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見過咁長篇訪問，謝楊歡歡
海平面之下的 my little airport
題記：本文是今年年初，我與my little airport的一次訪談之後的產物，作為我個人在玩的地底青年收割計劃中的一部分。（沒錯我就是那個問到他們不敢直視的傢伙。）文章訪問被北京的一家文藝雜誌要去，但雜誌後來遇上一些自己的瑣碎事務，估計最終就算面世了也會有不少和諧。七一阿P的被捕讓我想起櫃子裡的它，再看一遍覺得很多事情早已是必然，而正因如此你們才這樣叫人喜愛。現在把本文發在墻外，給你先睹為快，權當為你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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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拜訪my little airport的排練房，必須先走進一棟門口全是光膀子搬貨大叔的工業大廈，搭上有拉閘門的古舊電梯，最後到達一個貨艙一樣的房間前。這間長方形小房裡閃著溫馨的黃光，木地板上鋪著地毯，樂器全部在房間最裡面，牆上掛滿了海報和相框，裡面是所有你想得到的特立獨行的女人。阿P坐在電腦前播放鍾立風的歌，說是最近有內地朋友推薦，問我這個人是不是在內地很紅。這時候Nicole開門進來，把給阿P煲的菊花杞子水放在桌上，然後習慣地坐進了房中間的藍色沙發裡。
三年前我剛來香港，與一個香港本地的資深樂迷聊天，他一臉疑惑地問我，香港聽眾的心頭肉my little airport為什麼會在內地紅？（“內地觀眾都喜歡小飛機場什麼呢，他們聽得懂歌詞在唱什麼嗎，my little airport很本土啊！”）這個問題曾讓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作答。如今我念念不忘地把同一個問題拋給了小飛機場本人，阿P跟Nicole對視了一會，轉頭對我說，總的來說他覺得是運氣好，可能和當時內地的豆瓣電台經常播他們的歌有關。
2003年的香港充滿暴躁氣息，經濟蕭條，非典來襲，法條的改動使得公民自由權利收縮，那一年的七一大遊行有50萬人走上街頭。就在那一年，在香港一所普通的中學裡，同班同學Nicole和阿P突然發現了對方的音樂天賦。他們先是拿著吉他，天天在學校附近的小店鋪裡彈唱；後來用一把電吉他和一部玩具琴就成立了樂隊，再後來阿雪、阿賢和其他朋友也加入創作；成長十年，他們成為香港知名度最高的獨立樂隊；他們的音樂遠不是“小清新”一個標簽足以概括，後期越來越有實驗、先鋒和玩票性質；他們至今不解釋樂隊名的意義，據阿P說是因為最初的解釋不夠有趣。
以上便是mla十一年的成長簡史。然而根據Nicole最新的思考成果，這支樂隊成立的前因早就遠不止這短短十一年了。“可能我們在出世之前，就已經約好要一起組樂隊了。”她解釋說，在出生之前，她可能是一片飛翔的意識，她可能來到地球，可能選中了一對父母，可能看著他們做愛，可能看著胎兒形成，在五個月左右進入母體之前，她可能拉著阿P的意識說，我們先說好何時何地相識，認之後要一起做些什麼。所以他們才會同一年出生，一起生在香港，相識相熟然後成立樂隊。再繼續聊下去的話，Nicole還會告訴你，她不記得自己的意識來自哪裡了，但應該是來自超越地球之外的地方。在那片混沌之中，存在著無數意識，當意識們決定要有所體驗時，便共同創造出了這個世界。
與Nicole沉醉於形而上的世界相比，阿P更熱心於形而下的社會，他能敏銳地把一般人會忽略的微妙情緒捕捉住，切割成片，再展示在眾人面前。比如說，博物館裡一部附有燭台的古代鋼琴，就能引發阿P的感觸：原來在電燈尚未發明前，黑夜中的人類曾借著燭光彈琴，這一浪漫景象令他不能自已，不停感歎發展中的人類為了效率犧牲了多少美。而當得知我和他一樣，平時經常出入海心公園一帶時，他問我：
“你晚上有沒有在那附近聽到歌聲？”
“從來沒有聽到過。”
“噢，沒什麼，以前海心公園裡，有很多人老人唱歌，現在好像因為投訴太多，歌聲漸漸少了，覺得有些可惜。”
這個對生活有細膩觀察和思考的人，每天腦海裡充斥著無數這種細節，最終變成歌曲中那個不想被生活俘虜的采購員、在賽馬投注站工作的西西弗斯、八卦雜誌記者 ivy，變成逐一在城市裡消失的豬、永遠不墮入情網的浪子、地鐵中蠶食他人希望的人。他敘述風格極私人，故事情節極具體，有些想法連聽眾都不曾察覺，直到他寫了出來，別人才會覺得：“啊！好像我也有過類似的感受！”
