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 璧 堂 效果的八卦，PTT、DCARD、YOUTUBE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取自《在家不要談政治》

************************************

作者在處理關係，真是深具智慧。可以「在愛中做自己，也讓對方做自己」，講起來很簡單，但大部分人都有困難。

因為很多人學不會尊重人，很多人難以跳脫二元對立的狀態—而這是「小我」運作的重要邏輯。

一定要用對錯談，也可以有兩個對，而不一定是「你對，就表示我錯」。不過，真難，有人的智慧程度，就只有「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難以互動，每一次自以為的「溝通」，都在進行情緒角力。

這種互動常讓雙方痛苦，這種人難以撇開歧見，在共通處合作。其實一個人如果成熟一點，可以活得豐富許多。

祝福各位朋友，常把念頭歸零，再慢慢觀照構成自我的念頭，看見激情般的執迷，可能來自於害怕自己的價值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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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這段關係是否有救

【文/ 珍．賽佛】

有時候，即使得到最好的建議或是投入最真誠的努力，達成和解及維持和平的效果也很有限。該如何判定，在竭盡全力後，這段關係是否真的能維持、改善，或是有所變化，還是說真的沒救了？遇上政治分歧，你可以學習掌控自己的怒氣與挫折感，但無法改變對方的基本性格。有些人的個人特質，包含政治理念以及表達理念的方式，永遠都和你合不來。無論你抱持何種希望，情況還是一樣。許多人就是無法忍受伴侶在重大議題上和自己意見不同，像是槍枝管制、移民或墮胎；跨越立場的愛對他們來說行不通。你必須找到政治領域之外的充分理由，才能忍受你不喜歡的部分，在性格脾氣方面也一定要合得來才行。這點不只是應用在伴侶上，也適用於朋友身上。

舉例來說，珊蒂．卡普蘭每天都找她丈夫丹吵政治，但是丹卻明智地沉默以對。他為何能容忍她對兩人政治分歧的敵意呢？「我欣賞她所做的所有其他事。」他告訴我，撇開他最近剛成為川粉，他們都欣賞彼此的其他特點，婚姻雖有動搖，卻依舊完好。然而，凱蒂．克萊克就必須放棄另類右派的男友克里斯．施瓦茲，因為她了解到，他那討人厭的政治理念已經融入他的性格中。他不給她任何反對的空間，不尊重她的感受。當她提出異議，他便以充滿仇恨的口氣指責她。克里斯很聰明，但越相處珊蒂只會更加痛苦、憤怒。她最後判斷，他有嚴重的情緒障礙，遠超出意識形態的問題。她知道離開他是對的，把他逐出生活之外後，她著實鬆了一口氣。

也有人在關係中深愛彼此，但討論政治的興趣大不相同。卡羅斯和南希就是個例子。他們十分相愛，很能同理對方並互相欣賞，所以才能忍讓彼此，對於能否討論的事情做出妥協。當然，這份妥協有多值得，他們從沒懷疑過。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如果你需要新的啟發、一個令人驚喜、罕見的例子，那就看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以及安東寧．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這對好友。他們在最高法院共事期間，在各個爭議案件中幾乎不曾有一致看法。直到二○一六年史卡利去世前，兩人一直是感情深厚的摯友。他們共處的時間很長，卻從不聊政治。他們有多欣賞彼此，就有多討厭對方的立場。在一齣描寫他們關係的喜歌劇《史卡利亞／金斯伯格》裡，歌手的對唱道盡了一切：「我們不同，但我們是一體。」

就讓這首歌成為頌歌，獻給所有政治立場對立的伴侶。

＊＊＊

我還想跟大家聊一聊另一對政治上很不對盤的夥伴。對他們的關係我知道的內情可多了，也知道這兩人是如何連結起來的，他們的友誼如史卡利亞和金斯伯格一樣恆久。這兩人就是我丈夫理查．布魯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和我本人。

我主要想談的是兩人婚姻中脫胎換骨的部分，這個改變讓我驚喜，我自認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成就。關鍵在於，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我們如何面對彼此完全相反、永遠不能妥協的觀點。我們所堅持的理念是最嚴重的爭執起因，可能造成關係破裂，但我們處理歧見的方式卻徹底改變了。相識四十二年來，我們的觀點從沒改變。當我發現彼此的觀念差異有多嚴重、有多根深柢固，就完全無法想像情況會改變。我很早之前就清楚，彼此對於深信的事，立場有多堅定。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不管我們多努力，都不可能有人妥協。長久以來我都不抱持希望，不相信有方法可以提起這個話題，哪怕是打招呼時順帶提一提也不可能。

