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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監察院遭到政治力主宰而濫行干預司法的問題】

號外！
法院認證：監察院彈劾的「曲棍球案」承辦檢察官沒有違法失職、辦案沒有違反程序規定，不受懲戒。
這也意味者：
民進黨提名的監察委員高涌誠（還是 #律師 出身呢）等人，濫行彈劾檢察官！
這不是 #干預司法，還有什麼才是干預司法？

💥就事論事，這次本粉專當然是要來批判民進黨政客這幾年來輸不起、干預司法的問題。
反正我們「逆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民進黨的死忠支持者盲目到連獨立思辨、捍衛司法獨立的能力都沒有，只能說，對不起當年那些流血的黨外先人的，正是這些盲目支持者！

故事要從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段宜康的「吞曲棍球」開始說起：
2014年11月，段宜康在幫民進黨彰化縣長候選人魏明谷站台輔選時誓言：「如果調查結果是查無林滄敏不法情事，他願當眾吞下三顆曲棍球」。
事後檢方調查認為林滄敏並未涉案。至於真正涉案的其實是協會秘書長李淑惠，這部分檢方斟酌情節，給予緩起訴處分確定－－緩起訴處分不是無罪，而是刑事訴訟法設置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的處分，也就是「留校察看」，如果一定期監表現良好，才會有不起訴處分的效果。
2018年法院更判決段、魏須連帶賠償林名譽損失共100萬元，並登報道歉確定。
關於段宜康打賭吞曲棍球事件，維基百科有喔：https://bit.ly/2YKh5DF

後來呢？段宜康當然沒有吞曲棍球！沒吞也不打緊，小編本來就不鼓勵 #自殺，但是他 #跑去找監察委員陳情彰化地檢署承辦本案的檢察官。
奇怪！你們玩你們的政治污水戰，為什麼要拖檢察官下水？

最扯的就是：
監察院還真的彈劾本案承辦檢察官陳隆翔了！
理由是什麼？理由之一是：監察委員認為這案子中關鍵的印章是盜刻的而且沒有沒收。
問題是檢察官則認為沒有證據證明是被告盜刻，沒辦法證明當然也不能沒收。

然後檢察官就被彈劾了！

最後法院怎麼認定的呢？職務法庭認為：承辦檢察官 #沒有違法失職，也 #沒有違反辦案程序規定，不受懲戒。

以下摘自新聞〈曲棍球案檢察官不受懲戒 職務法庭判決理由曝光！〉：https://bit.ly/2NGvWZt
「職務法庭指出，陳隆翔根據證人證述，認為李淑惠是基於行政作業便利，將各校教練提供的選手名冊，委託他人整批刻印，刻製印章當時，主觀上沒有偽造印章的故意，因而未認定李淑惠犯偽造印章罪，沒有違反一般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難認有違法失職，也沒有違反辦案程序規定。

最後，陳隆翔雖在緩起訴處分書中，漏未認定李淑惠印領清冊應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雖然有疏失，但不影響緩起訴處分對李淑惠罪責認定的結果，難認情節重大；因此職務法庭查無足以證明陳隆翔有認事用法上明顯重大違誤、嚴重違反辦案程序，或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且情節重大之情形，故判決陳隆翔不受懲戒。」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一下提名監委的總統、同意任命監委的立法院：
像這種被政治力左右、濫行干預司法、連屬於檢察權核心的法律見解與事實認定都要干預的監察委員，
要由誰來彈劾？
總統和立法院要不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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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公正，這個圖片擷取自（公認親綠的）自由時報，新聞全文請見：https://bit.ly/3gfY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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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學者怎麼說？
司法官由監察院調查？　王皇玉：不該針對司法個案
摘自上報報導：https://bit.ly/2YIyBbx
「王皇玉表示，對於檢察官是不是司法官的確有所爭論，但檢察官對案件起訴與否的認定是司法權的核心。她認為，如果不服檢察官辦案，在「不起訴、緩起訴」上，是再議或交付審判，不服「起訴處分」就是審判。她認為，違反權力分立的外部干預有兩種，像是立委讓辦案的檢察官到立院接受質詢，破壞個案偵查，還有監委以「調查權」為名義，實際指導檢察官對犯罪與否的認定。

王皇玉表示，監察權是為了制衡行政權，但目前沒有制衡監察權的機制，監察權是否成為超越權利分立，成為司法終極救濟機關。

在彈劾陳隆翔案中，王皇玉甚至提出司法已死的質疑。她認為監察院藉由彈劾承辦個案的檢察官，而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監察權介入司法個案的實質認定，將破壞權力分立，司法獨立性蕩然無存。

