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興女兒學校的八卦，YOUTUBE、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你想要我閉嘴我就把事實多講幾遍】

從政以來，我一直有個理念：政治人物不是只講好聽話「推銷」自己，而也該負起責任，講正確的話，做好「政治教育」、「通識教育」。

因此，你會發現，我不是個「溫和禮貌」的政治工作者，我講話非常直接。如果有人因此要顛倒是非、剪接抹黑我，我只好再把正確的歷史，多跟各位說幾次。這些歷史，也就是韓國瑜李佳芬集團一幫人等，死也要修改課綱修不見，讓你們都不知道的歷史。

大家看過《返校》，有沒有覺得片中一些沾滿血跡的場景很可怕？ 但你能想像嗎，台灣的歷史，遠比電影恐怖，遠比《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更催淚灑狗血。 高雄市政府，曾經血水淹滿地下室，這不是我亂掰的，是包含中國國民黨籍的目擊證人在內的現場見證。

請大家好好看看高雄好過日寫的這段歷史，就知道彭孟緝被叫做「高雄屠夫」從何而來，就知道「殺人魔」這個封號，對他和他代表的政權來說還算是客氣了！

1947年，中國國民黨鎮壓的子彈，不是對著天空、不是對著「暴民」發射，而是對著手無寸鐵，代表當時高雄在地仕紳公知的民選議員、區長、區代表、醫師、律師、記者、教師、甚至曾從軍抗日的老兵們發射，他們讓台灣的一代菁英，一群想努力改變社會的公共參與者、一群「本土軍公教」人士，不是被屠殺，就是徹底閉嘴外還要教育後代永遠遠離政治。

台灣地方政治為何敗壞？ 為何大家會說有黑道民代？不是就是你們中國國民黨殺光「正常人」，改變地方制度，讓劣幣驅逐良幣所造成的？ 228與白色恐怖的後果，仍然影響著我們的政治結構，但至今還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然後代表加害者的政黨，仍然全力反對轉型正義，仍然坐擁龐大政經資源。

你說敘述歷史叫做撕裂族群？ 強迫我們遺忘歷史的人，才是撕裂台灣的元兇！

【1947年，沒能活下來的那些高雄人】

序、#為什麼他願意冒生命危險？

1947年3月6日，星期四，天氣尚有點涼意。這天一早，林界穿上西裝，打好領帶準備出門，38歲的他，身材厚實，方臉大耳，剛當選苓雅區長4個月，正值青壯歲月，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匆匆跨出家門時或許沒有想過，這是他最後一天看到三歲和一歲的兩個女兒。

林界公學校畢業後，和大多數台灣人一樣未再升學，而是開始工作賺錢。在那個快速工業化的高雄，他和大哥、弟弟一起在新和鐵工廠當技師，工作勤奮，深獲肯定。29歲時他應聘到台東的糖廠擔任工務主任，兩年後，有點積蓄和技術的他，和兄弟討論，決定一起辭去工作，合夥一起開設一家小小鐵工廠，承包工程。在太平洋戰爭末期，美軍連連空襲台灣，林界的工廠也受戰火波及而停工。所幸，剛出生的長女平安渡過戰爭，戰後他擔任新生印刷廠暨新生報社印報廠廠長。這樣一個白手起家的實業家，在1946年11月當選苓雅區區長，原本是希望在戰後百廢待興的社會，為故鄉做點事，不料卻是厄運的開始。

228事件發生時，林界恰好在外地，眼看局勢嚴峻，他連忙趕回高雄。回到高雄時，已是風聲鶴唳，多處警局都傳出被包圍，當時駐紮在柴山上的中國軍隊，則已經開始用要塞的大砲居高臨下砲轟市區，並派出巡邏隊，遇到聚在一起的市民就開槍射殺，讓街上人心惶惶。林界一遇到市長黃仲圖後，市長就說：昨天已和軍方提出談判，但被拒絕了一次，他為了市民的安全，一定要再試一次，也希望林界一起去。

