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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

Joe：「我研究很務實的經濟學，也去過一些實地國家旅遊過或住過，很多台灣人或蛋頭學者會覺得（蛋頭學者全球各地都有），地球上有哪個國家的政策或稅制，可以讓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貧富差距縮小，然後人們普遍都能買得起房地產，我心裡的想法就是，因為你沒有長住過那個你想像中的國家，沒有看過的外國月亮，超圓，在歐陸大部分地區，人們傾向於租房，而非買房，不過這不代表貧富差距就全都能縮小。」

2018年8月18日，德國之聲（DW）播放了紀錄片《不平等：財富如何變成權力》，紀錄片揭示德國驚人貧富差距，5%的人擁有50%不動產

你知道「看不見的手」理論嗎？其實，「看不見的手」不單單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且資本家們還經常通過「看不見的手」操縱政治，制定益於自己的政策，德國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福利國家。但是德國社會卻正在向不平等發展。對於德國的工薪階層來說，工作已經不再代表發展，這只是一種謀生和維持現狀的手段。年輕人相比他們的父母，儲蓄越來越少。而富裕的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方法，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富有。

在《Inequality：how wealth becomes power》的紀錄片中，DW記者跟拍了分屬三個階層的代表人物長達6個月的時間，他們分別是代表新貴的Christoph Gröner的富豪，代表中產階級的Thomas Clauss和代表貴族階層的「馮先生」。通過他們的經歷，向人們揭示了德國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和思考。

1、白手起家的新貴
Gröner是德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對德國政策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老百姓卻很少知道。他的父母是老師，他白手起家，如今的資產包括各種不動產、投資和公司的股票。

Gröner：「假設你有2.5億歐元，哪怕你把它們從窗戶扔出去，它們還是會回來的。你無法摧毀它們。你可以購買不動產，不動產就會升值。你可以買黃金，金價就會上漲。買東西是無法摧毀財富的。」

每天早上8點，司機會將Gröner接上，前往工作地點。Gröner說：我也喜歡開車，但是我不能開車，董事會不是僱我開車的，Gröner創辦的CG集團是德國最大的地產商之一，目前德國的房地產市場只有一個走向，那就是「漲」，在紀錄片拍攝期間，CG集團剛剛買下了Steglitzer Kreisel寫字樓，希望將此改造爲柏林最高的住宅樓，在拍攝的時候，他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自我挑戰的人，他挑戰自己要在5分鐘內爬上30層的大廈。而他的員工就在樓頂爲他計時。

Gröner跑完之後說：「挺好的，但是我還可以跑得更快。我中學的時候看到Boris Becker（德國網球名將）贏了溫布爾登，我當時就想，等着吧，我會和你站在一起的。」

CG估計在Steglitzer Kreisel改造完成以後，每平米可以賣到10萬歐元。在過去二十年中，CG在柏林建設了4000多座公寓，目前還有3000多座在建設之中，目前有500名員工在CG的總部辦公樓工作，而Gröner最重要的員工之一就是他的私人助理Angelique Lisa，Lisa說：「你還在杜塞爾多夫的時候，他已經啓程要去蘇黎世了，過一天他又回到柏林了，然後他又去萊比錫了。之後他會休個週末。」

記者：「他睡覺嗎？」
Lisa：「有傳言說他每天睡4-6個小時，從他的日程表來看，我想也沒法睡更多了。有時候他半夜發email。」

Mario Lauterbach是總部大樓的保安，他和CG簽了半年的合同。Lauterbach接受了14年的教育，可以說3門外語。他表示，如果他還有機會選擇的話，他更希望做一名律師或者法官。這纔是他的興趣所在，目前Lauterbach每個月掙2000歐元，這對維持他的生計來說不成問題，但是其它的就別想了。