司法官是否不能由監察院調查？王皇玉表示，失職的司法官當然可以被調查，但不應該針對司法個案作調查，監察院搞到最後似乎跟司法人員站在對立面。」

🔥檢察官余佳恩：〈從白玫瑰的公民意識，到曲棍球的憲法危機〉：https://bit.ly/3g9sMd1
（以下內容徵得該文作者本人同意摘錄）

「第一，監察委員認定的「錯誤」是什麼？監察委員認為這案子中關鍵的印章是盜刻的而且沒有沒收，檢察官則認為沒有證據證明是被告盜刻，沒辦法證明當然也不能沒收。這就是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不同，這就是偵查核心、司法核心。如果只要檢察官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監察委員不同，就是「錯」，那監察委員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正確與否，要由誰來監督？既然只有監察委員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是對的，民眾何須跑法院？監察委員何不將全部的司法案件拿去辦呢？

第二，監察委員挑的「錯」，是監察院彈劾司法官時應該要處理的「錯」嗎？監察委員一直告訴大家「檢察官有錯」，但他們不敢說的秘密是，他們挑的「錯」完全無法動搖這個案件的結果，檢察官就這個案件的「決定」其實沒有「錯」，且被告都已經履行條件也沒有再犯其他案件，也就是說，檢察官給這個被告一次機會，被告有好好把握，檢察官作了一個相當妥適的最終決定，監察委員不敢說的是，他們挑的「錯」，只要上網搜尋判決，就可以找到無數個這樣的「錯」，他們沒有說的是，為什麼無數個這樣的「錯」，唯獨這一件監察委員做了調查、做了彈劾。」

「國家想要有什麼樣的法治體制，端賴人民的選擇。這次監察委員提供人民一種選擇，所有曾經涉訟的民眾只要對結果不滿意，都可以翻出舊案陳情，因為誰也說不準監察委員對於個案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心證，是不是和你手上這位法官、檢察官想法不同呢？監察院可以幫你彈劾檢察官，還可以幫你直接指示法院應判有罪或無罪。

這樣的制度聽起來是不是很有監督效果、很接地氣呢？但大家或許忘了，監察委員是29位經總統提名、立法委員同意任命的官職。我們是否能接受，一個案件在經過漫長偵辦、審理過程後，有罪的人在短時間內就被監察院認為應諭知無罪？我們是否能接受監察委員對於事實、對於法律的看法，是最高最神聖，只要檢察官、法官想的和監察院不一樣，就會被彈劾？而且我幾乎能夠想像，屆時大家還是會很不滿意司法，因為，被改變結果的案件往往都不會是各位民眾想要的那一件。

這是當年30萬名關心台灣司法的人要的司法改革嗎？如果是，當然無話可說，但最令人害怕的是，大多數的人還沒有理解檢察官群體高呼的權力分立、憲政崩壞這些離生活很遠的名詞時，早已被監察委員簡單好懂的「官官相護」、「有錯不認錯」、「恐龍恐龍恐龍」等字眼掩蓋真正侵門踏戶、邁向帝制的《憲法》危機。」

🔥關於執政黨與司改：
吳忻穎：〈大選激情過後，被忽略的「務實司改」如何重新開始？〉：http://bit.ly/2syI3kq
「 此外，尚有執政黨提名、長期以來被批評為綠營打手、以政治考量彈劾曲棍球案檢察官的監察委員陳師孟，在選後對於司法院院長「維護司法獨立」的呼籲，竟然僅以一句「自欺欺人」將憲法學理踩在腳下。
這一連串選後與司法有關的現象，交織出偉大的台灣奇蹟。」

「執政黨過去四年面對司法改革議題時，偏信司改弄臣、進退失據、任用欠缺風骨的政務官，執政措施受到輿論抨擊時便搬出「司改自助餐」大吃司法豆腐的舉措，或許可以讓執政黨轉移焦點、欺騙選民。然而民意如流水，亡國感不是永遠的護身符，司改自助餐吃久了總是會膩，這次韓國瑜陣營濫用民粹後引火上身的慘敗，正是殷鑑。」

「 司法改革，不是口號、不是作秀，而是必須務實的解決問題——包含司法之外，前端以及其他與司法交會等專業機關、媒體的問題。

希望蔡英文總統在下一個四年，能重新檢討自己身邊弄臣環伺的問題，沒有連任的壓力後，更應該廣納建言，勇於任事的從事務實的改革。否則，下一個四年，當人民對於亡國感、司改自助餐不再買單時，藍綠再次翻盤、或是由其他小黨崛起、瓜分綠營選票的局面可能會發生。」

創新工場AI工程院王詠剛院長的第三篇AI教育遊戲。家長快收藏！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半輕人（ban-qing-ren），推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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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時代，陪孩子玩什麼遊戲？

之前寫過兩篇《AI時代，陪孩子玩什麼遊戲？》，很久沒更新，倒不是因為這段時間不陪非非玩遊戲了，主要是其他事情太忙，很少有時間坐下來把思路和文字整理好。

頭兩篇文章基本是從遊戲出發，首先要好玩，然後才是讓孩子從中悟到一些可以積累下來的東西。兩篇文章的連結：

《AI時代，陪孩子玩什麼遊戲？（一）》
https://mp.weixin.qq.com/s/xWjmiWKRa4OOpJ1EFZrJdA

《AI時代，陪孩子玩什麼遊戲？（二）》
https://mp.weixin.qq.com/s/mt_meqxB4DjOWj2msSIO5Q

▍費曼的“末世”假設

第三篇打算從一個假設開始講起。費曼（Richard Feynman）在他的《物理學講義》中說，“假如由於某種大災難，所有的科學知識都丟失了，只有一句話可以傳給下一代，那麼怎樣才能用最少的辭彙來傳達最多的資訊呢？”費曼這個假設很科幻，可以和阿西莫夫關於《銀河百科全書》的假想類比。費曼自己給出的答案是，“所有的物體都是由原子構成的”。

