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為何揪著不放 44年致力消滅匈奴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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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乃漢景帝劉啟的第十子,於後元三年(前141)登基,共計在位54年。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讓匈奴臣服於中原王朝的皇帝。自元光二年(前133)起,他一直致力於消滅匈奴,花了整整44年才成功。這執著的勁兒不禁令人疑惑:為何他揪著匈奴不放?
北方匈奴嚴重威脅漢朝安全
從漢朝立國開始,匈奴就一直是其最大威脅。公元前201年( 漢高祖六年),匈奴冒頓單于將劉邦圍困於平城白登山。若不是靠賄賂冒頓的閼氏(妻子),大漢朝的高祖劉邦恐怕就要死於平城,立國四百餘年的漢朝將不復存在,華夏的歷史也將徹底改寫。自那之後,劉邦意識到由於中原內地常年戰亂,經濟倒退,民生凋敝,武力解決匈奴的時機還不成熟,於是決定採取和親政策,維護邊境安全,說白了送人又送錢。
從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至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的66年時間裡,漢朝總共給匈奴單于送去了10位宗室公主,另絲綢、糧食、珍寶無數。然而,這堪稱屈辱的代價並沒有換來邊境的安寧。雖有和親協議,但匈奴時常背信棄義,侵入漢朝邊境,搶奪財物,劫掠百姓。以下是史料記載中有關匈奴侵略漢地的部分記錄:「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
呂后時期,匈奴兩度侵入狄道;漢景帝時,匈奴侵入上郡、雁門等邊關重鎮; 漢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單于率14萬騎兵入侵漢地,直抵寶雞鳳翔一帶,離漢都長安僅剩200里,幾乎一日可下,京師震恐。後來漢軍雖經苦戰數月將匈奴兵逐出漢地,然而卻因國力等原因未能殺出國境,擴大戰果,自此之後匈奴更加驕橫。
實際上,匈奴和中原王朝的恩怨可以追溯到漢朝之前的東周戰國時期。當時的趙國由於地處北方,時常被匈奴侵略,苦不堪言。趙武靈王為了抵禦北方匈奴人的侵擾,在全國實行胡服騎射,這才逐漸在與匈奴的對抗中佔據上風。秦滅六國後,秦始皇派大將蒙恬北逐匈奴,並在北方邊境長期駐守一支二三十萬人的強大長城軍團,專門用以防禦匈奴,可見匈奴軍隊戰鬥力之強。
後來秦末天下大亂,匈奴趁機再次奪取河套地區,並逐漸形成大型帝國,成為中原的更大威脅。可見,對於漢武帝來說,匈奴與漢朝的矛盾既是國仇,又是家恨,甚至可以說已經超越了朝代的界限,上升到中原民族和游牧民族恩怨和對抗的層次。作為中原王朝天子的漢武帝,怎能不認真對待呢?
漢武帝個人的政治夢想
漢武帝從小文韜武略,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縱觀他的一生,除了竇太后掌權的那幾年,他幾乎都在征戰,不僅北征匈奴,還東擊朝鮮、西拓西南與閩越。如此看來,漢武帝十分好武,而且樂此不疲。不過最重要的是他有著打通河西走廊、前往遼闊西部的政治夢想。眾所周知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亞、西亞的必經之路,更是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條黃金通道。所以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中,河西走廊關乎一個國家政治經略、經貿促進、文化交融的鴻圖大夢。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必須擊敗匈奴。
爭奪西域主導權
從地圖上可以看出,漢朝要想打通前往西方世界的商路即絲綢之路的安全暢通,就必須先奪取河西走廊(今甘肅),而要保證河西走廊以及絲綢之路的長期安全又必須控制廣大西域(今新疆)。然而,北方強鄰匈奴已經先於漢朝一步佔據了河西走廊並控制了西域,它不可能乖乖地將控制權讓給漢朝。這樣,地區內的兩大強國在這一區域就出現了利益的重疊。
漢朝為了達成自己的戰略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匈奴發生衝突。所以,漢匈之戰不僅是復仇之戰,也是一場事關國家利益的生死爭奪。誰在這場戰爭中獲勝,誰就能獲得國際話語權,誰就能通過輸出國家的軟硬實力主導國際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匈戰爭也是一場事關國際秩序主導權的戰爭。
總結
一代雄主漢武帝,生逢其時,他從父親漢景帝手裡接過了一個強大帝國,同時上天也給他安排了一個強大的對手——匈奴。這個對手給他的祖先帶來了太多的屈辱,給他的百姓造成了太多的苦難,這個對手更是橫亙在漢帝國崛起道路上的攔路虎。深謀遠慮的漢武帝怎麼能放棄這個洗刷恥辱、彰顯國威、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漢民族的恥辱似乎注定就是輪到漢武帝來洗刷,漢民族的榮耀似乎注定該由漢武帝來發揚。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知史小編按:本文的“漢族中心”或“大漢族主義”觀點值得斟酌,知史並不鼓勵。中原王朝和遊牧匈奴帝國之間的衝突和融和,是漢朝歷史的重要部分,必須從地理環境和資源分配等角度,作出更深刻的解讀。