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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新聞台] 十年淬鍊，傳奇挑戰者：Lamborghini Aventador

＃小編：挑戰自我的進程，從未停止；回首Lamborghini每一邁步，皆留下屬於傳奇的腳印。

2011年3月在日內瓦車展正式亮相的Aventador LP 700-4，讓品牌中置 12 缸純自然進氣引擎的旗艦車型，再創高峰；奠定車型在 ESS 級距一枝獨秀的地位，並於全球各地區市場皆打破前代車款的銷售紀錄。

極致輕量，碳纖維材質應用
Aventador LP 700-4採用了首見於品牌車系的碳纖維全單體車艙，運用品牌多項專利技術打造而成的碳纖維全單體車艙，在整體結構上，將車室骨架與車頂集成為單一零件，能確保極其出色的車身剛性，搭以前後鋁合金車架，更達成總重量僅僅只有229.5公斤的絕佳成就。

全時四輪驅動，只為完善性能
為了打造Aventador， Lamborghini研發部門的工程師開發了全新的高性能傳動系統，引擎爆發的強勁動力，必須以穩定可靠的方式驅動汽車前行。Lamborghini為此款旗艦車配備了強大的電控系統，包含：Haldex電控耦合器、自鎖式後差速器以及由EPS進行電子控制的前差速器。動力傳輸方搭載的Haldex電控耦合器，用以在前、後軸之間分配扭力；幾毫秒之內，耦合器可依據動態情況調整扭力的分配，根據不同駕駛模式，在特殊情況下可將最高 60% 的扭力分配到前軸。而前、後差速器則進一步提升了動態操控性能。

時代變革：創新懸吊系統
自發表初始，Aventador車系即應用了先進的推杆式懸吊系統。水平陳列的彈簧及減震器設計概念源自於F1賽車，經由Lamborghini細膩調校，充分滿足了高性能公路跑車的行駛需求。至家族後繼車款— Lamborghini LP 750-4 Superveloce融入主動電磁式避震器的推杆式懸吊系統，帶來更完美操控表現，強化車輛對任何路況的掌握度，在彎道中大幅提高車身穩定性、減少側傾；「主動式」特性，賦予車輛平穩的煞停體驗，為駕駛帶來安全無慮又舒適的道路駕駛體驗。

精益求精，專為Lamborghini V12打造的ISR 變速系
Lamborghini工程師為全新的V12引擎設計了獨樹一幟的7速ISR單離合器自手排變速系統，提供迅捷無比的變速換檔時間，與極其流暢平順的換擋體驗，其換檔反應速度僅有50毫秒，相當於人類眼球移動的速度。

魅力駕馭體驗：四種駕駛模式
Lamborghini Aventador S 開啟了新世代 V12 旗艦車型的全新一頁，其駕駛模式選擇系統提供了：Strada、Sport、Corsa和全新EGO駕駛模式。EGO模式下可針對控制引擎、懸吊系統、四輪轉向系統等進行設定，駕駛可隨心所欲感受Aventador S的強大性能與絕無僅有的駕馭體驗。

演繹超凡性能：LDVA主動式車輛動態控制系統
Aventador S，其縱向控制來自首次應用於量產Lamborghini車型的Lamborghini Dinamica Veicolo Attiva ( LDVA ) 主動式車輛動態控制單元，全面進化傳統電子車身穩定系統，將四輪轉向、四組主動懸吊系統及四輪驅動等訊息整合，依據所選車輛駕駛模式，提供更精確、敏捷的車輛駕控。

先端科技；主動式空氣力學系統 (ALA)
首見於Huracán Performante ，由 Lamborghini 所開發，並擁有獨家專利的主動式空氣力學系統：Aerodinamica Lamborghini Attiva ( ALA )，可於全力加速時創造低風阻，或增加下壓力以提升操控穩定性，並利用LPI電子監控平臺選擇最合適的作動模式。ALA 系統為家族車系創造難望項背的優勢，其與透過液壓作動的傳統主動空力系統相比不僅大幅減輕車重，系統所需的作動時間更小於 500 毫秒。

全方位控制；四輪轉向系統
伴隨全新Aventador S問世，Lamborghini V12旗艦量產車型的橫向控制首次應用全新的四輪轉向系統，其前軸結合Lamborghini Dynamic Steering (LDS) 電子動態轉向系統為低速和中速駕駛下提供高度靈活性；後軸則整合Lamborghini Rear-wheel Steering (LRS) 後輪轉向系統，使車輛在高速操作下能大幅提高穩定性。
依據不同車速，前後獨立的系統可於5毫秒內針對車輛轉向即時反應，憑藉更精準地轉向角度實現車輛抓地力與循跡性間的完美平衡。低速行駛時，後輪轉向角度與前輪相反，無形中縮短了軸距，提高靈活度，減小轉彎半徑，提升車輛的操控性；高速行駛時，後輪轉向角度則與前輪相同，憑藉著增加的虛擬軸距，提高車輛的穩定性和駕乘舒適性，令動態駕控體驗臻於極致。

