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 判例 釋 憲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為了「台灣是台灣」，他們決定告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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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白Podcast 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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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台灣留學生在挪威，居留證國籍被強制註記為「中國」，他們發起「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向移民局、台灣代表處抗議，也在 2020 年向奧斯陸地方法院起訴，主張挪威侵害人權。

最後一審、二審、三審都輸了。但是「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發起人 Joseph 表示，他們在 5 月 9 日即將向歐洲人權法院起訴控告挪威政府行為侵犯人權。

➤ 台灣人國籍被註記為「中國」，跟人權有什麼關係？

「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發起人 Joseph 主張，將居留證國籍註記為中國，是侵害《歐洲人權公約》的第 8 條「隱私權」。而隱私權大家會直觀想到洗澡不能被偷看、裙子不能被偷拍，為什麼居留證被註記為中國，會與隱私權有關係？

Joseph 說，隱私權的性質是一個補遺的基本權，為了保障人性尊嚴及個人主體性、個人生活私領域有關者，因此無法被歐洲人權公約具體的權利，就會被涵括在隱私權中，例如身份認同權。

➤ 挪威法院怎麼說？

這樣看起來，國籍認同應該與隱私權是有關係的，為什麼三審法院都駁回？

針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目前已有跟性別、種族身份認同有關的判決，但是還沒有以國籍認同為主題的判決，由於國籍涉及一個政府是否要「承認」另一個政府或國家的問題，將影響到國家最高主權的象徵。

判決書說，挪威是一中原則，政府律師也丟出挪威外交部長被國會質詢時說的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這個外交政策顯然與人權有衝突。

一審法院也提到，台灣人確實有稱自己為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但是這個身份認同不一定要以國籍來表彰，可以用出生地、種族來表彰即可。

➤ 歐洲人權法院是什麼？

它是歐洲首屈一指的人權監督者，也是國籍正名運動的最後關卡，怎麼說？

歐洲人權法院是從歐洲人權理事會誕生，挪威就是創始會員國之一，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對於有簽署並承認歐洲人權公約的 47 個會員國有拘束力，也就是沒有遵守的話會有相應的制裁。

但是並非所有案件都能起訴到歐洲人權法院，必須是侵害歐洲人權公約有提到的權利，而保障內容主要出於 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的公民及政治權利清單。

並且要窮盡國內所有法律救濟途徑，也就是國內都輸，輸到底，國內救濟途徑解決不了的才能來找歐洲人權法院。類似我國一般人民要提出大法官釋憲，必須先用盡一般法院程序打到終審的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 Joseph 這次向歐洲人權法院起訴，對台灣人來說有指標性，這是一個歐洲的案件，非限縮於挪威，作出的判決將對 47 個國家有拘束力，也就是這些國家不能再對台灣國籍有「中國」的註記。

➤「 I’m from Taiwan not from China」

Joseph 說，國籍正名運動在在挪威當地造成輿論，例如挪威最大報「晚郵報」也在持續追蹤報導，由於挪威算是一個人權大國，挪威民間有支持的聲音認為，不需要因為賣鮭魚放棄其根本價值（2010 年頒諾貝爾和平獎給劉曉波後，中國刁難挪威鮭魚進口）。

「我明明叫做 Joseph，但你叫我 Michael，當然會很自然地去糾正這不是我的名字」Joseph 說，這是一個為台灣人打的訴訟，這個案件將為全世界畫下里程碑，如果勝訴了，是歐洲第一個針對「國籍認同」做出的判決，更是與臺灣有關的判決。

如果你也認為與你有關，想知道後續如何

現在，打開你的 Podcast App 聽這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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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團隊募集聲援短片
➤ 徵稿對象：海內外台灣人
➤ 影像徵稿截止日：台灣時間 2021年5月31日
➤ 影像規格：以橫式手機影片拍攝。
➤ 影像內容：手舉 My Name My Right 的紙卡（各種創意形式或手寫 A4 紙皆可），對鏡頭喊
➤ 出：「I’m Taiwanese！I live in （現居國家名）！I support My Name My Right！」
➤收件方式：附上姓名或組織名稱，寄至 MyNameMyRigh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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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集海內外連署組織

此次訴訟進行期間，發起人也將草擬一份聲明向歐洲人權法院說明此次運動的訴求及發聲！

若您或您所屬的組織有意願參與此次活動的連署，也歡迎私訊粉專「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聯繫：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MyNameM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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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法客電台 #法客話題 #Podcast

