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爭之夏與美國回應策略聽證會】譚競嫦發言(中文同聲翻譯)
譚競嫦發言譯文:
麥克高文主席,魯比奧聯席主席,各位委員會成員:
感謝您們舉行這場聽證會。我很榮幸能夠與前線活動家團結一致。我要感謝委員會成員對香港人的支持和引領《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和《保護香港法》。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全世界目睹了歷史性的大衛和歌利亞的對峙。香港人排除萬難站到北京強大的獨裁政權面前。在這場歷史性的抗爭中,他們不僅為740萬香港人的民主未來而奮鬥,而且還在維護所有人的人格尊嚴和權利方面站在區域和全球前沿。
香港人多年來一直反對北京侵犯香港自治、權利和自由,而這個「躁動的夏天」實際上是這場抵抗運動的一部分。這種和平抵抗包括反對擬議的第23條安全立法(2003年)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反對官方洗腦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2012年);以及反對北京不守承諾,扼殺實現真普選(2014年)。在2014年12月占領中環結束時,民主人士們在人行道上刻下了一句承諾——我們會再歸來。他們信守了這一承諾。
北京預期運動會因曠日持久而敗陣,但結果不如北京預期,由於香港社會各界的不懈團結和廣泛參與,抗議活動正在進入第15週,抗爭者的五大訴求也絕不退讓。香港警方失控的無法無天行為,只為香港人添加了「加油」的動員燃料。
正如毛主席所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此十分清楚並且懼怕,由習近平近日反覆重提文革語言、不斷強調 「鬥爭」,即可見一斑。
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政府可以採取什麼行動,進一步支持香港人這場長期鬥爭?
我們首先需要解決一國兩制框架中的緊張局勢,在此框架下也許一國一制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台灣總統蔡英文對香港當下的政治危機之見解一針見血——莫說是「一國兩制」不是台灣的可行模式,香港的例子證明獨裁和民主根本不能並存。
法治及其重要性
獨立運作的法治對於保護港人權利和維護北京承諾的香港自治至關重要。然而,大陸「依法治國」明顯不是法治,「依法治國」會影響到香港的法治。
首先,中國大陸憲法和眾多高層政策將從屬法律中對效忠共產黨領導的原則進行合法化。任何挑戰或被認為挑戰黨的領導或不同意其政策或批評「習近平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思想」(現在也載入憲法)的人都有被起訴的風險,包括煽動顛覆或顛覆國家政權,而面臨被判處重刑。在香港重新引入的第二十三條安全立法,必然會印上黨對國家安全定義的讀解。
儘管港獨顯然不是抗爭的五大訴求之一,但北京援引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分離主義(中國的「三邪」套路)也為重新引入第二十三條安全立法奠定了基礎。
第二,北京不僅要求黨員對黨的絕對忠誠,還要求法官、律師、教師、媒體工作者和社會各界對黨的絕對忠誠,這破壞了法律專業和媒體獨立,而法律專業和傳媒是確保法治的兩個關鍵支柱。但香港暫時還不是大陸。就如透過在香港提出國歌法和強制效忠所要求的一樣,忠誠,自豪和愛無法以立法達到目的。
第三,黨已將控制範圍從行政部門(在各級政府機關已有黨委)擴大到立法和司法機關。最近,在2019年9月10日,該黨的中央檢查組宣布,除了對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司法部進行考察之外,它還將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司法部內進行工作兩個月。黨通過中央政府聯絡處辦事處對香港的控制現在更加直接和公開。
