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熾登基一年就死了 朱高熾的死亡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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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熾是明成祖朱棣與徐皇后生的大兒子,小時候就性格端重沉靜,知書達理,因此深得爺爺朱元璋的喜愛。在朱棣還是燕王時,朱高熾就被立為世子,成為燕王的繼承人。
雖然皇帝爺爺喜歡他,可他父親燕王朱棣卻不怎麼看重他,因為他身體肥胖,喜靜厭動,完全不像自己年輕時那樣矯健強壯,弓馬嫻熟,能橫刀立馬馳騁疆場。而且這個兒子儒雅仁愛,處事沒有一點殺伐決斷的樣子,一次爺爺朱元璋讓他清晨出城去檢校軍隊,他竟說天氣太冷,讓軍士們吃完飯再去。
到後來,這個專心致志於經籍和文學的世子,體重長到近300斤,連走路都成問題,需要兩個內侍架著兩臂才能行動,燕王朱棣更不喜歡他了。但在那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封建制度下,一時也無可奈何。
直到「靖難之役」時,朱棣出兵反對建文帝,因為是以一隅之兵去敵全國,所以只能給朱高熾一萬人馬,讓他留守北京。讓這個懦弱笨拙的兒子擔當如此大任,朱棣也是出於無奈,這次南征本來就是孤注一擲、死裡求生的冒險行為,「好鋼使在刀刃上」,精兵強將自然要跟自己上前線搏殺,後方留守的就都是些老弱病殘了。誰知道,這個不是被看好的大胖子,竟然以萬人之軍,抵擋住了建文帝大將李景隆的50萬大軍,有驚無險的守著了北京城。
這次留守北京的良好表現,讓朱棣對朱高熾成見減少了一些,但還不足以堅定他傳位給大兒子的決心。因為他內心裡更喜愛那兩個更勇武的兒子朱高燧和朱高煦,認為他們不但在性格上酷似自己,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如自己一樣英勇果敢。尤其是朱高煦,連長的都與父親相仿,並且身經百戰,很受將士的信賴。另外,他還曾多次在戰場上救朱棣於危難之中。
有一次,朱棣帶領的軍隊在浦子口被建文帝的南軍打敗,正在危急之時,朱高煦率軍趕到了。朱棣一見兒子,激動地拍著朱高煦的背說:「我已精疲力竭了,你來指揮作戰吧!」看兒子猶豫的樣子,老朱又激勵了一句:「努力罷!世子常常生病。」朱高煦一聽這話裡有話,馬上明白了父親的暗示,就如打了雞血似的,一馬當先地率領軍隊衝殺過去,終於將強大的南軍擊退了。這就是著名的「浦子口之約」。
雖然有「浦子口之約」,但想換繼承人也絕非易事,自古以來半途易儲都是要付出血的代價的。再說,朝中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和黃淮等人都是世子朱高熾的老師兼同黨,他們一直在極力提防、抵制任何危害儲君的議論和行為。
還有幾件事,徹底打消了朱棣換太子的念頭。一是朱棣曾幾次詢問兵部尚書金忠,說高熾懦弱,不如高煦英武類己。但每次都遭到金忠的強烈反對,說世子高熾寬厚仁慈,雖說少了些剛性,恰正是「守成之君」的特徵啊!還用「馬上能得天下,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和古今廢嫡立庶造成親屬殘殺,國家敗亡的事例來作警示勸告一番。
因為金忠是自己最倚重的軍師姚廣孝所推薦的人,所以朱棣也只好暫時作罷。不過金忠知道皇上並沒有放棄另立高煦的打算,私下裡就聯合解縉、黃准等大臣一起來再做皇帝的說服工作。
這一天,朱棣召集親近大臣商量立太子的事,又是先說一大堆大兒子朱高熾的缺點,解縉一看情況不對,就連忙插話道:「皇長子仁孝性成,天下歸心,請陛下勿疑!」
朱棣聽了,耷拉著臉不吭聲。解縉又跪下叩首道:「皇長子且不必論,陛下寧不顧及好聖孫麼?」朱棣一聽「好聖孫」三個字,臉色馬上就緩和了不少。