3月5日晚上，面對因為感到局勢很危險而極力勸阻他上山的家人，林界說：「就是因為危險，所以我們才要去。外面這麼亂，身為公職，不能任由人民在外面隨時有生命的危險。」

這句話，也等於是林界的遺言。

一、#司令部

於是，早上八點多，林界在市府和市長、議長一行共七人搭上汽車，為了避免被士兵誤擊，他們特別在車上插上兩根巨大的白旗，車子沿著日人修建的山路，往柴山上開去。

車子通過嚴格的安檢岡哨，整個高雄市區與高雄港已經映入眼簾，但林界無暇看著平日難得一見的故鄉美景，倒是更注意黃仲圖市長和彭清靠議長兩人的表情。兩人都帶著黑框圓眼鏡，一瘦一壯，都是曾受日本教育的讀書人。

黃仲圖市長是南投竹山人，師範學校畢業後到日本東洋大學留學，但或許父親是清代秀才出身，讓黃仲圖一直有濃厚的漢人意識，畢業後前往中國浙江從事教育工作，對日戰爭爆發後加入中國國民黨一路往重慶撤退，曾任浙江大學教授、軍事教官等職務，戰爭後才代表國民黨來台接收，也就是俗稱的半山。

另一位同車的彭清靠議長，當年57歲，和黃市長背景不同，他的父親是基督教傳道士，重視教育，彭清靠學業表現傑出，就讀總督府醫學校（現台大醫學系），是馬偕醫院創院元老。家中還有四個弟弟都是醫師，可說是日治時期的台灣菁英知識份子家庭。他在24歲時就在大甲開設德仁醫院，43歲時感到學識仍須精進，特別舉家前往東大附設病院研修婦產科兩年，1935年返台在高雄開設「彭產婦人科病院」，是當時高雄婦產科權威。學識地位都為人敬重的他，1946年被選為高雄市參議會議員，並擔任議長。

對林界來說，在從政之前，這兩位的社會地位都高過於出身基層的他，平日也很少說得上話，但從他們凝重的表情，就可看出大事不妙。同行的凃光明、范滄榕、曾豐明，聽說有的參與了這兩天的雄中自衛隊、有的是牙醫師、有的也曾擔任軍官，還有一位台電的李佛續也被臨時找來，看來市長是希望選出最有代表性的談判陣容來說服軍隊了。

早上九點，車子停到了一棟兩層樓的和式洋房前，一行人被士兵帶進一間會議室內，中間有一張小桌，大家坐定後，要塞司令彭孟緝少將，才從後面走出來，他瞇瞇眼，理著平頭，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招待大家。因為彭議長不會講北京話，主要都是黃市長和彭孟緝溝通，之後黃市長掏出一份寫著「和平條款」的請願書給彭看，並對彭孟緝說：要他「約束巡邏隊，不要再隨意槍殺市民」，彭孟緝看到協議書，火冒三丈，表示「豈有此理，這簡直是造反」。正當兩人爭辯越來越大聲時，官兵突然大喊「有刺客」，一聲令下，官兵一口氣湧入，把凃光明壓在地上，一行人也全部被拿下拖走。

這個凃光明，是個半山，也是一行人裡頭較為衝動的人，曾在中國參加過臺灣義勇隊打游擊，在這幾天也參與雄中自衛隊的行動，在市長與彭孟緝爭論之際，根據彭議長的回憶，凃忽然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而後才被壓制。

一行人被制服後，均被繩索綑綁，而凃光明被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凃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凃光明、范滄榕、曾豐明被軍事法庭隨意審判判決死刑，兩天後三人都被槍斃。

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與台電的李佛續被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們原本都以為一定逃不過，心理準備被殺害了，但卻在3月7日被釋放回家。

至於林界，則被關押在柴山上，過了兩週後，才在3月23日被槍斃。和事件一點關係都沒有，也僅從政幾個月的他，為何會莫名其妙變成「暴動匪徒首謀」呢？ 原來是苓雅區有士兵被殺，為了報復，中國軍竟然就用莫須有罪名，殺害苓雅區長洩恨！

二、#活下來的人

黃仲圖和彭清靠在此巨變後，受到很大衝擊，短短三個月後，黃仲圖轉任教職，退出政壇不再參與政治事務。而彭清靠議員任滿後，也完全退出政界。他的兒子，便是一生從事民主運動與支持台灣獨立的彭明敏。