理查和我的政治背景與出身大不相同。實際上，我接觸過的人事物都是自由派。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連我共和派的父親在社會議題上都持自由派的立場。理查則是堅定不移的鐵桿保守派，他父母是堅定的右派，自己也為右派陣營工作。我們相遇時，他是《國家評論》的資深編輯，那可是保守派的主流評論刊物，創辦人是小威廉．巴克利。如果當年不是是那個機緣，兩人絕不可能相遇：我們當時是某個合唱團的團員，在紐約街角免費獻唱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音樂。從一開始，對音樂的熱愛就將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美學品味及在政治領域外的知識興趣都出乎意料地相同。我們的婚禮是個大雜燴：我的導師牽我進禮堂，他當時受麥卡錫主義牽連而失去了終身教職；理查的期刊發行人在婚禮上朗讀獻詞，他卻是麥卡錫參議員最狂熱的支持者。有一個朋友俏皮地說：「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婚禮上沒有永遠的敵人。」當時每個人都舉止有禮。

在一起的前幾年，政治討論時，理查表現得比我有禮。因為他是專業的政治評論寫手，有很多機會透過文章或與同事討論來發表觀點。但我習慣說出自己的想法，我當時才三十三歲，無法想像在家裡還要嚴格地自我審查，或是基於禮貌，伴侶間不該提起某些話題。我承認，自己當時偶爾會小聲說出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但他沒有回嘴，我也沒有繼續講下去。

一九八九年，我們的婚姻來到了低谷。有天我吃早餐時，在桌上讀著《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寫著，關於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服務部（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一案，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允許州政府嚴格限制墮胎權。我立刻明白，保守派傾盡全力要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Roe v. Wade），而這只是第一步。羅伊訴韋德案對我而言，是實踐自由與平等最重要的基礎，而我卻失去它了。我小聲地說：「一切都完了。我一定要上街頭抗議、參加遊行。」理查應該有聽到。面對我叫陣，這次他與往常不同，嚴正地回應：「你去你的場子，我去我的。」

幸好當時我還記得不要反擊，不要讓緊繃的氣氛惡化成真正的戰事。這一仗打下來雙方沒人會贏，不會有任何成果，卻可能會毀壞我們小心建立並珍惜的一切。在那之後一整天，我們都保持距離。以前不管是談政治或其他議題，都沒有這樣冷戰過，真是折磨人。我感到孤單、失落與恐懼，他也好過不到哪裡。

那天晚上，我們對此分歧達成共識，正式放棄這個議題，永不再提起一個字。我們懸崖勒馬，從哪時起就不曾靠近那個地雷區。我捐助了許多相關組織，以表我對此議題的態度，他也做了一樣的事；但我們沒有逼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或行動。我並不覺得這麼做有違我的原則，或是辜負和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

經過那次接近慘敗的經歷，我還是又花了十年才完全接受，兩人的政治鴻溝真的很難拉近。但在其他方面，我們確實大部分都有共識。我漸漸地接受，不管我的說服力有多強大，都不可能改變他的想法。他是那麼堅定且打從內心堅信自己的理念，我也是。既然如此，我又要如何指出他錯了？他從沒有嘗試改變我的想法。在婚姻中，道德越高的地方越危險，如果你還站上去，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韋伯斯特判決事件二十五年後，有天我又在早餐時讀了《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報導寫道，德州大部分有墮胎服務的婦科診所被迫關閉，急需求助的絕望女性被逼上絕路，幾乎找不到其他協助的管道。我在二○一四年的反應和一九八九年時如出一轍，但表現卻不同了。我只說：「這件事讓我深感憂慮。」我的丈夫什麼都沒說。我默默地捐了一筆錢，並私下慰問和我立場相同的人（他應該現在才知道這回事，如果他有讀到這段）。

墮胎權議題永遠都會出現在新聞中，絕對不會消失。最近我又有機會要回應此議題，在二○一八年五月，愛爾蘭在公投中通過墮胎權，同時間美國卻再次奪取我們的墮胎權。這次，我隻字不提。反而丈夫向我提起了這則新聞，口氣中絲毫沒有憤怒，好像只是在講一件我會感興趣的事。我覺得我們倆的反應都很棒。

然而，最棒的還在後頭。這一章是本書的結尾，也是我最後有機會能表達，在跨立場的愛情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反覆修改，斟酌著要保留什麼、刪去什麼。這種事不管做幾次都會讓人煩惱。「這總是最難的部分，」我和理查說，他寫過十三本書，是個老鳥作家了。我知道他懂，也知道我的難處。他總是鼓勵我相信自己的判斷，而我也全然地信任他。「我不願意刪掉一些內容，擔心以後會後悔沒放進去，」我說，「但我知道，就像瑪莉．麥卡錫（Mary McCarthy）說的『你必須殺掉你的寶寶』。」