切換到兒童教育領域，其實也有一個類似的假設值得思考：如果因為某種極端情況——比如我必須隱姓埋名去研發秘密武器對抗外星人——我即將和孩子長期分別，只能給孩子留下一句話。怎樣才能用一句話，把家長想傳遞給孩子，讓孩子受益的經驗或知識講清楚呢？不知大家心裏想到的是哪句話？我自己呢，最想跟我們家非非說的一句話是：

萬事萬物都在變化，沒有什麼千秋萬代，也罕有什麼絕對真理；人，最好學會自己判斷。

坦白講，這句話小孩子很難聽懂。

這世界上，有三件事最適合懶人：絕對的價值觀，武斷的思維，從眾的態度。

我們年輕時，不也喜歡用非黑即白的方法去看待整個世界嗎？看個電影，我當年非要問大人，這電影裏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中學時朦朧看見愛情，總覺得幸福的愛情就如天堂一樣全無瑕疵；稍有些歷史觀念時，一會兒覺得英雄與惡魔才是歷史的主角，一會兒又覺得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說法無比正確；初入職場做碼農時，還習慣性地用黑白二元論評價某種編程語言是絕對好的，某種操作系統是絕對壞的……

孩子容易被“懶人三件事”裹挾著走，我們就有義務時不時提醒孩子，這世界並不是那麼簡單。陪孩子玩遊戲，跟孩子聊天，或者回答孩子提問時，就是我們潛移默化讓孩子體驗一些類似思維方式的機會。就算以後孩子仍缺少辨識力和判斷力，他們至少會知道這世上並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種方式思考問題。

▍時有古今、地有南北

我當年在北大聽過些文史課程。有位文科老師經常用誇張的字體在黑板上寫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八個大字。他是想提醒我們，文字、音韻、訓詁乃至詩詞歌賦、天下文章，都會隨著時間、地域變化而改變。倘若連這個基本道理都不懂，非要把此時此地的東西，生搬到彼時彼地，肯定會栽跟頭。

非非喜歡各種帶有文化、歷史意味的東西。這就給了我很多機會，來提醒他幾千年裏隨處上演的時移世易，滄海桑田。比如，有時候看見相聲或電視劇讓大宋東京汴梁的人說河南話，讓秦皇漢武說陝西話，我就會告訴非非，這東西當笑話聽聽可以，千萬不要認真。認真來說，無論是秦皇漢武，還是李白杜甫，他們的講話如果有錄音流傳，今天九成九的人是聽不懂的。

非非不信。我就拿他早已背熟的詩詞舉例子。比如張志和的《漁歌子》：

西塞山前白鷺飛，
桃花流水鱖魚肥。
青箬笠，綠蓑衣，
斜風細雨不須歸。

按照《漁歌子》的詞牌，“飛”、“肥”、“衣”、“歸”這幾個字押韻。可用今天的普通話讀起來，衣服的“衣”字顯然和其他幾個字不押韻。我跟非非講，人們說話的語音，每隔百十年，就會有非常顯著的變化。張志和這首詞作於唐代，離現在一千多年，每個字的讀音幾乎都與今天的普通話有巨大差異。古時押韻的一組字，到今天就不一定押韻了。

非非很好奇地問，那我們該怎麼知道古代人是怎麼說話的呢？

這個問題問得好。就算是語言學家或古漢語專家，也未必能用兩三句話講清楚。但如果只是想給小孩子講明白其中的基本道理，倒也不需要搬出《漢語語音史》之類的大部頭。往前倒數一百年，清末民初人們說話的錄音甚至錄影還能找到一些。比如B站可以找到《清朝人的普通話是什麼味兒》（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050107，視頻裏其實都是民國時的錄音錄影片段）。把這種視頻、音頻放給小朋友聽，效果立竿見影。小朋友很直觀就可以明白，短短一百年，口語語音就會有非常明顯的不同，更別說上千年的變遷了。

再上溯到唐宋乃至秦漢，那時錄音錄影技術還沒發明，當然沒法直接知道古人說話的語音。但我們仍有辦法“猜測”當時每個字的讀音。這裏沒必要講聲韻學的知識。為了跟非非講解語言學家是怎麼猜測古代讀音的，我舉了數獨（Sudoku）遊戲的例子。難度低的數獨遊戲，留白的格子很少，比較容易根據規則和周邊數字猜出答案。難度大的數獨遊戲，留白的格子很多，猜起來要複雜一些。