他回憶：「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至於莫名其妙冤死的林界，死後留下了妻子胡錦華與三歲的林黎影、一歲的林黎彩兩姐妹。林界被殺後8年，在生活種種壓迫下，胡錦華自殺身亡，兩姐妹從此成為孤兒，被分開撫養長大。

16年後，孤兒林黎彩在天主教堂流浪謀生，認識了29歲，退伍的外省榮民廖中山，兩人很快決定結成連理。廖中山十分上進，不斷進修，48歲成為海洋學院的教授，期間，因接觸黨外雜誌，開始改變了他忠黨愛國的政治立場，更偶然在黨外雜誌中，看到了身亡快40年的岳父林界名字！

父親死時林黎彩全無印象，之前只聽母親在生前說過：當年家人聽說要塞前的瓦礫堆中埋了很多人，於是上山尋找，家族中幾位女性首先挖到大拇指，把背部覆蓋的土撥除後，看出面朝地下，手腳反綁，整個身體被五花大綁，槍從背後開。當他們把屍首翻過來，看清楚是林界沒錯，頓時哭成一團。屍首都腐臭了。

經過黨外雜誌的描述，林黎彩才知道父親死亡的真相，1992年，林黎彩向法院控告當時仍活得好好的彭孟緝「偽造文書」、「非法處決」林界，事後未按程序通知家屬領回遺體，有湮滅罪證之嫌。當然，法院全都不起訴結案。

三、#大屠殺

回到談判團全數被捕的3月6日那天，彭孟緝將他心中「高雄各界的領導人」一網打盡後，開始對市區展開總攻。下午2時，彭孟緝命令部隊會同第21師獨立團第3營展開鎮壓，軍隊下山進攻高雄市政府、高雄車站與雄中，何軍章帶兵抵達高雄車站後，便開始掃射車站人群，民眾躲入高雄車站地下道也遭軍隊封鎖兩端，對內掃射，據目擊者表示，打死兩三百人。

此時處理委員會和民眾毫不知道山上發生的事，還在高雄市政府大禮堂等待市長上山談判結果，但等來的卻是中國國民黨的軍隊。

高雄要塞守備大隊陳國儒部包圍建築後，直接丟入手榴彈並開槍掃射人群，議員黃賜、許秋粽、王定石、區代表王平水、新生報主任邱金山、律師陳金能等五、六十人，直接都被亂槍打死。前高雄市長王玉雲回憶在市府地下室救出躲藏的弟弟時，地板整片都淹滿血水，積血竟然有一截手指的深度。

躲藏在防空壕的民眾被軍隊丟入手榴彈，民眾跳入當時還清澈的愛河躲藏，也遭軍隊開槍掃射，河水染成紅色。短短兩個小時，高雄市區包含當今的三民、新興、鹽埕、前金區，已經屍橫遍野。

第二天，雖然已無抵抗勢力，但軍隊仍然調來迫擊砲與要塞砲夾擊，猛轟雄中，雄中也成為228事件中唯一被國民黨軍隊破壞的學校，至今紅樓仍留有彈痕。

同日下午，部隊在市區展開「清鄉」，逐戶清查戶口、收繳武器，但在期間發生多起搶劫民戶、強暴婦女等事。軍隊說你是暴民，你就是暴民，猶如今日香港在共黨統治下，學生不准戴口罩、喝珍奶會被抓走、抗議女性被脫衣襲胸摸下體，這樣荒謬情境，卻也真實曾在我們的土地上發生。

清鄉過程中，三塊厝居民全被叫出來跪下，男丁被鐵線捆綁押進鼓山監獄，雄中校長林景元被中國兵用軍刀刀身毆打，前額血流如注，兒子也和其他人依樣被鐵線反綁雙手絞緊，關押3天才解開。

