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四大理論的八卦，PTT、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Joe：「我研究很務實的經濟學，也去過一些實地國家旅遊過或住過，很多台灣人或蛋頭學者會覺得（蛋頭學者全球各地都有），地球上有哪個國家的政策或稅制，可以讓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貧富差距縮小，然後人們普遍都能買得起房地產，我心裡的想法就是，因為你沒有長住過那個你想像中的國家，沒有看過的外國月亮，超圓，在歐陸大部分地區，人們傾向於租房，而非買房，不過這不代表貧富差距就全都能縮小。」

2018年8月18日，德國之聲（DW）播放了紀錄片《不平等：財富如何變成權力》，紀錄片揭示德國驚人貧富差距，5%的人擁有50%不動產

你知道「看不見的手」理論嗎？其實，「看不見的手」不單單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且資本家們還經常通過「看不見的手」操縱政治，制定益於自己的政策，德國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福利國家。但是德國社會卻正在向不平等發展。對於德國的工薪階層來說，工作已經不再代表發展，這只是一種謀生和維持現狀的手段。年輕人相比他們的父母，儲蓄越來越少。而富裕的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方法，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富有。

在《Inequality：how wealth becomes power》的紀錄片中，DW記者跟拍了分屬三個階層的代表人物長達6個月的時間，他們分別是代表新貴的Christoph Gröner的富豪，代表中產階級的Thomas Clauss和代表貴族階層的「馮先生」。通過他們的經歷，向人們揭示了德國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和思考。

1、白手起家的新貴
Gröner是德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對德國政策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老百姓卻很少知道。他的父母是老師，他白手起家，如今的資產包括各種不動產、投資和公司的股票。

Gröner：「假設你有2.5億歐元，哪怕你把它們從窗戶扔出去，它們還是會回來的。你無法摧毀它們。你可以購買不動產，不動產就會升值。你可以買黃金，金價就會上漲。買東西是無法摧毀財富的。」

每天早上8點，司機會將Gröner接上，前往工作地點。Gröner說：我也喜歡開車，但是我不能開車，董事會不是僱我開車的，Gröner創辦的CG集團是德國最大的地產商之一，目前德國的房地產市場只有一個走向，那就是「漲」，在紀錄片拍攝期間，CG集團剛剛買下了Steglitzer Kreisel寫字樓，希望將此改造爲柏林最高的住宅樓，在拍攝的時候，他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自我挑戰的人，他挑戰自己要在5分鐘內爬上30層的大廈。而他的員工就在樓頂爲他計時。

Gröner跑完之後說：「挺好的，但是我還可以跑得更快。我中學的時候看到Boris Becker（德國網球名將）贏了溫布爾登，我當時就想，等着吧，我會和你站在一起的。」

CG估計在Steglitzer Kreisel改造完成以後，每平米可以賣到10萬歐元。在過去二十年中，CG在柏林建設了4000多座公寓，目前還有3000多座在建設之中，目前有500名員工在CG的總部辦公樓工作，而Gröner最重要的員工之一就是他的私人助理Angelique Lisa，Lisa說：「你還在杜塞爾多夫的時候，他已經啓程要去蘇黎世了，過一天他又回到柏林了，然後他又去萊比錫了。之後他會休個週末。」

記者：「他睡覺嗎？」
Lisa：「有傳言說他每天睡4-6個小時，從他的日程表來看，我想也沒法睡更多了。有時候他半夜發email。」

Mario Lauterbach是總部大樓的保安，他和CG簽了半年的合同。Lauterbach接受了14年的教育，可以說3門外語。他表示，如果他還有機會選擇的話，他更希望做一名律師或者法官。這纔是他的興趣所在，目前Lauterbach每個月掙2000歐元，這對維持他的生計來說不成問題，但是其它的就別想了。