猜測漢語古音也類似。我們有一套從漢語發展中總結出來的規則，也有很多有用的提示資訊，比如古詩詞裏互為押韻的韻腳，古代韻書對漢字讀音的分門別類。提示資訊越多，我們的猜測就越有可能接近真相。提示資訊越少，我們的猜測就越像是一廂情願的假想——但每種假想仍需符合規則，至少要能自圓其說。

猜唐宋音相對容易些，因為提示資訊很多。要猜先秦兩漢音就難不少，因為資料太少。上面提到“衣”和“飛”押韻，這情況不僅在唐朝如此，在先秦的《詩經》中也是如此。《詩經·柏舟》中有這樣的句子：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心之憂矣，如匪浣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王力《詩經韻讀》對《柏舟》三個韻腳的注音分別是：微（miuəi）、衣（iəi）、飛（piuəi），微部。這樣的注音未必就能反映先秦語音的真實情況，但已經是語言學家對古代漢語的一種能自圓其說的“擬音”了。網上有不少有趣的錄音，是現代人根據語言學家的擬音體系來模仿古人說話、吟詩的記錄。作為娛樂目的，這些錄音可以放給小朋友聽聽，讓小朋友直觀地感受下語音隨時間而產生的巨大變化。但千萬不要告訴小朋友那就是真正的古音，因為無論是擬音體系還是播音者對擬音的理解，都未必完全準確。

說到押韻，人們天生就對押韻的句子有感覺，小孩子也不例外。非非小時候就會偶爾說出些押韻的句子，比如“我要吃飯/吃個雞蛋”，然後下意識重複並咯咯大笑。到一年級開始學拼音時，我就有意跟他講些押韻、對仗的小知識。我們倆經常口頭做些末字必須押韻的“打油詩聯句”遊戲，或者完全不講究平仄和工整的“對對聯”遊戲。這些小知識和小遊戲對培養孩子的漢語語感和基本語言素質肯定是有幫助的，也正好能和他們旺盛的創作欲關聯起來。

比如小孩子都喜歡傳播、創作打油詩，也喜歡用童謠編派人、捉弄人。我們小時候就經常唱“某某某的頭，像皮球，一踢踢到百貨樓。”沒想到非非他們學校裏，也唱類似的童謠，而且具體唱詞和我們小時候還有不少區別。和同年齡孩子一樣，非非特喜歡這些難登大雅之堂的市井謠諺。他還經常和同學比著用自己的話修改這些惡作劇式的順口溜和打油詩。我覺得，只要不是惡意中傷或言辭猥褻，小朋友們玩這些語言遊戲，並沒有什麼不妥，這本來就是童年時光的重要部分。

有一天，非非回家唱道，“床前明月光，李白睡得香，夢見機關槍，嚇得尿褲襠。”我就問非非，這打油詩是誰想出來的。非非也說不清楚，只知道是在他們班小朋友之間傳唱的。我上網搜搜，果然又查出這童謠的許多類似版本：

┃ 床前明月光，李白睡得香，夢見屎殼郎，嚇得尿褲襠。
┃ 床前明月光，李白睡正香。忽然瓢潑雨，急呼兒他娘。起來幹什麼？出門收衣裳。
┃ 床前明月光，李白想喝湯，喝了一碗湯，尿了一褲襠。
┃ 床前明月光，李白睡得香。三更半夜鬼敲門，嚇死路邊過路人。
┃ ……

“床前明月光，李白睡得香”這樣的童謠，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域，流傳、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版本，反映的不也是語言文字“時有古今、地有南北”的變化規律嗎？

▍凡爾納愛好者

非非愛讀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當然，目前更多是用“聽書”的方式。最近一年多的時間裏，非非在某電臺APP的有聲小說欄目裏，先後聽完了《海底兩萬裏》《八十天環遊地球》《神秘島》《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從地球到月球》等五六部小說。這些小說裏，他最喜歡的是那幾位有博物學家特質的人物，比如《海底兩萬裏》裏精通分類理論的孔塞伊（Conseil）。

因為喜歡孔塞伊，非非也特別願意主動去閱讀、記憶動植物分類知識。家裏幾本兒童動物百科、海洋百科都快被他翻爛了。這種特別喜歡深鑽某個領域的現象，在小朋友身上其實還挺常見的，只不過不同小朋友喜歡鑽研的方向不同罷了。非非深鑽動植物分類知識的結果就是，他現在能隨口說出很多我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古生物或當代動植物名字，還大致知道這些生物在分類體系的位置。

我有時擔心，非非會不會被這些繁冗的分類學知識束縛了頭腦。其實，分類學體系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動植物分類會隨著人們對生物形態認識的深入而不斷更新。特別是進入了基因科學時代後，人們對傳統動植物分類理論又有了非常多全新的認識。另外，針對不同的科研目的，完全可以選擇不同維度對動植物分門別類。可是，我們該如何讓小朋友初步瞭解這些發展的和動態的思維方式呢？