為什麼呢?因為朱棣有一個長孫,取名瞻基,是大兒子朱高熾妃子張氏所生。張氏生瞻基的那天夜裡,朱棣做了一個夢,夢見太祖朱元璋,拿了一個大圭(玉板)給自己,上面鐫有「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個大字,朱棣認為這是瑞征。到滿月時,朱棣再抱孫兒細看,果然英氣滿面,很符合夢兆,所以十分鍾愛這個長孫子。
如今,長孫子已經十歲,嗜書好通,智識傑出。有次覲見皇帝,朱高熾因為太胖,走路非常慢,過一個台階時還差一點摔倒,這時皇位的競爭者、弟弟朱高煦從後面嘲笑道:「前人蹉跌,後人知警。」剛好皇太孫朱瞻基也在覲見隊伍中,聽見叔叔譏諷老爸,立刻在後面大聲說道:「更有後人知警也!」朱高煦回頭一看,嚇得大驚失色。正因為皇太孫聰明機警,每次見面,朱棣都讚不絕口,稱:「此乃大明朝之福也!」
對於皇帝這點心思,解縉察知已久,所以才會提到長孫瞻基,希望能以此感動主心。朱棣也真的被打動了,但是還下不了立太子的決心。
過了幾天,朱棣又與大臣們相聚,讓人取出一幅虎彪圖,叫大家以圖為題,各作詩一首。什麼是虎彪圖?古人認為,老虎的幼子為彪,虎彪圖就是畫了大小老虎在一起的圖。
解縉一看,畫中一隻大虎和幾隻小虎在玩耍,十分親暱溫馨,這大才子名不虛傳,立馬寫了一首詩呈了上去。這是一首五絕詩,其詩曰:
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朱棣閱後,不禁眼圈發紅,暗暗感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提過換太子的事情。
被眾多大臣千辛萬苦保護下來的朱高熾,也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當六十五歲的朱棣在北征蒙古返京的途中病逝後,就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皇位,這一年,他已經四十六歲了。
儘管挺熬多年的朱高熾只當了一年的皇帝,但歷史上對他評價很高,認為他基本上是一個開明的儒家君主,他努力地像古代聖王那樣,堅持簡樸、仁愛和誠摯的治國理想。大力加強鞏固國家政權、堅決糾正永樂時期的嚴法酷政和不得人心的經濟計畫,使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養生息,也使當時的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發展,為「仁宣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開創了大明王朝百年穩定、強盛的好局面。
由於執政時間短,人們往往忽略他的功績,愛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死因上,於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他是過於勤政,是勞累死的;也有說他十分好色,是貪慾死的。其實最合理的,應該是病死的,他體重三百多斤,肯定患有許多與肥胖有關的重度疾病,突發個腦血管、心血管病症也在情理之中。
再據史書記載,朱高熾並不戀女色,後宮中除張皇后之外,只有譚妃一人。這個張皇后人非常賢惠,與朱高熾相敬相愛幾十年。那個譚妃也是一位賢內助,在朱高熾死後甚至為他自縊殉節了,後來還被謚為昭容恭禧順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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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評價 在 Facebook 八卦