相對於Lauterbach每個月2000歐元的月薪，Gröner卻擁有有幾十億的資產。對於這種收入的懸殊，Gröner表示非常理解。

Gröner：「我關心的是我付給保安的錢夠不夠他生活，如果夠了，那麼我作爲僱主的任務就完成了。如果我支付的薪水不夠他生活，那麼我就有問題了。」

記者：「所以你覺得拿你和他比是不合理的嗎？」

Gröner：「當然了，我30年來只請過3次病假。但是你問問我的保安，他請過多少次病假。如果我椎間盤突出了，我會來工作。如果我發燒40度，我會來工作。如果我老婆和我吵架讓我整夜無法入眠，第二天我還是會來工作。問問我的保安他能不能做到，所以那我們做對比是不合理的。」

記者：「但是他能買得起帶游泳池的房子嗎？」

Gröner：「當然不能，但是他不需要那個。我瞭解我的保安。」

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
Lauterbach：「我不能立刻回答你的問題，我想答案應該要全面一些。我的答案是「不」。我思考了很久，這跟他是誰或者他做什麼沒關係。我不想要這麼多的壓力。」

記者：「你想不想要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

Lauterbach：「想。但不想在德國有這麼個房子。希臘會更好。」

記者：「所以，一個人只能幻想有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而另一個人可以有大量的不動產。」

Gröner在柏林有一個公館，在科隆有一個高級公寓，從他的公寓裏可以看到美麗的科隆大教堂。不過他沒什麼時間欣賞夜景。

當今世界有很多關於「貧窮」的研究，但是對於富人來說，卻沒太多的數據和資料。其實不動產資產登記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德國沒有這種制度，對此，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組決定通過其他的方式來了解德國富人的環境。項目負責人Markus Grabka用一張A4紙畫出了目前德國的財富分配現狀，首先有5%的人處於完全負債狀態，然後過了50%的人口之後，收入開始出現爆炸式增長，而最富有的1%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財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導產業，曾經汽車製造是最強大的造富工具，之後做貿易產生了一大批富豪。現在，房地產成爲德國主要的造富工具，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

Gröner：「所有你看到的，都是經過我們拆改建並出租出去的。目前萊比錫每3座不動產工地中就有1座屬於CG集團。」

Gröner並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他曾經就是一名工地工人。他帶記者到一處工地進行講解：這裏所有的磚頭都被專業工人更新了，如果你自己幹過，就更好理解了。我會做石匠，我可以澆混凝土，我可以做鋼材，我會刷牆，我會磊磚塊。我曾經就是幹這個的，我創業最開始就是包工，然後做專業項目，之後就拿地，再之後就參與城市的建設項目。最後成長成爲今天的企業。

在這個房地產大肆盈利的時代，CG爲投資者們打造了大量的投資產品。而許多買家正在大舉入場，拿下新修建的房產。影片展示了Gröner和助手的一段對話。

Gröner：「那人又殺價了嗎？」

助手：「是的。」

Gröner：「這兒有很多買家不斷買房，一套又一套。他第三套買在這兒是吧？」

助手：「我們去吃了頓飯，我說這不能少於450萬，但是他最後講價降到300萬。太瘋狂了。」

Gröner：「今天時機已經成熟，是一個用規模賺錢的時代。我的公司非常需要這個。」

記者：「這不是犯罪嗎？」

Gröner：「當然不是，我認爲這不失什麼壞事兒。」

今天德國的房地產市場肯定是有問題的。富人可以通過房產賺取更多的錢，而普通人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買個房子居住都做不到，這就要討論一個經典的問題，一個人得，是否代表一個人失？

今天德國的房產買家主要是富人、富裕的退休人員和投資人。而像Thomas Clauss和他的同事們這樣的普通德國人，買房只能靠幻想，人們的抱怨在於，房產商所興建的房屋都是作爲投資商品，而不是滿足人們剛需的規格。也就是說房子面積設計太大，工薪階層壓根買不起。所以現在的市場表現出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興建的新房，另一邊是大批大批沒有房人。

紀錄片中，Gröner前往東柏林的一個社區和抗議人羣對話。當地百姓擔心CG的新項目會擡高當地房租，導致他們被迫搬家。Gröner在保鏢和警察的保護下來到抗議現場和抗議人羣「對話」，相比他對警察的友善態度，Gröner對現場抗議人羣就不那麼友好了。

