這樣高舉理念的政黨，竟遲遲無法在兩人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無非是怕被扣上小綠的帽子，但不論如何對外說明，恐怕都很難不給人2016害怕得罪泛綠選民，2020害怕被執政包袱拖累的觀感。
　
再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同樣的選區、同樣的呂孫綾、同樣的時代力量，兩次卻有截然不同的策略，上次面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吳育昇，代表時代力量出戰的馮光遠最後和呂孫綾整合，退出選舉。當時黨內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去勸馮老師，甚至因此被他怨懟，埋下日後退黨種子？難道不是因為怕選到底馮呂分票讓國民黨撿了便宜嗎？現在卻又主動再次走回這條路，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小綠」這兩個字的陰影是如此壟罩在眾多時力黨人心頭，但究竟什麼是小綠？怎樣才算是小綠？這樣的定義卻從沒有被談清楚過，似乎小綠是一個外界與媒體貼上的標籤，只要一但貼上就要使勁把它甩掉，這個黨是不是小綠竟處於被動狀態，小綠成了故事中的惡龍，人人都知道山谷的背後有條惡龍，卻從沒有人真正看過。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時代力量本身和民進黨的關係一直渾沌不明。時代力量成立之初的政黨定位非常單純，就是時代力量吸引中間、理念派選民，整合傳統綠營群眾的支持，來扳倒國民黨連霸選區。在國會裡民進黨加上時代力量區域與不分區的少數關鍵席次突破半數，促成立法院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這是2016的主軸。
　　
但這樣的想像迅速在時力成功進入國會後破滅了，因為民進黨單獨取得了過半席次，時力戰略想定中的關鍵少數高地不存在，自此後黨內再無成功凝聚共識去定義時代力量的政黨定位，將詮釋權拱手交出，也就注定了在第九屆國會剩下的時間不斷面臨大綠小綠的困擾。
　
時代力量在這四年與民進黨關係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台灣的選制本身就對小黨極為不利，在時代力量成長為第二大黨之前，永遠在單一選區：總統、縣市首長、立委都必須面對是否支持民進黨和合作與否的問題，也就產生小綠陰影；而堅硬的執政邊界也使時力無法參與治理過程，無從分享執政紅利，白話講就是雖然時力本身也喊要和民進黨一起打倒國民黨，但民進黨做得好那選民自然集中支持民進黨，時力反而必須在民進黨的缺陷中證成自己的價值，制度本身的框架註定了時力與民進黨的衝突。
　
在國會內，當黨的戰略定位消失，就變成必須單純在戰術層次取勝來鞏固黨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沒有定位上的不同，只有誰比較優秀，「更左更獨」是為代表。因此除了國昌個人強力的揭弊表現之外，時力黨團自然走向激進化的道路，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必須踩得比民進黨更前緣，使民進黨人抨擊時力不務實、加蔥等指控。兩黨難以合作，因為給民進黨比讚就是在掏空自己地基，這都是黨沒有處理路線問題的後遺症。
　
坦白說，在我的觀點，所謂大綠小綠事實上是史觀的問題，一個黨要建立長期穩固基礎，必須要在歷史中刻劃國家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中鑲嵌自己的價值，這樣黨才有核心，才有穩定的方向；對外而言，黨的核心論述必須要能夠回答選民三個問題：
　
1. 我們從哪裡來
2. 我們該往哪去
3.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的論述給予了人在共同體中、以及台灣在世界地景中的定錨，才有渲染力跟說服力。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和民進黨的台灣史觀便是兩黨的群眾來源，即便是黨內最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也無法違背這個框架。對時力來說，如果順著國民黨228屠殺台灣人、白色恐怖、黨外運動、民主制度成熟這條歷史軸線走，那最終必然導向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終點；也就必然面對應該跟民進黨合作共抗國民黨的道德結論。
　
這是大綠小綠之爭真正的源頭，也是我認為時代力量目前應該和民進黨採取的戰略位置，但倘若時力真正想走出一條長久、穩固、與台灣土地相連的第三條路，那麼應該回頭在既有史料中重新爬梳，尋找並建立一條全新的歷史切入面，在這個軌跡之上闡釋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時力真正應該去發掘的路線，最近也跟一些黨內朋友討論了想來著手進行這個論述工作，可惜不論時間與我的能力皆太不足，未能在時力遭逢當前危機前將這個工作產出一點初步成果，力有未逮，非常、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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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時代力量作為一個高舉價值和理念的政黨，且批判性如此之強，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理論上理當對柯文哲市長的種種親中言行作出反應，但很奇怪，時代力量遇到柯文哲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要馬避而不談，要馬雙重標準輕聲細語，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舉例：今年三月韓國瑜市長訪香港中聯辦，時力在官方粉專以「主權零分」嚴詞批判，到了七月柯文哲訪問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面，時力粉專的措辭就變成了「我們支持柯市長所謂的對等公開透明，更希望一旦對等公開透明不被中國接受時，柯市長能夠堅守立場，拿出態度。」一來一往之間，為何轉變如此之大？
　