【司法改革不是少數人鬥爭的工具 在野黨不該成為幫凶】

在立法院眾多法案中，有兩項議題是我們這代政治人物不可迴避之重，一個是憲政改革，另一個就是司法改革，從1999年司法改革會議以來的20幾年，我都一直站在歷史的現場，立法院修正了法官法、大法庭制度、憲法訴訟法等等重要法案，當中的遺珠之憾就是人民參與刑事審判。

「為什麼民主進步黨在1986年11月10日第一次全代會時，把陪審制放入行動綱領呢？」

戒嚴時期，國民黨制定刑法一百條（內亂外患唯一死刑）、懲治叛亂條例（唯一死刑）以及檢肅匪諜條例（唯一死刑）作為整飭異己的工具，動輒以內亂外患罪判決政治犯死刑，高壓統治，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更以軍法法庭審判政治犯，包括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張俊宏、呂秀蓮以及陳菊(花媽)等人，檢察官都以唯一死刑的叛亂罪起訴，後來是因為美國的壓力才改判有期徒刑，1986年民進黨成立時，為了避免國民黨持續利用內亂外患罪來壓迫人權，在行動綱領中，通過內亂外患罪案件的審理中，必須以政黨代表、國會代表以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陪審團進行公開審判，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後，黨禁與報禁也一併解除，民進黨成立正式合法化，1990年3月爆發野百合學運，主張廢除刑法一百條，更促成1991年5月1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5月17日廢止懲治叛亂條例、同月21日廢除檢肅匪諜條例，刑法一百條也在1992年5月16日被廢止，臺灣民主化更邁進一步。

「轉型正義已法制化，時空背景早就不同」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我也自隔年開始擔任立法委員，不斷推動促進轉型正義相關法規，終於在2017年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會撤銷四波有罪判決，當中也包括美麗島事件受難者、監察院院長陳菊，從黨外一路走來，臺灣逐漸民主化，通過行動綱領的白色恐怖已然不再，內亂外患罪的陪審團制度也失所附麗，更遑論當時的陪審團亦非現在在野黨的陪審團，請國民黨、民眾黨跟時代力量認清事實，不要別人說什麼，你們就跟著說什麼，立法委員要做自己！

「司法院從來都沒有提出陪審制的相關法案」

司法院最早在1987年3月黃少谷院長任內，就在該院第二次首長會議決議「我國不宜採行陪審制，並建議派員考察參審制度」，後來在1988年，林洋港院長任內，認為臺灣可以參採歐陸的參審制，並開始研擬草案，終於在1994年3月完成「刑事參審試行條例」草案，但卻因為各界意見仍然相當分歧，因此未送交立法院審議。

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議決「專家參審制」，司法院根據此決議，在2000年翁岳生院長任內，頒布「專家諮詢試行要點」，在當事人同意下，參與審判諮詢的專家學者可以提出意見給法院參考，但不能進行事實認定跟法律判斷，但後來因使用率過低而在2008年中止，此外，司法院也在2006年提出「專家參審試行條例」草案，送行政院會銜，但卻因為行政院不同意，最後也無法送交立法院審議，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可說是一波三折。

「國民黨徒具形式的觀審制草案」

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因為發生許多爭議判決，社會各界嘲諷法官是「恐龍」或是「奶嘴」，為了解決此問題，司法院院長賴浩敏曾經在2012年提出「人民觀審試行條例」，但是這項制度讓人民進到法院後，「可觀不可判，可聽不可說」，僅是讓人民形式上參與審判，跟法院旁聽沒有兩樣，根本沒有實質的意義，人民參與審判可謂是漫漫長路，始終走不到終點。

「民進黨為何同時提出陪審制與參審制的草案？」

為了抵抗國民黨提出的觀審制，民進黨黨團當時由我領銜，代表司改會提出「陪審團制度」，也請當初司法法制委員會的召集委員吳宜臻提出「參審制」，本黨團委員間也相互連署，藉此來阻擋國民黨的觀審制，最後三種制度的草案都未在立法院審議，第八屆立法院屆期不連續後，也未再提案，在野黨不認清歷史脈絡，反而人云亦云，成為特定人士的傳聲筒，甚至是鬥爭的工具，立法委員失去個人自主意識，照稿讀稿不知所云，悲哉！惜哉！痛哉！

