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跟你們分享，很值得看的故事～賴聲川賴導演形容他和丁乃竺丁姐的婚姻：
「如果夫妻之間沒有更深的追尋，很容易散掉，很容易瓦解。如果彼此關係是建立在金錢或者簡單的吸引力上，那個東西很快、幾年內就可能散了。那個追尋，不叫做公司要上市或者什麼的，是短短的人生，你到底想要做什麼，以及生命到底是幹什麼的。有這樣更深的彼此的追尋，你才有真正的話題可聊。」
《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我們》
在一起，追尋生命的真義（原標題）
口述|賴聲川
整理|《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丁塵馨
我和乃竺是非常幸福融洽在一起相處幾十年。而且我們的關係不斷在更新，越來越好。這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所以我們非常珍惜。
活到60多歲了，我們見到那麼多伴侶：有的人開始時那麼美好，後來派私人偵探的；也有事業好愛情就好，事業不好了愛情就沒了的；更多是看到不成熟心靈的兩個人在一起，暫時時很開心，可後來碰到很多問題。
我們覺得幸福、也非常幸運，但我們不是像英文所說，「take it for granted」，這是理所應當的一件事情。這非常難得的，所以我們要珍惜要保護這個關係。
相識
我和乃竺相遇是在1974年的某一天。那時我上大二，我大學時代的主要記憶就是在民歌餐廳唱歌和玩音樂，在艾迪亞西餐廳玩音樂，跟一群高中時的同學住在一起，我們在不同的大學，生活得像一個烏托邦。
當時台大一個朋友一直跟我提起，台大哲學系有一個女生叫丁乃竺，就像當年輔大有個胡茵夢，她已經是傳說在外的人物。我一進輔大就聽說胡茵夢了，那時候她叫胡因子。我們那個時代很多這樣的奇人。
有一天晚上在艾迪亞，餐廳有一個閣樓，他們跟我說，「走，到樓上去認識一個朋友」，那個人就是丁乃竺。
艾迪亞很小，我走上樓，那時候就覺得，我見過她！而且我們認識很久了。然後我就覺得，她就是我的老婆。
但那時候我有女朋友她有男朋友，我們雖然互相有好感，並沒有做任何勉強的事情。那時的想法是很單純的，雖然覺得就是她了，但自己也有女朋友，所以不可能衝動地就趕緊去追求她。就覺得像見到了一個老朋友般的感覺。可事實上，我們之前從沒有見過。
後來我們就成了朋友，我們很能聊天，聊很長時間。但不是男女朋友。
兩年以後，我大四那年，我們自然地結束了各自的感情，就在一起了。
1976-1978年，她畢業後在她叔叔的律師樓幫忙。那時候的她非常風光，俗世眼光的那種風光。台大畢業的一個女生，因為自己喜歡，穿著旗袍去辦事情；她又特別單純，風靡了各個單位。我當了2年義務兵，但很輕鬆，開始做樂隊，後來又被調去做英文播音員，所以我可以繼續玩音樂，同時計劃結婚和留學。
我覺得我們結婚也是自自然然會發生的事情。我沒有特別地求婚，就彼此一直有個默契，我們要在一起。當然在一個點我跟她提起，但不是跪下來求婚那種，我就問她那我們在一起吧，她說好。
那時有一個插曲，因為她比我大一歲，她爸爸還蠻傳統的，尤其在那個年代，我不知道怎麼過她爸爸這一關。結果天助我也，剛好有一篇文章出現在報紙上，說的是，如果太太比先生年紀大的，離婚率比較低。
我就剪下來給我未來的岳父看。丁姐（丁乃竺）的爸爸那時在台灣是一個著名的政論家，也寫了很多書，比如《北洋軍閥史》等等，他看了沒說話。就表示這事OK了。
