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咱們頻道的中國編輯跟我講
「死亡人數在中國是個秘密」
直到現在,我仍三不五時會擔心他的安危
「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國在1959~1961年發生的一連串大饑荒,好聽一點的說法。一般來說中外學者普遍估計死亡人數在1500萬到5500萬之譜,別太看得起台灣還是蔣介石,蔣介石就算了,我們現在真的懶得抹黑你。
三年困難時期也被認為是人類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為什麼說是人為呢?主要原因就是「大躍進」等一連串的智障政策,這不是我說的,是1981年第六中全會,中共黨中央說的。
說中國越來越進步,敢客觀看待民國歷史就覺得好笑
連中華民國國旗都不敢放的國家,這叫做進步?
我還記得去年中國某個世紀帝國實況主,因為實況看了bbc的香港反送中新聞,被ban台長達一年,進步?
#以下各方說法數據
2010年12月,北京大學學者孫尚拱根據國家人口年鑑的總人口數據估算,認為1961-1962年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4400萬人
2010年9月,荷蘭歷史學家馮客(時任倫敦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出版《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指出,他用了四年遍閱全國解密檔案,認為1958年初至1962年底的大饑荒至少造成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250萬人(占總體6%-8%)死於酷刑或直接處決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列舉各方觀點,結論是從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144萬,如果從1958年算起,那總數接近3000萬
2006年,哈佛大學再版費正清的《中國新史》認為1958-1960年餓死人數是2000-3000萬
2005年,前中央黨校教師、獨立學者余習廣經過約20年的檔案研究,出版《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認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達5500萬,該數字獲得歷史學家馮客、陳意新(北卡羅來納大學威明頓分校)等人的引用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的研究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250萬人左右。曹思源根據中央檔案館解密檔案,算出餓死3756萬,與曹樹基的結果相近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000、5000萬:河南780萬,安徽800萬,山東750萬,四川900萬,青海90萬,江西640萬,湖南470萬
1993-95年,金輝、丁抒等人則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4000萬以上
1989年,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提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生存與發展》第39頁,科學出版社,1989年)
1987年,美國人口學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朱迪絲·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著作《變化中的中國人口》一書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000萬人左右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廬山,又稱匡山、匡廬,位於中國江西省九江市南郊,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文化遺產和世界地質公園,同時還是中國國家5A級旅遊景區和文明旅遊風景區、世界名山大會的發起者。廬山形成於第四紀冰川時期,是一座地壘式斷塊山脈,是中國自古以來重要的遊覽目的地。以「雄」、「奇」、「險」、「秀」聞名,被稱為「匡廬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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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讀 “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站著死的葉挺,絕沒有爬狗洞的革命者!”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葉挺赴敵談判,被無理拘押。葉挺先後被囚于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在牢中受盡殘酷折磨,眼中卻依舊閃著光芒。在黑暗的囚室裏,他寫下了氣壯山河的《囚歌》:“爲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爲狗爬出的洞敞開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子裏爬出……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1946年的今天(3月4日),葉挺獲釋。獲釋第二天,他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要求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的一天從早讀開始,每天早上8:00,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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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GDP已嚴重衰退,過去,他們靠全球企業及台商「大量資金輸血」存活。現在,「資本外逃」及「資金撤離」的速度,卻愈來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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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九大基因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要移植進來一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的共產黨,引入一個外來邪靈,實在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愛國無門的知識份子,又進一步歪曲已被列寧嚴重歪曲了的共產主義理論,以此為依據,摧毀一切不利於它的統治的傳統和價值,消滅一切不利於它統治的社會階層和人士。中共拿來了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又拿來了共產主義更徹底的無神論。中共拿來了共產主義對私有制的否定,又拿來了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與此同時中共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帝王制的最壞部份。
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馬列主義的邪皮
馬克思主義當初吸引中國共產黨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正是馬列根本之邪。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其實是狹隘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的經濟學,在早期資本主義還不發達時,片面短視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已經被歷史和現實所否定。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強權政治和無產階級主宰論。《共產黨宣言》以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闡述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及哲學觀。無產者以打破已有的傳統道德和社會關係、奪取政權為鬥爭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把共產主義放在與一切傳統對立的位置。