Gröner：「這是非常負責任的項目！你以爲你們喊『滾出去』我就不會建了？！你們有多蠢啊？！多蠢啊？！」

之後Gröner通過手機看自己當時的表現，他很滿意。

Gröner：「這不算是一場對話，不過至少天氣還不錯。他們是第一次見我，他們是第一次見一個堅持自己立場的企業家。」

Gröner：「這種愚蠢的思想阻礙社會的發展，『他賺錢了，他富有了，所以他肯定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錢！』，『他收我們12歐元1平米的租金，我們付不起這個價錢』，其實我們有小戶型，35、40、50平米都有。任何護士其實都可以付得起租金。哪怕我收14歐元1平米，只要乾淨，燈光充足，他們肯定願意付這個錢。而不是60平米的戶型，每平米收8歐元。」

其實哪怕是那些保護Gröner的保鏢和警察，面對這樣的房價也手足無措。不過Gröner堅持認爲，他的戶型設計並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歐洲，足球場是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去的地方。不過同一空間並不代表同處一室。Gröner花2000歐元買了豪華包間的入場券。

Gröner：「我們這些出高價的人幫那些買便宜門票的人墊付了許多錢，這是我們的巨大貢獻。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那個人花了20歐元，而我付了2000歐元，這就是一種公平。不是嗎？」

CG在當地買下了一個老工業園，進行開發。影片展示了一個德國普通中產家庭來CG小區看房的經過，Clauss夫婦和兩個孩子，他們都有體面的工作，現在他們是租房生活，不過他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CG興建的小區每個單元有9戶公寓和兩個閣樓，一大一小，Clauss家並不需要頂層閣樓，他尋找的是一個帶陽臺的四室公寓。這個小區的一樓戶型每平米售價3450歐元，也就是說一共要花45萬歐元。

男主人Thomas Clauss表示在30歲以前他們還沒考慮過退休問題，但是現在他已經40歲了，名下依舊沒有不動產。所以他甚至無法確定銀行會不會在沒有多少擔保的情況下貸款給他，目前94%的購房者都不是當地人，也就是說這個價格目前已經不是當地人可以負擔的了。

今天德國的主要購房者是富人，退休者和投資人。不單單是Thomas，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全都買不起房。

Thomas Clauss：「我需要的是符合我生活需求的戶型，但是他們建造的房屋並不是普通家庭需要的戶型，是典型的投資產品。我玩不起這個『遊戲』，我的同事們也玩不起……」

同事A：「他們造了很多我們普通消費者不需要的房子，這很恐怖，多數人都被落下了。」

同事B：「今天有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高價的房屋，另一邊是一大堆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只好搬家的人。不管你多喜歡那個社區，你只能放棄。」

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其中萊比錫的現象最爲嚴重，只有10%的萊比錫人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60%的新房產和94%的翻新房產都被萊比錫以外的買家購走，Thomas Clauss現在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爲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太太已經縮減了大量工作時間。下班回家之後，Thomas Clauss和孩子們交流一天的見聞。之後和太太商量買房的事兒。

Thomas Clauss：「擁有自己房產的想法很誘人，而且房子的方案也很棒，而且開發商強調這些房子就是爲工薪階層興建的，所以我也覺得很有興趣。但是看看價格，好像我們並不是他們的目標客戶。我們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繼承，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工資。45萬歐元對我們這種家庭來說簡直是天價。一年得賺多少錢才能存下來這個錢？所以有時候我會擔心變成中下階級，而不是中上階級。我想所有人都有這種擔憂。」

Thomas Clauss：「我很幸運了，我爲一個大企業打工。對萊比錫人來說，我算是贏了彩票了。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收入可以和房價相媲美。」

Clauss家並不貧窮，但是他們屬於一個現代非常尷尬的階層——中產階級。他們不掌握財富，但是需要爲了生活而工作，在德國有一個網路活動，內容是中產階級在網上公佈自己的收入。這是一個很好的數據收集地。比如一個汽車公司文員月薪爲1600歐元，康復診所護工月薪1648歐元，土木工程師月薪1970歐元，受訓12年的醫療專業人員月薪2768歐元。