相對於Lauterbach每個月2000歐元的月薪，Gröner卻擁有有幾十億的資產。對於這種收入的懸殊，Gröner表示非常理解。

Gröner：「我關心的是我付給保安的錢夠不夠他生活，如果夠了，那麼我作爲僱主的任務就完成了。如果我支付的薪水不夠他生活，那麼我就有問題了。」

記者：「所以你覺得拿你和他比是不合理的嗎？」

Gröner：「當然了，我30年來只請過3次病假。但是你問問我的保安，他請過多少次病假。如果我椎間盤突出了，我會來工作。如果我發燒40度，我會來工作。如果我老婆和我吵架讓我整夜無法入眠，第二天我還是會來工作。問問我的保安他能不能做到，所以那我們做對比是不合理的。」

記者：「但是他能買得起帶游泳池的房子嗎？」

Gröner：「當然不能，但是他不需要那個。我瞭解我的保安。」

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
Lauterbach：「我不能立刻回答你的問題，我想答案應該要全面一些。我的答案是「不」。我思考了很久，這跟他是誰或者他做什麼沒關係。我不想要這麼多的壓力。」

記者：「你想不想要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

Lauterbach：「想。但不想在德國有這麼個房子。希臘會更好。」

記者：「所以，一個人只能幻想有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而另一個人可以有大量的不動產。」

Gröner在柏林有一個公館，在科隆有一個高級公寓，從他的公寓裏可以看到美麗的科隆大教堂。不過他沒什麼時間欣賞夜景。

當今世界有很多關於「貧窮」的研究，但是對於富人來說，卻沒太多的數據和資料。其實不動產資產登記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德國沒有這種制度，對此，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組決定通過其他的方式來了解德國富人的環境。項目負責人Markus Grabka用一張A4紙畫出了目前德國的財富分配現狀，首先有5%的人處於完全負債狀態，然後過了50%的人口之後，收入開始出現爆炸式增長，而最富有的1%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財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導產業，曾經汽車製造是最強大的造富工具，之後做貿易產生了一大批富豪。現在，房地產成爲德國主要的造富工具，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

Gröner：「所有你看到的，都是經過我們拆改建並出租出去的。目前萊比錫每3座不動產工地中就有1座屬於CG集團。」

Gröner並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他曾經就是一名工地工人。他帶記者到一處工地進行講解：這裏所有的磚頭都被專業工人更新了，如果你自己幹過，就更好理解了。我會做石匠，我可以澆混凝土，我可以做鋼材，我會刷牆，我會磊磚塊。我曾經就是幹這個的，我創業最開始就是包工，然後做專業項目，之後就拿地，再之後就參與城市的建設項目。最後成長成爲今天的企業。

在這個房地產大肆盈利的時代，CG爲投資者們打造了大量的投資產品。而許多買家正在大舉入場，拿下新修建的房產。影片展示了Gröner和助手的一段對話。

Gröner：「那人又殺價了嗎？」

助手：「是的。」

Gröner：「這兒有很多買家不斷買房，一套又一套。他第三套買在這兒是吧？」

助手：「我們去吃了頓飯，我說這不能少於450萬，但是他最後講價降到300萬。太瘋狂了。」

Gröner：「今天時機已經成熟，是一個用規模賺錢的時代。我的公司非常需要這個。」

記者：「這不是犯罪嗎？」

Gröner：「當然不是，我認爲這不失什麼壞事兒。」

今天德國的房地產市場肯定是有問題的。富人可以通過房產賺取更多的錢，而普通人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買個房子居住都做不到，這就要討論一個經典的問題，一個人得，是否代表一個人失？

今天德國的房產買家主要是富人、富裕的退休人員和投資人。而像Thomas Clauss和他的同事們這樣的普通德國人，買房只能靠幻想，人們的抱怨在於，房產商所興建的房屋都是作爲投資商品，而不是滿足人們剛需的規格。也就是說房子面積設計太大，工薪階層壓根買不起。所以現在的市場表現出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興建的新房，另一邊是大批大批沒有房人。

紀錄片中，Gröner前往東柏林的一個社區和抗議人羣對話。當地百姓擔心CG的新項目會擡高當地房租，導致他們被迫搬家。Gröner在保鏢和警察的保護下來到抗議現場和抗議人羣「對話」，相比他對警察的友善態度，Gröner對現場抗議人羣就不那麼友好了。