事實上也不用答案，路人皆知當然是因為柯市長的支持者，所謂柯粉，與時代力量支持者高度重疊的關係，一旦抨擊柯文哲，便會引來柯粉憤怒的回擊，流失選票。
　
一個政黨，面對有風險的政治後果不可能完全迴避，就算如此久了也會被人看破手腳，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要決策時就有個問題跑出來：誰來負政治責任？
　
我在第一段說過，時力內部本質上更接近諸侯共治的狀態，因此在2018的選舉採取分區負責的做法，也就是台北主委操盤台北選舉，新北主委操盤新北選舉，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說是時力裡的西伐利亞原則。
　
在去年的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北市提名了包括我在內五位市議員候選人。當時在內部大家對於支持柯文哲與否各有判斷，林昶佐做為台北市主委因不欲強勢主導方向影響大家各自最後選舉結果，於是發表了兩篇文章談論柯文哲，希望從中拉開空間，後果並不成功，而候選人也於選舉末段各自表態，台北在柯文哲這一題於是沒有統一的立場。選舉過後，對黨來說，柯文哲問題就變成誰要來扛政治責任的問題。
　
許多人批評為何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國昌鮮少談及台北市政或柯文哲？一來是基於對上述原則的尊重，二來，站在國昌的角度，為何他要來為黨扛這個擔子？比起時粉跟柯粉，昌粉與柯粉更是高度重疊，這在各個政治網路社群都能明顯觀察出來這個趨勢。以去年來說，如果說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支持柯文哲，那麼至少八成支持黃國昌，而在支持者外，兩人的政治路線除了主權方面以外，也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柯的「藍綠一樣爛」與國昌的「藍綠不過半」。既然台北沒有處理這一題，那麼他何須耗損自己的政治能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時代力量檯面上的政治明星都沒有為黨承擔這個站在理念上理當批判柯文哲的責任，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時代力量這個招牌的集體責任，所有人共同承擔。既然共同承擔，那麼似乎又好像沒有人需要承擔，且黨內凝聚共識成本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就被持續拖延到現在。
　　
許多時代力量的成員對民進黨抱持高度敵意，認為時力與民進黨有選票競爭壓力，泛民進黨支持者又常在網路上嘲諷、攻擊時代力量，因此民進黨是時力的最主要競爭者，這一部分來自於上屆政黨票被民進黨招喚流失的陰影，一部分也是前線戰士在戰壕中的視野。
　
但我認為，柯文哲才是在政治上，時代力量當前的最大競爭者。
　
道理很簡單，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才會互相搶業績，而舒跑與可口可樂則否。這是經濟學替代品的概念，時力與柯就是互為替代品，所以柯文哲一直以來也對時力相當客氣，甚至將時力黨主席與時力切割，就是這個原因，因為現階段雙方駁火對彼此的政治發展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台灣社會來看，藍綠各自有其政治軌跡與社會基礎，國民黨以黨國意識形態、侍從分配體系和軍公教打造自己的群眾板塊，民進黨則以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土社群、和農、勞工階級為基礎出發，但隨著時間發展和大環境變化，雙方都面臨越來越多群眾傳統網路接不住，例如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小生意、大公司裡的社畜，一但你照顧不到這些人，也無法為他們發聲，人民自然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這是第三勢力的群眾來源，這個群體我認為還在持續擴大中。
　
廣義上來看、時代力量、柯文哲、黃國昌、館長等人都是這個社群中的聲量品牌，彼此間擁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的支持者。第三勢力群眾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邊界，最大的共通點大概就是素樸的正義感與對傳統體制的不信任、被背棄感。
　
如同去年我在選舉中對柯的批判，我認為柯文哲市長利用他廉能、親民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對新政治有期待的第三勢力支持者，卻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屢屢用民粹的手段發起鬥爭，破壞民眾對社會體制的信任，甚至弱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倘若有朝一日柯徹底掌握了第三勢力群眾，勢必會對台灣的民主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不只是時代力量自身的存續，這個黨能否成為第三勢力裡的中流砥柱，建構出理性、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第三勢力道路，這是我對時代力量現下最深的期待，也是我之所以還留在這個黨的原因，可惜目前為止看來，選舉太近、理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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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是時代力量在2016標榜的口號，也是這個黨最原始的目標：打倒國民黨。然而，在洪慈庸、林昶佐、黃國昌三人分別拉下楊瓊瓔、林郁方、李慶華後，四年過去，這個目標是失敗的，因為顯然國民黨並沒有被打倒，反而絕地大反攻。而究竟在進入國會後，具體要怎麼實踐打倒國民黨這個目標，政治上的進程如何規劃，黨也沒有藍圖來執行。
　
這是所有時代力量成員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到底『打倒國民黨』還是不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優先的目標？」