香港人、外國企業和國際社會對這種所謂「依法治國」甚為警惕,而由於上述原因,使我們不會對他們的反應感到驚奇——這種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對人權的侵害,包括酷刑和虐待、被迫失蹤、電視懺悔、以及對合法行使權利的刑事定罪和鎮壓行為。
此外,近期香港的幾個發展都在破壞香港長期以來的法治,削弱公眾對政府、法律制度和執法的信心和信念,包括:
選擇性逮捕和政治起訴抗爭者、知名民主活動家和立法會議員,以及誤用《公安條例》施加與濫用重刑。
警察肆無忌憚地踐踏和平集會、自由言論、免遭酷刑、虐待及折磨的權利。警方的不當行為包括違反國際標準使用過度武力,拒絕出示委任證或其他官方身分證明,以及增加酷刑、虐待或延遲提供醫療服務和限制律師協助。我們每天都會看到有證據表明這種有罪不罰的現象。
使用「誘餌」臥底警察偽裝成抗爭者(最初被當局否認),進行監視、分化,然後參與人群控制行動和對示威者進行逮捕。
對有大陸公安和武警部隊與香港警方合作的憂慮:例如,2018年8月,《人民日報》宣布在廣東、香港和澳門建立大灣區公安合作機制。與此機制有關的廣東省公安廳(公安廳)已在廣東省培訓被重點提拔的香港警務人員。
對大陸武警或公安在香港境內可能滲透或執勤的擔憂,部分有爭議的視頻顯示,有香港警察使用普通話或「同志」等香港人不常用的普通話或短語。也有人見到有香港警察錯用警察徽章,男性督察使用女性督察的徽章。
警方以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作為法律手段,打擊任何和平抗議。因此,香港人面對這樣一種荒謬的情況,即警察可以拒絕一個團體提出的反對警察暴力的和平集會。更重要的是,這種濫用程序的做法破壞了在國際標準下和平集會的權利,對行使這項權利施加了過分限制性的行政要求。
行政長官沒有解決猖獗的警暴、不當行為和濫用法律等引起公眾憤怒和抗議的問題,反而以北京的「止亂制暴」辭令和經濟優先作回應。她拒絕按照抗議者的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事實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2013年建議,除了建議對警察進行培訓外,也建議成立獨立的警察調查委員會。相反,她依靠沒有什麼權力的監警會進行調查,其在獨立性、可信度甚至能力方面都嚴重不足。
為什麼必須捍衛聯合國和國際人權標準
中共在聯合國的侵略性行為正在破壞國際標準、削弱現有的人權機制和程序、限制獨立民間社會的聲音。這令香港人(以及中國大陸、西藏和維吾爾族的維權人士)可用於推動追究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重要國際平台越來越少。中共不僅沒有遵守西方所希望的趨向,也沒有遵守規則,反而是大聲和持久地提出一套相反的、只適用其本身的標準。一位中共官員在聯合國對中國2013年的普遍定期審議結束時表示:「我想強調的是鞋子是否合身,只有這個人知道。關於中國的人權狀況,最有資格發言的人是中國人民。」
中共推出一連串虛假宣傳,包括《中國日報》在9月11日對一幅描繪世界貿易大廈遭到破壞的照片的失實使用,藉此警告香港抗爭者是恐怖分子。另外,北京正在猛推一套說法,她們將香港的示威活動描述成一個關於暴力的故事,在國際社會上受到廣泛批判。在這個論述中,擁有全面戰術裝備的保護、裝備有橡膠子彈、槍支、催淚彈、胡椒噴霧和警棍、具有國家的強大力量的香港警察,被視為暴力衝突升級的一「方」,而平民抗爭者則是另一「方」。因此,呼籲「雙方」降級,以此分散人們對一系列警方濫權事件的注意力——包括警方違反國際標準、使用過度武力的責任,以及與非國家暴力的共謀,例如元朗與黑社會有關的襲擊。
更重要的是,對當地局勢的狹隘暴力論述正在消除或有意地邊緣化香港人備具創意的和平抗爭行動,例如:
學生們正在參與集體抵制行動,形成一個聯手的「人鏈」,在不同的校園裡喊口號,並在中國國歌演奏的學年開幕式上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該校校訓是「生命在於學習,學會生活」。
年長的「銀髮族」志願者組織「守護孩子」行動及遊行支持年輕的抗議者。
所有年齡和背景的香港人在商場、街道、地鐵站、鄰里聚集,一起高唱《願榮光歸香港》,大家將各種視頻擴散開。在遊行和集會期間,基督徒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一個小孩從天橋上帶領大家向橋下的遊行隊伍叫口號:香港人,加油!