生態永續的承諾：引擎啟閉系統與CDS多汽缸間歇系統
守護綠色環境，致力生態永續，是Lamborghini長久以來不遺餘力推展的重大貢獻。自2011年推出Aventador全新車系以來，Lamborghini透過產品及流程的的創新，控管不必要的能源消耗、防止汙染，同時提升效能。自Lamborghini Aventador LP 700-4開始配載全新研發的「 Stop-Start System引擎啟閉系統」，並帶有用於儲存電力的超級電容，在車輛停止行進時會自動熄火，回復運作僅需 180毫秒 ( 0.18 秒 ) 內即可完成。此一全新設計，當年代前所未見，先端科技的應用顯著的降低了車輛油耗；也肇於品牌對極致輕量化永不妥協的追求，該系統並達成車重減輕3公斤的絕佳成功。

大幅提升的效能同時要歸功於「Cylinder Deactivation System ( CDS ) 多汽缸間歇系統」技術。當引擎處於低負荷或低於135 km/h的行駛速度行進時，該系統將使車輛轉換為僅以6汽缸運作，回復標準模式僅需輕踩油門，便能再度擁抱疾風。若深入探究，相較沒有這些技術的同一車輛，其综合油耗可降低7%； 在130 km/h左右的高速公路行駛，油耗及和碳排放量則可减少约20%。

光陰荏苒，在Aventador家族車系誕生10周年之際，細數車款十年變革：自LP 700-4、Superveloce、S到SVJ；刻畫經典的傳奇，不僅只強勁動力及超凡性能，也憑藉著品牌更臻卓越的造車技藝與不斷研發的科技創新，成為全球超級跑車的至高典範。

#Lamborghini #Aventador #LP700 #Superveloce #S #SVJ

西周時期的井田制度｜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井田制度」一詞是自戰國以來，人們對西周時期所行土地制度的通用名稱，歷代各家學者的解釋不盡相同。

我們認為它的含義有二：

一、「井」字像田地的形狀。田地中有阡、陌、溝、渠，劃分田地為若干方塊，來源於夏商以前。

二、西周的封建領主制剝削方式。這種剝削方式的基礎，即土地所存權的分配，是天子有所有權，諸侯、卿大夫、士等各級貴族有佔有權和使用權，庶人（農奴）無土地權利，只有耕作和提供剝削的義務。具體剝削方式，是貴族們將田地分為兩類，一類為貴族自留田，名「公田」，由所屬農奴們集體無償代耕，就是勞役地租。另一類大致以百畝為單位分給農奴各家耕種，收穫物歸農奴所有。孟子對這一剝削形式設想為：「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當然各貴族對公田、私田的劃分或分佈，因地因人而異，不一定絕對如此整齊劃一，孟子也說「此其大略。」古人把這種勞動產品再分配的方式「雅化」為「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公即諸侯。在井田制度下，土地不許買賣。

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為諸侯百官的俸祿等級單位，又作為控制庶民的計算單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買賣，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關係去繼承。耕種井田的農業庶世也隨著土地同屬於領主階級所有，終生不得離開土地，更不准轉業。

所謂「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規劃、畝積和疆界的方塊田。長、寬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畝積為百畝，作為一「夫」，即一個勞動力耕種的土地。井田規劃各地區不一致。有些地方採用十進制，有些地方則以九塊方田叫一「井」。因為把九塊方田擺在一起，恰好是一個「井」字形，井田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一井的面積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納九百個勞動力；一萬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納九萬個勞動力。

在井田的田與田、里與里、成與成、同與同之間，分別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溝、洫、澮；與渠道平行，還有縱橫的通行道，叫徑、畛、途、道。各種渠道的大小、深淺和通道的寬窄，都有一定的規格。

西周的各級統治者把井田分為三類。他們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於河流附近、背山向陽的平展土地)成千塊、上萬塊地留給自己，叫「公田」。因為公田的面積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驅使奴隸集體耕種。把距城市較近的郊區土地，以田為單位分給和統治者同族的普通勞動者耕種。這部分人因為住在「國」(即城市)裡，叫「國人」。國人不負擔租稅只負擔軍賦和兵役。他們平時每年向國家交納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作為軍費。戰時當兵，自己準備武器、糧食和軍需。國人有當兵和受教育的權利，所以也叫「武夫」或「士」。他們受教育主要是軍事訓練和學習禮儀。這部分人是社會裡的普通平民。他們表面上不受剝削，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是，當時社會的掠奪戰爭是十分頻繁的。他們經常披征去打仗，自己家裡的田園都荒蕪了，因而破產負債。打了勝仗，掠奪來的土地和財富統歸統治者所有，如果打了敗仗，還有被俘淪為奴隸的危險。因此，國人的地位是動盪的。