我的惡因惡果
明成祖朱棣是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的歷史人物:搬遷北京、五出漠北、修《永樂大典》、鄭和下西洋,樁樁件件都是極難的事情,也都在他任內達成。除此之外,他與佛教淵源頗深,是藏傳佛教許多大師的支持者與供養者。
最難的不外乎,他是史上第一個、在大一統王朝的情況下,起兵奪位成功的君主:他是朱元璋的四子,在朱元璋離世、傳位給孫子朱允炆後,身為朱允炆的叔叔,燕王朱棣從北方發兵南京,歷經3年餘的時間奪位成功。
然而,長大之後讀得書越多,越發現朱棣非常奇怪:他一方面功勳卓越、支持許多宗教活動,一方面殘暴無比。除了知名的方孝孺「誅十族」事件之外,有一次,他的後宮發生妃嬪中互相暗殺事件,最後牽連了上千人「剮刑」處死。
重點來了,朱棣在那段期間,每天親臨刑場看宮女們一個一個被剮死,史書說:「凡連坐者二千八百人,皆親臨剮之。」
他還有許多殘忍無比的所在與匪夷所思的極刑方式,蔡石山先生的研究表示:「毋庸置疑,永樂有過多的自我,而且擁有很多的美德......不過,他也有黑暗面,特徵就是不必要又未經思考的侵犯性,而這類侵犯性經常產生了暴虐和消耗。」
朱棣真的有自信嗎?朱棣得位後,終生最大的恐懼,出在「朱允炆」、也就是原本的皇帝(朱棣的姪子)下落何處,據說鄭和下西洋的一個重要政治目標,就是去尋訪朱允炆逃至何處。
很明顯的,朱棣的恐懼來自他的「得位不正」,透過邪惡手段所竄來的位子,自然惶惶不安,想透過更多的扭曲、來合法化自己的這第一個扭曲。
比如說,朱棣改了史實、將自己的生母從側室的碩妃、改成正宮的馬皇后,扭曲自己的出身,也是為了讓自己在爭奪皇位上有更高的合法性。然而,這種罪惡感終生追逐著他:為了平和這種罪惡感,他建立大報恩寺來感謝自己的生母。
如此,他極盡一切、扭曲一切,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只為避免這種自己一手創造的龐大精神壓力。
朱棣的故事對我來說,一直有很深的情感與啟發,當然概念上的理解,與真實生活中的徹悟是有距離的。但,蔡石山先生所說至允至當:「他也有黑暗面,特徵就是不必要又未經思考的侵犯性,而這類侵犯性經常產生了暴虐和消耗。」
為什麼他會有「本能侵犯」的性質,以及與此產生的剝削、欺騙、扭曲?或許因為他出身軍旅之中,從小看盡戰爭與殺害。無論如何,這種性格成為了他的毒癮與恐懼:他隨時害怕會被侵犯,因此決定搶先侵犯與攻擊;他隨時害怕會被欺騙,所以決定隨時都先欺騙與扭曲。
人會將自己習得的感知、投射到面對世界的方式,再因為這些方式,讓社會回饋到他身上:一個人覺得「萬事靠自己」的人、就會覺得別人也理應「萬事靠自己」,一個害怕受害而選擇主動出擊的人、就會活在四面楚歌的世界,也會覺得他人會攻擊他。一個算計他人的人、也就下意識會覺得自己會被算計。一個不信世界安穩的人,也會選擇蒙蔽與欺騙。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最可怕的是這種詛咒往往應在那種「自認聰明」的人身上:若是一個人個性相對怯弱、或是能夠耐著受傷、或是堅持某種信念,往往就不會發展出這種「扭曲迴路」。
「扭曲迴路」就是這裡所說的惡因,導致我們投射出一個扭曲的世界、並扭曲的回應著,進而活在其所產生的巨大精神壓力(惡果)之中。
我也有自己的扭曲迴路、惡因、朱棣,上述的每個迴路,都是我自己生命中發生過、我做過的事情。可怕的點在於,我的小朱棣(小Judy?)會刺傷、甚或絞死那些真心伸出手來的人、深深刺痛自己的愛人、愛自己的人,這讓我深感愧疚、疼惜與抱歉。
不過退一萬步來說,當朱棣操控著我的時候,那份因而產生的情感是否能稱之為愛,其實也很難說:缺乏了承擔、信任、忠誠與承諾的情況下,本質為掠奪、剝削和操控時,這能稱之為愛嗎?我也不知道。
當然,在遇到對的時機、對的人與對的啟發後,會更意識到、也理解到「愛是什麼」,愛需要學習、它很難,但這也是其珍貴的地方,不是嗎?
