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臺日漁業協議》簽訂7週年紀念日。當年我國外交部、農委會、海巡署等部會在臺日漁權談判中堅守我國對釣魚臺列嶼主權，大力爭取漁權與漁民的捕魚自由，七年來漁獲量因此大幅增加，達成「主權不讓步，漁權大進步」的豐碩成果。
我從1971年在臺大念法律系三年級時，就開始參與保釣運動。1980年我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完成的國際法博士論文「Trouble over Oily Waters: 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i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East China Sea (「怒海油爭：東海海床疆界與外人投資之法律問題」)，也以釣魚臺列嶼、東海海床劃界與天然資源開發問題，作為主題。
當年參加保釣運動，無論是在校園吶喊、在街頭示威，在臺北日本大使館、美國大使館及紐約聯合國中共代表團辦公大樓前抗議，在報刊撰文、在圖書館研究、在各地演講；或是我擔任總統後，2008年6月立刻遇到我國50噸「聯合號」海釣船，被日本海上保安廳千噸船艦在釣魚臺海域撞沉事件，與我有一面之緣的日本總理大臣福田康夫呼籲臺日雙方冷靜和平處理，我回應贊同；最後日方放人、道歉、賠償，和平圓滿解決該案。2012年日本擬國有化釣魚臺列嶼，引發兩岸強烈抗議，我在2012年8月5日發表「東海和平倡議」，以「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為目標，提出解決東海爭議的具體方案。近50年來，從馬同學、馬教授、馬主委、馬部長、馬市長、馬總統，到馬前總統，不論在哪個位置、哪種身分，我關心釣魚臺問題的熱忱，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2012年9月25日，292位蘇澳漁民搭乘大批漁船前往釣魚臺列嶼舉行「爭生存、護漁權」和平示威，引起國際媒體關注。58艘臺灣漁船在12艘海巡署艦艇護衛下，與34艘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艇對峙，相互噴水喊話、造浪對抗的畫面，次日登上全球媒體。兩天後我在總統府公開接見參與這項行動的蘇澳漁會總幹事陳春生與漁會幹部，肯定他們的愛國愛鄉之舉，終於使世人瞭解臺灣也是釣魚臺爭議的一方。
一個多月後，日方一反前16次漁業談判的消極態度，2012年11月開始認真與我方展開第17次漁業談判。同年12月安倍晉三當選首相後更加積極。5個月後，2013年4月10日，我國與日本正式簽訂《臺日漁業協議》。主權的爭議雖未觸及，但成功解決臺日40年的漁權爭議，爭取到臺灣漁民在面積7萬平方公里（約臺灣面積兩倍大）的釣魚臺海域（包括新增4500平方公里的優質漁區）自由作業、不受日方干預的權利。該漁區漁獲量（包括鰹魚、鯖魚、鬼頭刀、黃鰭鮪、黑鮪魚、馬頭魚）因此增加三倍，黑鮪魚捕獲量首次占全臺總捕獲量的四成，不讓屏東東港專美於前，蘇澳碼頭也出現拍賣黑鮪魚的熱鬧場面，漁民生活獲得相當改善，臺北一家日本料理店店長與員工還連署來信向我致謝,因為他可以取得更新鮮與便宜的食材。
《臺日漁業協議》是一個平等互惠的協議，雙方都沒有感到委屈。那年日本總理大臣安倍晉三說：「臺灣是日本的重要伙伴，臺日簽署漁業協議，對雙方而言均甚為正面」。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更公開表示，《臺日漁業協議》是推動區域穩定的典範。東協各國、紐澳、甚至歐盟均公開肯定。
《臺日漁業協議》達到「主權不退步，漁權大進步」的預定目標，雙方的漁業糾紛從每年十餘件降到幾乎為零，這是我身為「老保釣」可以告慰當年保釣同志與臺灣漁民的成果。這項協議並為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一百二十多年的恩怨情仇，提供了一個「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寶貴先例，對雙方友誼，對區域和平，都具有重要意義。
1996年釣魚臺風雲再起時，我曾受「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陳義揚主席邀請，編寫《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回顧與展望》一書。一晃24年就過去了，值此《臺日漁業協議》簽署7周年之際，我特別增訂這本小書，即將再版。增修後的內容包括釣魚臺列嶼爭議的遠因及近因，我國和日本對於釣魚臺列嶼主權主張的論據，我國保釣運動應有的原則、目標與策略，並提出爭端解決的展望，同時檢討50年來保釣運動的成效，包括對《臺日漁業協議》的評估等（這三年日方對我國態度出現一些問題）。希望能幫助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年朋友，更加瞭解攸關我國領土主權與海域資源的釣魚臺列嶼問題，也以此紀念我逝去的青春保釣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