封建領主把距離城市較遠、土質瘠薄的壞田，分給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因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領主階級瞧不起他們，認為他們最愚蠢，所以也管他們叫「氓」。庶人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給領主耕種井田和服其他雜役的義務。他們每年要先在領主的大田上勞動，然後才准許去耕種自己作為維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塊土地。因此西周時期的「國」「野」對立，既是城鄉對立，也是階級對立。

春天到來，農事季節開始了。大批庶人全部被驅使到領主的「公田」上去。天剛一亮，領主指派的官吏(「里胥」和「鄰長」)就分別坐在村口，清查出工的人數。晚間收工時也如此。早在冬天備耕的時候，就由「里宰」根據勞動力的身體強弱、年齡長幼，把每兩個人搭配在一起，叫作「合耦」。兩個人一對，一起勞動叫一「耦」。這種拼種方法叫「耦耕」。在大領主的公田上，有成千耦、上萬耦的勞動者。他們在田官(「田畯」)的監視下勞動，有時候奴隸主頭子本人(「曾孫」)也親自去田裡監督。秋天，領主大田上的收穫，多得像小島，像山丘，要準備好成千倉、上萬箱去收藏。冬天農閒季節，庶民們還要給領主修房、打草、搓繩和幹其他雜項差役；婦女要為奴隸主採桑、養蠶、紡紗、織帛做衣裳、縫皮袍，從白天幹到半夜。領主怕他們偷懶，還要把他們集中到一起，既省燈火，又便於監督。

早在西周中期，就有個別貴族為了額外搾取庶民的剩餘勞動，強迫庶民開墾井田以外的空地。這樣開墾出來的田地，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也不可能有一定的畝積，是瞞著公室，不納稅的私有物，叫私田。周恭王時的格伯簋銘文記載格伯用四匹馬換倗生三十畝田，就是明證，因為公田是不允許用來交換的。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當顯著。爭奪田邑、交換土地的記載也多起來了。周厲王時的散氏盤銘文記述：矢人侵犯散國城邑，被打敗了，便用兩塊田地向散國賠償。周厲王時還有兩銅器，一個是鬲攸從鼎，另一個是鬲從盨。前者敘述鬲攸從分田地給攸衛牧，而攸衛牧沒給報酬，遂成訟事；後者敘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換田，又有良氏用五邑換，結果都順利成交。貴族們土地私有的慾望不斷增長，到周幽王時，連公田都企圖據為己有。周王再像原先那樣從貴族手裡收公田，就引起貴族們強烈的不滿。《詩經．大雅．瞻卯》記錄了當時貴族們牢騷：「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復奪之。」到春秋時期，鐵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廣使私田急劇增加。諸侯、大夫們富起來。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奪他們的田地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取鄭國田地，就得王畿內蘇仇忿生之田作為交換條件。貴族之間為田地爭鬥、訴訟，也層出不窮了。公元前580年，晉大夫卻至與周爭鄇田，公元574年晉卻錡奪夷陽五田，卻犨與長魚矯爭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公元前528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等等。這些事件，都表明土地制度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開闢和耕種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勞動力。而用奴隸制的辦法已不能調動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公羊傳》何休注說：當時「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於是，一些順應新形勢的貴族為了招徠勞動人手，改變剝削方式，如齊國田氏向民眾徵賦稅使小鬥，把糧食貸給民眾用大鬥；晉國韓氏、魏氏、趙氏採取擴大地畝，而不增稅額的辦法，收買民心。這樣，奴隸們紛紛從公室逃往私門，「歸之如流水。」封建依附關係產生了。春秋時代見於記載的「族屬」、「隱民」、「賓萌」「私屬徒」，都指的是這些逃來的奴隸。雖然他們身份還不是自由的，但卻不同於庶民。他們可以佔有少量的生產資料，獨立經營農業和與農業有關的家庭副業。他們已經是封建農民的前驅了。奴隸的逃亡，使一些國家的公由，「唯莠驕之」「唯美桀桀」（《詩經．齊風．甫田》），變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維持不下去了。

《左傳》記載：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正式廢除井田制，承認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徵稅。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整頓田制，視土地高下肥瘠，「量入修賦」，其後各國也紛紛傚法。本來這些改革的目的在於維護舊秩序，但它們既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已成的事實，從而事與願違。在井田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缺口接二連三地被打開，井田制的瓦解崩塌就是必然的趨勢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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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