「漫長的溝通與審議歷程」

2015年，總統與立委大選前，我與許多民進黨委員，在基於不讓國民黨繼續推觀審制，受司改會之邀，也簽屬願意支持陪審制的連署書，時至今日我也從未否認此事，但情勢已然變更，主客觀條件早就不同，持續用過去的事情來抨擊本黨並沒有意義。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司法院在呂太郎秘書長的努力下，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但在立法院審議時，就到底要採行參審制，由人民與法官合審合判，或是陪審制由人民決定有罪與否，法官來決定刑度，而爭論不休，即使呂秘書長多次與各方溝通，也未有成果，立法院在第九屆結束前，仍然無法三讀通過。

「橘逾淮而為枳，移植美國陪審制將是法治史上的大災難」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在草擬法案時，必須衡酌國內的審判體系、司法教育系統以及人民觀感，若貿然採行陪審制，我國的審判體系跟美國完全不同，美國是英美法系，是採行以判例為主的審判制度，有嚴謹的「刑事證據制度」以及「量刑基準」，與臺灣的司法體系不同，如果直接施行美國的制度，很可能出現如同移植手術後的「排斥現象」，反倒使我國的司法體系受到嚴重的傷害，而陪審團制度中，沒有判決書只有評決書，檢察官也無法上訴，更嚴重的是，陪審制中必須要所有的陪審團一致決定有罪，只要有一個人認為無罪，就會出現僵局陪審團（Hung Jury），必須解散目前的陪審團，重新啟動選任陪審員的程序，再次進行審判程序，若是再出現僵局陪審團，就必須再行解散，這樣一來一往，曠日廢時不說，我國重罪嫌疑人的羈押上限為15個月，如果陪審團審議超過這個期限，重罪嫌疑人就必須釋放，試問，臺灣人民能夠接受殺人嫌疑犯因為僵局陪審團而被無條件釋放嗎？

「變形的參審陪審拼裝車，不負責任的在野黨」

第十屆立法院上任後，司法院再次提出「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在委員會與朝野協商時，在野黨無法回應陪審制的缺陷，於是提出許多奇怪的變形制度，或是一意孤行強力支持陪審制。

「時代力量的錯誤之處」

時代力量提出純陪審制，在審查時長篇大論，但卻未回答如何解決僵局陪審團的問題，特別是提出世界獨創的條文，只要最低本刑三年以上，就必須使用陪審制，時代力量號稱最在乎環保團體，最在乎臺灣的生態保護，空污法第51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5條以及水污法第37條，致死或致重傷都是三年以上的重罪，也就是時代力量認為必須適用陪審制的案件，請問這些破壞環境的嫌疑犯，如果遇到僵局陪審團，是不是就要無罪釋放？請問時代力量如何向最支持你們的環保團體交代？另外，時代力量也引入訴因制度，讓法官不能夠變更起訴法條，如果檢察官以傷害罪起訴，但最後法院發現犯人有殺人故意，在訴因制度的規範下，法院必須判這個人無罪，試問，公平正義何在？

「民眾黨的荒謬之處」

民眾黨代表司改會提出參審與陪審的兩制併行，最低本刑七年以上或是致死的案件是用參審，但是在第五條之一卻規定許多重大政治性的案件，例如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貪污、選罷法、內亂外患、反滲透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集會遊行法等敏感政治案件，都要適用陪審，這些案件在臺灣藍綠對立的社會氛圍下，非常容易出現僵局陪審團，所有的嫌疑人都可能因此被釋放，民眾黨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台灣社會能夠接受嗎？

「國民黨的離譜之處」

國民黨在這個議案上的行為，更是荒謬中的荒謬，離譜中的離譜，起初提出跟司法院版非常類似的參審制，後來為了杯葛民進黨，又支持參審陪審兩制並行，表決時，突然提出第五條之一的修正動議，國民黨的版本比民眾黨的更加荒謬，在陪審的適用案件中，除了民眾黨版本有的敏感性政治案件外，還增加了國安法、國家機密保護法、政黨法、促轉條例等，此外，也新增跟環境有關的案件，例如空污法，以及行政訴訟類的所得稅法等案件，都必須優先適用陪審，這些案件都會出現僵局陪審團的情形，而國民黨也只在該條文聲稱兩制並行，後續條文卻完全沒有陪審制的施行條文，顯然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製造出一台根本跑不動的拼裝車。

身為立法委員，必須擔負起責任，不能民間團體說什麼或是司改國是會議的投票結果是什麼，不加思索就照單全收，「司改會找義和團來當自己的御林軍，在野黨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跟打手。」