「抓到了！」他說，那雙四十二年前就勾住我的湛藍眼睛裡，閃爍著一絲狡猾，「這麼多年來妳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是反墮胎的啊！」

我很驚訝聽到他這樣說。然後我突然意識到，這番話是多麼值得紀念。過去我們可想像不到，居然能拿彼此最大、最厭惡的歧見來開玩笑，但它真的發生了。這一笑代表我們深摯的友情、全然地接受彼此以及放下批判的枷鎖。喜悅快樂溢滿了我的心頭。

然後，我親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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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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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蔡璧名老師《學會用情：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2》新書分享會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39134477005452/

三峽公益講座_愛得圓融，被愛也欣喜_談感恩與祝福的心法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12702479340723/

相信自己是夠好的媽媽：是犧牲，還是責任？是妥協，還是平衡？放下對母愛的執著，恢復你的生命彈性，重新找回愛自己的方式
博客來：https://bit.ly/2vhVD9s
讀書花園：https://bit.ly/2GEA9dH
誠品：https://bit.ly/2W4E3Sq
金石堂：https://bit.ly/2vhQ6jh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取自《在家不要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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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處理關係，真是深具智慧。可以「在愛中做自己，也讓對方做自己」，講起來很簡單，但大部分人都有困難。

因為很多人學不會尊重人，很多人難以跳脫二元對立的狀態—而這是「小我」運作的重要邏輯。

一定要用對錯談，也可以有兩個對，而不一定是「你對，就表示我錯」。不過，真難，有人的智慧程度，就只有「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難以互動，每一次自以為的「溝通」，都在進行情緒角力。

這種互動常讓雙方痛苦，這種人難以撇開歧見，在共通處合作。其實一個人如果成熟一點，可以活得豐富許多。

祝福各位朋友，常把念頭歸零，再慢慢觀照構成自我的念頭，看見激情般的執迷，可能來自於害怕自己的價值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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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這段關係是否有救

【文/ 珍．賽佛】

有時候，即使得到最好的建議或是投入最真誠的努力，達成和解及維持和平的效果也很有限。該如何判定，在竭盡全力後，這段關係是否真的能維持、改善，或是有所變化，還是說真的沒救了？遇上政治分歧，你可以學習掌控自己的怒氣與挫折感，但無法改變對方的基本性格。有些人的個人特質，包含政治理念以及表達理念的方式，永遠都和你合不來。無論你抱持何種希望，情況還是一樣。許多人就是無法忍受伴侶在重大議題上和自己意見不同，像是槍枝管制、移民或墮胎；跨越立場的愛對他們來說行不通。你必須找到政治領域之外的充分理由，才能忍受你不喜歡的部分，在性格脾氣方面也一定要合得來才行。這點不只是應用在伴侶上，也適用於朋友身上。

舉例來說，珊蒂．卡普蘭每天都找她丈夫丹吵政治，但是丹卻明智地沉默以對。他為何能容忍她對兩人政治分歧的敵意呢？「我欣賞她所做的所有其他事。」他告訴我，撇開他最近剛成為川粉，他們都欣賞彼此的其他特點，婚姻雖有動搖，卻依舊完好。然而，凱蒂．克萊克就必須放棄另類右派的男友克里斯．施瓦茲，因為她了解到，他那討人厭的政治理念已經融入他的性格中。他不給她任何反對的空間，不尊重她的感受。當她提出異議，他便以充滿仇恨的口氣指責她。克里斯很聰明，但越相處珊蒂只會更加痛苦、憤怒。她最後判斷，他有嚴重的情緒障礙，遠超出意識形態的問題。她知道離開他是對的，把他逐出生活之外後，她著實鬆了一口氣。

也有人在關係中深愛彼此，但討論政治的興趣大不相同。卡羅斯和南希就是個例子。他們十分相愛，很能同理對方並互相欣賞，所以才能忍讓彼此，對於能否討論的事情做出妥協。當然，這份妥協有多值得，他們從沒懷疑過。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如果你需要新的啟發、一個令人驚喜、罕見的例子，那就看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以及安東寧．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這對好友。他們在最高法院共事期間，在各個爭議案件中幾乎不曾有一致看法。直到二○一六年史卡利去世前，兩人一直是感情深厚的摯友。他們共處的時間很長，卻從不聊政治。他們有多欣賞彼此，就有多討厭對方的立場。在一齣描寫他們關係的喜歌劇《史卡利亞／金斯伯格》裡，歌手的對唱道盡了一切：「我們不同，但我們是一體。」

