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 臣 家具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花都往事並不如煙】

繁華與盛美，古典與現代，巴黎的一切一切都要從西堤島（Île de la Cité）說起。

暫且跳過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已經有人類活動的痕跡，遠在西元前三世紀，塞爾特民族分支巴黎西人（Parisii）便來到這兒定居。那時的西堤島並非一座島嶼，而是好幾個散布在沼澤裡的小島，島上居民無論飲水、捕魚或是栽種作物都由塞納河供給滋養，他們駕著小舟在蜿蜒河道來往，構築成功能齊全的聚落。

憑藉河水資源不虞匱乏的小日子原本很美好，直到西元前52年，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100 BC - 44 BC）派出4個羅馬軍團前來攻佔。面對強勢外敵，巴黎西人以破敗粗糙的斧頭對上羅馬人精良裝備和強效訓練，結果當然是血流成河屍橫遍野，無力可回天。臣服於羅馬統治之後，巴黎西人從此成為高盧羅馬人。

羅馬化之後的西堤島，尤其是小島東邊，一如從前，依舊是信仰中心，巴黎西人的祭壇在此逐步擴建，又迎來了羅馬眾神入駐，成為包容兩種文化的神廟。隨著時間推演，巴黎基督化之後，舉世聞名的聖母院也是在此拔地而起。

因此，巴黎聖母院除了建築設計足以代表哥德式藝術最完美的成就之外，尚且代表整個巴黎的文化和宗教起源，對於巴黎，或是整個法國和歐洲歷史發展，重要性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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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堤島的東邊是信仰中心，西邊則有從羅馬時期四世紀中興建的堡壘宮殿，自此，巴黎開始建城。

西元508年，法蘭克王國國王克洛維一世（Clovis Ier，466 - 511）將巴黎定為墨洛溫王朝（Mérovingiens）首都，也在這座羅馬宮殿的基礎上增建「西堤宮殿」（Palais de la Cité）。歷經數百年權力更迭，巴黎曾經退出權力中心；西元987年，卡佩王朝（Capétiens）建立時，巴黎再度成為王國首都，國王們依舊居住在西堤宮殿，直到1358年瓦盧瓦王朝時才將宮殿搬遷至塞納河右岸的羅浮宮。

但是無論世代如何變遷，聖母院依舊是巴黎的信仰崇敬之所在。

這座古老壅擠的都市，在19世紀經過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年- 1891）大力整治，幾乎剷平了所有中世紀建築，僅留存少數古蹟，例如西堤島上的聖母院、法國最古老的王宮-西堤宮殿，和相連宮殿的「聖禮拜堂」（Saint-Chapelle）、「巴黎古監獄」（La Conciergerie）。

其中，聖禮拜堂就非常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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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禮拜堂為典型哥德式建築，被譽為是法國最精美的皇家小教堂，也是整個歐洲13世紀花窗玻璃保存最完整之處。

整座禮拜堂擁有15扇高達15公尺的開闊窗戶，由多達1113面彩色玻璃組合而成，上頭描繪了舊約和新約聖經故事的不同場景，以及聖物運抵巴黎的過程。這些裝飾創造出無與倫比的璀璨瑰麗，更是13世紀玻璃藝術最豐碩的展現。比起聖母院，被聖禮拜堂的炫目光影包圍或許更讓人震撼動容。

得利於建築技術發展，十字交叉拱架得以延伸出進一步應用，過往羅馬式教堂的厚重石牆被捨棄，輕盈纖細的支柱和肋拱，加上飛扶壁便足以創造出嶄新的教堂形式，牆壁也能裝上大片窗戶裝飾。你知道的，要是羅馬式教堂窗戶開太多，牆壁支撐力道不夠，教堂可能就垮了。

透過百花窗和彩色玻璃，不僅宣揚教義，闡釋聖經故事，光線透過之後形成的絢麗光影，更讓虔誠信徒不用再像過去那樣只能待在陰暗濕冷的空間中禱告，而是能夠親眼看見聖經中所提及或內心朝思暮想，那聖城耶路撒冷與天堂的夢幻之所。

聖禮拜堂正是這樣一處宗教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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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驚人的玻璃百花窗，聖禮拜堂當初是用來收藏無可比擬的無價之寶，尤其是對教徒來說，可說是〝聖物中的聖物〝，那就是耶穌受難時所戴著的荊棘冠以及他被釘上的十字架大型碎片。