我後來跟他關係很好。我們家沒有婆媳的問題，我和她的父母也很好。
承担
我想到兩件事。
一件事是發生在結婚前。一天她在我家玩，那是在台北雙城街一個老的日本房子，我12歲到台北後就是在那長大的。當時家裡有一個傭人，我媽媽當她是家人，後來她不給我們做傭人了，但還是住在我們家，還在那結婚生子。有一天，就我和乃竺還有傭人的兒子三人在家，那時他才三四歲，他玩著玩著突然把頭撞到柱子上，血流如注，我都快嚇死了。我沒有辦法想象乃竺當時之鎮定。她馬上問我，你們家的藥在哪，有沒有雲南白藥？我拿給她。我就看著她抱著那個孩子，很從容地處理傷口，她把那個傷口用手掰開，把藥塞進去，很快，就止血了。
我心想，「哇！我要娶的老婆是這樣一個女人！」
這是第一次我有機會看到她的冷靜加上一種英雄氣概。
1978年，我們結婚了，過了一個多月就到了美國，在伯克萊，我學戲劇（博士），她學教育行政（碩士）。那時有幾個學校可選，而伯克萊沒有獎學金，一年的學費就要幾千美金，但我們還是選了伯克萊。很多人誤以為我們是有錢人家，我們真的不是。我14歲時父親（曾為駐美外交官）過世，政府每年給我母親幾千台幣的補助。我不敢說生活過得很艱苦，但母親是很辛苦地把我們帶大的。
丁姐家也是，名氣在外但並沒有很多錢。
她做了兩年事存了一筆錢，我也存了一些，我媽媽給了我幾千美金。我們把這些錢放在一個很好的朋友那，這個朋友告訴我們，保證每個月可以給我們多少的利息。可不到兩個月，他倒了，我們再也沒見到這個朋友。我們的錢也沒有了。
我們跟學校講了這個情況，學校說可以下學期申請學費減免。可是生活怎麼辦？我們要面對的是，是不是要捲鋪蓋回家，因為真的沒有錢了。
這種情況下，人的個性就顯露出來了。
她鎮定到一種程度，讓我真的覺得，我的人生有她在就是「幸福」兩個字。她就能一個人承擔。
她只對我說，「現在我們要想辦法自己賺錢了。」這種時候，她顯得冷靜和鎮定，一點恐懼都沒有。我想到我父親的一個同學，我們叫他錢叔叔，在舊金山開餐廳。電話還是乃竺打給他的，錢叔叔說，你們週五就可以過來工作。我們開了個破車過去，開始了我們的打工生涯。
那是個很豪華的餐廳。一到那就發給我們制服，我是服務員，管收盤子，分我的是一個土黃色的制服；她在前台做領位員，還能漂漂亮亮的。第一天我很狼狽，餐廳生意非常好，從下午5點半忙到11點沒有停，每一桌至少三輪翻台，我的壓力非常大，因為我什麼都不會，一整天被罵到臭頭，「12號，收！」「25號，收！」「快擺台！」真是感覺被丟到了火海裡了。
那天回到家，我印象很深，我們一句話都講不出來，累死了。夜裡12點多，我們就坐在床上，看著彼此。
但沒有抱怨。
那天我們累得跟狗一樣，躺下就睡了。
本來我順順利利地讀了博士，沒想到命運給我這麼一個變故。可第二天繼續時，人很容易就接受了這個命運。
我記得那天我賺了20多美金小費，高興得不得了。後來我慢慢成了跑堂的，越來越得心應手，一晚上可以賺到100多美金的小費，我們也有獎學金了，情況慢慢好起來。
故事再往下講，你就會知道，這個家庭她是最重要的，是把這個家撐起來的那個。
乃竺有一張拿到碩士文憑時拍的照片，那時她懷著耘耘（大女兒），學校希望她繼續讀博士，但她為了帶孩子，也為了支持我，就放棄了。她開始找工作。我要念5年書，後面3年她就是一邊帶孩子和一邊打工。
在美國不像在中國，生了孩子有人幫你照顧。孩子叫了就得半夜起來餵奶，大點上幼兒園也是自己接送，感冒了還得提前接回家……那時候我還在上學，她開始打工，在各種餐廳打工。最高峰的時候，在4個餐廳打工。就在去年11月，我在舊金山灣區的時候，還開著車去我們以前住的地方轉了轉。