Gröner：「這是非常負責任的項目！你以爲你們喊『滾出去』我就不會建了？！你們有多蠢啊？！多蠢啊？！」

之後Gröner通過手機看自己當時的表現，他很滿意。

Gröner：「這不算是一場對話，不過至少天氣還不錯。他們是第一次見我，他們是第一次見一個堅持自己立場的企業家。」

Gröner：「這種愚蠢的思想阻礙社會的發展，『他賺錢了，他富有了，所以他肯定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錢！』，『他收我們12歐元1平米的租金，我們付不起這個價錢』，其實我們有小戶型，35、40、50平米都有。任何護士其實都可以付得起租金。哪怕我收14歐元1平米，只要乾淨，燈光充足，他們肯定願意付這個錢。而不是60平米的戶型，每平米收8歐元。」

其實哪怕是那些保護Gröner的保鏢和警察，面對這樣的房價也手足無措。不過Gröner堅持認爲，他的戶型設計並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歐洲，足球場是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去的地方。不過同一空間並不代表同處一室。Gröner花2000歐元買了豪華包間的入場券。

Gröner：「我們這些出高價的人幫那些買便宜門票的人墊付了許多錢，這是我們的巨大貢獻。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那個人花了20歐元，而我付了2000歐元，這就是一種公平。不是嗎？」

CG在當地買下了一個老工業園，進行開發。影片展示了一個德國普通中產家庭來CG小區看房的經過，Clauss夫婦和兩個孩子，他們都有體面的工作，現在他們是租房生活，不過他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CG興建的小區每個單元有9戶公寓和兩個閣樓，一大一小，Clauss家並不需要頂層閣樓，他尋找的是一個帶陽臺的四室公寓。這個小區的一樓戶型每平米售價3450歐元，也就是說一共要花45萬歐元。

男主人Thomas Clauss表示在30歲以前他們還沒考慮過退休問題，但是現在他已經40歲了，名下依舊沒有不動產。所以他甚至無法確定銀行會不會在沒有多少擔保的情況下貸款給他，目前94%的購房者都不是當地人，也就是說這個價格目前已經不是當地人可以負擔的了。

今天德國的主要購房者是富人，退休者和投資人。不單單是Thomas，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全都買不起房。

Thomas Clauss：「我需要的是符合我生活需求的戶型，但是他們建造的房屋並不是普通家庭需要的戶型，是典型的投資產品。我玩不起這個『遊戲』，我的同事們也玩不起……」

同事A：「他們造了很多我們普通消費者不需要的房子，這很恐怖，多數人都被落下了。」

同事B：「今天有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高價的房屋，另一邊是一大堆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只好搬家的人。不管你多喜歡那個社區，你只能放棄。」

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其中萊比錫的現象最爲嚴重，只有10%的萊比錫人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60%的新房產和94%的翻新房產都被萊比錫以外的買家購走，Thomas Clauss現在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爲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太太已經縮減了大量工作時間。下班回家之後，Thomas Clauss和孩子們交流一天的見聞。之後和太太商量買房的事兒。

Thomas Clauss：「擁有自己房產的想法很誘人，而且房子的方案也很棒，而且開發商強調這些房子就是爲工薪階層興建的，所以我也覺得很有興趣。但是看看價格，好像我們並不是他們的目標客戶。我們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繼承，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工資。45萬歐元對我們這種家庭來說簡直是天價。一年得賺多少錢才能存下來這個錢？所以有時候我會擔心變成中下階級，而不是中上階級。我想所有人都有這種擔憂。」

Thomas Clauss：「我很幸運了，我爲一個大企業打工。對萊比錫人來說，我算是贏了彩票了。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收入可以和房價相媲美。」

Clauss家並不貧窮，但是他們屬於一個現代非常尷尬的階層——中產階級。他們不掌握財富，但是需要爲了生活而工作，在德國有一個網路活動，內容是中產階級在網上公佈自己的收入。這是一個很好的數據收集地。比如一個汽車公司文員月薪爲1600歐元，康復診所護工月薪1648歐元，土木工程師月薪1970歐元，受訓12年的醫療專業人員月薪2768歐元。