能擁有如此重量級的聖物和精美絕倫的皇家禮拜堂都要歸功於法國卡佩王朝的國王路易九世（Louis IX，1214 - 1270）。

路易九世在位40多年期間，無論在政治、經濟、建築、教育或藝術都建樹極多，例如知名的索邦大學前身-索邦學院也是成立於路易九世之手。他還是位虔誠的教徒，曾經兩次帶兵參與十字軍東征，只是往往出師不利，第一次東征結果慘敗成了俘虜，第二次則是在過程中於迦太基死於疫病。

然而路易九世的宗教熱誠和諸多事蹟，讓他在死後被天主教會封為聖人，因此他也被稱為〝聖路易〞（Saint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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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荊棘冠和十字架之所以落在路易九世手裡，說起來有點因緣巧合又有驚無險。

若不是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鮑德溫二世（Baldwin II，1217-1273）和整個宮廷債台高築，又拿國寶-耶穌的荊棘冠抵押，跟威尼斯商人借了一大筆錢卻無力償還，路易九世也不會有機會入手聖物。為了籌錢還債，免得荊棘冠最後被威尼斯給沒收，鮑德溫二世還在1237年親自前往歐洲尋覓買家，順便找人跟他一起組成十字軍同盟聯合東征。

路易九世雖然對聯盟沒興趣，但一聽到荊棘冠卻眼睛為之一亮。這時候，多少錢都不會是問題，只要能得到荊棘冠！

擁有聖物對於王權的穩固具有相當大的重要性，不僅顯示國王信仰堅定，也代表神所賜予的榮耀，更能在百姓和各國之間建立無可動搖的威望。換句話說，聖物的象徵性和功能性對於專制王權是錦上添花的最佳物件，無論出於宗教情懷或是政治算計，路易九世都不能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話說回來，雖然拉丁帝國還是失去了荊棘冠，但好歹是落在有點淵源的自家人手裡。

路易九世花費鉅資完成交易後，荊棘冠於1239年風塵僕僕抵達巴黎，中途當然會有其他人想要挾持搶奪，幸虧耶穌聖物還是安全來到新家。為了妥善供奉珍貴的耶穌遺物，路易九世下令在西堤宮殿內興建聖禮拜堂，整個工程從1241年進行到1248年，歷時短短7年便大功告成，以整體建築和裝飾的精妙程度來看，這樣的工時確實非常有效率。

有趣的是，建造宮殿的費用遠不及路易九世購入荊棘冠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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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禮拜堂分為上下兩層，耶穌遺物被置放於上層，一旁有扇門直通皇家宮殿，因此當時聖禮拜堂只供王室成員使用。

想想看，在那個疫病橫行，戰事頻起的年代，國王只要渴求耶穌的撫慰和力量，便可以來此靜思冥想，沐浴在百花窗的幻麗光影中。對於王室來說，這是一個多麼核心又私密的存在！不過就沒有老百姓的份了（無奈攤手~

時光流轉，人事變遷，1789年爆發驚滔駭浪大革命，作為君主專制象徵，皇家專用禮拜堂如聖禮拜堂當然會成為暴民攻擊目標，無論是家具、聖壇飾板、12使徒雕像等都被破壞得慘不忍睹，就連盛裝聖物的盒子也被送到造幣廠銷毀鑄鎔，有些彩色玻璃窗還被整扇拆下輾轉賣到英國去。

幸好，荊棘冠在危機凶險中得以保全，不幸中的大幸。

想來暴民再激情慷慨不顧理智，面對耶穌基督的遺物還是存有敬畏，也因如此，這麼至關重要的文化資產才得以保存。另外讓人慶幸的是，儘管玻璃百花窗難逃一劫，破的破毀的毀，還是留下了2/3比例的原件。19世紀中期經過修復，聖禮拜堂終於恢復原貌，成為歷史文化重要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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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再到西堤島，除了聖母院之外，聖禮拜堂與一旁曾經關押法王路易十六瑪麗王后的巴黎古監獄，都很值得細細探訪，見證巴黎的歷史起源，想像法國輝煌的歷史，以及王后一夜白頭的哀愴憂戚。

然後啊，那個革命歸革命，訴求歸訴求，可以不要拿文物古蹟出氣嗎？

多少歲月和知識的積累才能建立的文化與價值，輕易摧毀草率破壞，也不過是以改革造反之名，行鄙陋無文之事罷了…（無奈攤手again+翻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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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家的織錦室】