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

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社會主要的財富增長都被頂上1%的人獲得了，而中產階級或中下階層收入基本沒有增加，甚至在下降。」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一個堅強的中產階級羣體是建設穩定繁榮民主社會的基礎，如果發達國家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越來越脆弱，那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兩極分化的社會能建設民主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現代社會已經處於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不嘗試制定一份全新的社會契約，那些被現代經濟體制傷害的人，他們是大多數人，他們將會反抗的。」

Thomas Clauss在西門子當了9年的工程師，他在工委會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想象他會在這裏幹到退休。就在節目攝製的近期，西門子剛剛公佈了60億歐元的年利潤，但是又有傳聞稱，股東給西門子方面施壓，要關閉Thomas 所在的工廠，因爲工廠長期效益太差。

Thomas Clauss：「沒什麼是安全的，現在住在出租屋裏頭就不安全。我家現在就靠一份薪水過日子，這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每當我們聽到這種傳聞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我們現在的不穩定感到極端焦慮。」

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Piff：「研究普遍顯示，不平等是造成人際關係疏遠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撕裂社會組織模式，讓人和人之間產生巨大的距離。」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不平等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人們有着不同的智力，能力，長相，父母……但是作爲社會學者，我擔心的是不平等會累積出『財富王朝』，資本通過血緣。這會造成這種不平等被固定化和制度化，並且把其他人獲得財富的機會給破壞掉。」

富貴並不是一個組合，Gröner雖然富有，但是他還遠算不上尊貴。在德國，「尊貴」是無法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必須要靠出身，只聽到他的名字中有個「馮」，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貴族名字。所以我們就用「馮先生」來代指他，馮先生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富格爾家族，那是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大部分屬於今天的德國）最富有的家族，他們曾經兩次贊助自己支持的選帝侯買下神聖羅馬皇帝的寶座。

影片中，馮先生駕駛着一輛奧地利老式軍車帶着攝製組在自己德國中部300公頃的森林中旅行。他解釋自己喜歡駕駛軍車的原因是，有時候路上會碰上死鹿，他要用軍車把死鹿拖走，馮先生不允許攝製組透露森林的位置，這是他同意接受拍攝的條件。對於他這種階級的人來說，隱私比什麼都重要。

馮先生：「擁有一座森林感覺真的很棒，因爲你獲得了控制權。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你永遠都要爭取擁有你喜歡的東西。從哲學角度我不能苟同，但是從我的直覺上來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熱衷於擁有我喜歡的東西。」

之後馮先生帶記者們去他的辦公室。馮先生的財富多數來自於繼承，有一個團隊幫他制定投資計劃，保證豐厚的回報。拍攝過程中，馮先生沒有司機，他自己開車，開的也不是什麼豪車，也沒有表現得像Gröner那麼忙碌，記者和他聊起了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還有他的看法。

馮先生：「不平等其實是經濟體系所希望的，而且無法避免。如果你是企業家，或者你繼承了一些東西並且良好運營，你肯定就會比一個單純的僱員賺得多。」

記者：「你覺得德國現在的環境公平嗎？」

馮先生：「是的，我覺得挺公平的，我在街上沒覺得大家不滿。」

馮先生是一個「家族辦公室」的主理人，他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市的萊茵河邊。這個所謂的「辦公室」就是一個私人銀行。在辦公室中，馮先生穿戴整齊，給記者介紹自己的「家族辦公室」。

馮先生：「你應該在你們的影片中提到，這棟建築是少數在二戰中存活下來的老貴族公館（Patrician House），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馮先生：「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一個家族辦公室就應是如此，這個辦公室的任務就是維護顧客的『家族利益』，爲『家族』和『家族成員』提供金融支持。這裏運作的資金一般有幾億歐元。」

