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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長榮對罷工秋後算帳 勞動部應當合法罷工後盾
　
長榮空服員罷工進入第11天，原本預計昨日簽署「團體協約」後落幕，長榮航空竟反悔先前承諾的協商內容第一條「不秋後算帳」，直接造成協商破局，罷工行動繼續。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 指出，「資方在協商時，不但沒有針對禁止秋後算帳提供明確條文，還在工會提出具體條文後，以授權不足為由無法同意，並與工會約定7月2日再次協商。」使得雙方談判破裂，未能簽訂團體協約。
　
但，《工會法》不僅賦予勞工組織及參加工會的權利，第35條更明定「雇主不可以對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的員工有不利對待。」；《勞資爭議處理法55條》也規定罷工行為刑民事免責，此次罷工是勞動部認證過的合法罷工，長榮無論是不願承諾「不秋後算帳」，還是之前揚言對罷工提告，都違背法律規定！
　
罷工就是勞工爭取權益及勞資的彼此拉鋸，長榮航空當然可以表達立場，但方式必須合法，而不是動輒用違反法律規定的手段恫嚇員工。
　
如果合法行使權利進行罷工，還要被資方事後追究，甚至面臨訴訟程序、疲於奔命，未來還有誰願為勞動權益站出來？而法規保障罷工權利豈不形同具文？
　
我們呼籲政府單位應扮演勞資雙方間公正協調角色、積極介入處理，切勿任由資方一再違法恫嚇勞工！
　
#合法罷工不得秋後算帳
　
==延伸閱讀==
《工會法第 35 條》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二、對於勞工或求職者以不加入工會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

三、對於勞工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參與團體協商相關事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四、對於勞工參與或支持爭議行為，而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勞資爭議處理法55條》
爭議行為應依誠實信用及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為之。
雇主不得以工會及其會員依本法所為之爭議行為所生損害為由，向其請求賠償。

工會及其會員所為之爭議行為，該當刑法及其他特別刑法之構成要件，而具有正當性者，不罰。但以強暴脅迫致他人生命、身體受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時，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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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排程中晝發文 #國際法法理建國 Q&A

Q99：可是說中國移民後代包進來就建不了國？可是70幾年來世代通婚，怎麼分是台澎原住民和中國移民，如果是用日治時代的戶籍來分，那如果原日治台澎居民說我是中國人，他們投票的結果是和中國統一，怎麼辦？再加上台灣社會新移民日益增加，他們可不可以參加自決呢？我覺得時空環境不同，作法也應該不同，他這點說法，我不太認同，畢竟你也不能保證原台澎人忠於台灣。

A99：
台澎人行使自決權的作用在於讓台澎人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讓台澎人做出符合某個特定「個人」想要的未來。

台澎人雖然在中國流亡政權七十多年來的洗腦下普遍有將中（華民）國流亡政權跟台澎混在一起的問題，但會想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比例極低。即使是 2020 年那五百多萬人，他們想要的基本上也不是「統一」 ，而是「兩岸和平發大財」。

除了原日籍台澎人及其後代外，原本擁有其他國家國籍而後來依照中華民國政權《國籍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的人，全都是法律上的中國人，也全都是中華民國政權違反國際法在盟軍佔領地台澎非法放置的中國國民。

原則上將中國難民及將所謂的「新住民」排除在參與自決的範圍外，除了是依法律地位之外，還有就是要避免產生公投法律瑕疵。

當年中華民國政權濫用為盟軍佔領代管台澎的機會，將中國難民大量移置台澎本身就已經嚴重違反國際法規範。若要完全依照國際法中的佔領規則走，這些人其實全都應該遣返回中國本土。只不過我們不是像 1947 年屠殺台澎人的中華民國政權跟中華民國人那樣沒血沒淚沒人性，所以會基於人權的考量，明白肯定中國難民及其後代、後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所謂新住民具有成為台澎國家國民的權利。

至於這些人是否具備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單從佔領法中禁止佔領國將國民遷移到佔領地想達成的規範目的來看，當然應該否定其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我們當然可以基於人權考量放寬參與自決程序的資格，但在這個時候就須承擔整個自決建國程序因為讓原本不應參與的人參與，導致結果出現無法治癒的瑕疵而無法得到國際承認的風險。