我和非非玩一種叫“卡片分類”的小遊戲。這遊戲並不強調分類的系統性和專業性，而是強調有沒有新穎好玩，又符合一定邏輯的分類角度。

比方說，因為非非喜歡動物，我就讓他隨口說出一些動物名字。有一次，他說出了七種動物的名字：大象、座頭鯨、水蚺、烏賊、蟑螂、章魚、鸚鵡螺。這裏面有些動物名字還挺有趣的，比如“水蚺”，我就不太熟悉。非非積極地給我講解“水蚺”的正確讀音是什麼，究竟是一種什麼動物。再比如“蟑螂”確實是非非當時喜歡的動物，他經常莫名其妙地說自己就是一只小蟑螂——小孩子的心思真是搞不懂。不過沒關係，反正都是非非喜歡的動物就行。我把這些動物名字分別寫在彩色便簽紙上，然後讓非非做一個簡單的工作：把這七種動物分成兩類或多類，並告訴我為什麼這樣分。

不出所料，非非的第一種分類方法就是他熟知的傳統動物分類法。他飛快地把座頭鯨、大象和水蚺分成一類，因為這三個動物是脊椎動物，而其他四個動物，烏賊、章魚、鸚鵡螺和蟑螂，都是無脊椎動物。非常正確。非非甚至還可以進一步告訴我每個動物的細分類別。

我當然不滿足於這樣簡單的答案。我問非非，這些動物一定要從分類學的大類上才能區分成兩類或多類嗎？有沒有其他的角度可以把它們分開？非非的思維一時還陷在動物分類學的束縛裏，他左思右想，取巧似地想到了一種方法：蟑螂是昆蟲，單獨作為一類；其他的動物都不是昆蟲，合為另一類。

這真是抄近道的解題法。非非當然還可以把這七種動物分成哺乳動物和非哺乳動物，軟體動物和非軟體動物，等等。但這些方法，不還是圍繞著動物分類學的類目來展開的嗎？

“你能想像出來的，又奇特、又合理的分類角度有哪些？” 我問非非，“舉個例子，我和你都是哺乳綱靈長目人科人屬智人種，但還是有很多特徵可以將我們倆區分開來，比如我們倆身高不同。”

聽到這裏，非非開始有了新的思路。稍動腦筋，他就給出了一個出乎我意料的分類方法：這七個動物的名字裏，有三個名字的漢字包含蟲字旁，而另外四個不包含蟲字旁。

這真是一種有趣的、開腦洞的分類法。我喜歡這樣的思考方式。用這樣的方法，非非一下子找到了好多他以前沒想過的分類角度，比如按照動物的生活空間，把七種動物分成海洋動物和非海洋動物，按照動物的身長和體重，把它們分成大型動物、中型動物、小型動物，按照動物最早出現的時間，把動物分入不同的地質年代，等等。

分完了動物，我又鼓勵非非說出幾本圖書的名字，然後對圖書做分類。他列出了六本書：《海底兩萬裏》《西遊記》《史記》《論語》《資治通鑒》《毛主席語錄》——我也不知道他當時為什麼列出這六本，只是如實記錄我們的遊戲過程。

對於這六本書，非非首先想到的是將六本書分成三類，語錄體裁的書有兩本，歷史書有兩本，小說有兩本。這個分類方法中規中矩，沒太多新意。

我鼓勵非非探索新的分類方法時，非非又做了一次出乎我意料的選擇。他十分肯定地說，《西遊記》和《海底兩萬裏》這兩本小說，是虛構的故事，而其他四本書，講的都是真實世界裏的事情。七八歲的小朋友能有這樣的認知，還挺讓我驚訝的。當然，我不是特別肯定，非非是不是從學校裏知道了“虛構類圖書”的說法。但我還是主動跟非非講，在很多實體或網上書店裏，流行圖書就是按照“虛構類”和“非虛構類”來劃分的。自己的分類法居然與很多書店的通行做法類似，這讓非非很得意。

接下來，非非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分類界限：《論語》《史記》《資治通鑒》是元朝以前撰寫的，而其他三本書是元朝以後撰寫的。我不太知道非非是怎麼想到元朝這個分界點的。如果要找一個時間點，正好把六本書分成三本一類，那至少得知道《資治通鑒》是宋朝作品，《西遊記》是明朝作品。我不是很確定，非非是不是碰巧說對了分界的朝代。

非非提出的下一個分類方法是按作者的國籍來分，中國作者一類，外國作者一類。這個思路相對普通些。

非非給出的一種開腦洞的分類方法仍然是從書名漢字出發的，就是按照書名漢字的個數，將六本書分成四類。這分類法雖然沒啥用，但足以讓小朋友感受到發現新視角的成就感。

趁著玩遊戲，我也給非非多少講了講圖書分類的歷史沿革，比如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後來的四部分類法，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等等。不同地方、不同歷史階段，人們對圖書分類——其實是對人類積累的全部知識進行分類——的認識也大為不同。這也是一種“時移世易”。

以後，等非非再大一些，這種分類小遊戲還可以延展到更高級的階段。為一個真實存在的知識體系建立完整、高效的分類體系並不容易，其間存在著很多必須處理的歧義問題、多義項問題、多重歸屬問題等等。更高級的知識體系梳理和建構方法，自然也存在著先天的多樣性，必須根據實際應用的需要來權衡、選擇。