英法兩國自古愛恨交織，彼此情仇夾雜，歷代君主無不想方設法跨越英吉利海峽攻城掠地染指對方，光是14至15世紀的百年戰爭便綿延一百多年，再到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兩國又因宗教、政治情勢、殖民地利益…等複雜因素，各自拉著好朋友一同下水攪和，這一打又要到1815年拿破崙兵敗下台，英國才得意洋洋迎來「日不落帝國」威名。

長年以來透過各種形式頻繁交流，兩國雖各自擁有不同習慣與文化，總難免相互影響，而且浸濡極深。儘管英國最終以國力取勝，然而自法國宮廷所輸出的奢華美感與享樂習性，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在任期間大力推動的奢侈品熱潮更是席捲整個歐洲。

既浮誇又精緻的法式品味不只呈現於衣著、飲食或藝術層面，也反映在建築設計上。

英格蘭第六代考文垂伯爵喬治･考文垂（George Coventry，1722-1809）就是法式風格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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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伯爵大人繼任爵位之前曾任下議院議員，襲爵之後便正式進入上議院，更在1752-1770年間，長達18年擔任連續兩位英國國王：喬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和喬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的「寢宮勛爵」（Lord of the Bedchamber ）。

這職位表面上是要待在寢宮內伺候國王吃飯穿衣洗漱沐浴，無論在他舒暢開懷或是勃然大怒，坐擁情婦或者操勞國事時，都得陪伴在側，然而實際上許多勞動事務都有僕人代勞；因此身為寢宮勛爵最重要的好處便是得以貼近國王，成為心腹獲得垂愛，進而掌控資源與大權。

從這個角度看來，考文垂伯爵確實是一代重臣，有錢又有權，他的鄉間別墅自然不能馬虎。

考文垂伯爵在1751年繼承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克魯姆宅邸（Croome Court）。克魯姆宅邸興建時間可以往前追溯到1640年代早期，到了事業與前途一片看好的第六代考文垂伯爵一接手，便找來英國建築師羅伯特･亞當（Robert Adam，1728-1792）進行大改造，成為新帕拉迪奧式（Neo-Palladian）建築典範，也曾接待數位英國君主，如喬治三世、維多利亞女王等人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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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遠在大不列顛，伯爵大人對於洛可可藝術的偏愛卻不因距離而削減。克魯姆宅邸有間織錦室（Tapestry Room），室內牆壁是由濃麗明豔的朱紅織錦畫綿延而成，這在當時是首創的新穎手法。

織錦室原來是1763年，伯爵委託巴黎皇家戈白林織錦廠（Royal Gobelins Manufactory）的雅各･尼爾森（Jacques Neilson，c.1718-1788）工作室為他製作織錦，又有法國洛可可大師布雪（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操刀，以古典神話故事設計畫面場景，至1771年終於大功告成，在那年初夏運抵英格蘭，進行組合安裝。家具的鍍金框架則於 1769 年在倫敦製造，而織錦椅面同樣為巴黎戈白林織錦廠出品。

一切就緒全體到位後，克魯姆宅邸的織錦室從此成為英格蘭鄉間最具法式風味的一道風景，也是伯爵招待賓客最引以為傲的華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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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人生與運途終有限制，傳承至1902年第九代考文垂伯爵時，他把這些織錦和座椅都賣給巴黎藝品商，1949年第十一代伯爵再把織錦室的天花板、地板、壁爐架、門和門框等室內設計配件，通通賣給美國克瑞斯基金會（Samuel H. Kress Foundation）。

這麼一來，克魯姆宅邸的織錦室已經不復存在，蕩然無存。

幸好，克瑞斯基金會1958年把手上持有的克魯姆織錦室收藏捐贈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甚至協助館方買回原來的織錦座椅並加以修復，而橡木地板則為織錦室原件，依照原來設計圖稿鋪設，至於天花板則是以複製品安裝在博物館內。經過多方努力，如今我們才得以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見到織錦室當年在大宅內的光彩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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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魯姆宅邸現在已經交給基金會管理並對外開放，訪客得以見識到綠意扶疏的庭園和可觀的藝術收藏，可惜織錦室早已遠離故土，落腳於異國。說來雖然不免遺憾，但若繼續留在英國，難保二戰烽火延燒時，這些珍貴的織錦和家具設計是否也會跟著遭殃。

大都會博物館的室內裝飾情境布置和修復專業向來令人讚嘆，下回有機會拜訪的話，記得要多留點時間逛逛這些驚人的文化資產，那是最美的時光隧道，走過一個展覽室，便是跨越了不同世代與藝術風格。