其中一個重要的關注點是,漢武帝獲取河西走廊的控制權後,有利中原王朝發展與西域中亞的貿易和文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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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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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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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帝:秦始皇(三)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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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駕崩沙丘】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被稱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於他第五次東巡途中。或許秦始皇注定是一名歷史上的爭議頗多的人物,他的死如他的身世以及此雄才大略,同樣引起了後人的爭議。目前史學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說死於疾病,一說死於非命。
邢台廣宗·沙丘平台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關於秦始皇之死,《史記》記述很多,分別見於《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蒙恬列傳》等處,死因已明,無可置疑。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東巡時遭人行刺,身後的一輛副車被刺客用重錘砸得粉碎。隨後,又發現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隕石和出言「今年祖龍死」的「仙人」。秦始皇很迷信,這些現象使他感到恐懼不安。為了消災避難,尋找長生不老藥,秦始皇聽從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議,準備第五次巡遊。然而由於一路勞頓,秦始皇到平原津(今山東平原附近)就病倒了。趙高奉命寫遺書,給受命監軍河套的秦始皇長子扶蘇:「與喪命咸陽而葬。」信還未發出,秦始皇就死在沙丘行宮(今河北邢台市廣宗附近)。
有的學者認為,秦始皇自幼有疾,所以體質較弱。他為人又剛愎自用,事無鉅細都要親自裁決;每日批閱文書一百二十斤,工作極度勞累;加以巡遊中七月高溫,以上諸因素並發,促使他在途中病發身亡。至於他死於何病,有人認為他死於癲癇。癲癇發作一般分四個時期:起初頭暈、胃部不適,繼爾突然意識喪失,隔肌痙攣,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暫停,然後全身肌肉抽動、口吐白沫,最後數十分鐘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為人蜂准,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推測秦始皇幼時患有軟骨症,時常患著支氣管炎,所以他長大後胸部和鷙鳥一樣,聲音似豺狼,後來由於政務繁重,引發腦膜炎和癲癇等病症。後來秦始皇渡黃河,癲癇病發作,後腦殼撞在青銅冰鑑上,加重了腦膜炎的病情,人處於昏迷狀態;當車趕到沙丘後第二天,趙高、李斯發覺秦始皇已死去多時。
持第二種觀點的人從幾篇有關秦始皇死亡情況的史書推敲,發現了可疑之處。這次出遊隨從人員主要有趙高、李斯、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隨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親弟弟,扶蘇的親信,可是當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時,蒙毅被遣返回邊關。從突然的人事變動來看,這似乎是趙高等人的計謀。因為蒙恬領兵30萬隨公子扶蘇駐防上郡,從秦始皇的身邊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蘇的耳目;加之趙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後因秦始皇赦免,趙高才恢復官爵,趙高從此對蒙毅恨之入骨,發誓要滅掉蒙氏一族。趙高在秦始皇遣病重時遣走蒙毅,也為自己後來計謀的實施清掉了一塊絆腳石。
秦始皇死後,趙高採取了說服胡亥威脅李斯的手法,三人經過一番密謀,假造秦始皇發佈詔書,由胡亥繼承皇位。同時,還以秦始皇的名義指責扶蘇為子不孝、蒙恬為臣不忠,讓他們自殺,不得違抗。在得到扶蘇自殺的確切消息後,胡亥、趙高、李斯這才命令車隊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陽。為了繼續欺騙臣民,車隊不敢捷徑回咸陽,而是擺出繼續出巡的架勢,繞道回咸陽。由於暑天高溫,秦始皇的屍體已經腐爛發臭。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買了許多魚裝在車上,迷惑大家。到了咸陽後,胡亥繼位,是為秦二世,趙高任郎中令,李斯依舊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權實際上落到了趙高手中。趙高陰謀得逞以後,開始對身邊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發覺趙高陰謀後,就上書告發趙高。秦二世胡亥不僅偏袒趙高,並且將李斯治罪,最後將李斯腰斬於咸陽。趙高昇任丞相,由於他可以出入宮禁,特稱「中丞相」。