人類天性對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變得暴虐,共產黨的暴力學說從本性上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與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學、傳統都查不到實質上的淵源關係,是天地間憑空掉下來的一個莫名的恐怖體系。
這種邪惡觀念的前提是「人定勝天」,人為的改造世界。共產黨用「解放全人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過不少人,一些具有憂患意識而又渴望幹一番事業的人,最容易被共產黨矇騙。他們忘記蒼天在上,在建立「人間天堂」的美麗謊言中,在建功立業的征戰中,他們蔑視傳統,將他人的生命看輕,也把自己的生命變得輕於鴻毛。
人造的「共產主義世界」被奉為真理,「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共產黨用這種絕對、荒誕的理念去斬斷人和上天的淵源關係,斬斷他們和祖宗、民族傳統的血脈,召喚他們為共產主義獻身,加持共產黨的虐殺能量。
(二)基因之二:騙——邪惡要裝正神,就要行騙
邪一定要騙。共產黨要利用工人階級,封他們為「最先進的階級」,「大公無私」,「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等;共產黨要利用農民,稱讚他們「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許諾「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需要資產階級的幫助,於是封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許諾以「民主共和」;共產黨快要被國民黨徹底剿滅了,於是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承諾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抗日戰爭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建政後很快消滅了資產階級,最後把工農變成了徹底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統戰是黨騙的典型一招。為了打贏內戰,共產黨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澤東指示說:「除少數反動份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份子。」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
說一套做一套。黨要利用民主黨派時,其口號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組織的,都要加以消滅。馬克思、列寧和中共領導人都說過,共產黨的政權不能與人共享,共產主義一開始便直截了當的帶著獨裁主義先天基因。由於它的專制排他性,無論是奪取政權時期還是掌握政權時期,共產黨從來沒有和其他政黨和團體真誠相處過,所謂寬鬆時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於製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鬥另一部份人
騙為了煽。鬥爭一定要有仇恨,沒有仇恨可以製造仇恨。中國農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根本障礙。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抗日,還攻擊國民黨政府賣國不抗日,甚至國難當頭還煽動人們反對國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殺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產黨運動的經典手段,「95%:5%」的階級劃分公式因此而來。共產黨後來的系列政治運動充分運用、不斷發展了這一手法。劃進95%則安全無事,掉進5%則成為被鬥爭的敵人,爭取能站進95%的行列成為大多數人在恐懼中的自我保護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風。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組成基本隊伍
痞是邪的基礎,邪就得用痞。共產革命是痞子流氓起義,經典的「巴黎公社」純粹是社會流氓的殺人放火打砸搶。連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無產階級,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份,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天生的分散性與愚昧性,甚至不夠格稱作階級。
中國共產黨從惡的方面發展馬克思的東西,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流氓無產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農村蘇維埃政權。「革命」,這個被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灌注了正面意義的語詞,實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懼和災難,是取「命」來的。文革時討論流氓無產者,共產黨認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聽,縮寫為「無產者」。
痞的另一個表現是耍無賴,被人稱為獨裁時擺出一副惡霸嘴臉:「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五)基因之五:間——滲透,離間,瓦解,取代
騙、煽、痞猶不夠,間亦用之。中共滲透有術,地下工作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他們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錢壯飛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錢壯飛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下場。
親共的楊登羸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河南一個老幹部,曾因得罪了共產黨中的幹部,便被自己人開後門送到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好幾年。
在國共内戰期間,中共情報戰線直達蔣介石身邊,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劉斐中將竟是中共地下黨。在被調動的軍隊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作戰計劃。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暉,將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劃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搶——巧取豪奪成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裏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搾,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甚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份人鬥另一部份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七)基因之七:鬥——摧毀傳統宗法秩序和國家制度
騙、煽、痞、間均為了搶、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共產革命決不是無組織的打砸搶,黨說「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指明要摧毀鄉村的傳統制度和習慣。
共產黨的斗還包括武鬥、武裝鬥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奪取政權時要鬥,若干年後的文革中,同樣的鬥爭基因又被用於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滅——創造了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
