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復建幾歲的八卦，FACTPEDIA、DCARD、PTT、YOUTUBE、MOBILE01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劉細良： 鄭阿毛的女兒，為何會變成惡棍

究竟甚麼樣的人，才能以半年多時間，一手把國際城市，變成第三世界南美委內瑞拉首府加拉加斯一樣，你看她外表，只是一個謹小慎微、對學生喋喋不休的小學老師模樣，一切都平凡得過目即忘，那裏似大奸大惡。這種平庸的惡棍，究竟是怎樣煉成？

1957年5月13日出生於灣仔駱克道唐樓，父親鄭阿毛從上海來港做文員，母親林鳳蘭。她愛標榜自己出身基層，有兩姊一兄一弟，說小時居於唐樓，家中沒有書枱，要在床上做功課，阿毛1978年以十八萬元一炮過付現金購入南豐新邨一個高層單位，其實，在七十年代她已經是中產，大學攻讀也不需申請Grant Loan，但她一直標榜自己屬草根基層。買樓前一年她成功考入港大社會科學院，那年頭港大仍屬火紅年代，學生們自視為社會精英，認為要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她也趕上潮流，上莊做系會，參加內地清華交流團。但每一樣都是做些少，所謂「掹車邊」，從沒有認真投入學生運動。若干年後她當上特首，接受港大公共行政學泰斗卜約翰（John Burns）訪問，仍然耿耿於懷的，不是艇戶事件受警察鎮壓，大學內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而是她兩次申請獎學金去到面試階段結果失敗。其實，甚麼人會記住這些芝麻綠豆事，你會因當年大學GPA比不上同房波牛溝女廢青，而至今忿忿不平嗎？只有自視極高、自命不凡的人，才容不下一丁點挫折失敗。她對卜約翰說自己中英文俱佳，是唸法律學院人才，留在社會科學院，是為了改變社會爭取公義，充滿了紆尊降貴味道。昔日大學老師訪問特首回憶求學歲月，談的竟然不是價值、信念，受甚麼老師課堂啟發、學術大師作品影響，而是訴說自己有「幾叻」，可想而知，她內心仍然是多麼渴求別人的認同。

畢業後她並沒有像港大楊森、張炳良、李永達等同學，投身社會改革民主運動，而是投考政務官，成為了精英之中的精英，人生勝利組。她也標榜自己爭取社會公義，唸馬克思、唸Max Weber，但這些只是包裝外衣，當政務官時顯示自己與別不同，穿上「良心官僚」包裝外衣。九七前遇上她時，我在民主黨工作，她任職庫務局，每次財政預算發表前負責閉門解畫，有條不紊，熟書，的而且確是個好的官僚。再遇上已經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育運動，她到抗爭現場與朱凱廸、陳景輝、梁文道等人對話，傳媒對她另眼相看，但不旋踵，就拆掉了碼頭，原來一切，只不過又是姿態。

渴望認同

第三次遇上是在曾蔭權年代，我是特首辦幕僚，她是權傾朝野的發展局長，真正提拔她是許仕仁，那年頭甚麼李氏力場、官商勾結指控在社會瀰漫，保育運動更方興未艾，特區政府需要一個形象上「好打得」的官員，處理土地開發、保育等爭議問題。起初曾蔭權這步棋行對了，但慢慢發展下去，越來越不對勁，她無法與其他官員共事，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更與她勢成水火，樓價居高不下，令曾蔭權民望下跌，傳媒全部將責任歸咎於特首，負責土地開發的她竟然可以置身事外。傳媒受到她的形象所騙，以為曾蔭權是官商勾結大惡人，拒絕恢復定期賣地、拒絕復建居屋，而她則是受壓無法爭取社會公義的良心官僚。她看不起唐英年、林瑞麟、張建宗，2011年唐英年林瑞麟組合大熱倒灶，左佬梁振英登場，政治形象惡劣，她則繼續以「良心官僚」形象出現，頂住極左政策，但大家有否想過，傘運最後起訴判刑、DQ候選人，這些都是在她手上發生。一切又是故技重演，所有壞事是曾蔭權、梁振英所為，她仍然是1977年那個為社會公義留在社科而不去唸法律學院的精英。