悠悠歲月，天涯近在咫尺。這就是博物館每每令人感動莫名的功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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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兩百多年前，織錦室剛完工的精美面貌，你會想在裡頭做哪些事？喝茶？閱讀？彈琴？吟詩或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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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版讀起來更好讀。齋主我向來看到消費史的書籍就愛不釋手，因為沒有甚麼比人類的消費行為，更能深刻理解社會的樣貌。此次閱讀《品味奢華》著實收穫良多，因其內容豐富，齋主僅能從其中擷取片段內容撰寫本文。實在也沒想到這篇文章，被我列入有品有閒系列文續寫的一篇。若你對本文有興趣，歡迎你也閱讀該系列文，若你對本書有興趣，也請你千萬買一本來支持。

#齋主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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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仁恕《品味奢華》一書，透過具體紀載，探討晚明社會的消費文化。作者指出晚明社會已經形成「消費社會」，並且以士大夫的消費文化變動，對比社會各階層關係之轉變，重新建構社會活靈活現的樣貌。本書以多項消費行為為例，如乘轎、服裝、家具、旅遊及飲食等，帶領讀者思考為什麼禮制法律的約束，遠遠跟不上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

明代早期因為多年不安定，包含改朝換代、政變加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政局相對不穩定，在這樣的態勢下，經濟自然無法穩定成長，所以禮法制度得以維持。在中葉後，由於政局穩定、人民富庶，加上資訊傳播迅速，社會自然形成各類奢侈品消費或炫耀性消費，特別是江南蘇杭一帶。

「炫耀性消費」的概念，過去齋主《有品有閒》系列文中，有過詳盡的討論。這概念是由經濟學家范伯倫於19世紀末之《有閒階級論》中提出。意指消費者之所以購買該商品，並不單單因為其「實用性」或「使用價值」而選擇購買，更多購買的緣由是「想要區分與大眾的不同」，或者說是某種階級優越性。因此商品價格越高，未必會因此乏人問津，有些人反而會購買原因，恰恰是因其高昂到其他人負擔不起的售價。購買這類商品，被視作《有閒》。而後20世紀中葉，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更延伸這類概念，將資本分作經濟、文化、社會及象徵四種形式，換句話說有人是為了彰顯文化而購買，有人是為了人際關係而購買，更有人只是為了必須身分而不得不買。對此觀念有興趣者，歡迎延伸閱讀齋主過去的文章，在此不贅述。

明朝初期，不管是太祖朱元璋或成祖朱棣，都制定了許多禮法制度，其目的除了要重新樹立朝廷權威之外，也為了重新建立社會的倫理秩序。光是服飾一項，太祖便訂立了許多規範，從帝后將相到販夫走卒，都制定了相關規範，從圖樣、顏色、布料甚至是袖子長短都有相關規定。在這樣的規定下，自然社會上看起來井然有序，社會上各種職業和階級都一目暸然。

在乘轎文化上更是如此。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大明會典》明定無論官轎與民轎都不得雕飾龍鳳紋。職官一品至三品許用間金妝飾銀螭繡帶青幔，四品、五品素獅頭繡帶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雲頭青 幔。轎子比同車製，庶民車用黑油，齊頭平頂，皂幔。轎 子比同車製，並不許用雲頭。而後洪武六年又列。令凡舟車坐轎、除紅漆外。許雜色漆飾。五品以上、車用青幔。餘並不許。其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乘之。轎子不但針對社會的階級差異訂立詳細規範，甚至對於民間用轎也早有相關規定。

乘轎與服飾文化，是本書著墨最深之篇章。確實明初朝廷對於各類事務的規範都十分詳盡，也或許符合當時社會民情和消費水準，但社會政局穩定發展，帶動的勢必是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在生活越趨富裕的情況下，過去依據當時民情所訂立的相關規範，自是跟不上經濟發展。因此明中葉之後，富裕所帶來的奢侈消費習慣席捲民間，許多過去所訂立的階級規範，也在一次次的衝擊下逐漸破裂。