　　
是的話，怎麼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目前，黨內明顯蘊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根本的差別就是時代力量與藍綠兩黨間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時力應該與民進黨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復辟；第二種，則是在藍綠兩黨間保持等距，就個案與政策監督批判。
　
這是時代力量真正的路線問題，長久以來被埋在檯面下、隱而不鬥的衝突。
　
不論是柯文哲的「藍綠一樣爛」，或是國昌在立法院拉出的「清廉 vs 弊端」都是一種在藍綠兩黨之間中立的形式。「藍綠一樣爛」，任何對台灣民主歷史以及政治現實稍有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去脈絡帶風向，與事實違背的話。即便站在最嚴格檢視的立場，馬英九執政與蔡英文執政，何者實現比較多時代力量支持的價值與政策方向，難道我們分不出來？
　
而以監督對抗權貴結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分野，這樣的路線，或許有機會能夠突破既有的藍綠板塊，讓時力繼續穩定成長，但這個路線本身是由不斷不斷的戰鬥串連起來的，無法預測事件，政治上也沒有明確的遠程方向。我認為，政黨的功能，終究還是要給支持者指引一個方向，告訴大家，我們究竟希望把這個國家開往什麼方向？更何況，以時代力量如此重視台灣獨立這四個字的政黨，主權議題、中國威脅，我們怎麼能夠不視為優先問題？
　
如果將視角拉出立法院、拉出台灣政府部門之外，拉出台北市、拉出台灣，我們會看到，中國正在殘忍的壓迫周邊民族的生存空間，上個禮拜，香港23個公部門發表聯合聲明，嚴詞批判港府，港人已經幾乎要走到了武裝抗暴的前線。我們能獨善其身嗎？台灣能置身事外嗎？
　
反紅媒，多少人在雨中走上街頭，不就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這是正在發生的威脅？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結合，加上韓國瑜捲起的民粹風暴，眼看就要對台灣民主構成最強烈的威脅，時代力量這時候難道還要猶豫嗎？還能不採取行動嗎？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 Wiesel 曾說：「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從非受害人。」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威權，在藍綠間中立，我認為同樣亦相去不遠。
　
赤裸地講，我至今仍打從心底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以我所學習的台灣的歷史發展，以我這幾年在政治圈工作的所見所聞，我依然認為國民黨是阻礙台灣進步，邁向下一階段的最大障礙。
　
過去國民黨阻擋台灣民主化，民主化後阻擋轉型正義，阻擋各項社會改革，現在要阻擋台灣在美國幫助下真正脫離中國勢力影響，阻擋台灣建構成一個更成熟更穩固的自決共同體，國民黨永遠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危害台灣的那一端，這就是這個1949年來到台灣的殖民政權和台灣本土社會間永恆的衝突。
　
這樣的政黨，如果時代力量如果不能夠讓時力的支持者們明白：台灣必須先面對這些歷史的沉痾，花費更多時間解決檯面下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後，才有可能向真正公平、效率的社會更邁向一步，那麼這個黨，我認為有愧於諸多對時代力量推動台灣寄予厚望的人，也辜負了當年時代力量創黨的精神。
　
如果時代力量怯於小綠的心魔，怯於將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差異說出來，怯於指出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那麼即便時代力量本身成長了，但國民黨執政完換民進黨，民進黨執政完再換國民黨讓它復活，這樣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好嗎？容我提醒大家，台灣打從有總統和國會直選以來，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政黨輪替就是2016年，這是一個多麼艱難不容易才走到的下一階段，難道我們要讓它倒退，所有努力都變成白費嗎？
　
這不是什麼用大局綁架、或是某些人口中嘲諷的芒果乾吃太多，真實處境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相對富裕、安全、穩定的地方，那麼也應該要了解，這樣的狀態有多麼不容易，它需要這個社會付出力氣、付出汗水維護，即便過程發生一些問題，也不該因此中斷。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生活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就是因為有國家的壁壘幫我們擋下中國的入侵，如果讓國民黨重新上台自毀長城，那麼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因此滲透進台灣。用積木堆起城堡要很久，推倒它只要一瞬間，時代力量在這個關頭還有模糊的空間嗎？
　
這不是時代力量哪個人，或是黨主席要獨自處理的問題，而是時代力量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
　
我在此向所有時代力量的夥伴沉重的提問：
　
時代力量到底有沒有勇氣說出：「對，我認為現階段民進黨繼續執政，時代力量作在野黨監督，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的。」？
　
時代力量能不能夠和民進黨合作，讓台灣歷史開向我們期待的方向？
　
自2015年入黨至今，儘管一路上諸多質疑，基於政黨倫理，此前從未公開批判，今天到了這一步，實非我所願。如果時代力量還是無法面對自身的矛盾，還在困於選票計算，迴避應該承擔起的社會責任，那麼我對這個黨的期待、在這個黨的路，或許也走到了盡頭。