在他們第四張專輯≪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中，阿P寫了≪社會主義青年»這首歌，裡面“基本上，我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青年”一句，幾乎可以算是他的自白。阿P的歌詞涉獵範圍很廣，從生活細節到兒女私情，08年開始出現大量社會抗爭類創作。他在歌裡叫過前任香港特首去死，罵過現任香港特首“屌你”，唱過“加多利大廈滲水事件”，替住在前屋宇署署長家樓下的鄔女士抱過不平，由於樓上鄰居身份特殊，鄔家的天花板漏水8年都沒解決；最新的貢獻是給張家輝和吳君如的賀歲片≪金雞SSS≫唱主題曲，這首歌的歌名≪美麗新香港≫取自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裡面一句“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就當我在外地旅遊”戳中無數香港人淚點，推出當天就迎來瘋漲的點擊率。和不少文藝青年一樣，阿P相信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反抗，除了宣泄自身情緒外，還能喚醒聽眾內心沉睡的靈魂；他相信香港目前社會問題的根源，是香港政府並非真正民選產生，很多決策並非香港人的意願，卻要香港人去承受結果之苦。
獨立音樂的意義是幫助被欺壓者和窮人說話，5年前的一次訪問中阿P曾如此回答；而5年後他想法有所轉變：“我現在覺得，獨立音樂就是獨立地跟隨自己意願，去做自己想做的音樂，不是想討好某個市場，想聽某個說法，或者是想做任何宣傳。主宰自己想做的音樂，就是獨立音樂。”這聽上去有些抽象，但my little airport卻具體地付諸現實：為了獨立於資本流水線運作，他們和幾個樂隊成立了維港唱片公司，自己畫海報，錄專輯，做宣傳，當自己的老板和員工。國內有類似做法的是南京的李志。“別人總說搞獨立音樂不好生存，其實獨立音樂根本就不是用來生存的東西。”他對我說。
然後他開始懷念起香港20年前的獨立音樂來了。AMK，黑鳥，他隨口拋出幾個當年傳奇樂隊的名字，這些音樂人每一個都讓他感受到神秘，個性，瘋狂，震撼，每組作品都像扔出一個炸彈；但不知是不是人種改變了，現在的香港獨立音樂——他為用詞斟酌了許久——“平和”了許多。“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好事”。這句話令他身邊的Nicole會心一笑，接過話頭開始對比京港獨立音樂。
2009年，Nicole隻身背著行囊搬到了北京，純粹是想到這個內地的獨立音樂文化中心朝聖和體驗。在北京，Nicole遇到來自五湖四海的音樂人，他們都帶著明確的音樂夢想來到首都，有一種不計成本的破釜沉舟氣質，整個生活都專注於此。“然而在香港，玩音樂的都是香港人，不需要破釜沉舟，大家玩音樂的態度就會很不同。”她認為這是個很大的區別。
而在她抵達首都機場的那一刻起，自己也成為北漂音樂人中的一員了。因而她似乎也必須破釜沉舟起來，然後才發現自己對基本生活的需求可以壓低至斯：她試過吃極其簡陋的三餐，一個女生搬很多重物，試過在大風大雨中住在被拆了一半屋頂的房子裡，坐在床上平靜地看著雨水像瀑布一樣滑落。“到我離開北京的時候，我發現生活是可以選擇的。你可以住在一個最差的石洞裡， 你可以選擇最簡單的生活方式，但最重要的是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你真正喜歡的。”
在悟到自身所追尋的內容之後，Nicole收拾行囊回到香港。這兩年他們京港分隔，雖說期間的專輯能夠遠程完成，但也差點令樂隊走到解散，一句發上社交網絡的 “My little airport is dead”，讓不少歌迷擔心一場。這次危機隨著二人的團聚而化解，如今順利踏入第十一個年頭。這十一年來很多東西都有所改變，比如以前他們兩每年可能只見兩三次，每次見面就專注錄歌，一張專輯可能三四次就錄完；如今他們常常見面，但兩個人只是純粹呆在一起，進度遠不如前。“這十年來一起玩音樂的朋友都在不停成長，如今已經到了一個可以接受對方的不同，但懂得互相尊重、欣賞，懂得如何相處的階段。”Nicole總結道，在這樣的成長後，做出來的音樂就會有所不同。
這樣的默契遠遠濃於一壺菊花杞子水。當我例行問到“最喜歡自己哪首歌”這個俗氣問題時，阿P想了想，說我給你講講我現在在寫一首歌吧。今年2月阿P去紅磡體育館，看六七十年代殿堂級歌手徐小鳳的演唱會。當時小鳳姐的低沉嗓音正徐徐唱著金曲《不了情》，大屏幕上打出優美的歌詞， 阿P正完全沉浸在歌曲中，他後面突然傳來4個師奶大聲聊天的聲音。阿P回頭噓了她們兩次，但她們絲毫沒有停止的意思。那麼安靜、那麼動聽的一首歌，你們為什麽要在那裡吵鬧呢？