因為經濟能力的提升，服飾已不再只是彰顯經濟能力，更多的是為了顯現消費者的社會地位。經濟穩定發展的社會，必然產生許多資本主義下富賈商人。中國社會向來崇儒而貶商，這些經濟水平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自然無法接受社會地位連官職最低的芝麻官都不如，這怎麼可能為消費能力大幅提升的新富階級所接受。易位思考就很好懂，過去經濟能力差，只購買得起朝廷所規定的衣物，現在富甲天下了，難道還要依照規定購買過去那些爛衣服嗎? 人性使然，自然不會如此，因而開始模仿士大夫的穿著規定，只要保留相當的灰色地帶得以規避法律即可。事實上類似的行為並不只是發生在新富階級上，廣大的庶民百姓也因為經濟發展而提高了消費能力，也進而開始模仿那些較有社會地位者的穿著，不管模仿對象為士大夫或為新富階級。

明代因為政局穩定加上經濟發展，有著大量階級流動的需求。事實上朝廷也確實開放了比過往朝代更多的官位，甚至土木堡之變後還開放了商人能合法買官，但終生沒官做的儒生仍如過江之鯽。即便順利考上科舉，也未必真就能悠哉一世。

下層士人的社會地位著實尷尬。論財力他們遠遠比不上那些新富階級，論權力當然更比不上中高級官員，而好不容易考上了官，有了社會地位之後，榮華富貴也沒跟著來，反而發現日常生活中穿得比自己好的人多得是，甚至多數商賈和富二代，根本沒正眼瞧過自己一眼。晚明時「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除了買官所得到的官位之外，也多有士大夫從商而後致富者，因此在法規上實在難有明確的劃分和定義。對於下層士人來說，要保有自己的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並不容易。

在大眾眼中，士大夫依然擁有社會階級和地位，因此士大夫更是成為大眾模仿的對象。因為經濟消費能力的提升，市井小民都在學習士大夫的穿著，儒服頭巾絲毫不足奇。即便嘉靖7年(1528)朝廷規定忠靖巾只能於某些士大夫所用，但到了萬曆年間(1563~1620)時，已為社會大眾用，甚至連衙門差役和算命師都在用。許多原本只有士大夫能用的服飾，平民百姓模仿也就罷了，在某些經濟發達的區域，許多被社會認定的底層職業，如奴僕、戲子、差役等都在仿傚。如此境況，可試想底層士人之社會處境。

士大夫雖然經濟能力不如人，權力也不如人，但在文化解釋權上還有一席之地。為了區別與其他仿效士大夫的平民百姓的差異，士大夫們開始利用在文化資本上的優勢創新服飾，進而維持其岌岌可危的社會地位。如前文所述之忠靖巾(冠)原為官員專用，後來生員也跟著使用，連平民老百姓也都跟著僭用，儒生為了區分與大眾的不同，加以裝飾修改，更名「凌雲巾」，以區分地位差異。

政治經濟穩定的發展，打造富庶的晚明生活。富庶的平民生活，才有能力模仿上層階級穿著，這種模仿他人穿著的行為，直接創造了時尚流行服飾。正因為流行時時刻刻在改變，禮制階級也隨之變得模糊而不可分。如果人人都有能力專錦衣華服，那真正區分社會階級的，也只剩下成本更高的其他「炫耀性消費」了。

比起服裝打扮來說，乘轎文化更是變化許多。明代初期便對乘轎者的身分階級及樣式有嚴格的規定，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集中、城市化等影響，許多農村的剩餘人力都到了都市發展，龐大的勞動力帶動了乘轎服務的興盛。明初期的士大夫原本都騎馬或騎驢，但飼養良馬成本太高，多人共飼一馬也時有所聞，隨著城市勞動力上升，乘轎服務的價格比馬匹來得便宜太多，而轎子也遠比騎馬來得舒服快意，並且來得更氣派。

明代之初，乘轎文化尚未如此興盛時，朱元璋便針對文武大臣有乘轎騎馬等相關規定。太祖認為建國不易，武官需維持強健體魄和武術修習的生活，因此規定武官只可騎馬不可乘轎，只有文官大臣得以乘轎。聽起來立意良善，但唯獨出了個問題，那就是小文官也是騎馬，這讓武官直接被文官大臣比了下去，便是官勳再大的將軍也不能乘轎。事後想來，這或許是明代初期君主刻意為之，讓文臣大於武官，避免再興戰事，穩定社會發展的手段之一。但隨著社會穩定發展，武官帶兵的需求漸少，加上這些大將軍也終究會老，總會有被皇帝破例賜轎的一天，到了嘉靖萬曆年間，越來越多的武勳大臣都被破例准轎，慢慢這件事情也不怎麼稀奇了。