趙高的最終目的是要做皇帝,而他不能支配活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對他來說是天賜良機,只有在秦始皇死後,他才能假傳遺詔,一步一步實施他的計謀。秦始皇是病死還是被害,目前尚無定論,如果是被害,趙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
【總結作為】
秦始皇對中國的統一,做了許多前無古人的業績,將影響較大的幾項羅列如下:
1. 統一文字,使其成為一個民族的基礎,並延用至今;
2. 廢分封,立郡縣,成為以後中國統一後管理的標準模式,歷時數千年之久;
3. 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在商業上大大便利國內交流.;
4. 車同軌,道同距,修建秦直道大大便利國內交通;
5. 焚六國史書,客觀來講統一了思想,避免因為歷史問題而導致國家分裂;但是毀掉的各國古籍使得中國相當部分古文化斷層、古代史斷代,這點確是遺憾;
6. 修建靈渠,加強了對珠江流域的控制,並使該地區永遠成為中國的版圖;
7. 修建長城,使其成為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的天然分界,長城長期成為國界;
8. 北擊匈奴,奪回河套地區,並使該地區永遠成為中國的版圖。
【歷史評價】
他是中國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號的創立者,同時也是中國皇帝制度創立者,使中國進入了多民族中央集權帝制時代的人。他也使中國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形成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局面,為其後各朝代謀求統一奠定了基礎。但自古以來,秦始皇一直是一個倍受爭議的人物。
【正面評價】
秦始皇在位之時,吞併六國,並發兵南徵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秦王掃六合」。按戰國地圖看,領土幾乎比戰國七雄控制範圍擴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設置郡縣」,對征服後的土地注重統治和制度建設,不似其它同時代的征服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或羅馬的凱撒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設;因此使統一的土地統治穩固,這才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後人認為,「功莫大過秦皇漢武」。意指秦始皇在功績方面,排在漢武帝之前,歷史上無出其右。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視以法治國,秦始皇繼承了這個傳統,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韓非,曾自嘆「若與其同遊,則無恨矣」。對將領賞功罰罪,皆依法。秦始皇雖專制,認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國。陳勝、吳廣起義,其理由也是「秦法嚴苛」,其罪當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並非如後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般因嚴重腐敗,而官逼民反。後世儒家倡導人治,治國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決,而至今日人治之風,馬屁之風猶在。
秦始皇首創驛站制度,並修驛道。為龐大帝國的政令通達以及由此而來的郡縣制皇權國家奠定了技術基礎。「修驛道,設郡縣」,這是中國能夠採用郡縣制這種先進制度,而非類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期的羅馬不能有效控制佔領區,只能設權利極大的總督(總督總攬一地的軍政大權,都是貴族,基層組織都依靠當地的原有組織),仍舊類似於分封制,這是羅馬帝國後來分裂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郡縣制是一種平民製度,其軍政首腦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績軍功可上可下,可平職調動,這就導致了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的出現。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都可以來自平民,郡縣官僚制有效的保證了平民(布衣)參政議政的權利(如李斯,蒙驁等等都是布衣,依軍功政績才出將入相),相比分封制這種貴族政治,無疑是一大歷史進步。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和軍隊制度就是起源於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為之後近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先進於西方,從而比西方發達奠定了基礎。所謂「漢承秦制」,「自秦以來,其制未變」,「百代都行秦政法」。兩千年的皇權時代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制度。
(三之三,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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