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

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社會主要的財富增長都被頂上1%的人獲得了，而中產階級或中下階層收入基本沒有增加，甚至在下降。」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一個堅強的中產階級羣體是建設穩定繁榮民主社會的基礎，如果發達國家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越來越脆弱，那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兩極分化的社會能建設民主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現代社會已經處於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不嘗試制定一份全新的社會契約，那些被現代經濟體制傷害的人，他們是大多數人，他們將會反抗的。」

Thomas Clauss在西門子當了9年的工程師，他在工委會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想象他會在這裏幹到退休。就在節目攝製的近期，西門子剛剛公佈了60億歐元的年利潤，但是又有傳聞稱，股東給西門子方面施壓，要關閉Thomas 所在的工廠，因爲工廠長期效益太差。

Thomas Clauss：「沒什麼是安全的，現在住在出租屋裏頭就不安全。我家現在就靠一份薪水過日子，這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每當我們聽到這種傳聞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我們現在的不穩定感到極端焦慮。」

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Piff：「研究普遍顯示，不平等是造成人際關係疏遠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撕裂社會組織模式，讓人和人之間產生巨大的距離。」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不平等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人們有着不同的智力，能力，長相，父母……但是作爲社會學者，我擔心的是不平等會累積出『財富王朝』，資本通過血緣。這會造成這種不平等被固定化和制度化，並且把其他人獲得財富的機會給破壞掉。」

富貴並不是一個組合，Gröner雖然富有，但是他還遠算不上尊貴。在德國，「尊貴」是無法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必須要靠出身，只聽到他的名字中有個「馮」，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貴族名字。所以我們就用「馮先生」來代指他，馮先生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富格爾家族，那是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大部分屬於今天的德國）最富有的家族，他們曾經兩次贊助自己支持的選帝侯買下神聖羅馬皇帝的寶座。

影片中，馮先生駕駛着一輛奧地利老式軍車帶着攝製組在自己德國中部300公頃的森林中旅行。他解釋自己喜歡駕駛軍車的原因是，有時候路上會碰上死鹿，他要用軍車把死鹿拖走，馮先生不允許攝製組透露森林的位置，這是他同意接受拍攝的條件。對於他這種階級的人來說，隱私比什麼都重要。

馮先生：「擁有一座森林感覺真的很棒，因爲你獲得了控制權。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你永遠都要爭取擁有你喜歡的東西。從哲學角度我不能苟同，但是從我的直覺上來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熱衷於擁有我喜歡的東西。」

之後馮先生帶記者們去他的辦公室。馮先生的財富多數來自於繼承，有一個團隊幫他制定投資計劃，保證豐厚的回報。拍攝過程中，馮先生沒有司機，他自己開車，開的也不是什麼豪車，也沒有表現得像Gröner那麼忙碌，記者和他聊起了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還有他的看法。

馮先生：「不平等其實是經濟體系所希望的，而且無法避免。如果你是企業家，或者你繼承了一些東西並且良好運營，你肯定就會比一個單純的僱員賺得多。」

記者：「你覺得德國現在的環境公平嗎？」

馮先生：「是的，我覺得挺公平的，我在街上沒覺得大家不滿。」

馮先生是一個「家族辦公室」的主理人，他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市的萊茵河邊。這個所謂的「辦公室」就是一個私人銀行。在辦公室中，馮先生穿戴整齊，給記者介紹自己的「家族辦公室」。

馮先生：「你應該在你們的影片中提到，這棟建築是少數在二戰中存活下來的老貴族公館（Patrician House），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馮先生：「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一個家族辦公室就應是如此，這個辦公室的任務就是維護顧客的『家族利益』，爲『家族』和『家族成員』提供金融支持。這裏運作的資金一般有幾億歐元。」

其實就連「家族辦公室」的僱員都不認識所有的顧客，一般財富都來自於私人推薦。將錢放在馮先生的「辦公室」中的顧客，可以得到一般銀行無法給出的回報。

馮先生：「我和我的團隊會打造一個投資組合。比如你想要投資房地產，那麼我們幫你研究多少比例投資到公寓中，多少比例投資到商業地產中，多少投資到股票中，多少投資到養老基金，還有多少作爲現金留作急用。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家族將財富一代一代傳下去。」