明代初期，對於乘轎者的身分是有嚴格規定的，只有三品官以上方可乘轎。但規定畢竟是老東西，隨著經濟水準的發展，乘得起轎子的人越來越多，這些規定也就隨之被打破了。前文提到明代「士商相混」的社會型態，許多富人讓孩子當官，許多當官的也變成了大商人，這些人的孩子也當然要循著相同的道路，若不是大商人就是考科舉。試想在如此優渥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又怎麼可能接受百多年前不准乘轎的規定呢? 是以明朝後期，除了考上舉人的也在乘轎，甚至連單純的富二代考生也在乘轎。試想以這樣的社會風氣，不難想像中高階級以上者，大多都靠著轎子代步，乘轎文化早已見怪不怪。

乘轎成為了彰顯社會地位的「炫耀性消費」。前文所提到的流行服裝，因為產量上升而售價降低，進而導致社會上幾乎人人消費得起，無可再以服飾差異區分彼此階級上的不同，因此門檻較高的乘轎，成為士商階級證明自身優越的最佳方式。

本書除了服飾、乘轎之外，也討論了家具、旅遊和飲食等面向，但都脫不了因為消費能力增加而出現的僭越，或是既有身分地位的人為了保有優越性，選擇了排斥廣大平民百姓的新樣式或新方法並重新建構其社會地位等相關論述，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不過本書真正帶給我啟示的，卻反而是對當代民主制度的思考。

為什麼當代的民主制度主張人人平等，法律上不再有階級上的差異? 人人平等或許是個口號，也因為平等是寫在憲法中的前提，導致我們鮮少思考這類問題。我們都知道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權自由上，這種基礎個體的自由，建構了自由經濟市場。就如同晚明因為經濟發展快速，雖然不是民主政體，但市場消費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資訊流通得太快，產品發展得太快，消費者的心也改變得太快，這類自由市場無法靠著過往禮法制度硬性規定。這種硬性規定，反而成為人民刻意打破並效仿的法則，加上國家又怎麼可能有這麼多行政資源，成天針對這些不遵循禮法來逐一取締或執法?

或許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相同的消費革命或僭越並沒有發生在古代? 我們無可得知，只能給個粗糙的說法，可能是因為科技進步的速度太慢，交通技術的匱乏，甚至是經濟成長的幅度不夠，不足以在短短數十年間出現改變社會的大變化。反觀如今社會，短短數年間的變化，不管是產業轉型、供應鏈的改變、生產方式的革新等等，都不是16世紀的明朝人能想像的。這樣的社會，又怎麼可能靠著硬性禮法制度來管理?

民主制度取消了貴族特權，卻也成就了所有人民成為貴族的機會。正因為人人眼中都是機會，所以才會出現諸多浮誇到無可理解的炫富行為。這些「炫耀性消費」對民主社會來說是良好的象徵，正因階級沒有固化，民眾有階級翻轉的機會，所以才有追求幸福或分享成功的舉動。

那些存於民主制度中的惡俗消費舉動，諸如嘻哈歌手在勞斯萊斯裏頭撒鈔票、建商各種封官晉爵的建案名稱、整形診所廣告上每個看起來都一樣的複製塑膠人、臉書直播中充斥的盜版名牌精品、商標比臉還大的POLO衫、開賓士C300但加油只能加300元、排氣聲又大又難聽的汽車、下雨天還要悉心保護的名牌包，以及電視機上各種談財務自由的發財節目的等惡俗行為，皆是平日裡看不慣的惡俗。這些行為看似與本書無關，但其實這些行為的背後，都是某個市井小民在這自由社會中，表達幸福的一種方式。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人人都有自我的幸福得以追尋，民主制度才得以穩定成長。若人人都沒有表達幸福或成功的衝動，代表社會的階級固化已久，這股內心的抑鬱累積於內部過久，必定會導致一波巨大變動，例如戰爭或革命。

綜觀台灣十數年來，「炫耀性消費」是越來越多，不但許多年輕人每年都準備要出國遊玩，平時假日也不忘要去高級餐廳用餐，也追逐各類時尚或3C精品。這些需求也誕生了各類旅遊、美食和開箱部落客。雖然品質、品味和方式，不見得是社會上廣泛能接受的，甚至多數旅遊或美食內容也難入真正內行人的法眼，但這些資訊的出現和整理，代表整個社會是富裕且有能力追尋幸福的，更代表台灣政治和經濟是穩定成長的。這無疑是件好事。

我很推薦這本《品味奢華》給所有齋友。我沒有想過這本書的內容，帶給我許多啟發，甚至讓我重新反觀台灣社會的現貌，進而產生了更多的信心，和更樂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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