就讓這首歌成為頌歌，獻給所有政治立場對立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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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想跟大家聊一聊另一對政治上很不對盤的夥伴。對他們的關係我知道的內情可多了，也知道這兩人是如何連結起來的，他們的友誼如史卡利亞和金斯伯格一樣恆久。這兩人就是我丈夫理查．布魯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和我本人。

我主要想談的是兩人婚姻中脫胎換骨的部分，這個改變讓我驚喜，我自認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成就。關鍵在於，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我們如何面對彼此完全相反、永遠不能妥協的觀點。我們所堅持的理念是最嚴重的爭執起因，可能造成關係破裂，但我們處理歧見的方式卻徹底改變了。相識四十二年來，我們的觀點從沒改變。當我發現彼此的觀念差異有多嚴重、有多根深柢固，就完全無法想像情況會改變。我很早之前就清楚，彼此對於深信的事，立場有多堅定。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不管我們多努力，都不可能有人妥協。長久以來我都不抱持希望，不相信有方法可以提起這個話題，哪怕是打招呼時順帶提一提也不可能。

理查和我的政治背景與出身大不相同。實際上，我接觸過的人事物都是自由派。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連我共和派的父親在社會議題上都持自由派的立場。理查則是堅定不移的鐵桿保守派，他父母是堅定的右派，自己也為右派陣營工作。我們相遇時，他是《國家評論》的資深編輯，那可是保守派的主流評論刊物，創辦人是小威廉．巴克利。如果當年不是是那個機緣，兩人絕不可能相遇：我們當時是某個合唱團的團員，在紐約街角免費獻唱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音樂。從一開始，對音樂的熱愛就將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美學品味及在政治領域外的知識興趣都出乎意料地相同。我們的婚禮是個大雜燴：我的導師牽我進禮堂，他當時受麥卡錫主義牽連而失去了終身教職；理查的期刊發行人在婚禮上朗讀獻詞，他卻是麥卡錫參議員最狂熱的支持者。有一個朋友俏皮地說：「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婚禮上沒有永遠的敵人。」當時每個人都舉止有禮。

在一起的前幾年，政治討論時，理查表現得比我有禮。因為他是專業的政治評論寫手，有很多機會透過文章或與同事討論來發表觀點。但我習慣說出自己的想法，我當時才三十三歲，無法想像在家裡還要嚴格地自我審查，或是基於禮貌，伴侶間不該提起某些話題。我承認，自己當時偶爾會小聲說出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但他沒有回嘴，我也沒有繼續講下去。

一九八九年，我們的婚姻來到了低谷。有天我吃早餐時，在桌上讀著《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寫著，關於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服務部（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一案，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允許州政府嚴格限制墮胎權。我立刻明白，保守派傾盡全力要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Roe v. Wade），而這只是第一步。羅伊訴韋德案對我而言，是實踐自由與平等最重要的基礎，而我卻失去它了。我小聲地說：「一切都完了。我一定要上街頭抗議、參加遊行。」理查應該有聽到。面對我叫陣，這次他與往常不同，嚴正地回應：「你去你的場子，我去我的。」

幸好當時我還記得不要反擊，不要讓緊繃的氣氛惡化成真正的戰事。這一仗打下來雙方沒人會贏，不會有任何成果，卻可能會毀壞我們小心建立並珍惜的一切。在那之後一整天，我們都保持距離。以前不管是談政治或其他議題，都沒有這樣冷戰過，真是折磨人。我感到孤單、失落與恐懼，他也好過不到哪裡。

那天晚上，我們對此分歧達成共識，正式放棄這個議題，永不再提起一個字。我們懸崖勒馬，從哪時起就不曾靠近那個地雷區。我捐助了許多相關組織，以表我對此議題的態度，他也做了一樣的事；但我們沒有逼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或行動。我並不覺得這麼做有違我的原則，或是辜負和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

經過那次接近慘敗的經歷，我還是又花了十年才完全接受，兩人的政治鴻溝真的很難拉近。但在其他方面，我們確實大部分都有共識。我漸漸地接受，不管我的說服力有多強大，都不可能改變他的想法。他是那麼堅定且打從內心堅信自己的理念，我也是。既然如此，我又要如何指出他錯了？他從沒有嘗試改變我的想法。在婚姻中，道德越高的地方越危險，如果你還站上去，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韋伯斯特判決事件二十五年後，有天我又在早餐時讀了《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報導寫道，德州大部分有墮胎服務的婦科診所被迫關閉，急需求助的絕望女性被逼上絕路，幾乎找不到其他協助的管道。我在二○一四年的反應和一九八九年時如出一轍，但表現卻不同了。我只說：「這件事讓我深感憂慮。」我的丈夫什麼都沒說。我默默地捐了一筆錢，並私下慰問和我立場相同的人（他應該現在才知道這回事，如果他有讀到這段）。

