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於《新新聞》2015-10-08
【2016我選立委】邱顯智：開始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
給一個承諾，不讓支持我的人失望
曾經因為美麗島律師的演講而激昂，也曾因陳水扁事件而討厭政治；如今邱顯智決定站出來，無畏和柯建銘對上廝殺，只提醒自己不要讓支持的人失望，「台灣有這麼寶貴的制度，讓普通人有改變國家的機會，我為什麼不試試看？」
口述／邱顯智、整理／李又如
二○一一年，在我回台灣成為執業律師之前，只是一個在德國海德堡騎著腳踏車去上課的學生。因為貼近，我很常替學生辯護，也因此認識很多年輕的朋友。我很在乎他們的看法，聽到他們喜歡我就很開心，因為年輕人說的話都是真的。大人會因為各種目的說假話，但他們不會，喜歡就是喜歡，討厭就是討厭。
我不退選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不想對不起這些相信我的年輕人。
跟柯建銘私下協商的次數是零
其實，代議士跟律師很像。英國的代議制度，是從英國的原、被告律師在法庭的辯論演變而來。委任是一種責任，如何不負所託，是最重要的事。我在高中的時候，聽見美麗島律師的演講，油然而生想要當律師的願望，當時，我相信他們口中激昂的夢想。
我的大學是陳水扁的年代。看著他選上台北市長、選上總統。二○○六年我在德國，看著紅衫軍倒扁的行動非常難過，那是一種被背叛的感覺，甚至被不同政治立場的同學恥笑。從那年起，我開始討厭政治。
就算回到台灣，熱情仍沒有回來。但開始執業以後，經過關廠工人案，感受到年輕律師的集結力量，五十七個人組成的律師團，從台灣各地無償為無辜的人付出。接著是洪仲丘案，在遊行之前，我們已經被軍方欺負了一個月，每天疲於奔命，凌晨四、五點才回家。可是那天我跟洪家人站在台上時，居然看見二十五萬人願意為了一個不認識的人站出來。
我開始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
有很多年輕人願意支持我們。我沒有資源，能給的，就是一個承諾。這個承諾是不做傷害支持者的事、不讓大家失望。當你什麼都無法給予，還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場合、拿不該拿的東西，讓你的支持者被他的朋友笑，就像當年的我之於陳水扁一樣，我不想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沒有退選的理由。黨內同志不曾給我任何壓力，國昌、昶佐也都跟我一起開記者會，支持國會改革的信念。我們把「人民的立法院」印在衣服上，這是決心，不是口號，更是創黨以來的共識，所以黨內一直非常支持我，從來沒有私下勸退。我跟柯建銘私下協商的次數是零，我不可能私下跟人家談、或是「喬」出一個結果，這會讓支持我的人失望。
為台灣人做事，自然有人支持
我認為政治跟道德是不可分離的。有人覺得政治是利益的交換與分配，但我不認為。道德是政治行動者最低的標準、也是最高的要求，這是林義雄用身體力行告訴我的事。
律師有很多種，你可以靠交際手腕，也可以靠專業能力來獲得當事人的信賴。政治人物也是這樣，應該要專注在本業，站在人民的立場，為他們爭取權利。
我當律師的時候從來不應酬，下班就回家。我就是一個非常單純，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這樣的人怎麼選立委？我一開始也很懷疑。加上我的父母年紀大了，還有一個兩歲、一個四歲的小孩，家裡更沒什麼錢，怎麼選舉？
林義雄說：「你為台灣人做事，自然就會有人支持。」像他經歷過這麼多事情，還認為台灣是一個很多好人組成的國家，我真的很感動。
我當台權會會長的時候，曾在香港與中、港律師交流。他們對國家的未來非常失望，很多人因為人權運動被打、被消失。有一天晚餐後，我跟一位香港的老律師在中文大學散步，他跟我說，「顯智，台灣有民主的選舉真的非常棒，這是香港人夢寐以求的事。」
我才意識到，台灣有這麼寶貴的制度，讓普通人有改變國家的機會，我為什麼不試試看？
一直做一直做，總有一天會成功
我過去經歷的很多事情，大家都不看好。很多人調侃「殺人犯你也敢辯護」，還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師喝咖啡，我說，關廠工人案是公法，老師馬上搖搖頭說，那是私法，你不可能說服法院。我繼續說，軍事審判制度是違憲的，老師也立刻說不可能。
但最後關廠工人勝利、洪案也順利推翻軍事審判制度。所以，我們不是看到有沒有票，才決定要不要選。該做的事情就得做，至於會不會成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只要一直做，一直做，總有一天就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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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t=03&i=TXT20150930172311T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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