拍攝中，馮先生向攝製組展示了自己的工作過程。一名投資顧問和他商議在各地的森林投資項目。馮先生用顧客存在他這裏的錢投資芬蘭、新西蘭和烏拉圭的森林。

馮先生：「德國的森林太貴了，沒多少可供買賣的，當一處森林上市銷售的時候，人們都會瘋搶。所以過去15年，德國森林的價值上漲了4倍多。當然這跟我們現在的低利率也有關係。人們在找各種投資機會，你在什麼地方投資，在什麼地方可以進行安全投資，並且獲得可觀的回報。」

很多人認爲，德國戰後的經濟奇蹟是由所有德國人白手起家創造的，如果你想要成爲一個富人，你必須要辛苦工作才能慢慢爬上去。

德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Charlotte Bartels：「在一戰前，德國政府曾經公佈過一次當時的百萬富翁的名單。而冠以這些家族姓氏的人，在今天的德國財富網中依舊活躍。他們通過祖先的錢滾錢，依舊能夠維持自己鉅富的地位。」

根據統計，每年德國人有4000億歐元的財富收入是通過繼承獲得的，馮先生通過派出到世界各地的基金經理進行投資。他們強調他們盈利的祕訣是「自動投資」（automated investment）。他們有一套掃描世界經濟狀況的算法，然後將這些情況用交通燈的方式反映出來。如果亮起綠燈，那麼電腦就會進行大量投資，一旦變成黃燈或紅燈，電腦就會對此項產業減少投資份額。

基金經理A：「我們決定進入市場的時機，幫助顧客確定重新進入市場的時間點。因爲我們的運作是完全脫離情緒的，我們完全沒有個人主觀意見。我們的整套機制，我們的整套算法都是完全建立在數據之上的。」

基金經理B：「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敘利亞或者烏克蘭的危機，都無法真正動搖世界經濟體制的基本運作模式。這就是我們的基準。至少歷史發展到今天爲止，沒有任何常規戰爭真正改變過世界經濟的運作方式。」

記者：「如果有人看到這一幕，他們會覺得這裏有6個成功人士在商議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對很多人來說，你們是造成泡沫膨脹的人，你會怎麼回應他們呢？」

馮先生：「沒人跟我聊過這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馮先生：「今天，很多德國人認爲自己18歲就可以進入德意志銀行當學徒，然後變成一個僱員，最後變成一個部門主管。辦公室裏有一棵小棕櫚樹，和帶扶手的辦公椅。最後在65歲以B級主管的身份退休。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肯定的。」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我想如果老百姓真的知道現在全球經濟競爭有多麼不公平的話，他們會揭竿而起的。」

馮先生所收益的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被稱爲金融資本主義，爲了探究這套體制如何運作，Harrington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資產經理。

Brooke Harrington：「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工作，所以我去了18個國家，包括開曼羣島，英屬維爾京羣島，庫克羣島，塞舌爾羣島，毛里求斯，紐約，倫敦，瑞士……各種地方。其中一項發現就是資產管理界將這個世界視作一個『金融政策超市』。你去全世界各個地方『採購』對你資產增值最有益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規。而一個優秀的資產經理就是那些知道在什麼時候，去『採購』什麼政策的人，在現代投資人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轉換。資本從製造業轉入投資領域，這被稱爲『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今天你完全可以靠食利變成富豪，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流汗。只要把你的錢在正確的時間，交給正確的人，投到正確的領域就可以了。」

這就是三個德國人的故事，而他們的故事詮釋着當今世界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向。

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usstock_news/sinacn/2018-08-24/doc-ivhkacew8852773.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Ixi7BiScI

被罵醜罵到大

從小老媽就很愛說：「比起那個誰誰誰，你長得又瘦又小的，一點都不帥不好看，乾癟樣子好醜。」在老媽從未給過信心並持續打擊之下，對外表沒有信心，已經是標準配備，老早就不對自己有什麼期望、冀望。

學生時期，其實也沒有獲得太多正面認同，尤其選擇性別與人迥異的我，常被同學批評謾罵。即使無關性別，樣貌上的歪牙、歪嘴，也未曾聽過什麼好聽的，再加上老媽對我的打扮不想再花任何心思，我也就一路醜過來。

