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錐子返鄉音樂會開始前，我特地到「珊瑚蟲教育合作社」參與一場由小學生主辦的講座，台下的聽眾也大多數是小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
這群孩子11月底就來到關新公園現場提出邀請，希望我去向他們分享「兒童能不能使用3C產品超過30分鐘？」這樣的主題。我嚇了一跳，這個題目訂得相當高竿，源自去年年初，國民黨立委盧秀燕提案的《兒少法》43條修正案，加入了「兒童及少年不得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所謂「合理時間」，就是是國健署建議的2歲以上應不超過30分鐘。
當法律制定影響到的對象是小朋友的時候，小朋友能夠親自去討論這樣的影響，作為法律人當然是非常樂見的事情，我一口答應。
我本身就常跟2歲跟5歲的女兒，分享我經手的案件。我時常睡前說故事給他們聽，但是讀故事書，燈開著會睡不著；我就講我的童年，常常童年講完發現沒東西可講了，因為童年沒那麼長；我就講我偵辦的案件，我辦的都是刑事案件，很可怕，法醫在解剖的時候，我就站在旁邊看。
不過那是一個不預設小孩不懂，而是把他們當做一個獨立個體，可以嚴肅與深刻對待的過程。當我跟小孩講到洪仲丘、鄭性澤案的時候，她們雖然很小每天吱吱叫，但我感受到她們是感傷的。
這場講座的開端首先由就讀國小的映儒、宣諭姐妹分享他們自行調查的「問卷調查結果與心得」，再來由亮均分享「立法依據與心得」；我則接在他們後面，以一個法律專業者的角度談談法規制定背後的法哲學問題。
我在德國是學康德法哲學的，這個題目，其實就如同亮均提到的，它核心的問題是「政府是不是應該管這麼多？」
這題的討論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法律是什麼？早期的法典當中記載，如果你偷東西我就把你的手剁掉，如果有人搶劫就把你判死刑。但到了英國彌爾、德國康德的時候，他們想出一個想法，被現在主要的法學接受。法是什麼？法是「一個人的自由，與另一個人的自由，能在普遍的律則下取得共存。」所以，只有當你去妨害到他人自由的時候，才需要法律。殺人、傷害需要處罰，是因為你去影響到別人的自由。
刑法上有三大難題：「賭博」要不要處罰？「吸毒抽煙」要不要處罰？「通姦」要不要處罰？這個難題跟管制3C產品是一樣的，我自己看螢幕、我自己賭博、我自己抽煙、我自己跟別人合意性交要不要處罰？
第二個層次，就是回到3C產品這個問題。《兒少法》43條，它有很多款，他限制兒童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可以做這不可以做那：色情、駕駛、抽煙、喝酒等等。他的出發點就是說：「我是為了你好。」
我女兒會在外婆家玩手機玩到很嗨不理我，確實3C產品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住在山中，高中近視的時候，全村都跑出來看，因為全村的人都沒看過近視。我會得近視是因為，我叔叔租了50集《霹靂王刀》，我從大年初一看到初五，結果眼睛就看不見了（笑）。
雖然3C產品可能有它的負面影響，但是，當國家為了別人好而去立法的時候，要非常謹慎。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人必須擁有自由；國家如果要限制別人的自由，要有足夠正當性的理由。
說到這裡，我們再多談一點規範與限制的問題。康德覺得說，人應該有理性，去規範自己的行為。「啓蒙時代」的德文，是「把一個模糊的東西弄清楚」的過程。從未成年的狀態，變成可以理性思考的狀態，是需要訓練的。但那樣的狀態不是用「限制」來達成的。「限制」的結果，就是他沒辦法長大。
德國人的做法是怎樣？德國從國小一年級到十三年級，都規定上課到一點而已，之後就放學。你覺得小朋友會每天都打電動到天亮？實際的結果是，你一直限制他，他反而越想去玩。小朋友要讀書、運動、還是用3C產品？應該是要用「吸引」的。像我這樣戴著眼鏡走進去德國的大學研究所，大家都驚到，因為他們小時候都在爬阿爾卑斯山、在滑雪，沒人在用電腦。
我認同有紀律的生活，對人是重要的，但是要有一個有紀律的生活，是透過吸引跟誘導。我住在演藝廳附近，其實也是孟母三遷的過程。我女兒五歲，她兩歲的時候，我就搬到圖書館旁邊來，然後每週六日帶她去演藝廳圖書館玩，我們把她當作可以嚴肅、深刻對話的個體，這樣她長大以後就可以成為有紀律的人。
我自己也是一樣。為什麼要免費幫人辯護？因為我愛聽他們的故事，超過那個「錢」；而那是因為我小時候，媽媽是非常會講故事的人，我長大後也非常愛看小說，乃至熱衷參與他人生命的故事。我覺得這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所以大人能不能賦予小孩一個「跟3C產品競爭性的意義」？才是比限制小朋友去玩3C產品，更進步的做法。我同意小朋友說的用「宣導」代替限制，再來就是大人應該要「提供更多選擇」讓小孩去被吸引。規範的「強制力」往往是最差的方式，因為當強制力消失的時候，基本上它就如同彈簧一樣，沒有被改變，只是被壓制而已，外力消失，它就又會回復到原來的狀態。
所以，關於兒少法第34條「兒童使用3C產品不得超過30分鐘」這樣的規定，我認為是國家權力過度擴張的結果，而且沒辦法具體被執行，提案人似乎沒有法治主義的觀念。
如果我是立法委員，我不會去立這樣的法律，我認為法律在有限的限度中才會發揮效應。台灣現在要立的法，應該是讓人民可以直接參與審判。目前，台灣的法院只開放到讓人民觀審，小朋友可以到新竹法院裡面看法官怎麼開庭。但是英國的國會、陪審制都誕生在1215年，大多國家都有參審制或陪審制，讓人民參與到判決中，才能了解法院為什麼這樣判？才能確保司法的公正性、獨立性。
那天小朋友的討論，我聽了是非常感動，我認為他們已經超越立法院的討論，因為他們在對一個議題搜集充分的資料，去進行正反面的討論；反觀我們大人，基本上常常忘記要去正反思辨，而是用「利益交換」的方式在討論事情。一個法案，正是應該像這樣來討論正反面的理由；而不是像現在舉世無雙的「黨團協商」制度，在密室裡關起門來，人民不知道我們的代議士在裡面做些什麼勾當：我的交通法案哪幾條，換你的司法法案那幾條；我的司法法案那幾條，換你的3C產品哪幾條。這樣的情境，在台灣竟是被容許發生的。
在德國，有一個節目就是晚上的時候，一邊坐一排正方，一邊坐一排反方，那個節目名稱用台語來說就是「定孤支」，然後針對一個議題討論一整個晚上，那才是深刻的討論。我們的議會，應該是去做正反辯論、把正反條列清楚的事，而不是去做利益交換的事。
我為什麼要出來參選？其實也就是希望我們能夠給下一代，一個更加透明開放的國會與政治環境；並且積極去解決年輕人買不起房子、養不起孩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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