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論福山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三十年前，當蘇聯與東歐崩潰，證實共產主義實驗失敗，美國自由派學者福山推出「歷史的終結」一書。繼任的總統布殊與美國知識界曾經手舞足蹈，洋洋得意，歡呼從此在西方文明世界之外的極權專制走入歷史，美國代表的燈塔或自由民主，經歷史考驗，證明是全球今後最佳的生活模式。

豈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美國自我拆毀自由燈塔，向「歷史的終結」論者和整個東岸自由派知識精英，臉上狠狠打了一巴掌 。

大數據社交媒體集團，是拜登政府的重大金主，連同華爾街，這一次向美國普羅大眾暴露了自由主義（Liberalism）墮落成為統治集團之後，以其知識傲慢、不可一世的長期自信，在金權勾結的狂歡之中，樂極生悲，暴露了其極權本質，原來與他們幾十年來口頭批判的納粹主義相同。

杜林普最後被逼到死角，今日許多人才恍然大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大數據集團與美國主流媒體對他四年來的醜化與欺凌。

默克爾夫人在最後一刻與歐洲和澳洲領袖一樣，貌似醒過來 —— 當然，也可能是虛偽的惺惺作態 —— 表達了對美國大數據霸權威脅世界的擔憂。這一天，可能是歷史的轉捩點。

因為不要忘記：拜登口口聲聲自稱上台之後，可以與歐洲等盟國團結一致，對待中國或其他對手。

然而，當歐洲和澳洲醒覺，拜登的金主，原來就是民主自由的內部潛在威脅。那麼拜登可以預期，其大數據金主如何「團結」，然後推特和 Google 等進入「盟友」領袖們的私隱空間。

由這個角度來看，拜登尚未歸位，其政綱理念尚未付諸實踐（如果有任何的話），已經淪為笑話。

美國的大崩潰已經開始，或將步向蘇聯後塵。與其由你做偽君子而且被拆穿，不如由我來堂堂正正做真小人。全球的大舞台出現霸權真空，誰有膽色，誰有自信，誰有比美國建制更冷酷的軍事實力，誰就會成為 21 世紀全球的新霸主。

而此一新霸主，否極泰來，已經呼之欲出。

世道人生：反民主的全球化 - 李怡

上周在談蓬佩奧「超冷戰宣言」的演講時，提到他對過去50年對華政策失敗的自省，他講到美國的幼稚、自大和被愚弄，有網友留言說，或許更多的是他沒有提到的貪婪。

其實蓬佩奧是有提到的。他提到萬豪、美國航空、聯合航空等企業為了避免激怒北京而在網頁上刪除了台灣的稱號，又指摘自命伸張社會正義的荷李活對稍稍不利中國的影片的自我審查。

不過，貪婪是人性，自由社會不會懲罰任何不違法的貪婪行為。問題是：甚麼因素誘發了美國和許多國際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的貪婪，甚而放棄自己的道德原則？

中國的經濟如果只是處於50年前的體量，那麼即使政治上再怎麼極權，也就同朝鮮一樣，不可能威脅世界。但在過去20年，中國經濟起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用它的金錢勢力，在全世界擴張，才形成對美國和自由國家的威脅。

因此，美國的對華交往政策雖始於50年前，但中國威脅的形成是始於2000年。這一年，在克林頓總統主政下，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次年中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由此而在全球化的市場中找到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定位，並在盜竊知識產權、不履行加入WTO的承諾、專權政治主導市場，而帶來經濟起飛，練成一身肌肉。

1989年，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了一篇震動一時的論文《歷史的終結》，提出一個觀念：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伴隨着這種政制的經濟體制，就是市場資本主義。此論點稱為「歷史終結論」。由於接下來的蘇聯解體、冷戰結束，這論點被認為充滿預見。

隨後世界的經濟發展，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全球化，幾乎所有國家都擁抱市場。

根據「歷史終結論」，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政策帶來的日益繁榮、更多外國投資、與全球市場不斷加深相互聯繫，並因此對國際經濟準則更廣泛接受。而隨着國民財富的增加，政治開放度也必然會增加，會使國家變得更加民主。於是，資本主義市場結合政治民主，就步向「歷史終結」的必然結果了。

但這樣的事沒有發生。中國進入全球化市場後，由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自由經濟，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專制政權操控市場，壓制工人權利，不惜犧牲生態環境，補貼出口，使得在專制國家投資的性價比優於民主國家；另方面，國家資本主義的高進口稅，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國企控制社會關鍵事業等等，使外國進口產品和服務業處於同國家力量競爭的不利地位。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但沒有促使政治民主化，相反正是專權政治提供了全球化中國際投資者的樂園。