【#最新抗疫邏輯題：關於封關與醫護人員罷工】

關於香港醫護人員應否罷工這議題，只是源自政府何時封關這決定，背後有其科學分析。特區政府需要思考的，根本不是這些醫護人員是否「黃絲暴徒」這類莫須有的政治指控，或醫生罷工是否符合道德一類哲學問題。只要沙盤推演一下，一旦更壞情況出現，會怎樣？

1. 一個地方的醫療系統，包括公家、私家，軟件、硬件，都有一個maximum capacity，不是林鄭月娥說的「資源無上限」，派錢買物資，就能無限量增加。恰恰相反，醫護人員是高度專業的職業，也需要一定本地知識，無論額外撥出多少資源，增加的capacity，都一定不會significant。

2. 假如醫護capacity可以無限增加，理論上，才可以全方位提供大愛，但這是不可能的。在上述前提下，一個地方遇上大規模衛生危機，例如疫症，有限的capacity，一定應以本地人健康為優先，這是政府收稅運作提供的基本職能。假如同情外地人，可以用其他方法支持，例如捐錢，但不能影響本地醫護的maximum capacity。

3. 假如出現一個情況，香港醫療體系因為照顧非本地人口，而耗用了大量capacity，一旦疫情本地大爆發，反而不足以保護本地人，屆時的民情，會是怎樣？偏偏這問題不是假設性問題。根據目前的數字推演，已確診的案例，大多來自高鐵；而從醫護人員透露的資訊，醫院內求診的疑似案例，不少不是本地人。至於目前身在香港的非本地人、農曆新年假期後回港的非本地人，數字一定不會少。也就是說，在不久將來，香港出現因為醫療資源而起的嚴重中港矛盾，機會切實存在。

4. 香港必須儘快封關，除了是儘量避免疫情傳播（雖然已經太遲），也是發出正確訊號，不鼓勵非本地人在非常時期，佔用本地有限醫療資源。假如因為不封關，而導致疫情大爆發，這會出現兩波危機：

A. 第一是醫護人員人身安全的風險大增，而這些風險，大部份來自行政失誤，並非他們應該承擔的。
B. 第二是在有限資源下，中港矛盾可能急速惡化，這是極其敏感的政治事件，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防微杜漸，更不應讓醫護人員成為磨心。