墮胎權議題永遠都會出現在新聞中，絕對不會消失。最近我又有機會要回應此議題，在二○一八年五月，愛爾蘭在公投中通過墮胎權，同時間美國卻再次奪取我們的墮胎權。這次，我隻字不提。反而丈夫向我提起了這則新聞，口氣中絲毫沒有憤怒，好像只是在講一件我會感興趣的事。我覺得我們倆的反應都很棒。

然而，最棒的還在後頭。這一章是本書的結尾，也是我最後有機會能表達，在跨立場的愛情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反覆修改，斟酌著要保留什麼、刪去什麼。這種事不管做幾次都會讓人煩惱。「這總是最難的部分，」我和理查說，他寫過十三本書，是個老鳥作家了。我知道他懂，也知道我的難處。他總是鼓勵我相信自己的判斷，而我也全然地信任他。「我不願意刪掉一些內容，擔心以後會後悔沒放進去，」我說，「但我知道，就像瑪莉．麥卡錫（Mary McCarthy）說的『你必須殺掉你的寶寶』。」

「抓到了！」他說，那雙四十二年前就勾住我的湛藍眼睛裡，閃爍著一絲狡猾，「這麼多年來妳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是反墮胎的啊！」

我很驚訝聽到他這樣說。然後我突然意識到，這番話是多麼值得紀念。過去我們可想像不到，居然能拿彼此最大、最厭惡的歧見來開玩笑，但它真的發生了。這一笑代表我們深摯的友情、全然地接受彼此以及放下批判的枷鎖。喜悅快樂溢滿了我的心頭。