當日許仕仁曾笑說「好打得」其實是反諷之言，指她有勇無謀，許老爺，其實你也看錯了，她就是一直擺出那副不畏權勢姿態，只有取得上司充分授權才會工作，而有事則推及上司，結果做過她上司的人通通沒好下場，許仕仁、曾蔭權下獄、唐英年名聲盡毀、梁振英無法連任鬱鬱不得志、王志民貶閒職、習近平開始了一連串政治挫敗。當上了特首，千方百計討好習近平，希望得到習帝認同，成為中共官場模範官僚，她成功了，習推許為「志不求易、事不避難」，往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平庸之惡

這些香港精英，是大奸大惡嗎？她們的故事平庸得令人呵欠連連，如果留在庫務局做個首長D6政務官，應該會發揮得很好。但在高度自治大敗局下，中共要直接管治香港，找來一個毫無價值信念，毫無政治網絡、班底、幕僚，又渴求別人認同的古怪官僚當特首，以便操控，本來計劃得天衣無縫，最後中共錯估的，不是她，而是香港人！

《文茜的世界周報》富士康三十週年特別報導

【 富士康三十週年，回首來時路。曾經歷危機，曾錄用了非常多很厲害的工匠及資訊工程畢業系的大學生，其中有一個軟體工程師叫做李曉光，更是特別值得我們深思。李曉光的家當年發生煤氣爆炸，父母雙亡，他本是一個長得英俊的男子，因此毀容，在意外一年多之後，他才在手術枱的反射燈中看到自己受傷的樣子，本來曾想輕生跳海，在姊姊的鼓勵下挺過來了。為了到富士康面試，做材料準備了整整三天，寄到富士康，而富士康面試他的不僅是總經理層級，當場即決定錄用，理由是：如果你可以人生可以挺過這一切，你會是一個非常努力的好員工，為你特別介紹李曉光的故事 】

這裡是「世界工廠」的縮影，在富士康全球百萬生產大軍中，近3平方公里的深圳龍華廠，最多時有40萬人

而這裡匯聚了不同世代的產業工人，許多人出身農村，懷抱夢想而來，也上演著不一樣的人生故事

李曉光是再普通不過的富士康員工，他用雙手僅剩一個指關節，敲出全球最頂尖電子產品的軟體編程，累積600多件的專利申請，獲得富士康「發明大王」的稱號

可李曉光的人生上半場，卻曾經陷入絕境，失去容顏

「當時就是一夜之間 家裡就是因為煤氣洩漏，漏了以後，然後就發生了爆炸，然後我在迷迷糊糊的聽到，到處劈劈啪啪的響，然後再起來，起來以後我想去關煤氣 關不了，然後後來姊姊告訴我，鄰居把我救下來送到醫院，然後我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初中畢業後 李曉光隨同父母，自重慶遷居深圳， 1996年，準備從深圳大學軟體系畢業，一場煤氣爆炸的意外，生命的底色從彩色變成黑白

「我爸爸當天 我們是早上8點鐘送到醫院的，我爸爸大概早上11點多鐘就過世了，幾個小時後就過世，我媽媽，聽我姊姊告訴我就是說，他一直想起來看我和爸爸在那裡，媽媽一直很愛我，對，撐了三天，三天以後才過世的」

李曉光的父母雙亡，自己走過鬼門關，可全身76%的重度燒傷

「發生燒傷以後 我不知道，以前的意識中只是手上起個泡什麼的，我沒有想到我的面容沒有了，沒有想到我的手沒有了，看不到，我閉著眼睛的時候感到我的手指頭都還在的，我是1996年8月分發生意外的，我姊姊為了就是保護我，把家裡的鏡子全部都拆掉了，不讓我看到自己，一直到1997年的5月12號，我第一次看到我自己是在這個手術臺上，無影燈的那個反光，無影燈的燈罩裡面反光，我一下看到我自己，因為那一次要做眼皮的手術，當我第一次看到我自己面容的時候，我也覺得說，我不要活了，我說醫生我不要做手術了，我說你把我推下去，我說我自己要去找個地方，我當時第一個想說我要找個地方跳海，我說我太這樣怎麼去見人，這樣怎麼生活下去」