▍用選擇與權衡來應對變化

小朋友看問題容易絕對化。有時候家長跟孩子交流，也習慣性地帶入童年思維，用絕對化的方式講問題。比如我們經常說“上學一定要聽老師的話”，但真遇到了老師教學中不准確的地方，該怎麼跟孩子解釋呢？再比如，我們經常簡單地告訴孩子“氣溫在零度以下時就會下雪”，但若真在生活中遇到零度以上下雪，或零度以下降雨的事情，又該怎麼跟孩子說明呢？生活中為了方便，說些抄近路、省去限制條件的話，當然無可厚非。但孩子成長過程中，還是應該想辦法讓他們認識到，這個世界大多事情是有條件的。一個條件的細微變化，就有可能引起事物本身的劇烈變化。絕對的、無條件的事情是極少存在的。

另一方面，小朋友也較少理解什麼是事物或條件間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比如非非三歲多時，有一次在臨睡前提出，他既想睡到自然醒，又想第二天起來看日出。可如果不叫他，他是無論如何也沒法在日出前起床的。我們建議他二選一，或者看了日出再接著睡，或者放棄看日出，他就覺得我們是在欺負他，大哭大鬧起來，甚至吼著要“讓太陽晚出來一會兒”。看日出和自然醒不能兩全，這種事物相互影響，需要權衡利弊做抉擇的事情在生活中有很多，小朋友們需要的是習慣它們而不是厭惡它們。

有時候，我會有意識地設計一些小問題，主動讓非非做一點選擇或權衡。比如，假設非非要在學校的跳蚤市場上銷售自己用彩色瓦楞紙折的小玩偶，玩偶的定價越高，預期的銷量就越少，玩偶的定價越低，預期的銷量就越多。那麼，非非該為自己的玩偶定什麼樣的價錢，才能取得最大的銷售收入呢？這問題和我們在第一篇中講過的極值問題，擁有類似的數學核心。比如，我們可以人為設定，玩偶的銷量和價格之間的關係是：

銷量 = 10 - 價格

於是有：

銷售額 = 價格 x (10 - 價格)

這就還原成了周長為10的矩形，其面積在什麼情況下最大的極值問題。當然，其他類似的數學模型也可以建立銷售額和價格的關係。但具體採用什麼數學模型或什麼函數不重要，非非只要在數值計算的層面上，能用1到10這樣的簡單整數代入計算，然後觀察結果的變化規律就行了。數值計算很容易發現，在1到10的價格區間裏，既不是價格越低銷售額就越高，也不是價格越高銷售額就越高。非非必須從觀察數據出發，選擇出一個合適的價格，以獲得最大的銷售額。

還有一個更直觀也更有趣的場景是攝影。現在的孩子很小就能拿手機拍照。而拍照本身，就是一個不斷選擇參數、做各種權衡與折中，以得到最佳效果的過程。有空的時候多陪孩子玩玩攝影，既可以讓孩子體驗不同條件對拍攝結果的影響，也可以讓孩子自己動手嘗試創作過程裏的選擇和權衡。

比如在iPhone手機的缺省相機程式裏，就算不去精確控制拍攝參數，我們也必須針對拍攝對象，選擇是拍“照片”“人像”還是其他模式。這選擇很簡單，其中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讓孩子體驗。比方說，小朋友嘗試幾次之後就很容易知道，用“人像”模式拍照，iPhone或其他主流手機都會對目標周圍的背景進行虛化，以突出人物主體。這其實是用演算法模擬了專業相機在大光圈時的淺景深效果。

但是，影響照片景深大小的，只有光圈（或用人像模式模擬大光圈）這唯一的因素嗎？當然不是。我們可以指導小朋友用普通的“照片”模式做一個小實驗：把手機移動到距離要拍攝的主體特別近的地方，用手指觸碰取景螢幕上的目標主體以保證對焦正確，然後拍下來的照片，就會呈現類似大光圈時的淺景深效果。

從這樣的小實驗裏，小朋友完全可以總結出，影響照片景深的不止有一個因素。相機鏡頭距離前景目標的距離，也可以用來控制照片的景深。

拍照過程中，有很多可以設置的參數，他們交叉影響著諸如景深、曝光度、噪點數量、清晰程度等各種結果。這些參數，完全可以放開手讓小朋友自己去體驗、摸索。這種遊戲的目的並不是教小朋友學習專業攝影，而是讓小朋友從玩照相中體驗到條件與結果之間動態、複雜的因果關係。

在iPhone缺省相機程式裏，點擊取景畫面，然後用手指移動黃色方框旁邊的小太陽圖示，可以直接改變照片的曝光程度，有意得到過曝或欠曝的圖片，或者在手機的自動測光給出的結果過亮或過暗時手動修正。如果用手指按住“照片”“人像”這一行的模式設置按鈕，往上輕輕一劃，還可以拉出更多可以控制閃光燈、夜景模式、實況模式、畫幅、濾鏡的按鈕來。