自八月起,香港市民每晚10點都會打開窗戶喊出示威口號,他們發出的震耳呼聲響徹各個社區。
8月23日,20多萬市民組成60多公里(37英里)的「香港之路」人鏈,有人爬上了標誌性的獅子山,他們的手機在漆黑的夜晚形成無窮無盡的光芒。
自6月下旬以來,連儂牆幾乎遍布香港各地,以及全球各地的社區,包括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
上週五是中秋節:西環的一家麵包店製作印有抗議口號的月餅,以支持香港市民和反修例運動。
香港人以典型的香港幽默風格創作藝術品,如手工細緻的抗議者微型雕像,或香港版的民主女神。
這就是實際發生的事情。香港人正盡其所能貫徹民主和自由的權利。香港人正在一步一步踏出一條血路。這是一場已然發生的真正革命。
再次感謝您召集本次聽證會。我期待著你的提問。
(由於時間關係,現場發言內容非提供予國會報告的完整版本)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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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檢察院英文 在 Dr. Ray 的急症室迎送生涯 Facebook 八卦
「解決台灣殺人案」 等於搞台獨
隨著李家超今天公布所謂「微調」後,逃犯條例和台灣殺人案已經再無關係,100%肯定,修例不可能解決台灣殺人案,否則就是搞台獨。
當中的道理很簡單,政府今天宣布,移交逃犯的要求,只能由各地區的「中央機構」提出。
即場已經有記者問李家超,台灣的「中央機構」到底是那一個?李家超當然顧左右而言他,稱「聯合國範本」有一個「中央級別機構」的名單,至於台灣的「中央級別機構」是那一個,就「到時同佢傾」,「睇下佢係咪可以代表個司法地區(即台灣)」。
李家超似是而非的答案,其實等於承認,香港根本無法和台灣達成協議。
其一,「聯合國範本」有中央級別機構名單,而台灣根本不是聯合國承認的「國家」,所以在這個範本當中,不會有台灣的「中央機構」
其二,若台灣真的願意和香港談移交,台灣派出的最高司法機構,會是「中華民國司法部」,李家超已經明言,到時會審視「佢係咪可以代表個司法地區」,香港政府有沒有可能承認,「中華民國」司法部能代表台灣?
若果不承認,移交協議就不用談了;
但若果承認,就即是說香港政府承認台灣是國家,承認「中華民國司法部」是台灣地區的「中央機構」,其對等單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這樣一份協議,林鄭月娥你夠膽簽嗎?
反過來,若香港政府「政治正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代表「台灣」向香港提移交要求,莫說是蔡英文政府,就算台灣總統府坐的是韓國瑜,他又夠膽簽嗎?
所以說,要「解決台灣殺人案」,和台灣有效簽訂協議,唯一的可能性是香港承認台灣司法部是「中央機構」、承認台灣是國家、承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等。
所以,解決台灣殺人案,等於搞台獨。
而搞台獨,按北京的說法,是死路一條,妄想用逃犯條例解決台灣殺人案,也是死路一條。
其實一直以來,「台灣」是否「中國一部份」的政治問題,都是香港和台灣移交逃犯的死結,無論是否修訂《逃犯條例》都不可能解決,但政府只是顧左右而言他,模糊焦點,項莊舞劍、志在送中。
但今次,為了買通商界,政府接納他們提出的所謂只有「中央機構」才可以移交的意見,就等同正式將台灣殺人案,和「統/獨」死結的關係,明明白白寫在牆上。
事已至此,若仍有人相信修訂《逃犯條例》可以解決台灣殺人案,要不是說謊、要不就是腦袋有問題。
最高人民檢察院英文 在 曹長青 Facebook 八卦
曹長青:十.一國殤日痛悼8千萬中國遇難者
10月1日,是中共建立政權70周年「國殤日 」。今天,在天安門前,中共舉行大閱兵,展示軍事力量。在這個巨大專制機器下,過去70年,在沒有戰爭、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中共發動過70多次政治運動,導致8000多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8倍,是二戰死亡人數的1.5倍!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位,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 」、「三反五反 」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 」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 」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 」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 」,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 」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 」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 」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 」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 」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 」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 」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 」。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 」。中共當局堅持「反右 」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 」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 」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 」——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 」,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位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 」(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 」,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 」,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 」,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 」(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 」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 」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 」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 」)。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 」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 」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 」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 」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 」1999年6月出版)。
「六四 」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位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 」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 」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 」(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 」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位比上述中共官方數位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 」,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於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 」「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 」。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 」。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 」。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 」,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 」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 」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 」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 」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 」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 」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 」,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 」的《中國「左 」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 」(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 」(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 」(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位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
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位。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