我覺得或許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人類是「習得性動物」,我們透過環境的學習、而長成自己的習慣。
我求學時代因為個人原因而酷愛孫權,現在回想起來挺變態的,史書對他的評價是:「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最終殺傷了自己摯愛之人、擊潰了他人後,讓自己更多的嫌忌。
或許當時的孫權,對身在求學期間的我是個典範(不是個好典範就是了),我也曾有沒有選擇的時刻。然如今,我有選擇了,深感愧疚與憐惜後,也就意識到自己能夠重新習得一個良善的世界觀。
當然,這種練習的開端,從意識到問題與承認問題開始,這是今天這篇自言自語的主軸:佛學認為,懺悔的基礎是「表露」、也就是公然承認自己的偏失,並努力往「不再犯」的方向前進。
還好我的生命中,除了朱棣之外,還有別的東西。
《慈經》:「願我無敵意、無危險。願我無精神的痛苦。願我無身體的痛苦。願我保持快樂。願一切有情眾生:無敵意、無危險。無精神的痛苦。無身體的痛苦。願他們保持快樂。」
With my deepest apology and regrets.🦆
朱棣評價 在 既視感 Facebook 八卦
三十二年前,有一群熱愛電影,對於台灣電影現狀有所憂慮的文化人士,共同簽署了《台灣電影宣言》,某種意義上正式開啟了台灣新電影黃金年代。然而,三十二年過去了,過往憂慮依舊、新的憂慮接踵而來。當現今喜好電影的小孩在那邊楊導、侯導叫得親熱的同時,卻又對台灣現今的電影大多抱持嗤之以鼻的態度,甚至不聞不問。我想這相較於電影創作者對於自身困境的憂慮,這同樣值得關注。
而更應憂慮的是,台灣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來說,被新電影所綁架了。過於鍾情他們口中的「另一種電影」,而有意無意的忘記了,電影並不只有「這一種」跟「另一種」,它其實應該有很多種可能。
因此,我們應當認知到的是,之於電影重要的,不僅僅是作者,觀眾同時也是。所以當我們面對台灣電影環境《海角七號》已降再度開花的時候,或許我們會對參差不齊的結果感到失望,但我們同時也應當開心,因為這一次次的跌倒、失敗都是與觀眾溝通的過程,這同時也是個脫離台灣新電影幽靈的途徑。
在這之中,我想身為一個半調子電影觀看者能做的是,或許便是儘量的去觸及那些勇敢嘗試、忠於自我、又不忘與觀眾溝通的電影創作者們。唯有持續的關注、台灣電影才不會死掉,唯有持續的討論,這有機的互動才會持續下去的可能,而也唯有持續的向前,才有機會打破台灣新電影的神話,創造出新的一波電影熱潮。
ps批評可以,但看完再罵,不要什麼都沒看在那邊說台灣電影怎樣怎樣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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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宣言》
在民國七十五年、七十六年的交界點上,我們回顧思索近兩年來臺灣電影環境發展的種種跡象,深深感覺到臺灣電影實際上也已經站在轉捩點上。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以下共同簽名的這些人,認為我們有必要緊急表達我們的關心和憂慮;這一篇文字,將大致說明這些人共同部分的立場和意見,也將說明我們對電影政策、電影環境的期望與呼籲。
我們對電影的看法
我們認為,電影可以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活動,電影可以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甚至可以是帶著反省和歷史感的民族文化活動。
但是,我們也知道,電影在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商業活動,它受生產與消費的各種定律所支配;電影產業因為有著投資風險和獲利能力的雙重性格,使得電影圈中活躍著各形各色的利益團體以及既得利益團體。
上述二者都是常識,知者甚眾〈卻常常忘記〉;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這個基本認識,才能在表達立場和判斷問題的時候,不致忘了根本。