是要讓在國際法上行使自決權的資格沒有任何疑問的原日籍台澎住民及其後代行使自決權有效建國，然後讓中國難民、其後代、所謂「新住民」可以無痛歸化成為新國家國民？還是要冒著讓整個自決建國程序因法律上瑕疵而無效、導致全部的努力變成白忙一場的風險呢？

堅持讓中國難民、其後代及所謂「新住民」來參與自決程序，這就是每個真心把台澎的未來、兩千多萬台澎居民的未來當一回事的人必須要去思考的。

是要壓抑不滿的情緒與情感，讓行使自決權的資格不會面臨任何質疑的人為大家建立一個國家？還是要以自己的情緒及情感為理由餓飽吵，冒著大家勞民傷財到最後只是白忙一場還是沒有國家的風險，堅持讓行使自決權的資格具有本質上瑕疵的人來參與相關程序？

原日籍台澎與外國人通婚生下混血後代，也是具有參與去殖民化行使住民自決的權利。只要祖上直系血親有原日籍台澎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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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台澎人做著夢中夢中夢： https://reurl.cc/8yqAdj
👉🏻法理建國派的目標：https://reurl.cc/ZQynqW
👉🏻［英語繁中字］台灣在國際上不被承認的原因與解決方法：https://youtu.be/lss2OdMhi90
👉🏻聖峰演講影片Youtube ：
https://youtu.be/-a_qHXh_URM
👉🏻聖峰演講實錄Podcast：
https://anchor.fm/rotpnetwork-shin-hong-ng/episodes/2019-03-29-ep8kln
👉🏻Apple podcast：https://reurl.cc/a5qZjQ
👉🏻 《台澎法理建國指南》電子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FXTxYOtkqrwEyV11w0kQyKujxEZsU8N/view?usp=sharing

——「空服員工會正式發動長榮罷工，禁搭便車條款為僵持主因」

為什麼要「禁搭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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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個人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協商，可能會出現不合乎市場價值的勞動條件，或根本不符合最低的生活水準；因此，團體協約最重要的就是透過增高勞工集體的談判籌碼，利用團體談判的力量談出較較合理的勞動條件。

這麼說來看似非常理想，似乎用團體協約就能萬事解決，事實上卻不然。原因在於，並不是所有的勞工都會加入工會，而這些不加入的勞工，會直接削弱工會團體的力量，讓雇主覺得根本沒必要跟工會協商，直接去找沒加入工會的勞工就好了。

這樣的情況，也導致原本加入工會的勞工紛紛脫離工會，認為自己不用加入工會也找得到工作，導致員工間的不當競爭，因此才會產生的「禁止搭便車條款」。禁搭便車條款規定在《團體協約法》第13條本文提到：

「團體協約得約定，受該團體協約拘束之雇主，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所屬非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工，就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進行調整。」

白話來說，若工會與雇主已有團體協約約定較好的勞動條件，那麼雇主不可以給予沒有加入工會的勞工相同的勞動條件，以提高勞工加入工會的誘因。

冠冕堂皇的理由——資方不想承認的禁搭便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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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討論「禁搭便車條款」時，人們會想到：「如果我不願意加入工會，你就說我不可以領到跟你一樣的錢，不就是逼我一定得加入工會嗎？」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有害於不願意加入工會的「消極勞動自由」。

對於勞工，如果加入工會與未加入工會做的是相同的工作，憑什麼只是因為加入工會，就可以領比較多錢，這不就違反了「同工同酬原則」？對於雇主，也會影響到跟其他非工會會員的勞務契約內容之自由。

然而，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德國法與美國法皆承認這樣的條款是有效的，訂定「禁搭便車條款」並不會讓勞工因為不加入工會，就完全沒有工作。「禁搭便車條款」主要是迫使沒有參加工會的人付出一定的代價，換句話說就是不讓他可以什麼都沒做，又不加入工會，還能享有跟工會會員一樣的待遇，進而達到保障工會集體的權利、提高工會協商的能力。

