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共者其中一個護航理由，是《國安法》只會用來對付一小撮的港獨暴力分子，對大多數香港人的生活沒有影響。民陣號召下星期超過200萬香港人站出來反對北京推行惡法，如果這200萬人一同聲明承認自己顛覆中共政權的話，那麼《國安法》只影響小撮人的謊言就會不攻自破。我們一直的所作所為都在顛覆中共啊。立一條有數百萬人犯法的罪，中共將會自製一個自取滅亡的憲制危機：
為了捍衛《國安法》的威權地位，它必須向200萬個自首者進行審判和定刑，這種級數與大規模種族清洗無異。新疆的高壓規模，頂多只敢做100萬個，難道中共要在香港這個國際逃生口搞再教育營嗎？
所以，誠如擁共者所講，中共只敢用《國安法》對付一小撮人，但這個情境下中共也是找死的，因為它讓199萬個自首者逍遙法外，間接廢了《國安法》的威用，證明了生效後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仍擁有在這個城市顛覆中共的自由，不止損害北京的管治威望，更會被各省市的民眾唾罵，甚至會引起仿效，遍地開花，促成了中共倒台。
200萬人承認顛覆，反令中共陷入尷尬和兩難的局面，這個致命邏輯，超出了他們的智慧。
然而，來到這個地方，可能有100萬人對着另外的100萬人說：「嗱，我出嚟係捍衛自治同自由啫，我唔承認我參與顛覆國家㗎。」香港人有一個特性，就係犯法嘅嘢我唔做。我在民陣的宣言下，看到有人留言問：「點樣不違反限聚令，又可以有好多人站出來呢？」22年培養出來的服從訓練，使到很多香港人都無法正常思考了，他們竟一邊反惡法一邊守住了惡法！
這時，立志顛覆中共的人們才如夢初醒，一路走來的同路人成為陌路，不分化不割席係假嘅，原來抗爭者當中不少人為免得罪《國安法》，承認中共為中國的合法政權。在這個情況下，《國安法》達到它的目的了：藉着打壓少數，團結了大多數。
所以，你要問，反共的人還是大多數嗎？
1968年6月27日，捷克作家瓦楚里克發表了《二千字宣言》，在一周內得到30000名國民簽署，掀起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象徵了捷克人齊抗蘇共的團結。瓦楚里克的缺陷，是選錯了路線，他是捷共黨員，支持蘇共黨內改革，否認要推翻共產黨。就是這一種曖昧和滑頭，給予蘇共一種捷克人繼續承認它合法存在的假象。《二千字宣言》成了共黨的搜捕黑名單，哈維爾等知識分子入獄，不少人流亡到法國。秘密警察逐個平民捉來嚴加審問，「你有簽過《二千字宣言》嗎？」很多捷克人，面對人生抉擇，表露他脆弱不堪的自我：「沒有。」
於是，如米蘭昆德拉所說，捷克要等到第三個20年，才在1989年得到真正解放。不過，需要順帶一提的是，昆德拉捍衛拒絕簽名的權利，理由就寫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的一切決定都只能有一個準則：就是不能做任何傷害她的事。托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麗莎幸福。他甚至並不能真正做到那一點。但如果他在請願書上簽名，可以確信，密探們會更多地去光顧她，她的手就會顫抖得更加厲害。」
香港人，亦即將要經歷這種小說的兩難經驗，我要活在真實裡，還是靠謊言度日？我要捍衛共同的政治生活，還是不足為外人道的私生活？這種艱難面向，一般的政治利弊分析係無法打開的，但在這個關頭下，擁有小說的觀照係多麼的難能可貴。有了這觀照，我們才會懂得我們要捍衛的自由，到底是怎麼樣的自由。我們挺身而出承認自己顛覆，就是希望杜絕上述的歷史重演。
作者
#我顛覆中共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