然後，我親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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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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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羅文嘉此人，也算是一時的逸才．
　
他在民進黨大敗之後，引進了林飛帆擔任副秘書長，使他加入民進黨，又獨排眾議，讓一干青年如吳怡農、謝佩芬、蔡沐霖、李問、賴品妤，成為選戰主軸，為民進黨注入了年輕的活水，選前的陰霾，彷彿不再存在，這些年輕人，重拾了民進黨的信度，不只象徵著政治大門為年輕人敞開，不再是老舊的派閥觥籌交錯的產物，更樹立起一座道標，不同於老邁國民黨的腐朽，即使標誌年輕人符號的政黨，時力、台民等等，也黯然失色，相比時力不成熟、喜好鬥爭的印象，或是台民葷素不忌，素質低劣，重視浮誇的外表、言行，而無內涵的利益集合體，他們的目的性明確，沒有國家定位，統獨都是假議題，專注於當下的享受，和眼前的前途，蔡璧如狂言，排入不分區名單人選，只是為了吸引肥宅票，簡直是對於「年輕人」這個名詞的侮辱．
　
他們提名年輕人，只是為了注重實質效果，年輕人最膚淺、重視感官刺激的那一塊，他們汲汲營營的「不能自主」的那一塊，只是為了選票，而利用年輕人而已．
　
民進黨的人選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吳怡農的「下架吳斯懷」猶言在耳，他們是真正能代表年輕人在意的東西，台灣的前途，國家的未來，性別平等、轉型正義....而毫無疑問，他們表現出來的，就是比誰都更在乎台灣的這件事．
　
年輕人不是不支持民進黨，只是需要一個「理由」，這些人，恰巧成為那個「理由」，在１１２４之前，被各項議題壓垮的民進黨，一例一休、同婚、年改，轉型正義，可以說是非戰之罪，明明是議題的發起者，理當受到年輕人的支持，卻在那不得不經歷的迂迴之中被投以欺騙的標籤，或者，任由民主進步黨及其支持者支付龐大的代價，守舊勢力的反撲、杯葛，挑起的一股厭憎，我們很驚訝地發現一些現象，應該屬於贊成方的人，卻與反對方一起共同譴責，雖說再怎樣的法案都能挑出一堆瑕疵，但也不至於，成為否定主軸，或否定即將實現的機會的理由．
　
其實這就是人性，就像一群人展露出討厭的態度，另一群人也不得不礙於那樣的厭憎，確保自己的安全－或者進行區別，恩，那不是我贊同的那樣，我贊同的是更好的，那個被「反對到底」的不算，其實明眼人都看的出來，將理想付諸現實實現就是這個光景－被一群人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著，認為那動搖他們的公正世界．
　
而應該支持的人，他們面對的困境是，不想承認那個代價屬於自己，責怪對方搞砸了，會比較輕鬆，寧願切割屬於自己一塊完美的花園，這樣子，火燒光了民進黨，但我的花園依舊在，他絲毫無損，但事實上，人們都全然明白，那些燒毀外圍樹木的人，不只是在焚燒辦事不力的樹，也正在焚燒整座花園．
　
所以民進黨就成為兩面不是人，或者，「覺得不夠好」的人跟「徹底反對」的人，一起共同表達「反對」的窘境．
　
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說，他們發現樹不見了，而沒人來救火，他們或許不是打從心底的支持這些議題和政策，甚至有些和他們的想像和利益，相牴觸，他們在乎台灣的前途，也無法對自己選出來的總統，象徵台灣價值的本土派，日漸傾頹的模樣，坐視不理，於是令人難忘的景象發生了，對於花的美麗有崇高想像的人，不在花園裡面，反倒是對花的種種，不甚了解的人們，孤獨地站在那裏，拼命灑水，他們水桶中的水，所剩無幾．
　
而那些自詡頭號軍師的人，熱衷妥協的藝術，向著那些添柴放火的人，稱兄道弟，以為在計算什麼高明的生意，嶄露高超的政治手腕，事實上，對方做的生意是無本的，他只要多扔幾塊柴，就能多換幾張笑臉，多圈幾塊地，多找幾個人賠不是，在燒焦的土地上面，點名幾個「戰犯」，要他們離開，騰出位置來，好用來成為自己的肥料．
　
殺敵，０，自損，無數．
　
你可以為自己的無奈找各種解釋，但不用把割讓與逃避，當作一種功績．
　
羅文嘉若真的做了點什麼，就是找回年輕人，試著擺低著姿態，讓人從他身上跨過去，這成為一種橋梁，他唯一的敗筆，大概是薦舉了高嘉瑜，短視近利，摧毀了黨內的公正性，明知她是踩著別人的屍體往上爬，是當初那個跟著踐踏民進黨、蔡英文，或吳音寧，「這個政府，不夠真誠」、「如果我們現在心裡想的是說，鞏固我們現在的領導，不管府院黨的人士都還是換湯不換藥，還是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上，我覺得對民進黨而言，２０２０根本是緣木求魚」
　