我經常鼓勵非非在手機相機程式裏隨便嘗試，讓他自己體驗對照片結果的不同控制手段，然後再鼓勵他用手機相機做各種自由發揮式的“創作”。這種創作更像是遊戲，不追求結果是否好看，只是讓小朋友盡情體驗變化的樂趣。

對大一點的小朋友，如果有機會向他們介紹專業相機曝光所依賴的“光圈”“快門”“ISO”這三個神奇的參數，那會是一個更有意思的體驗選擇與權衡的遊戲。簡單說，影響相機曝光的“光圈”“快門”“ISO”三個參數構成了一個互相牽制、互相依賴的“神奇三角”：

為了曝光準確，光圈調大一些，快門速度就要調快一點，或者把ISO調小一些；假如快門速度調慢些，光圈就要相應小一些，或者把ISO調小些……為了完成正確曝光，三個參數的取值可以有許多種組合方式。究竟選取哪個組合方式，這取決於我們想把照片拍成什麼樣：是景深小一點，還是景深大一點？是想把運動瞬間凝固起來，還是讓運動物體拖出一個模糊的影子？是讓照片更細膩，還是讓照片的顆粒感更強？

佳能有個網頁版的小遊戲，不需要專業相機，就可以體驗光圈、快門、ISO三者間的關係，直觀地感受三個參數對成像的影響。推薦喜歡攝影的家長和小朋友一起玩一玩。小遊戲的網址是：http://canonoutsideofauto.ca/play/

▍什麼是“聰明”

非非上一年級時，有一天跟我們說：“我發現我們班上女生都比較聰明。”

我問他：“為什麼呀？”

非非說：“因為女生上課時回答問題比較快，考試時好多題目都能答對。”

非非是個資質普通的小朋友，和很多小朋友一樣貪玩，沒耐心，還特別排斥自己不喜歡的事。我們很少跟他討論同齡小朋友間誰更聰明的話題。非非既然這麼問，也許他做過一些認真的思考。

我引導他說：“確實，回答問題快、考試答題好的人是挺聰明的。可聰明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小朋友會在不同事情上表現得很聰明。有的小朋友畫畫很好，有的小朋友愛打籃球，有的小朋友擅長交朋友……這些都是聰明的小朋友。”

非非說：“我特別喜歡歷史，可以給老師、同學講很多歷史小故事。我也喜歡科學小實驗，每次科學課上我都積極發言。我是不是也很聰明呀？”

“當然啦！”我誇獎他說。

我當然希望非非越來越聰明。但孩子是否真有天賦，在哪個方面有天賦，這是不能強求的。不加分辨地一味灌輸知識技能、揠苗助長肯定不行。我之所以經常花時間跟他玩遊戲，陪他一起聊科學和歷史方面的小故事，主要是想依著孩子自己的興趣愛好，讓孩子在遊戲和交流中積累自己的思維方法，用正確的視角去觀察變化的世界。

人的一生有太多事情需要經歷，有太多變化需要適應。家長與其把時間都花在教孩子某種具體技能上，還不如多讓孩子開開眼界，看看這個世界的豐富多彩，體驗這個世界的千變萬化。惟其如此，孩子未來在獨立面對這個世界時，才會更從容、更積極、更自信也更聰明。

【轉載】：博物館、博物館法與文化參與權

邱坤良 2015年06月25日

台灣博物館史第一部博物館法日前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這部博物館專法，開宗明義即說：「為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健全博物館功能，提高其專業性、公共性、多元性、教育功能與國際競爭力，以提升民眾人文歷史、自然科學、藝術文化等涵養，並表徵國家文化內涵，特制定本法」（第一條）。

博物館法的通過使台灣的博物館事業往前邁了一步，但能否達到前述的目標，仍有待政府部門及博物館的實踐。

從歷史的角度，博物館的興起與國家機器的介入有關，它的蒐藏及展示內容，成為宣揚國力與文明的重要環節，因此，博物館的發展史也是政治史、社會文化史的一部分。觀看西方國家重要博物館的展示、典藏，有不少是從殖民地搜括而來的歷史文物，在大英博物館、羅浮宮等博物館流連，有如反芻近代文明演變，以及十八世紀以降的國際競逐與人文思潮，同時反映帝國主義對外擴充的殖民史。

著名東南亞研究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中指出：人口普查、地圖、博物館三者在形塑殖民地的想像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這些工作的表現，就是一種殖民現代性的具體成果。作為被殖民者，台灣博物館發展史滿佈歷史滄桑與政治因素。

日治初期出現在台北城內表町的台灣博物館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前身為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商品陳列館，而後更名為殖產局附屬博物館、附屬紀念博物館，所典藏與展示的文物，係台灣本土調查所蒐集的動植物、人類學標本，部分掠奪自南洋其他國家。對日本來說，這座博物館是帝國對殖民地子民與本國國民展示權勢的場域，對台灣而言，它保留殖民主義標幟下走向現代化的印記。在一九四○年代末的後殖民情境中，舉世聞名的故宮博物院出現在台灣，除了顯現中國歷朝皇室貴族、士大夫的生活風貌，亦見證了國共內戰慘敗的國民黨政府倉皇辭廟，文物播遷的歷史場景。