228事件後彭孟緝官運亨通，之後的清鄉、澎湖七一三事件，師大四六事件中，強力進行鎮壓，造成成千上萬民眾的傷亡，因而得到「#高雄屠夫」的稱號。

相對於對人民的殘酷，彭孟緝對掌權者極盡諂媚能事，在蔣介石剛敗逃來台時，曾居停孫立人將軍公館，那幾天，彭孟緝每天早上提著一鍋人參燉土雞的補品，向蔣先生請安問好，贏得蔣介石青睞，根據孫立人夫人回憶，彭孟緝以高雄要塞少將司令之姿呈雞獻媚，因此人云彭孟緝「乘雞飛上天」。

彭孟緝一路強力鎮壓，製造冤案，不但7年內就破格跳升爬到參謀總長，更是長期高居權貴，安享天年，其子女也是榮華富貴，兒子彭蔭剛擔任中國航運董事長，又娶了中共政權「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妹妹，由藍轉紅，出錢出力鼓吹中國併吞台灣。

近來，又有許多中國黨政客想抹殺彭孟緝是「殺人魔」的歷史，對於指出真相的人，不是指責他製造仇恨，就是將其言論斷章取義。莫怪乎我們會看到該黨總統候選人表示上任後就要修改課綱，改回「中國史」，減少台灣與世界史篇幅。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想讓台灣人知道的東西太多了。至今，高雄306屠殺仍只有受害者，沒有負責的加害者，若是這樣矇混過去，我們何嘗對得起那些單純為了保衛家園、保護市民性命而死的前輩們？

老一輩的男人，都有一個公事包，白天提著它出門上班，晚上帶著它回家，黑色皮製，硬挺亮面，40x30公分、按下鎖扣自動打開，類似縮小版行李箱，那只公事包對我而言就是爸爸，它象徵著一家之主，拎著它走起路來就是帥，至於裡面有什麼，不用想都知道應該就是公文、信函、支票、筆啊紙啊等等。

小時候玩扮家家酒，姐姐一定是公主，而我最愛偷戴爸爸的近視眼鏡，雙手捧著那重重的公事包，搖搖晃晃在房間裡走來走去。

幾年前爸爸過世，媽媽整理遺物時，在書房桌子底下看到那只公事包，當下我就搶著要，她原封不動交給我。之後，就這樣擺著擺著...

直到這個暑假整理工作室，無意間又看到，於是好奇打開，裡面有國際往來的文件、會議記錄，報紙金融版的簡報，幾本收入支出的帳簿，密密麻麻的隨手筆記，摯友的信件，以及他常閱讀的佛經，側邊的夾層還放著一個泛黃信封袋，翻開一看，裡面竟然是我1982年剛去紐約唸高中，第一學期的成績單，正納悶為什麼沒有姊姊的，再仔細看，清一色每一科都是F，還附著一封當時學校輔導老師寫來關注的信。

父親在商場呼風喚雨數十年，想不到最讓他擔憂的是我，而這份掛念一直被保存在這個黑色公事包裡。

當時，他肯定很挫折、疑惑，自己這麼有成就，娶了個水老婆、生了四個孩子，旁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怎麼連女兒都教育不好。如今，我更難過、自責，原來它一直都在爸爸心裡，原來有了家庭之後，再多的財富也抵不過孩子在爸媽心中的位置，子女才是父母最大的成就與驕傲。

而我根本不知道，因為自己也有要面對的挑戰，全新的陌生國度、第二語言的障礙、同儕間的壓力、社交考驗、種種學習困境，青春期面臨的身心狀態等等。之後，我漸漸適應美國的環境，學業跟上進度，找到了繪畫這個最熱愛的科目，大學申請上全額獎學金，研究所念的是常春藤，返回台灣教學到近幾年跨領域發展的有聲有色...

卻從沒有想過要把自己的榮耀獻給爸爸

兄弟姐妹之間，我雖然外在風光，但真正的實力有多少，自己很清楚，可能冥冥之中注定著，我會看到爸爸保存的這張成績單， 體會到他的苦心，在離開我們4年多後，依然感受著他的愛， 看見這個印記、傷疤，記住最壞的那個時期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不要因為小有成就而狂妄自大，學習謙卑、時時反省，把寶貴的經驗毫不藏私與大家分享。