即便有醫生的鼓勵，即便有許多社會上的愛心捐贈，但李曉光的人生 按下了暫停鍵，他歷經700個多個日夜的治療， 15次的大小手術，還有 漫長的復建，生活的一切事物，都得重新學習

「當時你看到你只剩一根手指的時候，你的感覺是什麼「

「當我第一看到，手是第一先看到的，出了醫院我就看到手了，看到手變成這樣的時候我覺得說，也是自己把自己都驚呆了，我說怎麼這樣 這樣怎麼辦，後來我姊姊說這樣說有什麼不行，她說一樣的你可以拿調羹吃飯，可以寫字，通過鍛煉，她說你看她就找了一些書給我看，小時候也看鮑爾還有那個霍金，人家在我心目中，有很多我崇拜的英雄，我也覺得說對，別人能做到，我說那我就鍛煉，克服它，不能做到的時候我要想辦法發明一些輔具，一些東西來克服」

「 (鍛煉多久) ，鍛煉 單是這個手就鍛煉了差不多，一個多 三個多月，因為它開始很痛，我就纏一個布條在床邊，每天這樣摩擦一下，摩擦一下，摸東西都痛，一直磨到它關節有長出一點老的皮以後，就開始第一次學，第一件事學的是吃飯，因為很多東西，其實當你失去了以後，哪怕是看電視的權利，我覺得都是很寶貴的，我在醫院躺了一年多，不能看電視，當我慢慢坐起來看電視了，我覺得那麼彩色的，連廣告我都覺得那麼好看，所以保母一直餵我吃飯的時候，我也覺得很痛苦，下一勺我想吃肉的時候他餵我飯，失去自由，失去自我，自我能力都是，後來我說，姊姊說要你要生存，你要活得精采，活得有自己的價值，就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開始，然後就拿調羹給我，把飯給我，但是根本，那時候手根本不能夠配合，就是一個是拿不穩 調羹會掉，還是比較重 還沒到嘴邊勺子就，怎麼菜就掉下去了，第一頓飯我都吃了，就是沒吃到一口，第一頓飯就是調羹挨到一下嘴巴，然後我就哭了，我說太累了，我說我不要學了，然後我姊姊就負責保母餵我，我也在哭，我保姆也在哭，她說餵他吧，姊姊說不要，她說今天進步一點，
明天他餓了，他自然等會就會接著學的，這個真的學了，連續學了三天，終於順利的就可以控制勺子，握好角度鏟起來拿到嘴裡面」

煉獄般的重生，但李曉光找回了自信，讓一個電腦奇才本該順遂的人生，重新再出發

「因為那時候有一句話，我從小有句話就是，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就會打開一扇窗，學的很多東西，生活自己不斷的在驗證它，在經歷它，在感受它給我帶來的這種喜悅，我自己人生的這個，所以我是一個 內心來講我是個樂觀的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說，吃飯對於別人來講，可能說再尋常不過了，練好了我開始練寫字，寫字練好了我就開始給幫助過我的人寫信，我說感謝你們幫助過我，寫完信以後我就開始學走路，一步一步的把我的生，從一個就像小孩一樣，重新找回來這技能以後，然後 這個時候我就很想說，我有一個夢想，我想回到我的最愛的計算機的，電腦的前面去，我還有很多夢，我們小時候看到比爾蓋茨的這個信，說人家在車庫裡面，都能夠開一個軟件公司，我小時候也想跟大學的同學一起開個軟體公司，所以我的夢還沒有完，還沒有實現，所以我想繼續我的追逐我的夢，這個時候剛好醫院的電腦壞了，醫生給我換藥的時候在討論說，醫院的電腦打印不出來，我說我去幫你弄 我說我會，醫生說真的嗎，他就拿了個輪椅把我推到醫生辦公室去，我那時候摸到鍵盤 給他看了一下，那驅動程序有點問題，我調了一下真的就打印出來了，對我來講很簡單，但醫生他們不熟，不是專業的，
所以醫生都很表揚我說，曉光 ，他最後講了一句，他說還好老天爺是，你雖然剩一個指關節讓你可以打電腦，腦袋也沒壞，對，他說這個，他說給了我，讓我一下子這種在追逐我夢想的過程中，不斷的有成就感，不斷的有這種獲得感，我覺得我很 這種快樂，我覺得是我發自內心的一種喜愛的東西，我覺得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1998年底，李曉光回到重慶老家創業，開了一家軟體程式設計公司，但老天爺仍在試煉他，網路泡沫浪潮的衝擊，李曉光的公司最終以倒閉收場