有時，必須跌落至深淵，才懂得擁有時的珍貴。

我自以為是的認定，被排擠除了性別之外，另一個最大理由就是長得不像樣。這類強大的自卑心作祟，也早種下了未來想要動大刀改變自己的念頭。或許是一股想要逃脫出身體性別的禁錮，長期對外表的不認同不接受，我不大喜歡與人交流，更害怕接近任何人。

有人或許會認為：「醜就醜又怎麼樣？醜不代表不能做人啊？」是的，這種說法沒錯，可是我剛好又因性別選擇的關係，常常外表被歧視的同時，外在性別差異更容易被人放大檢視，加強整體負面印象，進而對我做出更為激烈、過分的舉止與行為，謾罵事小，動手毆打群毆等，全都遇過。

反正不被人看好，恰巧也能躲在不想被人看到的角落，靜靜等待可以站起來的時機。我對自身的好奇，促使我主動去研究心理學、行為學、社會學等，在專科五年的時間，讀了些奇奇怪怪的書，試著理解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又是一個什麼狀況，想去解讀心理醫生無法給予的答案，但大部分是看不懂的理論跟解釋，阻塞著尚未開竅的腦袋。

被罵久，不想習慣也習慣了。

習慣被家人、朋友嫌棄外表，或是因為性別遭人霸凌、欺負，感受不再像第一次碰到時如此強烈，隨著一次接著一次碰撞、撕裂、拉扯，逐漸熟悉、摸索出一套人們看待、對待我的模式，自己也因為這樣，懂得找到一條可以避開，並且能與他人相處的一套方法，日子有點不同，生活似乎有些可能性正在發生著。

然後，為了歪牙、歪嘴帶來的各種不適、疼痛，克服心中的恐懼，我大膽進行了手術。從原本第一次害怕，到第二次緊張，再到第三次稍微擔心，第四次習以為常，那些令人害怕的針頭、刀具與鐵灰色的手術器具，不再令我感到恐懼。躺在手術台上，只是默默期望醒來後，能夠脫胎換骨，變成更接近理想中的人。

經歷數十次大大小小手術，還有數十年的心理折磨之後，當初在孩童時期所立下的目標「改變自己」，似乎在不經意的角落，被實現、實踐。這一切背後的痛、體悟的苦、感受的疼，直到老媽說出：「你最近是不是又變漂亮了？」

彷彿可悲的人生，在那一刻終於獲得救贖。

但，那些早刻在心中的傷疤，永遠無法抹滅，這才理解到，人醜心醜，比不上自己的意念要來得醜。那些醜，在真正愛你的人面前，一點都不醜；在那些在乎你的人心中，醜不具任何意義。沒有人生磨練、粹煉的那段過程，又怎能理解原本在意的，其實根本不需在意。

我因為心愛的家人、摯愛的親人、疼愛的夥伴們，長相陪伴過後，繞了一大圈，意會到原來要的不是來自外貌上的救贖，重視的更不是改變自己或變美，而是能被身邊非常重視的人，愛著、疼著、憐惜著，那些存於心底層的渴望。相較之下，醜根本不存在於他們的世界之中。

我能成為支撐他們的中心，他們能成為我活著的重心，從小被罵醜到大，不再那麼令我傷心難過。

#感謝藏愛婚紗禮服
#感謝MAGMA攝影

＃原文已遭中共刪除

《為李文亮醫生立傳後，我被約談8小時至今天凌晨》 Original 李宇琛 權益牆 Today

我在派出所對著我的筆錄核對，簽字按完手印之後，一位警察小哥開車送我回家，我打開手機，看到大家在說，李文亮醫生去世了。我苦笑著，看著窗外的夜空，自我下午進來時，已經8小時過去。而我被帶到派出所的直接原因，是我運營的微信公眾平台「權益牆」（即本號）為李文亮醫生寫的傳在內的近期關於武漢疫情的所有文章。（史記 · 武漢疫情八造謠者傳序）