我們認為,屬於商業活動範圍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援與淘汰〈成功的商業電影自票獲得到報償,失敗的商業電影在錯誤的投資中得到教訓〉。這一切,都不勞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或知識界的意見領袖來費心。
但是,另一種電影〈那些有創作企圖、有藝術傾向、有文化自覺的電影〉,它們對社會文化的整體貢獻可能更大,而它們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則可能更匱乏;這個時候,文化政策、輿論領域、評論活動才找到他們應該關心、應該支持、應該聲援的對象。
當然,所有的電影創作或生產,都聲稱他們有創作意圖、有藝術成就、有文化自覺;因此,文化政策的管理單位、輿論界的工作者、評論界的專業人士就要負起責任,從創作的成品中觀察,指認出何者是,何者不是。
我們對環境的憂慮
創作與商業之間,政策與評論之間,上述的活動及其平衡本來是一件單純的現象〈如果各組人都扮演好他們的角色〉。但是,就近兩年臺灣電影環境所顯示的跡象來看,我們不得不表達若干嚴重的憂慮;因為,顯然有一些錯誤的觀念或扭曲的力量,使得上述活動無法得到正常的運作;其結果是,臺灣四年來發展出的「另一種電影」的微薄生機,就在此刻顯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對電影環境的憂慮,大者有三:
一、我們對政策單位有懷疑
從電影事業融資辦法、七十五年金馬獎、外片配額制度取消後的參展影片獎勵辦法等事實,我們常常對電影政策的管理〈或輔導〉單位很困惑,我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個電影的工業輔導機構,或文化輔導機構,還是一個政治的宣傳機構。
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顯然是性格分裂的,它的政策立場從不清楚。它有時候頒獎給《好小子》,獎勵它「拓展海外市場的成功」;它有時候頒獎給《箭瑛大橋》,說它「有益社會教化」;當它主動提出三千萬的資本拍攝政策片時,它拍出了《唐山過臺灣》、《日內瓦的黃昏》及《八二三炮戰》來,相信這些可以做有效的政治宣傳。
從文化政策的觀點看,這些工作都是奇特而不可理解的。但是,這些事實畢章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眼前發生,使我們不得不相信,管理這個社會的文化政策的,可能是從來沒有決心要支持文化活動的機構。
二、我們對大眾傳播有懷疑
臺灣的大眾傳播,對整體社會的改良似乎都懷著監督者、促進者的角色自許;這幾年,它們在政治新聞、消費新聞、環保新聞各方面,都有前瞻的眼光和具體的貢獻。
相形之下,大眾傳播從來沒有把電影活動當做文化活動來看,也沒有打算以專業知識提供一個支持體系〈但在文學、表演藝術方面,大眾傳播卻做了一些事〉。不僅如此,大眾傳播對電影活動明顯地有著「歧視」,它作賤電影的從業人員,把明星的私事醜聞當做頭題新聞,但是電影文化呢?一部在國際影展得獎的影片可能得不到討論或報導的篇幅。
究竟大眾傳播是怎麼樣看待電影活動呢?從現有的內容範圍及其品質,我們不得不懷疑主其事者從來不重視、不關心這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在這個角度看,大眾傳播多年來在這個項目「失職」了。
大眾傳播不關心電影的文化層面,它的從業人員也失去這一部分關照的能力;這兩年,大眾傳播在討論港片、臺片之區別,討論商業電影的改良等問題,流露出知識的匱乏與見解的荒唐,證明長久以來大眾播的疏忽已經開始出現強烈的副作用了。
三、我們對評論體系有懷疑
評論體系或評論大眾〈criticizing public〉本來在一個社會扮演帶有強烈道德性目標的角色。它一方面有詮釋的功能,使創作活動的意義得以明朗或伸展;它另一方面又有制衡的功能,避免社會被單一的價值〈如票房、廣告、錯誤的評價〉所支配,提供給資源不足的創作活動另一種社會支持。
但是,近兩年在傳播媒介上出現的評論,卻有一組忘了他們的角色的「評論家」。他們倒過來批評有創作意圖的電影作者,指責他們「把電影玩完了」,指責這樣的電影「悶」;主張臺灣電影向港片看齊、向好萊塢看齊。
這樣的評論的出現,本來不足為奇。荒唐離奇的見解每個時代都有,但當這一類評論與落伍的大眾傳播結合時,成為一股評論的主流,這個評論體系就令人嚴重地擔憂--我們沒有在評論體系得到平衡,反而偏得更遠了。
失職的評論大眾,扭曲的評論體系,我們又要從那一部門得到平衡呢?