那時我突然想起她曾經打過工的一個餐廳，那是開給學生的快餐店，一塊多美金一份，小費只有2毛錢。那個地方離伯克萊很近，在一個商區里，是一對韓國華僑，父子在那做簡餐，她在那做一切——上菜洗碗，一小時只有4塊錢。我問，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她說覺得他們做得很辛苦，也很佩服他們。
她的人生裡面，總是這樣，看到別人苦，就想去幫他們。
這對父子，脾氣又大又不會做，但只要乃竺在，就能幫他們弄得很好。
打4家工的時間大概持續了1年，她後來找到一個正式的工作，但距離家很遠，在舊金山的另一邊。也是她一去公司就旺起來了。她就是像陽光一樣，到哪裡就點亮哪個地方。
她教我忍辱
當時我們的生活忙碌到什麼程度，你可能沒辦法想象。導戲就已經要瘋掉了，在台灣很長時間我還教書，教書的量是一般教授的兩到三倍，因為缺人，沒有人教這些課。我當年是副教授，一周教8小時就夠了，可我一般都教二十多個小時。她開始時在電腦公司上班，還要搞劇團，可是我發現，不斷有新的人有新的要求找她，她就會去繼續做。
太多人碰到事情就找她，她就是萬靈丹，傳說中的如意寶。誰有任何問題找她，她一定放下一切細心又耐心地解決你的問題。
我們的生活，很多人不能理解。因為我們不應酬。到了一個年齡，我們都不大出門，除了工作就是在家裡。
乃竺到底在做什麼？我可以稍微透露一點。有時候我回到家，看到又有人在客廳，他們很小聲地和乃竺在談話——又有一個朋友因人生中碰到問題，找乃竺談話。
她不只是為我做事情， 她為太多人做事情。對一無所有的人、大財團的人，她都沒有分別心，不論他是什麼人。
但她不願意出現在台前。她沒有很想演戲，我和金士傑都覺得她是《暗戀桃花源》雲之凡的理想人選，但她就是不愛。如果她個性有稍稍不同，她可能是一個大明星。她有那個魅力，她在表演上有那個能力。
但她都退在後面幫助別人。
當然從中得利最多的是我。
2008、2009年，我們有個很大的改變。我們第一次和大陸合作創作新的作品《一起看電視》。這個過程，乃竺在推動很多事情。
2008年底，我做了《寶島一村》。2009年女兒結婚，我做了聽障奧運會。將近兩年時間，她作為總監制，擔任所有的繁瑣的工作。
那之後我們開始做大型活動。
後來就碰到「百年慶典」。當時的副總統蕭萬長親自找我，我不想做，躲起來，讓乃竺對付。最後剩不到一年了，他們又找到我，說真的沒人做。乃竺想到她爺爺的同盟會淵源，說那就做吧。
想不到那是這麼大一個反彈。（注：台灣「百年慶典」，正逢選舉期間，賴聲川總策劃、導演的慶典活動被綠營進行大肆抨擊，他因此陷入「弊案」風波，和「攀附權貴」指責。）
事後回想起來，她也很懊悔。她有自責。我不斷地安慰她，我跟她說，一點問題都沒有。我說，我們的人生裡面不管順的還是逆的，我們能接受的話，最後的結果都是好的。說實話，比如我能夠體會勞工階級、廣大群眾在想什麼，也就靠的那5年的打工生涯。我為什麼更瞭解人性，就因為有那5年。好像老天爺安排好似的。那5年真的很苦，苦過來就得到太多東西。
像這次，「百年」的事給我們那麼大的打擊。我還是那句話，如果你做錯事被人罵，你要檢討；如果沒做錯事被人罵，那叫修行。
要學會忍辱。去學習任別人胡說，不還口。這些是乃竺教我的。以前我的個性不是這樣，你誤會我污蔑我，我沒做錯事，我絕對要反抗，不能接受。
她真的不斷地在教我，「不行，你就要接受。」 「你要看清楚，你還手，一點用都沒有。」「瞭解你的人就相信，不瞭解你的永遠覺得就這麼樣的。」這次是我很重要的一課。
而她那時候受的打擊就因為我，她不忍心看到別人這樣對我，所以會自責。反過來我也一直安慰她，「我一點問題都沒有，這是我的人生做的決定，這個決定我做了，我不會怪任何人。」我一秒鐘都沒有怪過她。