「像柯文哲、韓國瑜，他們也是常常失言，但人民要感受的是說，你是不是用真誠的態度，你講的是不是真話，如果說總統出現在鏡頭前面都是照稿念，看不到總統背後真實的想法到底是什麼，當初為什麼力挺吳音寧，而如今又為何換掉吳音寧，這背後是什麼原因，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這個政府，不夠真誠，沒有告訴人民真相是什麼」
　
如果照著她的「真誠」，像著柯文哲或韓國瑜那樣，服膺於那種感受，搭乘著那股風向，說著親中的話語，卻不准他人用親中的眼光看他，說那是「愛台灣的」，說別人是「抹紅」、「搞意識形態」，反過來加諸別人的罪，若民進黨，或蔡英文，走那樣的路線，必然萬劫不復，別說２０２０，恐怕影響台灣的存續．
　
一例一休，政府管太多，柯糞吹捧他是為了勞工，很有趣吧，底下坐著的，全都是資方老闆．
　
同婚，「我投票時投反對，但我允許１２萬５０００人上街遊行」，奉行著「不表態的自由」，柯糞們，拿台北市政府有聲請釋憲，友善性平廁所，吹噓同婚都是柯文哲的功績．
　
年改，「確實有失信於民的問題」，轉型正義「現在好好的管他過去幹什麼」．
　
若蔡英文，像他這樣「真誠」，告知人民這樣的「真相」，乃至於跟著一起獵巫吳音寧，如今，她應該是被罷免的對象．
　
事實證明，她所有選擇是對的，她當初支持吳音寧，也是對的．
　
羅文嘉選出這樣的人選，不惜替其背書，顯然對民進黨而言，沒有賺到淨利，反而是負資產，而她的負面效應仍然在持續，無論是跑票稱按錯，還是把黨團罰單ｐｏ在臉書，都證明了，她只是在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做打算而已．
　
功過不能相抵，但整體而言，羅文嘉對於民進黨帶來的影響，好的影響持續，遠遠多過於負面的，而負面的影響原本就在，沒有他，她也會在那裏，而高嘉瑜之所以往危險親中候選人靠攏，而得不到任何教訓，是因為當初有許多人也犯了相同的錯誤，制定了錯誤的策略，走了錯誤的路線，只不過，沒人像她那樣，站在加害者的那方，譴責被害者，用相反的道理，去攻擊堅持正確的事的人，哪怕是黨主席、總統、北農經理，黨內同志．
　
打壓別人墊高自己，這樣的行為，跟柯文哲，並無不同．
　
與柯妥協，是一個層次，向柯文哲低頭，尋求合作，是另一個，跟著柯文哲一起，把錯誤當成正確，對著自己人，動則要脅，或者情緒勒索，除了違背政治倫理，更辜負了選民的期待，這是最下作的層次．
　
因為強盜過於凶狠，不得不低頭，獻上自己養的牛，期盼以他的肉換取家戶的平安，這是一個層次；把這當作理所當然的，跟著強盜一起搶自己的家門，恥笑牛的愚笨，在他身上踩踏，把他的肉丟在水溝裡，向強盜說，「我還可以幫你拿走更多」這是另一個層次．
　
仗恃著其他人曾選擇低頭，所以合理化自己的錯誤，綑綁彼此的利害關係，知道他人害怕回想起自己低頭，所以就以他們的畏罪，包覆自己踐踏他人的惡行，而為所欲為，絲毫不以為杵，要知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層裹著一層，當初發生了什麼，哪一層是不可饒恕的，哪一層是腥臭而不可聞問，人們清清楚楚，哪怕是上了高位，佔據了多少的視野，那樣惡意的記憶，都揮之不去．
　
羅文嘉令人津津樂道的事情，大概就是民進黨初選時扮演的角色．
　
他以一個淡出政壇的身分，在卓榮泰的邀約下，重回經歷敗選的民進黨，理當沒有什麼雄厚的政治勢力，不幸的，他又遇到了民進黨百年來未曾經歷的難題，賴清德挑戰蔡英文的連任，爭取黨內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為什麼說是百年來難得一見，台灣總統選舉史上，很少尋求連任的總統，被挑戰連任的機會，「被挑戰」也就意味著，他可能會被剝奪選舉的資格，換句話說，連被人民選票驗證的機會都沒有．
　
無論，他先前是多麼大的權力者．
　
但在國外的選舉，也不過就是尋常的景象，台灣的民主史非常年輕，解嚴以來，不過３０年矣，綜看民進黨的歷史，也只有陳水扁一人，有挑戰連任的經歷．
　
蔡英文方面，無論如何也不會容許一絲危機存在的可能，她是面臨高風險的，如同矗立在一條看似平坦的路，然，道路的兩旁，都是深崖絕谷．
　
至於賴清德，除了壓倒性的不利因素，公家資源，政治權力，或者說黨權，都不在他手裡，甚至他的同志們也早早選邊站了，賴所賴者，只有自己死忠的支持者而已．
　
當然，還有前頭所說的，那些孤單恪守花園的人，累積的不滿．
　
雖然在周玉蔻的專訪中，質問他「有沒有賭上政治生命結束的覺悟」，但事實上，眾所皆知，真正賭上全部政治生命的人，是蔡英文，如果她無法連任，更精確地說，連連任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民進黨人自己淘汰，先前苦盡甘來的堅持，都會白費，包括一例一休、同婚、年改，轉型正義，或許這些政策會延續，但那會奪去她的冠冕，她執行了，承擔痛苦的那一段，但被否定，連連任的機會都沒有，歷史上的評價，就只是令人同情的失敗者．
　
她的政治生命，會真的結束，她不可能再去選立委或者縣市首長，因為她已經當過最高的職位，總統，而一個總統在自己任期中，因為政策的代價而失勢，即使事後證明她是對的，但無法連任也證明了，她連捍衛自己施政正當性的能力也沒有，不算是無能，卻是失能的領導人．
　
至於賴清德，在這樣渴切的願望中被逼迫，他也只是卑微的爭取對自己最後一點的公平性罷了．
　
卓和羅的角色就很有趣．