一旦雇主違反約定，給予沒有參加工會的勞工相同的利益，大家不會再加入工會而使得工會力量被削弱，對於集體勞動權的損害更加重大。

因次，在權衡之下禁搭便車條款雖然看似不符同工同酬與侵害消極勞動自由其實是有其正當基礎的：目的即是在讓勞工的團結權得以實現，而不是只是個「行屍走肉」。

在2016年華航罷工案件中，資方明知協議中有「禁搭便車條款」，但還是違反約定，給其他沒有參與罷工之員工較優的待遇。華航此舉，不僅讓人有不參加罷工也能坐享其成，甚至有給予歧視性待遇之嫌，還可能造成公司員工不願意加入公會，甚至使原本工會會員萌生退會念頭，打擊了進行談判的工會。這麼做，對積極參與罷工申請的人情何以堪？

開放搭便車的話，只會讓台灣的工會越來越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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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法官黃越欽於其著作勞動法新論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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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人士經過辛苦努力和代價爭取權利和福利時，這些不參加工會的人（俗稱搭便車）雨露均霑，坐享其成；從某種意義來看，幾乎是消極團結權之濫用，藉以獲得不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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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無法防堵濫用的情況，資方甚至利用這種漏洞作為自己的工具，讓勞工們不再願意加入工會。這將可能使台灣的工會無法存續，更與保障集體勞動權的理念背道而馳。