5. 由於以上兩大危機都有實質出現風險，而且都足以造成比2019年更嚴峻的全方位風暴，任何有可能減低這些危機出現的手段，主要是政府即時果斷的措施，都是應該的。政府即使不能做，也要有其他措施解決這資源問題。但假如政府已經完全癱瘓、失常，任由危機惡化，又拒絕聆聽、回應前線訴求，能夠令其警醒的任何手段，包括香港前線醫護人員醖釀的罷工，或其他可能有效的做法，都是合理回應。而前線醫護人員的任何決定，無論最終是怎樣，都是代表香港市民，都是應該支持的。

6. 政府不贊同醫護人員行動的理由，不計哲學層面，只有兩個：政治上，林鄭月娥要繼續「止暴制亂」，不願意縱容所謂「激進行動」；社會上，一些大愛醫護人員也相信救人是天職，不分地域，否則是失德。但邏輯上，反對他們罷工，只會直接增加上述兩大風險：屆時中港矛盾大爆發，政治上的亂局，只會嚴重百倍，抗爭只會激烈百倍；而醫療上一旦超越了maximum capacity，人命損傷會只多不少。因此，無論哪方面看，只要政府改策依舊，危機早晚出現，盲目上綱上線反對罷工，才是counter-productive的。

7. 我有不少前線醫護人員的朋友，他們的憂慮、怨氣和憤慨，已到了臨界點，政府卻通過醫管局嚴厲打擊任何集體行動，甚至連一般醫護人員對可疑非本地案例的查詢，也是能按下則按下，只願息事寧人。這是火上加油的維穩，加上官僚逃避責任的習性。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在非常時期，還會這樣運作。

林鄭月娥口中的「激進行動」，其實是最理性、最能避免更大悲劇的溫和行動，而且只要政府有合理管治，本來就不會出現。她領導的攬炒團隊，才是真正的激進。

訪歐第一天

布拉格，凜冽寒風。哥德式垂直尖塔如劍聳立，巴洛克式華麗潔白點綴著金飾與天使，斑駁的石磚道，雖然找不到許願池投下希望，畫面仍然優美不敢看。

行程重點之一，在台北市與布拉格市締結姊妹市，並簽署兩份備忘錄。由於布拉格市長年輕時來台實習，又在台自助旅行，故對台有良好印象。種種原因，締結良緣。

締約之初，台北市議會曾為簽約的名義起過爭執，包含我在內的許多議員希望以「中華民國台北市簽約」，我只要確認北市有曾經爭取、或向台灣外交部反應即可接受。然實際是外交部定以台灣台北名義簽署，北市府無作用能力，而北市議會最終也認可台灣台北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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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市府團隊對台北的捷運系統、悠遊卡、智慧路燈、社會住宅等都很有興趣。當地捷運電閘系統不完善，常有失足摔落月台的意外、乘車缺少電子驗票系統，往往以人工抽查、社會住宅由於前朝採出售而非出租，降低房價效果有限，種種問題在交流後，我方亦歡迎布拉格再來台北考察。