明天，我的第四本書要發行了，如果爸爸還在，應該會看一下、翻個幾頁，然後嚴肅的望著我說：

家瑞啊
這什麼封面？！
誰裙子穿這麼短？
妳這個老師不要誤人子弟啊~

但我知道他心裡還是高興的，就像他把前面幾本書擺在書房的書架上一樣，希望他會以我為榮。

#曲家瑞痛快人生關鍵字
#即使被打擊也要燦爛地笑
#這都是累積生命厚度的痛快養分
#沒有痛就沒有快樂
#我們是地表最強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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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隨緣家書 🇺🇸】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
—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香港社會進一步動盪撕裂，政府一如過去數月無視Root Cause，警隊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之際，直播畫面令人徹夜難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百感交集。多年前，在這裏的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認識了不少華盛頓學界、智庫、政界友人，那時候，北京還對香港（相對）客客氣氣，中美關係同樣和和諧諧，同時和雙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事實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國會處理外交的某資深大老，依然說「不要浪費時間，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兩地劍拔弩張，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看見同樣的面孔，彷如隔世。

布魯金斯元老與香港泛民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庫，屬自由派，不少專家是國務院常客，旋轉門十分成熟，它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少數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時，代表香港到哪裏訪問工作，當時香港人有一個單獨名額，但後來被裁掉，據說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已是中國一部份很久，沒有甚麼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隨著運動發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為顯學。

當時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著作等身，氣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訪問，談及香港反送中運動，認為抗爭者應「見好就收」、中國很強大、美國很現實、沒有甚麼可做，不幸被斷章取義，成為藍絲群組廣傳的維穩內容，觀點也被葉劉淑儀、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認識他的青年感到不滿，就像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黨、司徒華，反感程度有時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點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碼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但他是否不希望幫助香港呢？自然絕對不是。

他和香港淵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英皇佐治五世渡過，經常緬懷香港過去。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據說本來版本比終極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國承認香港不同內地地位的條件，卻被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減辣」掉（外間以為麥康內爾提出法案，理應心繫香港，而不知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權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爭，一來他嚮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個和諧世界，香港沒有太大戰略價值；二來他常參照歷史，害怕給予虛假希望，例如對我舉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當時美國政府說「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結果蘇聯鎮壓，美國除了打嘴炮就毫無動作。其實卜睿哲依然深愛香港，只是認為無力挽回，對可見的悲劇，深深嘆息。

尼克遜翻譯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兩代人的丕變

同期曾對香港事務發出保守言論的美國外交元老，還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遜訪華時，擔任總統和毛澤東的翻譯，也是海灣戰爭時的美國駐沙特大使，負責處理前線，一直主張尊重中國獨特國情，但難免停留在那個年代。上個月，他曾說「香港激進抗爭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卻對宏觀背景缺乏理解，然後又是受到藍絲群組加油添醋的轉載。

傅立民我並不認識，但和他的女兒Carla是好友。Carla Freeman是貼地得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當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裏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這天她請我到課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況，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學生、包括中國內地留學生說得熱淚盈眶。她對我說，也是從網上看見父親對香港的評論，「嚇了一跳」，笑說父親不代表她，保證美國還有很多明白抗爭者的友人，很同情這些香港朋友面對的大陸高牆。

她家學淵源，小時候就到過香港，及後不時在香港的大學交流，看見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淚彈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對北京主導的「止暴制亂」言論一笑置之，因為她的研究專長就是新疆、西藏、中國公民社會等議題，對「一國」框架下，少數民族、地方自治、維權議題有何下場，知之甚詳。

但其實她也曾是「大中華膠」，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國漢學家一樣「覺醒」，坦承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時，給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會和美國共建美麗新世界，對種種問題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國強大了，圖窮卻匕見。這天她剛從中國回來，說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偉的外觀，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卻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內疚。這種情結，近年反映在頗多中國權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為上賓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場大變，最終推出「中國崩潰論」，令北京目定口呆。