在11月3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就打擊「假難民」動議提出修正案，促請政府全面檢討及優化統一審核機制，增加律師及傳譯員數目，並運用資訊科技如視像和電話通話來協助加快審核免遣返聲請。我希望政府能研究透過立法，收緊審批程序時限，避免出現非法拖延和機制遭人濫用的情況。
政府表示會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加快審核程序，並研究措施羈留更多非法入境者。
以下是我的發言全文：
在發言前我要先申報，我以大律師身分參與了當值律師服務計劃，同時亦有處理免遣返聲請個案。
主席，根據入境處的資料，在今年頭10個月，入境處共接獲3,481宗免遣返聲請，而統一審核機制自2014年3月實施至今年10月底，尚待入境處審核的聲請已累積超10,600宗。按入境處新訂的目標，倘若每年可以處理5,000宗或以上的聲請，最快都要2年才能夠完全處理現時過萬宗積壓的聲請個案，還未計算平均每月有約400多宗新增聲請。部分市民會擔心，免遣返聲請數目持續高企，它對香港已帶來不少問題，包括社會、勞工、歧視，以至「假難民」等，如果情況持續下去，將會對香港造成深遠影響；加上政府每年用在審核聲請、公費法律支援和人道援助等方面的開支非常龐大，預計今個財政年度在這方面的開支就高達17億元，對公帑造成沉重負擔，我們絕對不希望見到它變成一個「無底深潭」。
香港在九七回歸後，繼續履行《禁止酷刑公約》的規定，即如有外國人聲稱被遣返原居國家，會遭受酷刑、不人道對待，以及迫害，特區政府就不可以強行把他們遣返。隨著終審法院在2012年12月對Ubamaka案，以及2013年3月對「C等人」案作出裁決，政府亦於2014年3月3日起實施統一審核機制，由入境處一併處理主要以酷刑、不人道及迫害三種理由提出的免遣返聲請。同時，政府明確表示，根據「所有適用理由」而提出的免遣返聲請，會按統一審核機制一次過審核。但其實，統一審核機制實施2年多以來，不少律師對於「所有適用理由」的涵義都感到模糊，尤其是《香港人權法案》第2條在統一審核機制下是否一個適用理由，所以不少律師都向入境處作出查詢。
入境處在今年9月12日終於發出通告，正式闡明處方對「所有適用理由」的立場，即在統一審核機制下，入境處除了評估聲請人如被遣送至另一國家會否遭受《入境條例》第VIIC部所訂明的酷刑風險外，亦會評估聲請人根據《香港人權法案》下的絕對及不容減免的權利會否有個人及重大的風險受到損害，例如《人權法案》第2條所指的生存的權利及第3條所指的不人道處遇。簡單來說，統一審核機制下聲請的適用理由，除了原來的三種，包括酷刑、不人道處遇及迫害，由今年9月12日起，生存權利亦已被入境處確立為第四種適用理由，而聲請表格亦已於該日起作出修訂。
主席，入境處正式將「生存權利」確立為適用理由，雖然已經訂立個別的一次性措施，但是否證明了現在的統一審核機制存在一些漏洞？將來會否因為有更多的適用理由而令到審核聲請再翻炒，讓入境處的工作量百上加斤，清理未處理的案件更是遙遙無期？
針對免遣返聲請及其造成的潛在問題，我在今年4月聯同新民黨葉劉淑儀議員和田北辰議員，以及多名區議員和在港的印度商人，約見了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反映了我們的意見和建議。而我今日提出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促請政府全面檢討及優化統一審核機制，包括研究規定免遣返聲請人士須在抵港後的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增加律師及傳譯員數目，以及引入電視直播聯繫及電話中心等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加快處理現時積壓大量的聲請個案，同時希望政府全面檢視公費法律支援制度、研究設立收容中心，妥善安置及管理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士，以及檢視為聲請人提供的援助機制。其實，新民黨早前已向保安局提出，希望政府考慮在香港偏遠地方設立禁閉營，在合理時間的原則下，安置來港提出聲請的人士，此舉既可提高阻嚇力，亦可減低偷渡來港的誘因。
事實上，涉及免遣返聲請的問題眾多，現時審核程序就有不少需要優化地方。我認為政府應研究是否透過立法，收緊程序，包括明確規定聲請人須在抵港後的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避免一些在港完成工作後因為簽證到期要離港，之後再提出免遣返聲請以此留港。規定聲請者在指定時間內提出聲請，既可以縮短他們留港的時間，亦可以減低他們在香港非法工作的誘因。
主席，為加快審核現時積壓大量的聲請個案，保安局在11月11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上表示，政府打算推出法律支援試驗計劃，希望透過設立一批律組成的輔助名冊，以補當值律師服務計劃的不足。從增加律師人手角度出發，有關試驗計劃是可以增加律師的供應，但同時又有一些疑問和憂慮，包括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在培訓方面能否配合？在當值律師名冊及輔助名冊兩者同時推行下，會否出現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政府聘請律師或大律師後，若由無經驗者提供相關支援服務，包括接見個案人士及負責行政工作等，會否令律師要承擔更大的法律風險，甚至可能會造成更多上訴案件，結果令聲請個案所需的處理時間變得更長？
事實上，除了我之外，不少法律界人士對於這個試驗計劃的內容和具體運作都有不清晰的地方，但在未搞清楚這些疑問的時候，入境處已急不及待在11月中向現有當值律師名冊內登記的律師發信，介紹有關試驗計劃，並邀請他們參與該計劃。我當然希望有關計劃能成功推行，以加快處理現有積壓的個案，但同時亦希望政府正視有關問題，及早妥善處理，以免影響計劃的推行和成效。
此外，我建議政府應研究如何透過改善和優化現有的傳譯安排，進一步提升個案處理的效率，以及加強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包括引入電視直播聯繫及電話中心等，聲請人以透過這些通訊科技與負責處理其個案的律師，在兩個已安裝有關系統的地方，進行視像通話，過程中，傳譯人員亦可透過有關系統提供傳譯服務，相信對加快處理現時積壓的個案會有莫大幫助。事實上，在現行的司法制度下，已有法例規管以電視直播聯繫方式向法庭提供證據的程序，亦是行之有效，所以很值得在免遣返聲請過程中引入。
主席，其實不少國家在處理難民或尋求庇護人士方面的經驗，都是值得香港參考。例如澳洲政府處理難民庇護申請時，如申請人無法親身前往澳洲移民局辦理相關程序，澳洲入境官員會考慮以視像設施或電話與申請人通話，節省交通時間和人力成本。此外，澳洲移民及邊境保護部亦提供翻譯及傳譯服務，為有需要人士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超過160種語言的即時電話傳譯服務。我相信澳洲在這方面的經驗都是值得香港參考。
主席，免遣返聲請及其引發的連串問題，對香港已造成一定影響，我希望政府全面檢討及優化現有審核機制，讓這些困擾香港多年的問題，早日得以紓緩。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