世事維艱，近期每天我都處於信息過載的狀態，前天晚上讀了徐友漁先生1980年發表的《羅素認識論》，梳理了羅素在分析哲學中所做的數理邏輯貢獻，如獲至寶，分享到朋友圈，興奮的徹夜未眠，過了中午，我竟不自覺睡去了。連續的敲門聲吵醒了我，我詢問來者的身份，他們說是派出所的，來瞭解情況，我大概清楚，是昨晚找完參與討論史記這篇文章的師妹後來找我了，我打開手機，發現師妹發來不少消息，也有許多未接電話，其現居地警察帶她到所里詢問，指出權益牆最近關於武漢疫情的文章，存在問題，要引導她重回正軌。我在權益牆的討論群中告訴大家，警察來找我了，現在上車去派出所去。

上車之前，警察詢問起我的工作與學歷，我回答律師實習，學歷是西政本科，英國還有一本科一研究生學歷，他說，高材生呀，高材生怎麼網絡發言還不謹慎？我問他，您說的是我哪條發言？他說他沒看過，只是上面告訴他而已。我沒有搭話，用手機發出第一條朋友圈，告訴大家，我被警察帶走。作為普通公民，公開是我唯一留存證據自我保護的方式。剛發完，旁邊的年輕警察對我說，手機收起來，現在別用。我說限制我的通訊自由，這是在拘傳我嗎？他說沒有拘傳你，只是請你配合工作，我說你工作得配合法律啊，老警察來說我作為所長親自來接你，你還要我怎麼配合？

到派出所後，他們要我等人來，我便在大廳坐著，環境很像我過去常被喊去的西政保衛處，淡黃色大理石地面，潔白的四壁印有紅色標語。我發了第二條朋友圈，並聯繫我值得托付的好朋友，麻煩他截圖轉發我的朋友圈，以防我手機被檢查而強制刪除。所幸，我在被約談期間，沒有被收取手機，我爸媽擔心我的安危，我發微信告訴他們在錄筆錄，我爸回我：「這回話不是你回的吧」。於是我撥通視頻來電，我給警察遞過去，他們也聊了一會兒。

我很難跟各位讀者描述，大學期間至今，經歷了三位數以上的各式各樣的約談之後，我是如何成為在約談中游刃有餘、口若懸河的狀態。我想，我的經歷並不能代表約談的這一普遍體驗，這次約談8小時，3分之二甚至4分之3的時間，是我在說話。我有朋友，3年前在學校被約談後，戰戰兢兢，自此不敢發聲。我比他好點，話敢說法敢普理敢講，但這種唇槍舌劍於我而言，傷害很深。我常自黑，因為自己解構自己，自己嘲弄自己，才能反求諸己，獲得些許免於恐懼的自由。

A警官出現了，棕色皮夾克，休閒褲，口罩也戴了脫了線，談話時他跟我說，今天凌晨5點，我讀書未眠的時刻，他在高速路口檢查疫情。想想，我倆這缺乏睡眠的狀態，我未吃飯的狀態下，咱聊了8小時，實屬不易。我後來感慨，咱倆這螺絲釘，再如何不同，皆為疫情當前的公民，為了所謂治安秩序，互相磨著我是否愛國與否，何以至此？他未置可否。

他具備基本的邏輯，整個談話過程，雖立場不同，但至少有的聊。聊了一半的時候，一排派出所警察進來告訴我，這是國寶大隊的警官，要我別做詆毀國家的事情。我說我批判時事不等於反對國家，這位警官說那你也沒誇國家，我說你朋友圈拿給我看一下，我看你有沒有誇國家？他眼睛瞪大了瞧著我，走了。

我們進的是一間調解室，他沒有收取我的手機，我大概明白了我的處境尚未到訊問室的境地，有些釋然，但又自覺悲哀。我因為給武漢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們立傳，呼籲保護言論自由，但文章推送後自陷其中。

A警官給我看了警官證，客氣地請我坐下，並麻煩同事給我倒杯熱水，我午睡醒後正缺這杯水，我很感謝。

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你愛國嗎」

我回答：「愛啊。」

他問我父母家庭背景，問我家裡有沒有因為拆遷、套路貸等原因對社會和政府不滿？我疑問這是什麼原因？如果我有違法犯罪，就事論事即可，緣何要知道我父母的情況？我直言我是做刑辯律師實習的，詢問、訊問筆錄見過不少，沒見過這種類似於60年前調查家庭出身的。他說，瞭解這些，是想瞭解我的背景，好與我溝通。