「兩制併行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如果採行兩制併行，除了陪審團制度可能的問題以外，還有司法教育上的疑慮，大學教授不可能同時熟悉兩套制度，並且把相關知識傳遞給學生，如果連大學老師都無法熟悉兩套制度，那未來將成為法官、檢察官跟律師的法律系學生們，如何使用這兩種不同的制度進行訴訟，又如何追求真相、如何保障被害人與被告的權益？我們不可能眼看著臺灣的司法體系，因兩案並行而陷入重大的危機，這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能夠做的事情。

「司改會、陪審團跟在野黨無所不用其極抹黑污名化司法體系是極大不道德」

司改會與在野黨，刻意透過所謂的權威效應來污名化法官，懷疑臺灣的法官不值得信任、都會貪贓枉法或是操守有問題，我必須說，司法體系確實有需要檢討的地方，但不是利用這種無限上綱的攻擊方式來進行，中間討論本來就是為了讓職業法官能夠在國民法官有疑問時，由職業法官回答國民法官，但在野黨卻不斷抹黑，民進黨的版本中，直接明定職業法官的釋疑只能在國民法官提出時才可以進行，民間原有的疑慮早該消除，而在野黨跟有心人士的扭曲抹黑，也該適可而止！

「實踐承諾的民進黨，進步的國民法官法」

蔡英文 Tsai Ing-wen總統在就職演說時，提到要進行司法改革，獲得臺灣人民最大的掌聲，身為執政黨黨團，我們也非常負責地提出「國民法官法」的修正版本，在這個版本中，實踐了許多進步的司法改革理念，包括人民參與審判、起訴狀一本以及全面證據開示等等，民進黨黨團始終站在改革的第一線，從不退縮，也從不盲從，今日三讀通過的國民法官法，更是民進黨推動司法改革的重大里程碑，期盼司法制度在人民參與審判後，能夠注入活水，讓人民願意信任司法制度，使臺灣的訴訟體系能夠更公平，更符合人民期盼！

謝謝所有黨團同仁以及助理們的努力，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國民法官法 ＃民進黨 ＃蔡英文 ＃鄭運鵬 ＃鍾佳濱 ＃周春米 ＃郭國文 ＃何志偉 ＃劉世芳 ＃吳玉琴 ＃司法院 ＃法務部

就說叫你們去讀書了，
我記得寄冥紙給人是有罪的，
判例是拘役五十天的樣子。

香港法律制度以法治及司法獨立的精神為基礎，大部分沿襲自殖民地時期的宗主國英國，少部分沿襲歸英前的大清。查理•義律於1841年登陸香港島後，宣佈華人仍依當地習慣治理，而英國一直奉行的習慣法也引入當地。例如同樣的謀殺罪，當年若罪犯為歐洲人，則按照當時的英格蘭法律判處絞刑，但若罪犯是華人的話，就會被斬首。而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新界地區屬於被英國租借，主權仍屬於清政府，因此亦適用部分《大清律例》。即使在中華民國建立後60年間，包括推行《民法典》等法律時，《大清律例》依舊適用於香港，在香港的華人社會當中依然通行。根據 1844 年頒布的《最高法院條例》，英國法（包括普通法、判例法、衡平法及制定法等）均開始在香港適用，英國司法機構的設置及許可權的劃分、法官制度、律師制度等，也跟著引入香港，對本地的華人司法習慣等就未有所排除。到197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著手將所有參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編寫成為成文法，與此同時亦利用合適的法例來取代過時的舊法。例如1971年頒布的《s: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結束香港男性依《大清律例》納妾及休妻。但在1971年10月7日前依《大清律例》訂立的妾侍若仍然在世，她們、她們的子女與後代仍然有繼承權（但繼承權分攤比例少於妻子）。而憲制性文件，就以英國皇室特權立法的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為準。英皇制誥作出了關於總督、行政局、立法局和法官的規定。皇室訓令則規範行政局和立法局運作方式。直至香港主權移交前，香港可以直接適用英國判例法；英國上議院與樞密院司法委員會的判例，才具有約束力。而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判例，一般就會尊重兼採納。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法律制度保持一國兩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規定了國家可以設立特別行政區。據此，香港現時的憲制性文件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香港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包括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和相關決定，以及其他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 而原本遺留的大清、英國等法律基礎均繼續沿用，例如2018年挑戰原居民丁權司法覆核案，訴訟雙方在解釋「合法傳統權益」時，仍會引用回大清律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性法律，關係國防、外交等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根據《香港基本法》附件三，適用於香港特區，由香港特區在當地頒佈或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