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發生了一起人倫悲劇。
台南一位年邁的母親,長期照顧患有思覺失調症的女兒,因心力交瘁,加上自己身體也不好,母親便想帶女兒一起走。留下尋短訊息後,母親殺死女兒,也拿著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但被趕來的警察阻止。
這起悲劇,真真切切地反映出作為精神障礙者的照顧者,他們所背負的壓力與困難。
近年來,罹患精神疾病有逐漸年輕化的趨勢,甚至有在求學階段就發病的青少年、有些長期留滯於家中、也多半仰賴家人的照顧。根據衛福部資料顯示,慢性精神疾患者的主要家庭照顧者,平均照顧年數長達 17.13 年
作為主要照顧者的病友家人,因為長時間、高密度的相處,打亂自己原有的生活,也在照顧工作中逐漸失去自己。
他們一方面可能扛著經濟的重擔,另一方面又要照顧家人,加上外界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與不理解,讓這些壓力也落在照顧者肩上。長期累積下來,讓他們也面臨情緒潰堤的危崖。
除了患者自己,照顧者也會想問,「為什麼是我?」、「又有誰能幫幫我?」
一直以來,我們不斷強調社區支持服務的必要性,也努力為此爭取更多資源。社區支持服務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分擔家中主要照顧者的負擔。
在過去幾次拜訪社區復健機構的經驗中,我們看到了許多病友與疾病、與家人,和平共存的真實案例。病友白天能夠到 #社區復健中心 進行復健,或在 #會所 尋求病友同儕的支持,到了晚上,再回到家中或 #社區家園 居住,形成穩定而規律的生活結構。
在社區資源的支持下,不僅能讓病友能夠逐步復歸到社會裡,也能讓照顧者有所喘息,慢慢恢復自己的生活。
但是,目前臺灣的社區資源佈建,仍遠遠不足、長期遭受忽視。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的規定,各地方政府應依身心障礙者的需求評估結果,提供他們需要的個人支持與照顧服務。這些服務包含:社區居住、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家庭托顧等等。然而,這些服務實際提供給精障家庭的比例極低。以 2019 年的情況來看,社區居住的服務人數僅佔整體的 11.4%,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則是 10.7%,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僅 4.4%,家庭托顧更只有 2.8%。
這樣稀少的服務量,正凸顯了我們的政府,對精障家庭所需的社區資源佈建,仍有非常大的改進空間。
另外,這些社區資源其實也並非全部的精神疾病患者都能使用。
因為根據《身權法》規定,針對領有身心障礙者證明的病友,才會提供相應的社區支持服務。然而,目前我國其實約有 19 萬人領有慢性精神疾病的重大傷病卡,但僅有 12 萬人同時具有身心障礙者證明。這些不願或不符合身心障礙者身分的精神疾病病人,其實也迫切需要相關的社區照護支持服務。
社家署應該正視精神障礙者同樣是《身權法》的服務對象,以具體政策作為,來改善目前精障者社區支持服務資源佈建不足的事實;此外,長照司也應該承接起精神疾病病人老化所需要的照顧,避免讓面臨雙老的精障家庭,獨自承擔沈重的照顧壓力。
照顧病友的重擔不應該全部壓在家人身上,行政院、社政及衛政單位應共同承接起病友所需的照顧資源,別讓他們因為照顧壓力,再次墜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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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成立「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服務,以家屬的需求為核心,為照顧者提供即時的諮詢,並且邀請精神疾病的照顧者擔任接線員,讓打電話進來的人,能聽到貼近自身的經驗分享,來減少獨自面對問題的挫折與孤獨。
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02-2230-8830
服務時間: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1 點 30 分至 8 點 30 分
新北市也有家屬關懷服務
#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 家屬關懷專線:02-2252-3399
服務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
社區復健中心是什麼 在 3Q 陳柏惟 Facebook 八卦
【我們與良好心理衛生政策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入圍金鐘14獎項,橫掃6項大獎,成為今年金鐘最大贏家。這部由前瞻計畫補助,製作嚴謹,涉及精神疾病、媒體自律等多項社會議題的劇集,在上映時帶動了各界熱烈討論,是近年台劇發展的里程碑之一。
作為影視工作者,我樂見近年台灣創作者勇於挑戰異質議題的勇氣,也認為政府應該持續投資公共電視,扶植本土創作能量。但作為政治參與者,這邊要和大家稍為嚴肅討論的是,劇中呈現台灣精神醫療與司法議題的幾個困境。在深夜我唯一有空的時刻,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寫下來:
#心理健康投資不足
大家知道台灣主管心理健康的部門是什麼? 叫做「#心口司」(衛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這是因爲,在馬政府江宜樺內閣2013年進行組織改造後,很奇怪的把心理健康和口腔衛生強制併在一起,這種畸形的發展,一開始就被質疑,但當時政府仍一意孤行通過,被立院協商有條件地要求一年後檢討,而後國發會報告也建議將兩部門分開。
迄今,心口司仍存在,雖然這兩年預算有所增加,但一年預算不過20億,扣除口腔衛生後,精神醫療、心理健康與酒藥癮防治預算大概只有15億。佔政府預算比例甚至比泰國還低!
偏低的預算,當然就影響各項心理健康計畫推展和人力配置,例如個管員與個案比例也嚴重偏低(大約是1:100,約為理想比率5倍)。我主張必須盡快檢討,讓我們有「獨立心理健康」主管機關,要求各級政府均訂立心理健康計畫,並提升心理健康預防照護預算。
#社區精神醫學發展
《我們與惡的距離》提醒我們,這個社會仍然不願意正視精神疾病,甚至常常裝作這個問題不存在,與我無關。事實上,根據本土研究,一般精神疾病(包含憂鬱、焦慮、睡眠問題等)的總盛行率在2010年接近1/4,比起1990年來翻倍,而每年實際就診精神科人數也高達250萬人。心理健康,絕非和你我無關的問題!