“所以我開始想像她們那麼吵鬧的原因。這首歌寫於60年代，當時她們應該是在風華正茂、體驗愛情的人生階段。 也許其中一個人就在那時被男人拋棄，整件事的情節可能與這首歌有關。因此她每次聽這首歌就會當場崩潰，所以其他3個師奶才會一直講一些無聊的話，其實是為了幫她分散注意力。然後，我就原諒她們啦。”
說到這裡，一邊的Nicole已經幾乎要鼓起掌來了。“我想讚美他這首歌背後充滿了愛和慈悲。在聽著那麼美的音樂的時候被騷擾，但他真的可以用愛和同情去思考背後的原因，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對待自己每天遇到的不好的事情的話……這個世界就有救了。”
在漫長的對話中，我最終沒有從他們口中得到前文那個“為什麽會在內地紅”的問題答案。於是我又詢問了幾位my little airport的內地樂迷。一位江南攝影師女孩說，她喜歡Nicole飄渺抽象的感覺，喜歡歌曲中人與宇宙關係的隱晦氣質，這令她產生一種奇妙的窺探欲。 一位本身是廣東人的打工青年說，他喜歡這支樂隊足夠接地氣，就像有個人拍肩膀與你聊天。有時他從歌曲中尋找共鳴，比如“邊一個發明了返工”，有時他從歌曲中窺探香港，比如“原來香港人都喜歡去九龍塘開房”。他們分別熱愛的抽象和具象，組成了一個完整的my little airport，令內地聽眾可以超越本土的語言和文化，從中提取出普世之美，同時又在其中汲取著對異域都市的想象。
然而直到我親眼看到九龍公園遊泳池的時候，才沮喪地意識到這種想象的遙不可及。這個不起眼的公園位於充斥著奢侈品商店的尖沙咀，每天無數內地遊客步履匆忙地從這裡經過，但沒人會想到要去一窺其中的景色；那個遊泳場的假山將兩方池水分隔成高低兩層，泛著消毒味的水流衝刷著“山石”從高處衝向低處，形成一幕巨大的水簾。“我喜歡九龍公園遊泳池，瀑布下站著能忘記煩惱事……我原是世界其中的粒子，如何衝擊我都可以……”原來如此！原來這首歌是這樣的！足夠細膩的心理和細節描寫，讓同處這個環境的人有種切膚之感，直到那一刻，我才終於明白了那首歌在唱什麼，也終於明白香港朋友說他們“很本土”是什麼意思。倘若不知道“國”和“角”在粵語中是近音字，就無法體會《介乎法國與旺角的詩意》這個專輯名妙在何處；倘若不知道牛頭角工廈區是香港樂隊文化聚集地，林立高樓內隱藏著無數排練房、livehouse和錄音公司，那你便無法真正理解≪牛頭角青年≫；倘若不知道信和中心是香港多年的漫畫、唱片大賣場，無數雜亂的小店在這裡生存，你就不會懂為什麼他們要≪去信和賣碟≫；倘若不知道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因處理政務令人不滿意而被罵過“肉體錄音機”，還在立法會上打過瞌睡，你就不明白為什麼要≪瓜分林瑞麟三十萬薪金≫。透過my little airport的歌，聽眾們得到的始終是香港的一個不完整的折射面，盡管這個折射面足夠美麗。
在我們的對話結束後不久，my little airport便在網上發布了一首新歌，點名唱到土瓜灣北選區的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在這首名為≪海心公園≫的歌裡，阿P和Nicole這樣唱道：“告訴李慧琼和那班新住客，我是海心公園的一個阿伯。千億個晚上在這裡唱歌我沒犯法，投訴是來自哪間新豪宅？今晚是我和朋友表演的時刻，把我的愛情還給我，立刻！ 到了六十八，厭倦所有迫壓，年輕才有資格被糟蹋。……告訴李慧琼和那班新住客，最近土瓜灣變得很抑壓，不知你向來有什麼政策，但根本沒有我，我很明白。” 這首歌在香港引起一時討論，在臉書上數千個回覆和轉發中，有的人在痛批李慧琼連老人也不放過，但更多人批評文藝青年就是很“左”，難道中國式的廣埸文化也要包容。然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首歌或將被收入專輯，傳進內地，歌曲中表達的青春失落、以及由此帶來的空間失落依然會倍受喜愛，但背後的爭議則很少人會知道。在欣賞跨文化傳播帶來的佳作時，我們永遠最容易理解到海平面以上的東西，但文化差異在聽眾與創作者之間劃下的鴻溝，令人需要花很大力氣才能摸索到海平面以下的深邃。因此直到這座巴別塔倒下之日到來之前，my little airport依然是一些人的甜美伴侶，同時被另一些人深惡痛絕地貼上“小清新”的標簽，他們的內地演出依然會如同那天對我說的一樣，一邊在台上演著，一邊擔心留意著台下觀眾發笑的時機對不對，內心在不停地懷疑，他們是不是真的聽得懂我們想表達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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