其實就連「家族辦公室」的僱員都不認識所有的顧客，一般財富都來自於私人推薦。將錢放在馮先生的「辦公室」中的顧客，可以得到一般銀行無法給出的回報。

馮先生：「我和我的團隊會打造一個投資組合。比如你想要投資房地產，那麼我們幫你研究多少比例投資到公寓中，多少比例投資到商業地產中，多少投資到股票中，多少投資到養老基金，還有多少作爲現金留作急用。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家族將財富一代一代傳下去。」

拍攝中，馮先生向攝製組展示了自己的工作過程。一名投資顧問和他商議在各地的森林投資項目。馮先生用顧客存在他這裏的錢投資芬蘭、新西蘭和烏拉圭的森林。

馮先生：「德國的森林太貴了，沒多少可供買賣的，當一處森林上市銷售的時候，人們都會瘋搶。所以過去15年，德國森林的價值上漲了4倍多。當然這跟我們現在的低利率也有關係。人們在找各種投資機會，你在什麼地方投資，在什麼地方可以進行安全投資，並且獲得可觀的回報。」

很多人認爲，德國戰後的經濟奇蹟是由所有德國人白手起家創造的，如果你想要成爲一個富人，你必須要辛苦工作才能慢慢爬上去。

德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Charlotte Bartels：「在一戰前，德國政府曾經公佈過一次當時的百萬富翁的名單。而冠以這些家族姓氏的人，在今天的德國財富網中依舊活躍。他們通過祖先的錢滾錢，依舊能夠維持自己鉅富的地位。」

根據統計，每年德國人有4000億歐元的財富收入是通過繼承獲得的，馮先生通過派出到世界各地的基金經理進行投資。他們強調他們盈利的祕訣是「自動投資」（automated investment）。他們有一套掃描世界經濟狀況的算法，然後將這些情況用交通燈的方式反映出來。如果亮起綠燈，那麼電腦就會進行大量投資，一旦變成黃燈或紅燈，電腦就會對此項產業減少投資份額。

基金經理A：「我們決定進入市場的時機，幫助顧客確定重新進入市場的時間點。因爲我們的運作是完全脫離情緒的，我們完全沒有個人主觀意見。我們的整套機制，我們的整套算法都是完全建立在數據之上的。」

基金經理B：「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敘利亞或者烏克蘭的危機，都無法真正動搖世界經濟體制的基本運作模式。這就是我們的基準。至少歷史發展到今天爲止，沒有任何常規戰爭真正改變過世界經濟的運作方式。」

記者：「如果有人看到這一幕，他們會覺得這裏有6個成功人士在商議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對很多人來說，你們是造成泡沫膨脹的人，你會怎麼回應他們呢？」

馮先生：「沒人跟我聊過這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馮先生：「今天，很多德國人認爲自己18歲就可以進入德意志銀行當學徒，然後變成一個僱員，最後變成一個部門主管。辦公室裏有一棵小棕櫚樹，和帶扶手的辦公椅。最後在65歲以B級主管的身份退休。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肯定的。」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我想如果老百姓真的知道現在全球經濟競爭有多麼不公平的話，他們會揭竿而起的。」

馮先生所收益的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被稱爲金融資本主義，爲了探究這套體制如何運作，Harrington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資產經理。

Brooke Harrington：「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工作，所以我去了18個國家，包括開曼羣島，英屬維爾京羣島，庫克羣島，塞舌爾羣島，毛里求斯，紐約，倫敦，瑞士……各種地方。其中一項發現就是資產管理界將這個世界視作一個『金融政策超市』。你去全世界各個地方『採購』對你資產增值最有益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規。而一個優秀的資產經理就是那些知道在什麼時候，去『採購』什麼政策的人，在現代投資人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轉換。資本從製造業轉入投資領域，這被稱爲『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今天你完全可以靠食利變成富豪，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流汗。只要把你的錢在正確的時間，交給正確的人，投到正確的領域就可以了。」

這就是三個德國人的故事，而他們的故事詮釋着當今世界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向。

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usstock_news/sinacn/2018-08-24/doc-ivhkacew8852773.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Ixi7Bi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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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局強調，陽台面積超過5坪的部分由市府吸收，不納入租金面積，定價經北市住審會審議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