共產黨做的許多事都很絕。其許諾知識份子以人間天堂,而後來把他們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對地主資本家財產的剝奪,對地主富農階級的消滅,對鄉村秩序的摧毀,對地方政權的攫取,對有錢人的綁票勒索,對戰俘的思想和靈魂洗腦,對工商資產階級的改造,對國民黨的滲透和瓦解,對共產國際的分裂和背叛,對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洗,對黨內的高壓政治,做的事都很絕。
這一切,無不建立在它的群體滅絕理論基礎之上,歷次運動無一不是恐怖主義的群體滅絕運動。共產黨從早期就開始不斷創造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由共產黨的階級論,革命論,鬥爭論,暴力論,專政論,運動論,政黨論等等組成,全是各種各樣群體滅絕實踐經驗之總匯。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體滅絕是從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滅絕,這是符合其集團根本利益的恐懼統治方法。你反對它,它要消滅你,你擁護他,它也可能要消滅你。它認為需要消滅的就要消滅,以至造成每個人都有危機感,都懼怕共產黨。
(九)基因之九:控——用黨性控制全黨,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會
所有的基因都為著同一個目的:恐懼型的高壓控制。共產黨的邪惡,使它成為所有社會力量的天敵。從成立之日起,共產黨就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掙扎,其最大危機一直是生存危機,存在就是恐懼,永恆的危機感。危機中的恐懼成了共產黨最高利益所在——艱難維持黨的集團存在和權力。共產黨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壞補充著它力量的不足。黨的利益不是個體黨員利益,也不是所有個體利益的總和。它是共產黨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一切。
「黨性」是黨這個邪靈最厲害的本質之一,具有無限擴展,吞噬人性,把人變成非人的強制能力。周恩來和孫炳文是同志,孫炳文死後,其女兒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文革中孫維世挨整,孫維世的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可是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鴉片專員。鴉片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敢冒違背民族大義之大不韙而大片種植鴉片,確實需要點黨性。因為極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境外賺取經費。中共新領導人在任弼時生日一百週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他的黨性高度評價。
一個黨性模範是張思德,黨說他是燒磚窯倒塌而犧牲,民間說他是烤鴉片而死。因為他默默在中央警衛團當兵,不求陞遷,得到了中共「重於泰山」的褒獎。他和後來的另一個典型的黨性榜樣,以「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著稱的雷鋒,倆人長期被用來教育全體中國人,要像他們那樣忠於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的無數英雄模範都被用作這種強化黨的鋼鐵意志和黨性原則的示範。
在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發揚光大,共產黨成功鑄造了幾代黨的「工具」和「螺絲釘」。黨性被強化成了一貫的思維定式,千篇一律的行為模式,推展到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黨性行為模式披上國家之皮,黨性思維定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自我洗腦,服從和配合邪惡的機制。
文章擷取自九評共產黨 【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21/n723946.htm
影片:http://www.ntdtv.com/xtr/gb/2004/12/05/a23389.htm
江西南毛澤東 在 Dd tai Youtube 的評價
廬山,又稱匡山、匡廬,位於中國江西省九江市南郊,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文化遺產和世界地質公園,同時還是中國國家5A級旅遊景區和文明旅遊風景區、世界名山大會的發起者。廬山形成於第四紀冰川時期,是一座地壘式斷塊山脈,是中國自古以來重要的遊覽目的地。以「雄」、「奇」、「險」、「秀」聞名,被稱為「匡廬奇秀甲天下」。廬山的最高峰漢陽峰,海拔1474米。瀑布飛流直下,雲霧變幻無常,景區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夏季氣溫比山下低10攝氏度左右,為中國知名避暑勝地之一。廬山亦是一座文化名山,被認為是中國山水文化的歷史縮影。自東晉以來,中國歷代著名的文人、高僧、政治人物都在此留下過重要的歷史印跡,歌詠廬山的詩歌辭賦有4000多首。對廬山產生較大影響的人物有:古代早期的司馬遷、陶淵明、王羲之、慧遠等;唐宋時期的白居易、李白、蘇東坡、朱熹等;近現代的政治人物蔣介石、毛澤東等。
廬山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非常大,堪稱中國的政治名山。1895年起,英、法、美等西方國家曾在此大興土木,留下了大量的西式建築,形成了今日牯嶺鎮的雛形。北伐戰爭結束後,這裏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夏都」,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之一。1937年6月,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上山與蔣介石進行談判,商討共同抗日事宜。1937年7月,蔣介石發表對日宣戰的廬山談話,中國開始全面抗戰。1959年、1961年和1970年,時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曾三次在此主持大會,即著名的「廬山會議」。
1860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的清廷被迫將九江列為對外通商口岸,促使大批西方冒險家來九江營商。1884年,俄商強佔廬山九峰寺避暑,開外人占山之先河。英國傳教士李德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廬山。1885年,他通過賄賂清政府九江道台官員,成功租到牯牛嶺的4500畝土地。基於外國人的緣由,他與山民因土地問題持續了數年紛爭,土地使用嚴重受阻。1895年,大清在中日甲午海戰中戰敗,李德立乘勢藉助英國政府之手再次強租牯牛嶺土地,並順利獲得租期為999年的官方租約。 得到土地後,他聘請了英國工程師甘約翰和德國工程師李博得與自己合作,成立牯嶺公司,開始對牯嶺進行規劃和建設。他們首先將上山道路進行改造、擴建,將原來簡易的樵道修成登山石階;同時將所租的大片土地劃分成小塊,規定地塊用途但不限建築風格,並通過各種方式向全世界發佈售地廣告,引來大量西方人上山購地、建房,牯嶺大規模的別墅建設由此展開。截至1927年,已建成別墅560餘棟。在李德立經營牯嶺期間,1908年成立了廬山設清丈局;1914年,天主教江西北境代牧區的法國籍主教樊體愛強租狗頭石地區,遭海會寺僧抗議;1919年,俄羅斯五洲銀行在牯嶺成立。由於李德立在牯嶺開發、建設中的巨大作用,被稱為「改變廬山命運的人」。1929年,他被英國政府委以重用赴任英殖民地新西蘭。
1980年,電影《廬山戀》在全國的公映,廬山旅遊迅速發展。1982年,廬山被中國國務院批准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84年,江西省廬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局成立。1991年獲「中國旅遊勝地四十佳」和「度假休閒旅遊勝地」。1994年,廬山被中國建設部評為「衛生管理達標風景名勝區」。1996初,景區將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登山路經闢為「霞衢」遊覽山道。1996年12月,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核准廬山為「世界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景區旅遊業進一步升溫;2002年2月13日,該組織又將廬山核定為首批「世界地質公園」,使其在旅遊界的知名度再度攀升。2006年11月,景區管理局決定大幅提高進山門票價格,引發激烈辯論。2009年9月,發起召開「世界名山大會」和成立「世界名山協會」,向全世界推介旅遊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