在加拿大任教的吳國光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書《反民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勝利後的政治經濟學》，對全球化為甚麼反民主有資料詳盡的解說。他說，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因為中國的威權政治提供了比美國民主制更有利於資本追逐超額利潤所需要的環境。

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結合並非渾然天成。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資本向着威權流動。全球資本依賴有效的威權政府管制而謀取暴利。

為甚麼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過去出現經濟繁榮，因為資本在那裏發現了獲利的樂園；為甚麼美國和自由世界現在要抗拒中國非常困難，因為資本不願意從樂園中離去。疫情，港版國安法，蓬佩奧的呼喚，自由世界的響應，是世人覺醒的開始，也許是世界免於沉淪的生機。但全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要走出困局真有不能低估的難度。

「民主，自由，法治 」三點缺一不可

台灣的哲學 – 我是什麼派？

如果有人說我是「藍營」，我會直接了當的說「我不是藍營」。如果有人說我是「綠營」，我會直接了當的說「我不是綠營」。如果有人問我是什麼「派」，我的答案是：我不是統派，我不是獨派，我不是中華民國派，我不是中華民國台灣派，我也不是民國派。

那麼，你究竟是什麼派，人問。這個問題，我可以用很清楚的肯定句回答：我是「民自法」派 – 民主、自由、法治的三位一體派。三位一體，意思就是缺一不可，因為若不獨立或缺了任何一角，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根本-人權，就沒有堅實的基礎了。

你或許聽過這個不盡然準確但卻很具啓發性的說法：在亞洲，新加坡是個有法治、部分自由、部分民主的地方，香港是個有法治、有自由、無民主的地方，台灣是個有民主、有自由、但法治不足的地方。這說明了，民主自由法治的三位一體性質，若非三者齊備，人權是得不到保障的。尤其在2019年香港爆發民主運動後，活生生的一幕揭示了三位一體的重要性 – 三角缺了一角，另外兩角就是極端脆弱的。

此外，台灣自1996年以來就有了一人一票的民主，甚至有了近乎無邊界的言論自由，但是由於法治一直處於抱殘守缺的狀態，以至於政治一直無法清明，結構性的弊端層出不窮。

寫到這裡，我很清楚的知道會遇上三種質疑的聲音；這三種質疑，前兩種屬於比較低級的類別，第三種屬於比較高級的類別，請容我一一回應。

第一種質疑是：你是不是在唱衰台灣的民主成就？看看隔壁一黨專政的中國，你怎能還在這裏批判台灣制度成就的不足？對這種質問，真的很抱歉，只能直話直說了：用中共統治的中國作為對比台灣的座標，這種心理本身就是一種沒有出息的反應。就台灣論台灣，為什麼要拿中國作座標？倘若一個人因為他鄰居患了肝癌三期就不治療自己的肺癌一期，那不是在自欺嗎？

第二種質疑也很常見：你為什麼不批評美國、歐洲等所謂先進國家的政治亂象和腐敗？對這種反應我的回答也很乾脆：我是台灣人，台灣優先，我為什麼要用「人家家裏也很亂」來安慰自己而不趕快整理我家的亂？

第三種質疑，的確比較高級，也比較帶哲學性。它是這樣說的：所謂的民主、自由、法治被稱為「普世價值」，其實是一種幻象；首先，它們並不普世，人類歷史上還有許多其他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也都能維持社會共同體的秩序，例如西方中世紀的秩序完全稱不上民主自由法治，但卻是人類藝術文化的高峰期，一戰前後的歐洲也大多不屬民主自由法治，但卻是人類工業、科學、技術的甚至哲學的興盛期。美國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於1992年寫的《歷史之終結》論述民主自由法治為人類最後的最佳制度，現在已經成了半個笑話，連福山本人後來都再寫了兩本書檢討自己當年的說法。

這第三種質疑，又要抱歉的說了，我覺得是一種得了「蛋頭病」的說法。這並不是說這種質疑的本身不對，事實上，放在「人類」、「世界」、「歷史」的宏觀層次上，這種質疑很有道理。問題出在，我們是在談台灣，不是在談整個世界、整個地球。我們真正該問的問題是：三位一體的民主自由法治，對台灣這個3.6萬平方公里、2350萬人口的國家，是不是最適合最佳的制度？在不同的地理、人口條件下，民主自由法治之外的其他政治體制或許更適合其他國家，但那關台灣什麼事？普世與否，可以作為學術議題、思想議題、哲學議題來談，但即使不普世，若對台灣最好，那就是台灣要選擇的。

所以，我是「民自法」三位一體派，其他不管什麼「派」、不論什麼「營」，只要認同民主自由法治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同時認知到「民自法」不是天賦的，而是創建的，就像大樓和橋樑是必須天天維護的，那就是我的同道人。

（本文原刊於 2019-12-29 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