相比歷經生死考驗，首次創業失敗 似乎就不算什麼打擊了，可李曉光的朋友為他著急， 2003年 在朋友介紹下，李曉光到富士康應徵軟體工程師

「當時你要來富士康應徵工作的時候，你會不會擔心你所有的條件，富士康不接受，這個非常擔心的，比如說，我當時在家裡有人給我穿襪子，我那時候想說我要來富士康工作，我得要出差，我肯定不可能，叫同事主動給我穿襪子，我就自己做了一個，用一個水管做了一個套襪子的，給自己把襪子套在上面，然後繩子一拉就起來，我就想說我要來富士康做工作，我就要做好準備，告訴他 Yes we can，我準備好來應徵工作，然後在家裡 在我姊姊家準備了三天，我把我在重慶五年的工作內容，準備了40多頁的一個presentation，然後我就來富士康 全力以赴做一個報告，然後希望他認可我，給我一次機會」

李曉光花了三天時間，將簡歷做成40多頁的簡報，心裡雖忐忑，卻在面試時激動的講了兩個小時，當時富士康集團事業群總經理蔣浩良，被李曉光深深感動

「當蔣總進來 富士康高管，我想說 哇(世界)500(強)國際性的公司肯定，我很怕就是到底該怎麼準備，心裡面沒有底，後來他進來的時候他就說，你好你好，然後他伸出手跟我握手，握著我的手的時候，我心裡面想，我心裡面就是覺得一下子拉近了距離，然後面試完了他說曉光，我永遠記得這句話 他說曉光，他說人生那麼大的災難 你都挺過來了，他說我相信工作的這種挑戰，你應該是能夠克服的，他說那你生活上有什麼，工作上有什麼，生活上有不方便的，需要公司照顧的這些你可以給我們講，他說我來安排一下 你就可以來，我心想這樣就可以了，不是一般還要回去等通知嗎，我說我就是，當時皮膚非常的癢，因為還沒有 內熱火氣很大，經常有血清滲出這些還有很多潰瘍，我說我需要一個浴缸 有浴缸的宿舍，我說不知道公司有沒有， 第二天真的人資就開始幫我找房子，找了以後帶我去看，所以我來了以後感覺到自己，完全沒有那種架子或者排斥的
我擔心多餘的，真的為什麼那麼大的公司，它的成長世界級的，它真的效率非常高，馬上就第二天在外面，找了三間房子，讓您挑，讓我挑，所以這根本就是公司本來沒有的條件，還特別給了你 對」

2003年10月 李曉光加入富士康，他比平常人更努力的去證明自己，沒有因殘疾而得到同情，而是用實力獲得尊重，展現軟體設計上的天賦，連續四年的專利申請排名第一，2007年 郭台銘親自頒贈百萬人民幣的獎金

「就是我們頒獎的時候，主辦方把舞台布置得很豪華，請了很多司儀小姐，站在我們每個人的前面，總裁一上台就很生氣，就說停停停 先暫停一下，他很生氣他就說 今天頒獎的人，都是我們公司他們默默在富士康工作了，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的員工，他們才有機會得到這個表彰，他說禮儀小姐是這個工作人員，她們應該站在旁邊，只要把獎盃遞給我就好，遞給我們的主管給他頒獎就好了，為什麼呢 擋著了我們這些領獎的員工，我覺得作為一個員工來講我覺得很感動，總裁那麼忙 他還要花時間來想這些事情，然後他在台上就說，然後他看到我了 對不對，他說這個，曉光我已經，他記不得，他說你是劉曉光，我說是李曉光，他說曉光，我已經是第三次給他頒獎了，他說我覺得 人失去了容貌，失去這些東西都不重要，最重要是有個腦袋，他當時他說，曉光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最美的人，所以他說我們一起，他就在場一起給我鼓掌，然後說他是富士康最美的人」