　
基本上，這兩方的斡旋是處於零和遊戲，一個是追求自己的完整，另一個是爭取一絲尊嚴，但那一點尊嚴出現，就會使另一方無法完整，不論怎麼做，結局都不可能是圓滿的，都不會有任何一方滿意．
　
在兩股強烈的意識之中，卓羅更顯得渺小，沒什麼政治實力，賴有來自民間的底氣支持，蔡則有年輕人和絕對優勢的政治實力．
　
他們一個勁兒的往「中立」裏頭鑽，神父必須說，這是正確的路線，要倒向蔡英文很容易，甚至是沒收初選，但是世人會怎麼說呢，蔡英文用不正當的方式，阻止了民主選舉，蔡英文破壞了民主，即使贏得初選，也會成為對手操作的目標，即使贏得勝選，也會成為她往後的陰霾．
　
最重要的是，破壞了民進黨內的公正，不管是善良的權力者，邪惡的權力者，都是權力者，在制度面前，權力者沒有善惡之分，若自認是善的，便可毀棄制度，那麼當惡的上去，他就會得到相應的理由，如此制度便不再是制度，而是成為權力者的工具，我們當然可以暫時相信善的人不會帶來危害，但若惡的人上去，他會得到無窮無盡為惡的權柄，而制度，沒有一點制衡的能力．
　
聽過最古老的美國謊言嗎？權力可以是純真的．
　
所以蔡英文無論如何都要通過初選的話，又不能為民進黨留下永恆的缺口，最好的辦法是，你必須讓制度的職掌者保有一點自主性．
　
證明，我是可以被制衡的，我是可以被選擇的，我仍然存在在制度之下，而不是制度之上－因為那上面什麼也沒有，我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
　
一個無責任的領導者，如果蔡英文走到這一步，那她不配當個政治人物．
　
這就是所謂「與惡的距離」．
　
在還沒走到之前，還不算是「惡」，還有回身的餘地，正直的人也有被迫必須接近惡的時候，只要你確信自己是對的話，你可以走到惡前面拿一點什麼然後趕快跑回來，但如果跨過去，所謂「正直」，就不存在了，不能稱之為正直．
　
卓榮泰和羅文嘉，就是在扮演這個角色，哪怕他們勢單力薄，但仍可作為一些什麼，求取平衡點，這是件有趣的事情，如果披上無知之幕，你會看得更清楚的多，就像兩個小矮人，在巨人的拔河前，做一點什麼，試圖編織一條繩子，以免他們拔斷彼此的手臂．
　
對於某些蔡英文的支持者來說，他們可能是不討喜的，不過英團隊普遍有一個盲點，作為制度的競爭者，你理所當然可以盡情為自己做些什麼，以爭取勝利，但如果你要的是百分之百的勝利，那麼代價就很明顯，你也正在摧毀自己．
　
當你要做到完全的勝利，必然會侵蝕到制度的本質，把籃框調矮一點，罰球線加近一些，或者乾脆制定我一球等於五分，當你完全侵蝕掉比賽的話，雖然那球員不費吹灰之力可以得到勝利，但出了場外，最終背負代價的仍然是球員，那些出主意或善於動歪腦筋的人，他們在當下是有用的，但是他們的決定並不是考慮球員的將來．
　
誠如球員不會只打一場比賽而已，打球不是她人生的唯一，當她不再拿球的時候，最終承擔所有的都是她自己．
　
蔡英文不會一直是個總統，政治生涯只是她人生的一部分，如果在此留下一個話柄或汙點，當她退出政治的時候，卸下權力的盔甲，當初的老謀深算，都會成為她的百口莫辯．
　
能替她說話的是，裁判．
　
我們當初確實舉行了一場選舉，而我們盡力維持公正，不惜與她衝突，而我們的行為證明了這場選舉，具有公信力．
　
而不是她的經理，或者秘書．
　
卓榮泰和羅文嘉，確實守住了黨魂，也確保了最好的選項可以面臨最少的風險，只要他們的自主在那裏，我們就不能說，這場比賽沒有一點公正可言．
　
他們守住了理想性，也保有了現實的不得不然，我相信民進黨全黨上下，沒有人，可以在那個時候做得更好，或者敢上去做，那動輒得咎的事．
　
一個每個人都不滿意，但卻能接受的結果．
　
所以，我請各位ｂｒｏｔｈｅｒ，要明白這份衝突的意義．
　
這兩人的作為，明白地揭示了，民進黨不是一言堂，民進黨仍保有那份衝突的傳統，衝突並不是要消滅誰或使誰陷入萬劫不復，而是確保這個黨，無論面臨什麼困境，有些東西仍然一如往常．
　
未來大於現在，主體大於個體，就算是一個單純沒有實力的個體，也能保有他的自主性，沒有人可以侵害任何人的意志，每個人最後都能全身而退．
　
若多年過後，回過頭來，會發現這兩個小卒，做的是多麼艱難而且偉大的任務，不讓這個黨分崩離析．
　
所以神父說，羅文嘉是個人才．
　
倘若民進黨陷入危機，依然可以再度試著讓他上場救援，卓榮泰和羅文嘉，這是一個可以解除爭議，逆勢上揚的模式．　
　
當然，因著責任政治，蔡英文既然當了黨魁，那麼就應該任用她屬意的秘書長，這除了能讓她完全發揮，也可以讓她完全負責，若任用的人不是她屬意的，那麼，這個責任就不能釐清了，好比說，秘書長做了她不同意的事，或者是，出了事，秘書長不能共同承擔責任．
　
不過神父仍然必須提醒蔡英文，莫忘了初衷，也別忘了當初面臨的險惡，那個險惡並不全然是險惡而已，也伴隨著能周全自己的曙光．
　
而那個險惡的來臨，是必然的，那是對領袖的試煉，那個試煉的目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指引你更加無私，往更為他人著想的路途邁進，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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