上述三者,固然是我們對整個電影環境憂慮之大者;其他的憂慮也不是沒有,譬如:全盤商業化的公家電影機構,缺乏人才的電影商業界等等,但如果與上述三者相比,我們又覺得不值一提了。
我們期待的改變與我們自己的決心
我們所期待的改變,當然針對著我們所擔憂的事。這些改變,具體的方案有無數的可能,但原則卻是不變:
第一,我們要有明白表示支持電影文化的電影政策。我們希望,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能夠清楚說明他們的方向,他們所欲支持的電影,他們想把臺灣電影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希望,政策單位能夠明白,如果他們準備支持民族的自主文化,就必須有決心、有目標、有任事的勇氣。如果電影政策的管理單位決心要支持商業的電影、政治宣傳的電影,它也可以儘管說明,讓所有有意從事文化電影活動的人,趁早對政府機關的支持死了心。
第二,我們希望手中掌著大眾傳播的舵的任事者,注意電影活動的文化層面,注意電影在社會上可能扮演的諸種角色。我們希望大眾傳播把「影劇新聞」和政治新聞、文教新聞放在同樣的地位上,追尋同樣專業的人才,以前瞻的、公益的眼光來對待這一組新聞。
第三,我們誠懇地期望臺灣所有從事電影評論的工作者,反省自己的角色,忠誠地扮演自己在社會中最有意義的角色。在臺灣的電影環境,究竟那一種電影才是評論者應該著力討論的電影?我們也希望指出,評論者永遠要小心成為另一種既得利益者;評論者的價值來自讀者對他的信賴,如果他想到自己的利益,忘了他是別人的「利益」,他就完全失去評論者的條件。讓我們共同進行一種「評論的評論」,把不合格、不誠實的評論者指出來,讓讀者們唾棄他們。
除了我們所期待的改變以外,我們尚在此表達我們的決心。我們相信電影有很多可能的作為,我們要爭取商業電影以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為了這件事,我們在此簽下我們的名字,不僅在這個宣言上和其他相同意念的人站在一起,也將在未來的時刻,從自己的崗位上繼續支持「另一種電影」。-我們在新舊年度的交界點上、新舊電影的轉捩點上,提出這個宣言,我們渴望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援。
邀請簽名名單〈按姓氏筆劃順序〉:
丁亞民 丘彥明 奚 淞 陳純真 詹宏志
小 野 吳正桓 高信疆 陳國富 楊德昌
井迎瑞 吳念真 馬以工 陳傳興 楊憲宏
王小棣 吳靜吉 郭力昕 張 毅 廖慶松
王菲林 林懷民 陶德辰 張昌彥 齊物子
白 羅 卓 明 陶曉清 張照堂 蔣 勳
朱天文 金士傑 黃春明 張華坤 蔡 琴
朱天心 金恒煒 黃建業 曾壯祥 盧非易
李道明 柯一正 陳坤厚 童 娃 賴聲川
杜可風 胡台麗 陳雨航 焦雄屏
杜篤之 侯孝賢 陳映真 萬 仁
原載於文星雜誌一○四期,一九八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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