「我覺得人不可貌相，成績不是以你的長相來打成績的，是你的工作表現，我發覺到真正是，他不是靠外表，是靠他的腦力，靠他智慧，跟靠他心力貢獻的，發覺到這些人往往都是，在最緊要的關頭，能夠發揮最大的工作力量，所以這是反而讓我們的人事選拔的標準，我們不以學歷做為一切的基礎，我們反而以人的人格，人的品格 人的品性，人對事情的一個渴望，追求」

李曉光在富士康15年 也找到人生伴侶，但當初要迎娶小他十幾歲的嬌妻，卻沒有像他在工作上自信，還是富士康的工會領導 帶著他上門提親

「我們平時有一句話叫有困難找工會，我就跑來找了我們工會主席，我說我 我說我，工會主席，什麼事 工作上有問題啊，我說不是工作，我說是我有個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說我想有一個老婆 找個老婆，所以要成家必須，我說希望有人代表我的家長，去給他爸爸媽媽講，工會就說好 就這樣子，就一起 工會還派車一起去找她媽媽爸爸，還派了車，是 她媽媽不在深圳的，在東莞 還滿遠的，去東莞那邊，結婚到現在幾年了，然後我們是2010年的時候結婚，就辦了喜事 也認識滿久了，五六年以後 然後2010年結婚，然後小寶寶是2011年出生的，寶寶也有了，現在小寶寶6歲 馬上上小學了，也在富士康的幼兒園讀書」

如今的李曉光 在富士康掛職經理，率領著一群研發團隊，站在這場工業革命的第一線，工作之餘 他也四處演說，分享他的人生故事，李曉光說，把失去找回來，是享受過程與收穫快樂的經歷，也讓人更清楚 更珍惜擁有的可貴，而這不只是李曉光的個人故事，浴火重生，也是在富士康裡傳頌的企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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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王浩威醫師文章】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
《透明的存在 》★王浩威
１
蔡伯鑫醫師是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某天看完診後，在他的臉書上寫下這樣的內容：
「今天夜診，碰到兩個家長都遇到親師溝通的問題。
「兩個孩子都是智商比平均還低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也都在吃藥。一個國中生，一個國小中年級。
「國中生那位，班導屢屢誇大孩子的錯誤（例如：不小心掉東西發出聲音，就被寫聯絡簿：『影響其他孩子的受教權！』），還當全班同學面前取笑孩子的身材，事後寫聯絡簿則說：『只是開玩笑，沒有惡意，不要只聽孩子的片面之詞。』
「另一個國小生，則是班導認為一直說謊（犯小錯不敢承認；一會兒說有寫作業，一會兒又說沒寫等等），於是就處罰孩子一個人在隔壁空教室大半天。孩子後來怕到大哭，到現在還是不停摳手，變得犯錯後更不敢說話。
「前一個家長去找輔導老師求助，結果班導隔天在聯絡簿上語帶不滿地指責家長不該找『第三者』傳話。家長說，就是過去的經驗，猜想直接找班導，她不會接受，甚至會有衝突呀。
「後一個家長找資源班老師求助，得到的建議是：『1.轉學；2.自學；3.你要怎樣就怎樣，就不要管了。』隔天班導跟媽媽說：『資源班老師說妳很生氣。』媽媽忍不住問：『資源班老師是在挑撥離間嗎？』」
這位年輕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寫說：「唉，坐在診間聽這些家長不斷抱怨怪獸老師，但也忍不住想，那些老師們會不會也覺得他們是怪獸家長呢？親師溝通愈是不良，往往變成無助與惡性的循環。有孩子愈來愈受挫、退縮，也愈沒被聽到他們的聲音，又該怎麼辦？」