台灣的精神醫療品質,在亞太地區名列前矛,在都會區也擁有算是充足便利的醫院、診所等就醫資源。然而,對於許多需要長時間復健的病患而言,出院後才是讓家屬、患者困惱痛苦的開始。
僅管「去機構化」的目標喊了許久,然而,社區精神醫療的能量,卻遠遠不足覆蓋所有的需要者。舉例而言,具有相當多實證醫學證據的積極性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由於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組成提供持續服務,以台灣心理健康分配到的資源根本是難以實現。而以住居和就業來說,提供心理健康障礙者的資源與自主選擇權也很少,而補助款的分配也常讓病友與家屬卻步(例如住院反而比出院安置省錢的制度)。
我認為,除了根據世界研究案例,持續增加預算,推動社區精神醫療團隊與個管組建,建立照護比外,透過台灣的資通科技優勢,加強導入遠距醫療、App心理治療等輔助治療模式,並結合長照2.0體系,都是提升精神照護資源使用效率的方式。
而終極議題是,如果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歧視依舊,設置社區家園、社區復健中心都會被居民抗議,那麼專業人士的努力仍是徒然。我認為一是隨著政府需從立法與行政雙管齊下要求媒體自律,也須持續投資預算,對影劇等多媒體創作導入正確概念,讓《我們與惡的距離》不是絕響。其二,在公共住宅政策、地方創生政策上,對於弱勢住居與就業的保障,如何透過法規的誘導得到保護,也是需要跨部會討論的!
#精神醫療與社會安全網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提到:「在所有犯人裡,有思覺失調症的不到5%,」而根據研究,精神病患犯罪率長期看來也不會比一般族群高,但我們看到,媒體卻常強調犯人得了某些精神疾病,彷彿精神疾病與犯罪之間有著高度連結。
事實上,因精神疾病失去辨別是非能力而犯罪者確實有,但一來比率不超過整體族群犯罪率,二來他們需要的是治療,而不是單純的懲罰。而具有強制性的治療,在此也扮演有社會安全的角色。人權團體認為需要非常嚴格的控管剝奪人權的強制住院。但我則認為,獲得充足醫療資源,接受治療使疾病康復,也是精神病患的「積極人權」,不能漠視他們治療後能享有更好人生選擇的可能性。
台灣的司法精神醫療,往往太注重住院治療模式(監護處分),但對於監護處份完結後的追蹤,以及替代的治療模式,制度尚未完備。我認為就如日本有「住院治療」與「通院治療(門診等治療)」兩種模式轉換,具有強制力的門診或日間住院治療模式,對於自傷傷人風險低的病犯而言,反而有更好治療與社會復歸的意義。這可透過保安處份模式實行,但現行法規與實務運作上尚未完備,也是我若進入立院會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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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心口司仍存在,雖然這兩年預算有所增加,但一年預算不過20億,扣除口腔衛生後,精神醫療、心理健康與酒藥癮防治預算大概只有15億。佔政府預算比例甚至比泰國還低!
偏低的預算,當然就影響各項心理健康計畫推展和人力配置,例如個管員與個案比例也嚴重偏低(大約是1:100,約為理想比率5倍)。我主張必須盡快檢討,讓我們有「獨立心理健康」主管機關,要求各級政府均訂立心理健康計畫,並提升心理健康預防照護預算。
#社區精神醫學發展
《我們與惡的距離》提醒我們,這個社會仍然不願意正視精神疾病,甚至常常裝作這個問題不存在,與我無關。事實上,根據本土研究,一般精神疾病(包含憂鬱、焦慮、睡眠問題等)的總盛行率在2010年接近1/4,比起1990年來翻倍,而每年實際就診精神科人數也高達250萬人。心理健康,絕非和你我無關的問題!
台灣的精神醫療品質,在亞太地區名列前矛,在都會區也擁有算是充足便利的醫院、診所等就醫資源。然而,對於許多需要長時間復健的病患而言,出院後才是讓家屬、患者困惱痛苦的開始。
僅管「去機構化」的目標喊了許久,然而,社區精神醫療的能量,卻遠遠不足覆蓋所有的需要者。舉例而言,具有相當多實證醫學證據的積極性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ACT),由於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組成提供持續服務,以台灣心理健康分配到的資源根本是難以實現。而以住居和就業來說,提供心理健康障礙者的資源與自主選擇權也很少,而補助款的分配也常讓病友與家屬卻步(例如住院反而比出院安置省錢的制度)。
我認為,除了根據世界研究案例,持續增加預算,推動社區精神醫療團隊與個管組建,建立照護比外,透過台灣的資通科技優勢,加強導入遠距醫療、App心理治療等輔助治療模式,並結合長照2.0體系,都是提升精神照護資源使用效率的方式。
而終極議題是,如果台灣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歧視依舊,設置社區家園、社區復健中心都會被居民抗議,那麼專業人士的努力仍是徒然。我認為一是隨著政府需從立法與行政雙管齊下要求媒體自律,也須持續投資預算,對影劇等多媒體創作導入正確概念,讓《我們與惡的距離》不是絕響。其二,在公共住宅政策、地方創生政策上,對於弱勢住居與就業的保障,如何透過法規的誘導得到保護,也是需要跨部會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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