隨著國際政治與社會變遷，形形色色的博物館林立，博物館的意象與功能逐漸多元化。戰後台灣興建的博物館避開殖民地的陰影，著眼於空間與形式的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功能性，博物館不僅是文物保護、展現的中心，也應該是文化反省的場域。

今日台灣大大小小的博物館號稱七百座，有雄偉壯闊的故宮博物院，也有散落在偏遠鄉鎮，一年只開放幾天的地方文化館。每個館有各自的宗旨及營運重點，不過，除了幾個著名的公私立博物館，多數體質不佳或尚未建立特色，很容易被不瞭解博物館生態的政府官員、民意代表與媒體打為「蚊子館」。

故宮博物院（Peellden／維基百科）
故宮博物院（Peellden／維基百科）
從前述博物館法立法宗旨來看，提升民眾的涵養是博物館存在的重要目標，幾年來許多知名博物館開始不收取門票，並關注如何實踐博物館的社會參與。然而，諷刺的是，一向喜歡「師夷長技」的台灣政府經建發展部門卻反其道而行，以國家財政困難為由，推出「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不僅企圖縮減公立博物館或文化館的預算，還要求增加自償率到30%以上。

行政院及國家發展委員會高層批評文化部門及文化人不懂科技，他們念茲在茲的是，文化內容如何滿足高科技產品需求，所追逐的是經濟發展、硬體建設、報酬率，忽略文化內涵才是國家長期發展的最重要資產，這種現象其實也凸顯政府施政缺乏人文思維。再仔細觀察，喊出前述「高論」的官僚，正是日前在立法院公開表示「可惜聶隱娘未能跟週邊的文創產業結合在一起」，被罵翻天的國發會副主委，那麼，他會提出這種怪異的「規劃方案」就不足為奇了。

博物館法通過之際，「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也積極推動，依它的計畫審查邏輯及運作機制，文化部門能落實好不容易通過的博物館法？博物館又如何能有充分的資源，透過策展等方式，善盡其關懷社會弱勢文化的責任？長此以往，多數博物館為了生存，大概只能切割場地，對外出租，空地當作停車場，還要大量開放文創商品、紀念品賺錢養活自己？

在這個關鍵時刻，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所長陳佳利教授即將出版的著作《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對博物館的論述觀點與舉證案例適時提供政府部門與博物館界參考。

倫敦大英博物館 （Ham／維基百科）
倫敦大英博物館 （Ham／維基百科）
陳教授以英國的博物館扮演的文化參與角色為核心，對照台灣的相關政策、措施進行論述。首先討論「英國文化政策與創意實踐」，她特別舉一九七〇年代法國所發展的由社會隔離（Social Exclusion）演變而來的社會平權（Social Inclusion）政策，說明以往社會學家只偏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促進各個階層享有基本的物質保障；晚近的社會隔離概念關心的議題則是「關係」，指的是個人在社會上所能得到的各種資源、網絡，而不僅限於經濟或物質層面。社會平權更直接挑戰弱勢團體所承受的社會隔離，強調在保障基礎物質平等外，促進弱勢族群、邊緣團體，尤其是偏遠地區或身心障礙、窮苦、年老及少數族群文化參與的平等權。

書中亦討論文化政策如何加強全民參與及文化資本，而博物館如何成為這個政策實踐的重要場域。其第二部「身心障礙者之文化參與」，透過英美澳及台灣等地幾個博物館的實際案例，探討博物館與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權，並就參觀與展覽內容的可及性，及展覽主題與身心障礙之相關性進行剖析、檢討。第三部以「展示邊緣者的聲音」為主題，分別舉精神障礙、漢生病及奴隸販運的展覽個案，探討博物館如何運用展示的多重影響力，改變大眾習以為常的刻板印象與族群歧視。

莫斯科國家歷史博物館（Andrey／維基百科）
莫斯科國家歷史博物館（Andrey／維基百科）
近年國內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權逐漸重視，文化部從文建會時代就一貫辦理文薈獎，鼓勵身心障礙者從事文學創作，或針對視障者製作文學作品點字書、有聲書。不過，博物館界仍鮮少注意到精神障礙者的需求，以及博物館對他們可能產生的正面意義。博物館如何作為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的實踐空間？較容易執行的是改善硬體環境，如電梯、無障礙坡道等……。至於展覽內容的策展、設計等，則需仰賴專家的參與。

陳教授在《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列舉的英國經驗不等同於台灣經驗，英國或其他歐美國家、日本的博物館發展環境也與台灣不同，很難移植或完全對照比較，而在推動文化平權時所可能面臨的若干困境，包括博物館館員不認為有必要將社會工作納入營運範疇，或許也會在台灣發生。儘管如此，她所揭櫫的新趨勢、新觀念案例，以及身體力行的實務操作，值得吾人深思。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