她自己覺得怎麼誤判了那件事。但和那次我們錢被騙光了一樣，對我們是一個轉折。而且時間會改變很多。現在，這事情已經沒有多少人記得了，而我們還是一樣非常幸福。
它也讓我在人生更往前走。
慢慢地我們的重心就轉移了，轉到大陸，轉到美國。回頭去看台灣，舞台已不在那了，雖然那裡曾經是。
彷彿不斷有強烈的暗示，讓我們不斷地改變。
這之後，我們和央華合作在大陸演出，做烏鎮戲劇節，《如夢之夢》能重做，又有了上劇場，我們還是那麼幸福，還有了兩個小孫子。
我們在一起幾十年，不但生活在一起，還工作在一起。
太多人不理解，我們可以在一起共事。我們分工明確，我管創意、她管製作。當然有交集，但我們就討論。我們之間的溝通一直非常好，我們一直很在意彼此間的溝通，一天沒講過話，就不舒服。講的話都是所有事摻和在一起的，工作的、家庭的、佛法的都摻在一起了。這感覺很微妙。
我們以前住在陽明山的時候，車庫就是我們的辦公室，我穿過廚房就去上班了。耘耘在家總是看到，演員不按門鈴就進家了，或者穿著僧袍的人在家走來走去。上世紀80年代，家裡最高峰時每天晚上有一兩百人，他們來聽佛法，一待就是兩個月。
我和乃竺是各自進行修行的，隨時有體會都會彼此說。她不會有問題，一定是我有問題問她。我還沒碰過我有問題她解答不上來的。我一直鼓勵她開一些課，她堅持不肯。
她很少有過度的情緒，一直很平和。
我們做《在那遙遠的星球，一粒沙》的時候，和張小燕（台灣著名綜藝主持人）合作，慢慢地，她對乃竺也有些瞭解，後來在節目里她公開說，「丁乃竺啊，如果這時候房子燒起來了，她也會說，‘嗯，也不錯。燒完還可以重蓋’。」
「百年」的事情，我們最難的時候，她也沒有太大的情緒，她就是每天看網上的狀況是什麼，我們還能做什麼。
她睡眠非常好，我睡眠不好，半夜如果她發現我睡不著在那翻，她就會幫我按摩，一直到我睡著為止。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但她不會讓別人感覺到「我在奉獻」。你真要瞭解一個人，要從這些細微的地方看。
她太多東西跟我不一樣，比如我會累積東西，她會丟掉；她要減少，我要增加。我們出去旅行，她沒有任何意見，全部我主導。她可能覺得我比較亂，但就說一兩句，沒別的了。在這些細節上，我們彼此從來不會抱怨。
我現在看她，中國人講的那句話再貼切沒有，就是「另一半」。這是很深刻的感覺。「另一半」的意思是，我們單獨是不成立的，我們是一體的。就好像我們兩個加起來才是一個我們。
我們不能奢望可以更好，所以也更珍惜。我們也不炫耀。我也不認為夫妻就是該這樣，世界上的愛情和情感維繫都很艱難，像我們這樣融洽的不是太正常——我願意這樣說。所以我們特別珍惜。
所以，如果夫妻之間沒有更深的追尋，很容易散掉，很容易瓦解。如果彼此關係是建立在金錢或者簡單的吸引力上，那個東西很快、幾年內就可能散了。那個追尋，不叫做公司要上市或者什麼的，是短短的人生，你到底想要做什麼，以及生命到底是幹什麼的。有這樣更深的彼此的追尋，你才有真正的話題可聊。
如果你的話題總是，「表坊今天怎麼樣，賣了幾張票」，兩三年就疲了；或者「你愛不愛我，我愛不愛你」，一年就疲了。要真正的長久不是這些。
我們到今天已經結婚38年了。必定有更深的東西，要不然兩個人早就不說話了。
這些年，我們兩個都會找時間去旅行，好比去年，我們到美國俄勒岡導戲，我就特意早去一周，去一些我們喜歡的地方，就兩個人，安安靜靜地待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