大學時期政治學讀到「社會資本」，說北歐國家無驗票機制，是由於信任而減少成本。然而現實狀況看，近年逃票者眾，故市府須改弦易轍。

有趣的是，談及公務員的人事行政，柯市長提及了「345理論」，在北市是3人做5人工作領4人薪資，而布拉格市長說他們也是。

簽約細節，發現值得改善之處，都直接建議市長與市府團隊，市長也表達認同，建議內容就按下不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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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之外] 古代皇室的最大安息地：古市古墳群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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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古墳 #世界遺產 #硬要扯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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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倦了心齋橋的遊客喧囂？看膩了梅田的時尚男女？覺得大阪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就讓我們稍微離開市中心，到大阪府的東南方的幾個小城鎮散步吧。自從2016年拜訪了以古墳為主題的「#大阪府立近つ飛鳥博物館」，開啟了我對關西一帶古墳的興趣，陸續以古墳為旅行主題。我認為，唯有考察古墳位置、形式、遺緒、敘事，方能得到理解過去時空之鑰。「#古寺古墳群」一直是我想拜訪的地方，和「#百舌鳥古墳群」同為古墳時代最重要的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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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化的巨大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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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寺市位於大阪府中南方，自阿倍野搭乘近鐵南大阪線，大概30分鐘就會到達，是一個僻靜的小城鎮。不過城鎮雖小，卻是古代文化的孕育之地。藤井寺市位在大和盆地口，地勢平緩，偶有丘陵，土器時代前就有人生活在此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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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地方土俗與中國道教思想的影響，此處成為開土墓葬的優良選址(島津光夫，2006)，還有一處地名就稱「#土師里」(土師ノ里)，「土師」即為古代建造古墳、製作陪葬埴輪的職人豪族。大化革新後，此處設置「河內國府」，即河域之內的國度的環境描述意涵，算是相對富饒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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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不要不要的古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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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市古墳群大部分位在 #藤井寺市，以及 #羽曳野市，建設於古墳時期中期(4世紀~6世紀間)，於東西2.5公里、南北4公里範圍內，共有大大小小246座古墳，目前是世界遺產的日本國內暫定名單。你可以輕鬆自在地漫步於古墳中(?)，僅僅花個2小時，便可見到日本體積最大的「#應神天皇陵」，與其他重要的「#仲姫皇后陵」、「#仲哀天皇陵」、「#允恭天皇陵」、「#日本武尊陵」等。古墳的數量眾多，幾乎是沒幾步就可撞見一個知名或不知名的墳塚，有些古墳規模宏偉有如一座草木豐美的小丘陵，春天觀櫻，秋天賞楓，還可以在坡上野餐呢(像是古室山古墳、赤面山古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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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墳的政治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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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葛井寺一旁的路徑走，很快地就可以到達體積巨大的應神天皇陵。沿路經過一座陸橋，興奮地爬上登高遠望，廣闊的深綠色森林匍伏在低矮的民宅後，日常空間中有一座遠古設施隱匿著，千年前的政治權力結構展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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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墳時期，#葬送儀式與政治權力結構有著相當緊密的關聯性，埋葬地址的空間因素、埋葬設施的構造、送葬禮儀的安排反映了古代國家形成期的制度性過程。像是古墳營造的選址、規模、造型有著王族、貴族與平民的劃分，逐漸形成階層較為鮮明的社會系統(都出比呂志，1989)，在古墳建造的數量上，也於古墳時期中期、晚期暴增，透過大型古墳營造所需的強大財力人力之統籌營運，來展示(exhibit)王權的強度，可以說是一種混合「#展示複合體」(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Bennett, 2005)，形成了一種規訓綜合與權力關係，上演了國家形成初期的巨大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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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場國家與銀河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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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藤井寺市亂逛著大小古墳，腦子裏浮現日本古代國家形成的圖像，皇權的顯現(emerge)、權力的展示、國家的上演。我們可以從人類學家Geertz(1980)#劇場國家(theater state)與Tambiah(2013)的 #銀河政體(galactic polity)兩個理論概念來想像這政治秩序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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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ertz在《尼加拉：十九世紀峇厘島劇場國家》一文中描繪了峇厘島上有別於西方的政治運作，透過 #戲劇性的象徵形式「表演」出「國家」的具體形象，在這樣的模式中，國家並不是一種行政體系，反倒比較像是一種示範，宣告世人「#我就是王權」，對應於宇宙整體秩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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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泰國社會研究者Tambiah也提出一個有別於西方社會模式的政治模型：銀河政體，其權力系統並非相當集中，#結構有如許多行星環繞太陽的星系，各權力中心不一定是和諧的，更可能是充滿衝突矛盾的，且以模糊的象徵性力量所拉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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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秩序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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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看古墳、飛鳥、奈良、到平安時代，日本國家形成初期，送葬儀式、埋葬設施、死亡世界的神話觀點等，一直到《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寫成與論述確立，正有著上述兩種政治秩序的過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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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市古墳群，無論是觀賞風景秀麗、散步健身，或是窺見此地的悠久歷史性格，甚至是回答「#社會如何可能？」，詮釋日本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生成，都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訪的「#大阪之外」的地方。你還不快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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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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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島津光夫. (2006). 古墳の石. 新瀉應用地質研究會誌. 66, p9-3.
2. 小笠原好彦. (1985). 家形埴輪の配置と古墳時代豪族の居館. 考古学研究, 31(4), p13-38.
3. 都出比呂志. (1989). 古墳時代の王と民衆 (Vol. 6). 講談社.
4. Tambiah, S. J. (2013). The galactic polity in Southeast Asia.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3(3), 503-534.
5. Geertz, C. (1980).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19th cent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6. Bennett, T. (2005).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Thinking about exhibitions (pp. 71-93).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