２
是怎樣的老師，為什麼看待這些不夠「常態」的孩子是如此負面、是一種負擔，最好不要存在自己班上？甚至連嫌惡之心都掩蓋不住了？
而更人著急的是：這樣的情形不是少數。最近的注意力缺失症過度治療的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些年來，在臺灣，小孩子被診斷為過動兒的傾向愈來愈多。特別的是，這些來到診間尋求治療的孩童，很多是老師建議的。
老師們積極建議父母要帶這些孩子去找醫師，認為他們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希望這些孩子能夠服藥治療。如果家長帶去看的兒童精神科醫師認為嚴重程度仍不符合這個診斷，或是認為雖然符合這診斷但處理重點不應是藥物，老師還會積極暗示家長這醫師不夠經驗，甚至建議另外找某位醫師。
而通常，老師建議的醫師，往往是他們過去經驗中較容易開「利他能」這一類藥物的醫師。其中許多不是兒童精神科醫師，甚至不是一般精神科醫師，而是小兒科醫師或復建科醫師。
老師們為什麼急著要孩子吃藥？也許有一點效果吧，小孩的活動量可能稍稍減低了。但更重要的是，當孩子被「醫師」下了一個診斷，特別是要求服藥之後，老師的焦慮下降了。
老師的焦慮，一來是來自對教室秩序的控制慾，二來則是對這樣的孩子愈來愈忍受不住的感覺，和他身為老師的道德標準有所衝突，潛意識𥚃需要一個名正言順的說法來反駁自己良心的不安。
於是，在臺灣，服用「利他能」的小孩，是逐年地愈來愈多，甚至是多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３
在高雄執業的家醫科醫師李佳燕，是一位長期關注婦女和兒童權益問題的社會醫師。她兩三年前就開始關注這問題，忍不住在2013年4月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內政部兒童局張秀鴛局長：
「…我們從多年的家庭醫療診療工作，以及自身與周圍親朋好友遇到的現象，開始關注且非常憂心我們的孩子，在幼稚園、在學校，被老師過度判斷為過動症或注意力缺損的兒童精神疾患。即使只是一般親友聊天，只要我一提起過動兒（這名詞），幾乎到處都有父母跟我說：『我小孩的老師說我小孩就是過動兒！』
「有一回，我到高雄市教師會演講過動兒過度診斷與過度開藥的問題時，有一位老師就說隔壁班一位老師，全班二十幾個小朋友，就有八位轉去看醫師，看完診回來，有六位服藥。
「『過度診斷、過度醫療、過度給藥』，沒錯，這是我們醫療界的通病。但是如果發生在成人身上，至少成人有自己決定要不要繼續看病，要不要繼續服藥的權利。但是，這狀況發生在孩子身上，孩子在老師和家長的要求下，成了完全無法抗拒看病服藥的無權利個體……。」
李醫師的這一封信，憂心的不只是：「老師不善長班級的經營、醫師的失職」，而是進一步希望讓家長「瞭解孩子的本質與教育的目的」，「讓老師重回教育根本，因材施教」，「跟兒童心智科醫界對話，認識教育現況，認識目前家庭與孩子的生活處境與壓力」……。
雖然不曉得昔日的內政部兒童局局長，而今改制後升格為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司長張秀鴛，是否有任何回應，但李醫師提出來的呼籲，是值得再進一步思考的。