蘭德公司研究員五年前的預言

在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尼亞」）邊境，座落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北京經常渲染蘭德的神秘，其實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庫而已，只是進行了類似「中美終有一戰」沙盤推演一類研究，被北京視為不友好名單。蘭德有一位香港問題專家Scott Harold，曾長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學者相熟，這次拜訪他，察覺他對「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無奈。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的觀點就和接受中國人大「831框架」是合適妥協的卜睿哲不同，認為深層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選問題，而是中港矛盾。他從親身觀察發現，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只是虛言，憂慮逐漸強化的中港融合，會在「831」框架被通過後無限加速，因此才有「佔領中環」出現，這恐怕連戴耀廷、陳健文等當事人也當局者迷，五年後的今天，論證了他先知先覺。他慨嘆香港人不幸運，碰上美國外交大轉型，而最應負道義責任的是英國，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領袖，都不是價值主導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憶，問他甚麼時候再來，他卻苦笑，說察覺不少曾在香港的國際友人，近來都在中國境內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駐港副領事、後來被內地以間諜罪名捉為人質，來報復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這也是《逃犯條例》為何刺激世界各國神經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擔心入境會否「被洗頭艇」。坦白說，這種新冷戰氣氛是雙向的，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的美國研究權威，近年不獲美國發簽證，美國大學也開始對華裔學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戰終結—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過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休戰期罷了。

盧比奧參議員身邊的智囊，與香港本土派

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與香港的年輕學者、本土派思維，反而先天有血緣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類行為，「自然只能以「收買」、「權力」一類唯物角度解釋，因為這個政權是不相信價值觀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變革、網絡社群興起、令社會結構重整的「時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對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於打破常規，發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點，知識變得非脈絡化。解構再重構的學風不容於上一代，在新世代卻成主流，逐漸產生了像劉仲敬、Harari那樣的鬼才，他們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的年輕學者，多年前，曾在台灣一個學術會議發表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當時我是評稿人，早已忘懷，他卻惦記至今。年輕可畏，轉眼間，他剛成為對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幕僚長（Deputy Staff Director），目前在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工作，而這位盧比奧參議員，正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國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及早正視中美已完全是競爭對手這現實，也認為上一代對香港不負責任，對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國通跟隨北京口吻，說「香港對中國已沒有大價值」，他卻強調香港回歸時只佔全國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現在卻高達七成，反映中國越富有，對香港的依賴越多，加上箇中「貿易」涉及不少敏感技術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這些數據，在我面前，他如數家珍。

一些美國政界前輩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潑冷水，他卻懷著傳教士式熱情，協助盧比奧草擬法案所有細節。須知美國國會一向是《紙牌屋》式現實，這條法案對盧比奧而言，一無選票（他的佛羅里達州沒有多少人對香港有興趣）、二無捐獻（不像中國遊說團能給予大量利益）、三不為總統所喜，他卻視之為baby，不惜用盡一切私人關係力推法案，前後五年，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對推延排期表決的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也就是剛談及在1992年對《香港政策法》減辣那位元老）攤牌逼宮，才有如今極速表決「hotline」這招。這都是很耗費社會網絡和人情牌的事，可謂all-in，要是沒有堅定信念，怎會如此？

成就解鎖：我城危如累卵，國際關係卻終成香港顯學

Peter不過「打份工」，卻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吹毛求疵態度，去完善這條法案，背後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維，不但中國學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樣的美國前輩，也難以理喻。世界是前進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依歸，《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這裏分析過的外交、經濟部份，還縮影了世代交替：盧比奧三年前提出法案時，只有45歲，屬新生代參議員；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訪香港後高調聲援抗爭者的Josh Hawley參議員，今年更只有39歲，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Peter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歲這範圍；在幕後穿針引線、成立HKDC向國會游說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齡人，朱耀明牧師的公子。當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等到訪華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銘、陳方安生等造訪，雖然英語無疑更勝一籌，但對口畢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卻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對國際線多有顧慮，畢竟在北京動輒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下，強行自我克制，這也是昔日一國兩制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顯示，居然有超過一半香港人認為，當自身問題不能由特區政府、北京解決時，就應該訴諸國際社會，反映北京昔日多少還有點阻嚇力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標籤，已被不屑一顧。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頭，被美心集團創辦人千金為代表的上一代權貴「放棄」，上綱上線的批鬥文宣正排山倒海湧現，卻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們也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緊密國際聯繫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國際關係，足以令世界從此不一樣。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星期日明報，2019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