我要求他直截了當的告訴我，起因何事。但是他跟我所經歷的歷次約談相同，先聊起了國家大勢，於是我知道這將是場漫長的交流了，我知道我要面對的。

於是他提反腐倡廉，我提依法治國，他提大局意識，我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提輿論的不良影響，我提人民群眾的監督作用和政府合法性來源於人民，他提社會和諧團結，我提十九大之後我們國家的主要矛盾發生的變化，他提正能量要注意慎重發佈負面信息，我立刻否認這種提法，不能將負面信息等同於負能量。

一來一回，他舉例，我也舉例。沒有爭吵。雙方基本達成了共識，而這共識，則後來落實為我的個人聲明。

而至於對於涉事文章本身，他的觀感是這些文章總是批判，看不到政府的積極作用。他自然是認為需要我這樣的人，但他認為，我應該全面看問題。我說，政府積極作用，自有宣傳部門來做，我作為公民，可以選擇自己為這個社會說什麼話。他說這樣的視角總會片面，我說面面俱到的大局意識是要求公權力，而非要求私權，我選擇成為批判公權力的公民。

我當時想起那句流傳的話，當尖銳的批評聲不被允許，不夠賣力的贊揚或許也成為了錯誤。

他得知我留學英國2年的經歷後，還特意問了很多問題。可惜我是個從小讀中國歷史讀到大的人，留英兩年，逃課不少，讀的中國歷史卻越來越多。

8個小時，我們聊了很多歷史問題、時政問題。坦白講，這場對談中沒有強制性的要求。強制的是我得來被約談。

這是殊為滑稽的一件事，5年學習法律，3個法學文憑，但我現在成為一個需要被約談寫聲明自己堅決守法的公民，只因為這個公眾號的一些文章。聊到大概19點左右，他帶我去辦公室製作筆錄，我感慨這種約談的荒誕，坦白說要寫下來這次約談的細節。他說，這次約談，沒有法律效力，只是找我瞭解情況，瞭解我是否愛國，是否擁護政府，沒有要求我做什麼。我說那我從被警官帶來到現在，我沒有權利拒絕這一過程，你們來找我，我就必須得向你們交代我是愛國的，這也是我作為公民的一項義務嗎？他問我，你寫出來，是想表達不滿，你不要對我們有偏見。我們不是聊的挺好嗎

我說，是你們對我的偏見，我一普通公民被帶來瞭解情況，侵犯我的休息權利和個人時間，來找我約談。

李文亮醫生被訓誡，是否也是如此的邏輯呢？

A警官在筆錄里覈實參與權益牆的師弟師妹個人信息（是覈實，他已掌握），被我立刻回絕。我最後簽名捺印的筆錄版本里，所有表述均為權益牆作為李宇琛的自媒體，文章均為我一人負責撰寫、編輯、審定、發佈。

他說我有擔當，我看著他說，我得依法。

我西政的師弟師妹問我，師兄，我們會有事嗎？我想，如果我們這樣的文章能有事，不是我們出了事，而是他們出了事。

請諸位原諒，現在是2月7日凌晨4點36分，40小時未眠，我撐不下去得休息了，還有很多很多內容很多很多，我沒有來及寫。上面寫的也很亂，但我向來實名寫作，所言皆是實名的言詞證據。

我為何趕著熬夜寫下上述信息，因為今天白天大概率還是要找我約談，應該是另外的人來。如果現在不寫出來，可能今天之後，我就沒辦法公開寫文章了。

如果還能寫，我一定會完善寫好的。其實，關於李文亮醫生們的境遇，我還有3篇文章，一篇談的是謠言的法律、傳播學、社會學性質，一篇談的是表揚李文亮，一篇是關於訓誡李文亮醫生的舉報信。三篇皆初稿既成，還未定稿。希望我還有機會發佈。

被訓誡的李文亮醫生離世，他說，健康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他在群里提醒了周邊親友。我想，我對他最好的悼念，是我繼續做公民，繼續做權益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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