４
我自己是在1979開始陸續接受兒童精神科的訓練；這訓練，一直持續到1985年左右。當時，國內兒童精神科醫師並不多，帶我們訓練的主要是宋維村、陳映雪、徐澄清、李鶯喬、丘彥南等醫師。
在那個時代，注意力缺失症或過動症的診斷並沒有那麼多，但也不是太少。然而，最大的差別是，那時候，教我們這方面專業的醫師們，從來不認為藥物治療是主要的方法。他們總是強調如何教父母去帶這些小孩，以及，如何建議老師用不傷孩子自尊的方式來經營班級。
至於用藥，在這樣處理過程下，幾乎是十分不必須用的。
那是一個生活細膩而不匆忙的時代，每個人都樂意去傾聽彼此的聲音，即使是門診負擔沉重的醫師也是如此。
然而，曾幾何時，包括醫師、老師和父母，也包括我們的媒體和一般民眾，這樣細膩關懷的生活態度，卻不知不覺地不見了？
在過去，至少在我成長的時候，老師們彼此之間不是提倡「愛的教育」，甚至還很積極糾正或引導當年日本教育下而相信「斯巴達教育」的家長們？
當然，在那一個時代，教育並非完全美好，還是有許多不自覺的偏見存在。譬如：成績好的學生還是容易受到重視，相反地，成績不好的學生，似乎較容易被視為品德也不夠好的。然而，即便是這樣，教育相關的事務，包括老師和家長，確實是相信「愛的教育」（雖然不全然做到），相信每一個小孩都是值得以抱持著關愛的心態去找到適合他們個別狀態的方法去教育他們。

５
而現在，父母和老師，又是怎樣看待孩子的呢？
李佳燕醫師結合了許多關心兒童權益的人士，包括兒童文學的幸佳慧等人，提出「給孩子做自己，拒絕孩子變罐頭」的口號，成立「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在全省各地辦活動。
為什麼是「罐頭孩子」呢？
我猜想是來自童書《罐頭裡的孩子》。這本由德國兒童文學大師克莉絲汀．內斯特林格(Christine Nöstinger,1936生)在1976年創作的作品；後來在1983年也被當時還年輕的導演Claudia Schröder改拍成電影。
孩子的內心世界從來沒被真正的注意到，因為大人只是在乎小孩究竟是屬於可以讓他們光采的好孩子（像小說裡罐頭工廠所出產的孩子一樣的好），還是讓他們丟臉的壞孩子。然而，在這樣的在乎下，孩子自身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屬於人的部分，卻是不知不覺地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了。
這樣的不存在，日本的社會則是用「透明的存在」來形容。
孩子雖然是生活在家裡或是在學校，但從沒有被父母、老師或其他同學真正地看到、感受到。
所謂真正地感受到，是指他真正地存在：他的想法、他的心情、他的困難、他為什麼要憤怒或撒謊，甚至他為何要表現這麼好……。而這一切，都不見了。

６
孩子只是被當作一種物體、一種工具來看待。父母對小孩不自覺地總是注意著：他是不是一個讓我們光采，至少不丟臉的小孩？老師看他則是：他是不是不帶給我的班級麻煩的小孩？而同學看他就成了：他有沒有什麼值得交換的能力、權力、或金錢？
在日本，不只是教育學家或社會學家討論過「透明的存在」這問題，連小說家也延續這觀念的探討。村上龍1976年出道而獲得當年群像新人文學獎和芥川龍之介賞的傑作《接近無限透明的藍》，這本直到2005年在日本已經賣出350萬本，成為日本最暢銷的現代小說之一，就是在探討小孩子們在大人的世界中，被無情地扭曲了。
「透明的存在」這名詞，甚至也出現在日本的犯罪事件裡。1997年日本神戶市須磨區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包括死亡的兩人和重傷的三人皆是小學生。犯人手法殘暴，甚至還以「酒鬼薔薇聖斗」自稱，寄出挑戰信，整個日本社會都震驚了。然而事隔多日以後，當整個案情終於水落石出，最教人震驚的是，這個被想像成惡魔一般的兇手，竟是一位平常看不出任何異樣的十四歲少年。
這位犯罪少年在挑戰信中，同時也憤怒地斥責日本的教育制度。他在信裡許多的威嚇之後寫道：「強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個透明的存在。」

７
且讓我們想想這一次臺北捷運殺人事件的鄭捷吧。想想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父母、我們的老師、我們社會中的大人，甚至我們自己：我們真的注意到了旁邊的人的真實存在？
這一次的事件，許多撻伐之聲，乍看是正義的怒吼，但，真的看到鄭捷的存在狀態了嗎？
在這樣滿天的惡魔想像中，十分難能可貴的，東海大學校方發表了一篇值得眾人深思的信。它是寫給東海大學師生的，但我覺得全臺灣都該看看。信中其中的一句話：「我們愛著他們，卻也不夠愛他們。」
也許，在這樣不幸的時刻，我們應該停下我們的恐懼和憤怒，一起讀讀東海大學的這一封信，也一起讀讀「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的發起文章，好好想一想：臺灣究竟要怎麼辦？

「每個孩子的狀況都不同，我們的目的是提供不同角度的觀點與資訊給家長與主要照顧者，藉此充權家長與主要照顧者的選擇能力，使其有能力逃脫單一的價值論述。最後目的，除了提供家長一個支持的網絡，也避免孩子成為主流價值與觀點的犧牲者。
老師，醫師，父母都不是唯一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也都可以是影響孩子的關鍵大人。
我們大人以為小孩應該是什麼樣？ 我們大人如何教小孩？我們大人對孩子有什麼要求與期待？我們以為孩子應該被教成會做什麼？該懂什麼？最終長成什麼樣的人？我們開始擔憂現代孩子的教育，恐成為某種形式的罐頭化或機械化的過程。我們的專業如何在孩子身上運作？將孩子的行為，以疾病化的方式去解釋與對待時，這些對孩子、對整個家庭的影響都重大且深遠，如何能不審慎？」

嶽麓書院為中國古代著名四大書院之一，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山東側，緊鄰湘江。始建於北宋開寶九年（西元976年），歷經宋、元、明、清時勢變遷，迨及晚清(1903年)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至今仍為湖南大學下屬的辦學機構，歷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見的“千年學府”。嶽麓書院原匾為北宋皇帝宋真親賜。二門匾額 “名山壇席”反映的是南嶽衡山。四大書院中，嶽麓是目前國內惟一還在招收學生的古代書院。嶽麓書院古建築群分為教學、藏書、祭祀、園林、紀念五大建築格局。書院占地面積25000平方米，現存建築大部分為明清遺物，主體建築有大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各部分互相連接，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建築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文廟兩側的廊屋現在是書院在讀研究生們的教室。除建築文物外，嶽麓書院還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聞名於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嶽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嶽麓書院學規碑”等等。
嶽麓山位於湖南省長沙市的湘江西岸，最高峰雲麓峰，又名靈麓峰。海拔300.8米，是南嶽衡山之72峰之一， 1975年闢為嶽麓山公園，與長沙城區融為一體，2002年5月17日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景區內有嶽麓書院、愛晚亭、麓山寺、雲麓宮、新民主學會景點等。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很多著名人物葬於山上。歷代留下的文化遺蹟文化遺蹟以晉初麓山寺、隋舍利塔、唐李邕麓山寺碑、宋嶽麓書院、禹王碑、明雲麓宮、清愛晚亭最為著名。山下形成了湖南最重要的文化教育區。湖南第一師範學院簡稱第一師範，是一所全日制師範類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前身為南宋的城南書院，由張浚、張栻父子建於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盛極一時。隨著南宋崩潰，書院在元代期間廢棄，改建為僧寺。明朝期間又經歷幾次興廢。清朝光緒29年（1903年），建立湖南師範館，為解決廢科舉、興學校的師資問題，經由湖南巡撫趙爾巽批准設立；同年2月17日正式開學，學制一年；王先謙任第一任館長。入學對象為30歲以下鄉試落選舉子，學制一年，成績及格者發給文憑，准予擔任中、小學堂教員；共設有倫理、經學、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文學、理化學、英文、圖畫、體操等10多門課程。1914年3月，湖南公立第一師範學校與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建於1913年）合併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此期間主要仿效日本的普通中學與師範學校分立雙軌制，1926年秋季，改為美國式單軌制綜合中學，學校併入湖南省立高級中學，成為湖南省立高級中學教育科。1927年因馬日事變而停辦，於1928年春複課，改為湖南省立高級中學師範科。1949年，更名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1972年被評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76年，批准按照建校初期原貌復建。2000年，學校升格為專科學校，名稱仍為湖南省第一師範學校。2008年，升格為本科院校，更名湖南第一師範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